“还有一点：腐败的根源是什么？现在只要打开电视，翻开报纸，都可以看到一批批的贪官被揪出来，被法办。这当然是反腐倡廉的成绩了。问题是，这样多的贪官污吏，成群结队的腐败分子，是怎么上去的？是谁提拔的？他们又是如何取得信任的？大家都知道，每当提拔重用一个人，必然先由组织部门、人事部门一层层地考察，了解，搞得煞有介事。但谁都知道那是个样子，只不过认认真真走过场罢了。提拔谁，重用谁，最后都是由掌实权的人说了算。事实上，谁的眼睛最亮？群众的眼睛最亮。但群众没有插嘴的份儿。问题出来了，那些掌实权的人不但没有错，反而有功－－他们又成了反腐倡廉的英雄。
腐败和反腐败，都由他们自己来搞。裁判和运动员是一个人，这样的竟赛只能是越赛越邪乎了。”
老崔口沫四溅，越说越来劲。胡然却感到身上森森的，不想再听下去了。他打断了朋友的话题：“净说这些干什么？烦死人了。”
老崔嘿嘿一笑说道：“你不想听这些？老实告诉你，你当初根本就走错了路。你选择这一行是大错特错了。什么专业，什么文学，滚一边儿去！那些厅局级干部，和你一样，都是大学生，也都就是你这个岁数，看看人家过的是什么生活！一个个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头发油黑，印堂发亮。哪像你，寡白清瘦，头发稀疏，两眼干涩，未老先衰，熬夜熬得眼睛下面还起了两个大泡，倒了八辈子霉似的。再看人家，穿的高级时装，打的名牌领带，皮鞋明光发亮，出门有小车，写字有秘书，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海鲜不断，珍禽遍尝，吃饱喝足了还要搂着小姐消遣。再看看人家住的，光是一个客厅就可以跑车，比你全部的房间大得多。高级家具，豪华装修，抽的大中华，喝的五粮液。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七大姨八大姑全都成了干部。子女不是出国留学就是在哪个公司里发财。这我说的还都是清官。问题是：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的工资和你差不了多少，都是所谓工薪阶层。他们说不定还会说你们这些作家拿了工资又拿稿费，是特权阶层呢！而你胡先生，辛辛苦苦，熬灯费油，三年五载写成一本书，又能挣多少钱？一两万块钱撑死了。这还是能卖得出去的书。不然，你还得自己掏钱出书，然后拉回家堆在过道里了事。所以我说，你当初选择这个行当，压根儿就选错了。
“你别摇头。我知道你们这些人的毛病：自尊心特强。你们是鸭子煮在锅里，肉烂嘴不烂。我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就拿这住院来说吧，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上了级别的干部，住的都是单间，甚至套间，听说有的还有洗澡间，会客室，各种进口药品，高级补药，名医会诊，特级护理，每日检查，百般照顾。而你呢，也算是古城响当当的人物吧，但却是一般干部，那就对不起了，只好委屈一点，住在这十多人一间的大病房里，空气污浊，交叉感染。大夫敷衍了事，护士待理不理，张张冷脸，处处碰壁，拖不死就算你命大。让你真正体验一次生活。”
讲完了，掏出一支烟来，香香地吸了一口。
胡然感慨万千。没有想到这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工人，竟是如此关心社会问题，涉猎又是如此广泛，看问题偏颇而又不乏深刻，言辞更是如此的尖锐！要是退回三十年去，像这样毫无忌讳纵论国事家事天下事的人，不是坐牢就是当右派。可他却一身胆气，竟不知畏惧为何物，更无一丝一毫的圆滑两面之气。真是一个通体透明的人。而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
发完了这些于己无关于事无补人们已经听得耳朵起茧了的牢骚之后，老崔这才想起了正事。他对胡然说：“上诉状我已经交上去了。郑辉那小伙子很不错，他说中院立案室有他的同学，他会给他打招呼，把咱们的案子分给一位水平、素质都比较高的法官。”
胡然感叹道：“哪怕这场官司最后打输了，能结识郑辉这样一位好青年，也就值了，很值了。”
老崔站起身来说：“官司我来打，你就安心治病吧。”一阵风走了。
