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先生来了精神，他的坐姿也摆得更像一位导师而不是被告了。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作家梦没有实现。当法官纯粹是为了生存。可对文学的兴趣并没有减弱，胡老师你下次来，能不能给我带几本书？”
“好的，好的。”胡然满口答应。
郑法官这才把起诉状从抽屉里拿出来，交给胡然。
作家先生匆匆浏览一遍，不解地问道：
“报纸上早就炒得满城风雨了，立案的日期怎么是前天？”“咳，再不要提那些报纸了。”郑辉的眉头皱了起来，“立案总有个过程嘛！原告把状子递上来，我们还要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立案。并不是你一告，我就立。这有个程序。可那些小报倒好，狗鼻子很长，只要嗅到一点腥味，不管你立了案没有，马上就曝光了。为了抢新闻，制造轰动效应，根本不顾社会公德。《古城快报》发表消息的那一天，我们才刚刚接到状子，怎么能马上就立案呢？”
胡然听出了一身汗。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如今的无冕之王，竟也变得如此不堪了。
“对一些小报记者，我们非常头痛。”郑法官几乎在诉苦了，“为了扩大报纸发行量，为了自己的经济效益，有些人是不顾廉耻了。他们如蝇逐臭，无孔不入，他们捕风捉影，拿蚂蚁当大象，他们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他们制造一个又一个特大新闻，惟恐天下无事。一件案子，正在审理之中，他们已经炒得沸沸扬扬。芝麻大的一点民事纠纷，在他们笔下成了天下奇案。舆论干扰司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弄得我们很被动。不让他们写吧，又成了黑箱操作，让你两头犯难。说句不好听的话，个别小报记者，已经成为扰乱人心，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公害。”
胡然静静地听着，心里想道：这个法官有水平。
郑辉叹了口气：“这个工作，我是干得烦烦的了。”
作家先生不由一惊。
“胡老师你是不知道，咱们的社会已经诉讼成风，讼棍遍地了。”郑法官用忧伤的语调说道，“人们告状成瘾，屁大的一点事都要告状。连两口子觉睡得不痛快，邻居之间吵个架都要上法庭。我刚刚处理过的一件案子更稀奇：老子告儿子做的老衣不称心。老子才六十几岁就要儿子给他准备寿衣。并要求至少值价两千元以上。儿子把寿衣拿来了，老子一看勃然大怒：这件破衣服能值两千元吗？你想把老子像叫花子一样打发进火葬场吗？不行！一纸诉状将儿子推上了法庭。爷儿俩在庭上争吵了一个上午，那老家伙还把寿衣铺在地上，让我看是否能值两千元。真他妈的没意思。审完官司，我真想吐！一个小小的街道法庭，就这么几间房子，一年四季坐满了打官司的人，整天吵得一塌糊涂，耳朵都震聋了。案子堆积如山，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才能回家。有时候为了清理积案，国庆节春节都得加班。而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民事官司，不管名目多么繁多，目的只有一个：要钱。中国人真是穷疯了，发财梦圆不了，就想打官司来发财。小小的一点事情，都要什么精神损失费，而且漫天要价，动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你的精神损失真那么大吗？如果法律规定不赔钱，我看百分之八十的名誉官司都没人打了。中国人才不那么爱惜自己的名誉呢。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是助长了人们的投机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敲诈勒索。长此以往，我们固有的淳朴民风传统美德，将荡然无存了。”说到这里，郑法官又加重语气道：“我们不是外国。外国的总统是否嫖风都要由法院说了算。中国人犯不着学他们。”
一席推心置腹、痛快淋漓的话语，使胡然对这位青年法官顿起敬意，甚而刮目相看了。
“尤其可笑的是，一些人出名出不了，便异想天开，通过状告名人的办法来使自己出名：告倒名人，自己当名人。这可能吗？弄不好还会事与愿违，把自己搞臭了也说不定呢。”
说完，便抬起一双聪慧的眼睛，笑望着胡然。
作家先生大感欣慰。
郑法官这才点到了正题：“告你主要是两点：第一，双林沟治安室声称，他们根本就没有打过你。不要说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就是一般的闲杂之辈，甚至犯罪分子，他们也从不动手。遵纪守法是他们的工作原则。他们送来了二十多份证词，证明他们从不打人。现在我来问你：你在文章中写到，他们曾经关押并毒打过你，这你有证据吗？”
“怎么没有？”胡然急了，“当时被打得遍体鳞伤，好长时间走路都不方便，怎么能说没有打呢？”
“你上过医院吗？拍过片子吗？”
“没有。当时疏忽了，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事情。只是卧床休息，躺了几天就好了。”
