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真个是变了：名不见经传
的小人物要了“公家”的命
文艺采风总结表彰大会在市委礼堂隆重举行。
在此之前，作家艺术家们已经创作了一批热情洋溢的诗歌、散文、游记等作品，在《古城日报》、《黄河快报》和《文艺春秋》上发表，畅谈了采风活动的重大意义，讴歌了西岭山区的惊人变化。其中尤以沈萍的文章写得感人。女作家的题目是：《苦甲天下今安在？换了人间》，通篇文章充满了激情和爱，表达了对山区人民的一片拳拳之心，让人一看就知道作者是含着眼泪写成的。张名人以一幅魏体书法见报：灵魂深处的洗礼。王伦的散文题目俗了些：《深入生活的重大收获》。而茅永亮的诗则像一篇檄文刺向现代派诗人：《农民的审问》。硕果累累，士气大振。这是贯彻党的文艺路线的重大举措，是古城思想宣传工作的精彩篇章，是肖副市长的大手笔。要总结，要宣传，要推广。
礼堂里人头济济，古城文艺界精英齐集一堂。肖副市长主持会议，王伦介绍经验，细酸和皮蛋、红蛋大会发言。肖副市长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沈萍和她的《野情》。他的语气里带着十分强烈的感情色彩：
“同志们呀！就在文艺界一些人发出种种奇谈怪论，否定革命文艺路线，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就在一些人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关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的时候；就在一些人心态浮躁，惟利是图，大搞拜金主义的时候；我们的沈萍同志扎根深山老林，呕心沥血，埋头创作，十年磨一剑，写出了为人民代言的长篇小说《野情》……”
启明同志插了进来：“谁说古城没有人才？沈萍不就是人才吗？－－沈萍同志来了没有？”
“来了！”一声清脆的应答，一个身材高挑、圆脸杏眼的女青年站了起来，向着首长发出甜甜的微笑。
“好！好！”启明同志说，“好！”
女作家腼腆地笑了笑。
“下一步写什么呀？”启明同志笑吟吟地问。
“打算把《野情》改成电视剧。”沈萍娇羞地回答道。
启明同志扭头对肖副市长说：“你们可要支持哟！”
肖副市长点点头：“那是一定的。”
启明同志提高嗓门说：“对这样的人才，我们要重奖，要加大宣传力度，要破格使用！－－谁说我们不爱惜人才？嗯？胡球然！”
苏部长说：“我们已经建议给她国务院特殊津贴，评为国家一级作家。”
坐在台下的胡然心里一咯噔：天哪，我才是中级职称呢，这小丫一下子就跳到了正高！比我高两个台阶了，以后我要叫她老师了。
肖副市长说：“我们还准备让她做政协委员哩。”
启明同志说：“委员太小了，让她当常委！”声音一变：“徐晨同志来了没有？”
徐晨弯着腰站了起来：“来了，来了。”
“我说老徐呀，”启明同志露出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你这个同志！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不像个男子汉嘛！我们让你检查，那是为了你好嘛！是为了让你痛痛快快地洗一次热水澡，把思想上的那些污垢和垃圾都清除了，轻装上阵嘛！可你硬是哆哆嗦嗦地不肯下水，只探下去一只脚，做出要洗澡的样子。这不行嘛！嫌水太烫了是不是？水是热了点，但比起文化大革命的水来，那是够温了……”
徐晨心里一阵苦笑。还嫌水不烫？内查外调，紧锣密鼓。里紧外松，周密部署。作家协会批，古城日报批，黄河大学“研讨”，祁连师专“研讨”，材料打印了又打印，指示下发了又下发，性质升级了又升级，还嫌水不烫？
“我们是与人为善的嘛！我们……”
肖副市长接上说：“不光是一个《文艺春秋》，也不光是一篇《中国诗歌的新曙光》。在座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也就实话实说：文艺界的问题相当严重。一些人……写了许多读不懂的小说，说了许多听不懂的话，做了许多看不明白的诗，谱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曲……一大批坏书，坏文章！情况严重啊，同志们！”话锋一转：“很对不起，说了一些刺耳的话。但是良药苦口，我也是一片好心嘛！就是对那些写了坏书坏文章的人，也还是个教育问题，提高认识嘛。认识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我们不学四人帮，整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表彰会后，沈萍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细酸一马当先，日夜奋战，写出了《再读野情的体会》、《穿越伟大的时空》、《一颗耀眼的新星》等一系列评论文章，天女散花般地在古城的大小报刊发表。王伦则不失时机地召开了一次高规格的《野情》研讨会，遍邀全城着名的专家学者参加。而被当地人称为三大怪－－记者、妓女、电视台－－的老记先生们更是如蜂之采蜜，蝶之吸粉，嗡嗡营营，蜂拥而至，整天围着女作家转。各种捕风捉影、夸大其辞的报道、专访、心得体会、人物特写、长篇通讯等等铺天盖地而来，一束束泡沫中子弹在山城轰炸，搞得古城人昏头涨脑，莫辨东西。其中最精彩者当推《古城快报》用了一个整版发表的《沈萍女士答记者问》。仅摘其中一段，以飨读者－－问：您是怎么想起要写《野情》的？