老崔刚走，孟一先来了。提了不少新鲜果品，问完了病情，又说起官司。胡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谁能想到，一篇小小的杂文，竟然惹出一场满城风雨的官司，真他妈窝心。”
孟一先说：“别说你的杂文，听说有些地方写小说也被人状告侵权了。”
胡然凄然一笑：“是吗？写小说吃官司，这倒是咱们的一大发明了。”
孟一先说：“你这案子倒是启发了我－－”
胡然一愣：“啥意思？”
孟一先莞尔一笑：“本记者也想打一场官司，弄两个钱花花。”
“你要告谁？”
“鲁迅先生。”孟一先说，取出一支烟来，在指甲盖上磕了磕。“什么？你要状告鲁迅？”
“对呀，”孟一先说，吐出一个烟圈，“告的就是他。不光是我自己，还要联合千千万万的同胞告他侵权。”
“此话咋讲？”
“别的不说，光是一部《阿Q正传》，就伤害了多少中国人！一个阿Q形象，把你、我、他都写进去了，不是侵犯了咱们大家的名誉权吗？”
“你胡嚼些啥！阿Q和咱们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孟一先说，“精神胜利法谁的身上没有？拿阿Q头上的辫子示众，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揭国人的疮疤和隐私吗？亏你还是作家呢！还有什么高老夫子，假洋鬼子，不都是变着法儿骂人吗？这个状呀，一告准赢。”
胡然笑道：“这个状子一告，那可就热闹了。天下有多少人将会拿起放大镜，在各种文艺作品的字里行间寻找曲笔，对号人座，去扞卫自己的名誉权了。”
孟一先说：“那我就功德无量了。书店里积压多年的图书将被抢购一空，出版社利润大增，岂不两全其美？”
胡然说：“你也就在中国法律史上留名了。”
孟一先说：“有那么伟大吗？”
胡然说：“当然。你也不想想，此风一开，咱们就会变成诉讼大国－－你功不可没呀！”
孟一先笑了起来：“只可惜，鲁迅先生已经作古多年，我没有这个福分了。”
二人相顾一笑。
这是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天气冷得比往年还要早些。十一刚过，树上的叶子就开始变黄了。雨浙浙沥沥地挥洒着，下得人身上一阵一阵发颤。天空是灰蒙蒙的一片，远处的山头都笼罩在烟雨迷蒙之中。路上行人稀少，纷纷扬扬飘落的树叶更给寂寥的山城带来了清冷的感觉。
《文艺春秋》的日子就和这灰暗天空下的树木一样，在冰凉世界中生枝，发芽，奋斗，挣扎，几经风吹，几经雨打，终于到了无可奈何叶落去的时候了。
经过一年多的内查外调，多次“研讨”，搞搞停停，停停搞搞，紧了又松，松了又紧，《中国诗歌的新曙光》一案，在古城决策者的脑海里终于有了一个大概的解决思路。否则这样长期拖下去，也无法向某老交代。事情总得有个了结。以王伦为首的清查工作组，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废寝忘食，搜集整理了《徐晨其人》和《孟一先言论录》两发重型炮弹以及关于编辑部的其他材料。《文艺春秋》的问题，初步定性为：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除此之外，还有经济问题，组织纪律问题，以及某些人的道德滑坡问题。为了发扬民主，提高处理问题的透明度，市领导决定召开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古城作协和《文艺春秋》编辑部的同志参加。
文艺家们陆续来到了坐落于黄河之滨的市委大院。当走进二楼最西端的常委会议室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神圣的感觉。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古城领导层最后拍板的地方，许多关系到全城百姓衣食住行严打整治等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从这间会议室里作出的。因而在芸芸众生的心目中，这里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许多人为能走进这间大屋而感到荣幸。今天，当自诩清高的作家诗人以及文艺理论家屏声静气、鱼贯而入踏上厚厚的绿地毯时，名流们的脸上一瞬之间都显现出丰富的表情。革命诗人茅永亮的神情是自豪的，幸福的，他又来到了自己的“家”。