郑法官的眼里闪过一丝失望。
“第二，东湖派出所诉称：他们是省、市、区表彰过的先进单位，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爱戴。文明办案是他们的一贯作风。至于姓哈的打人，那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已经受到法律的惩处，与派出所无关。你在文章中笼统地提到这个派出所作风粗暴，你还有别的证据吗？”
“没有。”胡然的脸红了。
“没有证据不行。打官司全靠证据。原告两个单位已经送来了几十份证明他们洁白无瑕的证词。你要想打赢这场官司，必须搞到有力的证词。要在取证上下点工夫。没有证据，我也无能为力。”
“好，我记住了。”胡然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他拿了起诉状，告别郑法官，脚步懒懒地走回编辑部。
电话铃响了。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
“胡然先生在吗？”
“我就是。有事吗？”
“是这样的，胡先生：我是天平律师事务所的一级律师，我叫于无尘。”
于无尘？这个名字好像听过，挺有名气的。
“噢，于律师你好。”
“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您打官司的事。我把那篇杂文找来读了，我也很气愤！这些人太无法无天了，应该谴责，您谴责得还不够哩。他们还有什么脸告人？此风断不可长。不能让他们把官司打赢。否则，以后哪个作家还敢写文章？舆论监督岂不成了一句空话？这些人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于律师，你算是说到我的心里了。”
“律师嘛，就应该是这样的。本律师事务所一贯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以扶助弱势群体为己任，在古城民众中有口皆碑。我们曾经……我们曾经……不信您可以打听一下。”
“不必了，于律师，我就委托你做我的代理人。”
“非常荣幸。”电话那头满口答应。“不过……”
“你说吧。”
“不好意思：我们律师事务所是自负盈亏单位，打官司是要收费的。”
“收多少？”
“按诉讼请求的百分之六收取代理费。您这案子的诉讼请求是10万元，律师费是六千元。”
“六千元？太高了。可以优惠吗？”
“当然可以，您是名人嘛。”
“优惠到什么地步？”
“这样吧：您按一半出得了：三千元。可以了吧？”
“能不能再……”
“不能再低了。”大律师的口气有些生硬了，“再低，我们就要关门歇业了。”
“那好吧。”胡然无可奈何地放下了话筒。
可怜的作家先生！名满高原，驰誉大河上下的小说家，此刻竟面对区区三千元这个数字有些发怵了。掏遍口袋，搜箱翻柜，只找出了一千一百二十八元四毛五分整。其余将近两千元还得老着脸皮向朋友们伸手。向野风借，向徐晨借，向周新亚借－－这些人同样是囊中羞涩的穷光蛋－－花了两天时间，才凑够了三千元：一大把又脏又旧的票子。
第三天上午，胡然兴奋地到天平律师事务所去交钱。交了钱才能办理代理手续。
“你来迟了。”于大律师冷冷地说，从金丝边镜片后面居高临下地看着作家先生。“我等了你整整两天！”
“这不是送来了吗？”胡然说，将提包放到桌子上。
“我们的时间是用金钱来计算的。”于无尘摆摆手，示意作家先生不要取钱。“我已经接受别人的委托了。”
“谁的委托？”
“原告的委托。”于无尘轻松地说。点了一支烟，很香地吸了一口。“还是你这个案子。”
“原告的委托？”胡然的眼睛瞪得像环子大，眼前头又开始发黑了。“还是我这个案子？”
“没错。还是你这个案子。”于无尘弹弹烟灰，“双林沟林场一家就送来了六千元的律师费。人家决心要打赢这场官司，否则以后谁还敢住他们的宾馆？”
“你，你，”胡然嘴唇哆嗦着，“你们这种作法……合，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于律师笑了，“商品社会嘛！”
“你不是标榜自己一贯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扶助弱势群体吗？”作家先生义正词严。
“对呀，对呀。”于律师吐出一个很考究的烟圈，“可主持公道并不一定非向着你呀。你也并不是正义的化身。至于持助弱势群体，你和双林沟比起来，到底谁是弱者？你是市政协委员，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他们呢，不过一个地处深山的小林场。你自己说说应该扶助谁？”
“哈哈哈哈！”作家先生忽然发出一阵狂笑，“骗子，你们原来是一帮骗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笑声产生了奇迹：于大律师满脸的傲气，轻松的表情，以及浮在嘴角上的嘲讽的笑意突然消失了，滔滔的说词也戛然而止。
“唉！”于无尘叹了一口气，换上一副愁苦的表情，“我们也有自己的苦衷，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
胡然冷笑着听他说什么。