老作家张名人的神情是荣幸的，驯顺的，就像一只波斯老猫，被主人温柔地抚摸着，感到舒坦极了。而评论家细酸－－这次清查中荣立首功的着名教授钱学义，则做出了受宠若惊、感恩戴德的表情，将身子缩成一团，一会儿望望启明同志，一会儿望望肖副市长，迎着他们的目光，发出谦恭的乃至谄媚的笑。惟独《文艺春秋》的几位编辑先生，表现得不那么理想，给整个会议室的氛围增添了一点不协调的色彩。特别是最年轻的周新亚，居然不分尊卑大不咧咧地坐到了会议室中间的椅子上。此公近来又添了一大嗜好：抽烟斗。当他旁若无人地装满了烟斗，搭起了高跷腿，云山雾罩地开始大抽其莫合烟时，主持会议的肖副市长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带着明显反感的口吻问坐在身边的王伦：“这个大胡子青年是谁？哪个单位的？”王伦悄声告诉肖副市长：“他叫周新亚，《文艺春秋》理论编辑，《中国诗歌的新曙光》那篇稿子就是他组来的。”肖副市长“哦！”了一声，转过头去，不再看周新亚了。
人们到齐之后，肖副市长宣布开会。他讲了会议的宗旨：对于《中国诗歌的新曙光》的研讨已经进行了好长时间了，可以说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讨论。在此过程中，对《文艺春秋》所犯的错误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查。经过这一段的工作，人们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是到了应该有一个结论的时候了。今天请同志们来，就是要让大家帮我们会诊一下，看看怎样下这个结论。你们都是专家，就帮我们提出一个治疗方案吧。
肖副市长话音刚落，钱教授和茅永亮、张名人等纷纷发言，慷慨激昂，老调重弹。一阵排炮放完之后，会议陷入了暂时的休眠状态。
“大家都讲完了吗？”周新亚环视一下会场，“要是讲完了，我也来说几句。”
将烟斗从嘴里拿下来，慢慢地磕去烟灰，笑模笑样、从容不迫开讲了：“我叫周新亚，是《中国诗歌的新曙光》的责任编辑。”与会者一齐把头转向周新亚，看这位大胡子青年会说些什么。
“今天主要给《中国诗歌的新曙光》定性，附带给《文艺春秋》把脉。姑且不论这篇文章好与坏，对与错，仅就将其发表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编辑部身上，我以为是荒谬的。”
一阵骚动。人们交头接耳：这小伙子吃豹子胆了？他不想在古城待了？
又补了一句：“是不道德的。”
肖副市长的脸红了。启明同志瞪大了眼睛望着周新亚。
“这篇文章的发表过程，自始至终，我都是参与者，亲历者，我有责任说明真相。”
停顿了一下，偷眼看去，几位领导的表情很不自然。
“正如徐晨同志在一开始就说明的那样，我们发表这篇文章的本意，是为了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百家争鸣，激活一潭死水的古城文坛。并非是故意放毒。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学术问题。”周新亚侃侃而谈，“而且，在发稿之前，我们是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层层向领导送审了的。”
领导们坐不住了，有的咳嗽，有的倒水，有的上厕所。
“我们首先送作协党组书记王伦同志审阅。王书记按照他一贯的作风，将问题推到了苏部长那里。”
王伦脸一红，又想抠脚丫子了。无奈市委重地，不敢当众脱了鞋袜，只得用手挠挠皮鞋，隔鞋搔痒了。
“我们又把稿子送给苏部长。苏部长还把徐晨同志劈头夹脸地克了一顿，嫌老徐观念落后、思想保守哩。－－苏部长，是不是这样？”
“哦，哦，想不起来了。”苏守信“哦，哦”两声，起身去卫生间了。
“于是问题又到了肖副市长的手里。”周新亚说，瞥了一眼肖副市长。肖副市长正襟危坐，脸稍稍地红了一下。
“稿子送到肖副市长那里，肖副市长很生气：不就是一篇文章吗？这样兴师动众干什么？－－肖副市长，您是不是这样批评我们的？”周新亚的目光直视着肖副市长。
“是的，我是这样说了。”肖副市长面不改色，目不斜视，“不过根据一般惯例，遇到疑难问题，最后还得……”
“所以稿子就又旅行到了启明同志那里……”
“胡球然！”启明同志勃然作色，“你们发表文章和我有什么关系？”
“有。”周新亚说，不顾从各个角落投来的谴责的目光，“我们又……”
“和启明同志没有关系。”肖副市长打断了周新亚的发言，“这篇文章和启明同志一点关系都没有。作为负责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在我分管下的《文艺春秋》上发表有严重思想问题的文章，我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启明同志的脸色舒展了。
周新亚并不想见好就收。他点燃了烟斗，美美地抽了一口，接着说：“抱歉得很，本人有个坏毛病：爱写日记。那一段过程，我都有详细的记载。各位要不要听听呀？”
沉默。
“如果大家不反对，我就念了－－
某月某日……
某月某日……
某月某日……
某月某日……”
在周新亚朗读日记的过程中，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掉下一根针去都能听到。肖副市长终于沉不住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启明同志面色铁青，嘴里不住地咕哝着“胡球然！”
好久，肖副市长恢复了镇定，准备收场了。他做出一副灿烂的笑容：“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由于时间关系，暂时就开到这里。小周同志的意见如果没有提完，下次会议还可以再谈。”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周新亚：“这样可以吗？”人们如释重负。有人还掏出手绢，擦去了头上的汗（听会听出汗来，这在古城文坛还是第一次）。肖副市长抢前几步，热情地握住周新亚的手，用另一只手拍着大胡子青年的手背说：
“小伙子，我很欣赏你的勇气。”
当周新亚转身离去后，肖副市长望着他挺直的背影，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坏人！”
古城作协党组书记王伦回到单位，将公安机关发下来的一张内控人员登记表从文件柜里翻了出来。这张表已经发下来很长时间了，他一直没有填，现在是到了填写的时候了。他脱下鞋袜，习惯性地抠着脚丫子，一边在脑海里迅速地过着“电影”：茅永亮，和党一条心，好同志。张名人，有点虚荣心，但人不错，懂事；牛人杰，有成就的影视剧作家，古城作协惟一能拿得出去的一块牌牌；胡然，政协委员，虽然生活作风不够检点，但政治上抓不住什么把柄；野风，思想阴暗，有点邪门，似乎够得上格，但党组书记有些犹豫：此人是个疯子，万一他知道了闹起来，如何是好？最后，王伦的思想定格在周新亚的身上。那家伙吊着二郎腿，抽着烟斗，调侃戏弄启明同志和肖副市长，让领导同志当众出丑的情景又刺心地浮现在党组书记的眼前。他提起笔来，在内控人员登记表的姓名一栏里，果断地写上了三个字：周新亚。过了一段日子，启明同志向肖副市长催问这桩未了的公案，肖副市长说：“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思路：干脆不提《中国诗歌的新曙光》了，也不定什么性了，避开这些东西。”
“什么意思？”启明同志一时摸不着头脑。
肖副市长解释说：“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加强和充实《文艺春秋》的领导班子是在所难免了。文学创作发展很快，刊物总不能是老面孔，读者有意见嘛！改刊势在必行。徐晨同志身体不好，年纪也大了，我们不忍心再让他挑这副重担。我的意见，徐晨同志保留作协副主席的职务，《文艺春秋》主编就不再担任了。让他安心养病吧。关于编辑部的其他同志，可以适当调整工作。”
启明同志颔首笑道：“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就是过了一百年，咱们还是主动的。”
几天后，肖副市长和苏部长偕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员来到作家协会，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宣布了市委、市政府的决定：组成新的《文艺春秋》编委会，并建立基金会。名单如下：
主任：王伦（兼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