“律师怎么了？律师也有妻子儿女，也要养家糊口。我们不比你们。你们捧的是铁饭碗，按月拿工资，俸禄年年涨，而且还有稿费－－等于是双薪。可我们呢，一分一厘都得自己挣。还要付房租水电缴纳税款，还要应付各种摊派各种杂捐。你要求我们做天使那不是强人所难吗？其实你不懂，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公正和道理，一切全从利益出发。你说我没有良知，良知总不能当饭吃。你嫌我没有是非，是非是什么？是非无非就是是是非非，能分得清吗？你要我主持公道，我主持公道谁来养活我？我是谁出钱就为谁说话－－哪怕他是流氓强盗杀人犯呢。”一席混账王八话，竟说得作家先生的气消了大半。他点了一支烟，听这位大律师还会吐些什么真言。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官司根本就不是律师打赢的。我们虽然喊着要依法治国，但离真正的法制国家还远着哩。官司的输赢最后还是由法院说了算，律师的作用有限得很。有些案子甚至连法官都无能为力，而是法律背后的较量。你还指望律师能干什么？说白了，律师只不过是一个心理医生，给当事人起到一种心理安抚的作用。至于你的病能否治好，医生是负不了多少责任的。你也不想想，我于无尘能比你胡作家高明到哪里去？我们只不过多看了几本法律书，嘴巴子锻炼得利索些罢了－－你千万不要迷信律师。”
扶扶金丝边眼镜，又说了下去：“还有等而下之的一种律师－－我瞧不起这些人－－更是充任着皮条客的角色，在当事人和法官之间拉皮条，是当事人行贿法官的中间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就捞足了油水。至于官司最后的结局如何，没有几个人会当成一回事的。”
如此说来，胡然厉声说：“你是不想做我的代理人了？”
“这就要请你多原谅了。”于无尘赔着笑脸说：“我总不能既给原告辩护，又为被告辩护，那岂不成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了么？”“那你说怎么办？我已经来了。”
“这好办。要不这么着吧：我另给你介绍一位律师：我的朋友白又清－－名气比我还大，口才比我还好，人称白铁嘴－－来做你的代理人，在法庭上和我辩论，如何？”
“去你娘的，老子另找一家律师事务所。我就不信离了张屠户，会吃连毛猪。”
“你别骂人呀！火气这么大干什么？买卖不成仁义在嘛。”作家先生没有耐心听他说下去，转过身扬长而去。
“哎哎哎，别急着走嘛。你们单位请不请法律顾问？我可以常年代理。价格可以优惠……”
“我日你妈！”作家先生甩下一句脏话，离开了天平律师事务所。
听了胡然的叙述，老崔头摇得拨浪鼓似的：“不请了，不请了，不请律师了。我来当你的代理人。我这几年和公安打交道，也涉猎了一些法律知识，懂得一些门道。不要花那个冤枉钱了－－有钱咱们吃手抓羊肉。”
事情就这样定了。二人头对头写了答辩状，交给郑法官，然后便开始了艰难的取证历程。
肮脏的中国人！被阉割了的中国人！每次取完证，老崔都要愤愤地骂几声。一件再简单不过也再明白不过的事情，办起来竟是如此的费劲。仅据老崔掌握的情况，平时被东湖派出所打过的人－－特别是一些街头混混－－就不下数十人。但当他们去取证时，却一个个钢嘴铁牙，咬定从未挨过“公家”的打，甚至连一句骂都没有挨过。有的只是亲切的开导，耐心的教育，比自己的亲爹亲妈还要亲。一张张冷脸，一双双白眼，拒绝为他们出证。回过头去，却又给“公家”作证，一份份证词都言之凿凿地证明着这个派出所感人至深的良好作风。他们又去找一个小老板，这个小老板曾经被东湖派出所“放鸽子”的联防队员抓去，用钢丝鞭打歪了鼻子。什么叫放鸽子？你连放鸽子都不懂？老崔耐心地讲给作家先生听：他们为了“创收”，将一些“小姐”，甚至干脆就是他们自己的爱人，天黑以后“放”到街头巷尾去勾引男人。哪个倒霉的家伙要是上了“钩”，便立即被几名大汉铐到联防队里，一顿饱打之后再罚款三至五千元。那个小老板就是这样被击中的。鼻子至今还歪着，属于“苦大仇深”一类。走，咱们去找他。
我的鼻子是咋歪的？这你管得着吗？谁也没有打过我，天生就是这个样子！我又不娶你老婆，你问这干什么？爱歪不歪呢！走走走，滚出去，再纠缠我就不客气了。
一鼻子灰。满肚子丧气。
“走，城里人胆小狡滑，咱们到乡里去。乡里人老实忠厚，说不定会给咱们出证呢。”
于是又到了双林沟。一路上的车票，饭钱，住宿，全由老崔抢着付了。胡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觉着自己欠老崔太多了。
双林沟的情况更糟糕。那些貌似憨厚的山里人，不是一问摇头三不知，便是笑而不答，让你不得要领。经过重重曲折，最后在一个山坳里找到了一位曾经给林场当过看门人的老汉，磨破了嘴皮子，又付了五十元的“辛苦费”，这才自己口述，让老崔笔录，写了一张含糊其辞的证明：听说林场治安室有打人现象，本人没有见过，仅供参考。让老崔念了一遍，支起耳朵听明白了，这才哆哆嗦嗦地盖上了手印。
无功而返。又杀向城里。继续敲那些已明白表示不愿出证的证人的门。敲死门不开－－一双眼睛在猫眼里观察着。再敲，里面开始骂人了：
“敲你妈的B！无赖！流氓！强盗！再不滚开，老子就要报警了！”
充满了屈辱。
整个取证的过程，让作家先生更加懂得了世道人心。原来自己过去所描写的“生活”，竟是那样的苍白无力，那样的简单可笑，那样的虚假那样的小儿科了。
最后，还是老崔自己写了一份证词，又让他的几位亲友写了证词，勉强凑了七八份交给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