答：因为我是大山的女儿，我太热爱农民了。既然现在作家都不写农民了，那就让我来为他们树碑立传吧。我生是农村的人，死是农村的鬼，为农民写作是我此生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问：请谈谈《野情》的写作经过。
答：我是含着眼泪写出这本书的。花了整整十年的功夫。套用一句古话，那就叫卧薪尝胆。夜里三点钟从床上爬起来，一直写到早上八点。天天如此，说句不客气的话：把一头的头发都写干了。
问：听说您和高原出版社打了一场官司，最后以和解而告终。
答：是这样的。中国人讲究和为贵－－这也是我做人行事的一贯准则。何况，侯总又是我所敬佩的忠厚长者，为《野情》的出版花了不少心血，他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他过去是我的老师，今后还是我的老师。
问：据悉，出版社给您赔了不少钱，是吗？
答：这完全是个人隐私，恕不奉告。
女作家横空出世，名声大振。一时之间，古城内外，大河两岸，人人争说《野情》，人人以有一本《野情》为荣。以至人们走到妇联门口，都要驻足秒把钟，用手指着那楼说：“写《野情》的女作家，就在这里面工作。”
羡慕啊－－古城人的骄傲！
她忽然忙得不可开交了。黄河大学做报告，古城师专讲学，祁连中学辅导，宣教口的会，统战口的会，文化搭桥经济唱戏的会，某某电视剧的开机仪式，某某画展的开幕式，某某书籍的首发式，某某戏的首场演出。大红请柬雪片般飞来，女作家分身无术。来古城不过半年，这个乡下姑娘即变成了“三种人”：名人、忙人、富人。为她做过嫁衣的老黄牛胡然先生，已经很难见到她了。而她新近又被奖励了一套住房，离开了妇联的宿舍，作家先生更是寻不见这位大腕明星的踪影了。
有一天，野风问胡然：“你培养的那位女作家，近来无恙乎？”胡然苦笑道：“什么我培养的，那是人家的本事！－－我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她了。”
“我见了。”野风诡秘地一笑，“在电视上。”
“噢？”
“好像是一个什么会议，和领导们坐在一起。打扮得很性感，风情万种。看那样子，已经和公仆们搞得很热火了。”
“是吗？”
一丝轻蔑的笑意掠过野风的嘴角：“对于阁下的这位高足，我只有四个字的评价：高原名妓。”
就在此时，省城发生了一件叫人惊破头的事情：老崔闯进戒备森严的两会所在地，拦车告状了。
原来，这段时间以来，崔先生就一直没有闲着。他找市委，找市政府，找法院，找公安，找检察院，找政法委，找市纪委，找信访办，找监察局，把大家都找烦了。公仆们都知道古城出了一个骨头。原先还叫他刺儿头，后来干脆叫他臊皮子。
“臊皮子又来了。”
他成了干部们笑谈的资料。
来正的不行，他就来邪的。他专等中午人多的时候，头顶签名簿，跪在市府门前，让公仆们难堪。警察将他架走，他还蹬着两只脚高喊：“冤枉啊，青天大老爷！”今天赶走，明天又来。闹到后来，首长们干脆不再从前门出入，而是从后门开溜了。
分管政法的肖副市长深感头痛，责令公安局尽快解决此事。来所长就又把胡然请去商量。派出所长特地拣了个安静的酒馆，要了几样清爽的菜蔬，一瓶上等干红，和作家先生边吃边谈。“你的这位朋友，”来所长凄然一笑，指了指脑袋，“是不是这里有毛病？”
“没有呀！”胡然摇摇头，“没有听说他脑子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神经不正常了。”
“神经也很正常。”
“不，”来所长断然地说，“神经肯定不正常。－－要在过去，我们早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了。”
胡然心想：现在你们不敢了？
“最起码，”派出所长说，“这位老兄是个死钻牛角尖的人－－缺乏逆向思维。”
胡然请教：何为逆向思维？
“事情明摆着，”派出所长说，“人已经死了嘛，再闹也闹不活了。那你何苦要闹呢？已经出了一条人命，总不能再出一条人命吧？一条人命已经是悲剧了，两条人命岂不是更大的悲剧？一家人啼哭已经让人心烦了，总不能让两家人都哭吧？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哲人说，后退一步，海阔天空。老崔如果不再无理取闹，不但哈警长，就连他的家人，他的亲戚朋友，都会感戴老崔一辈子的。而如果一味胡搅蛮缠闹下去，哈警长有个三长两短，他的那两个儿子可不是吃素的，人称双虎，平时身上都带着刀子，发生什么事谁也说不上。真要那样，那就是连环悲剧了。而这一切，又都是老崔不明事理造成的。他是个工人，头脑简单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是个知识分子，懂得道理，更能掂得出事情的分量。所以把你请来，咱们心平气和地商量商量，看看如何能把这个球事摆平。就是这，来，喝酒，喝酒。”
胡然耐心听完派出所长的话，眯着眼睛说：所长，这我倒不明白了，听你这样说，问题好像出在老崔身上。这个人可能有一身的毛病，但却有个最大的特点：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不像我们这些文人，河边的杨柳，随风摆。他的腰杆子比我们硬。我们随时会弯下腰来－－特别是在强力面前。他却不会。他是宁折不弯的人，这一点恐怕还要请你们考虑清楚。
来所长冷笑道：“照你这样说，倒是我们的不对了？他大闹派出所，撒野市政府，破坏公安形象，干扰政府工作，反倒有理了？”
胡然啪地放下筷子：“那你们把他抓了不就是了嘛，何苦还要来找我？”
来所长赔笑说：“胡作家你不要误会。我刚才的那些话，也是一时的气话，你不要告诉老崔，否则事情就更难办了。局领导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做出更大的让步。”
“什么让步？”
“除了上次谈到的，给他们解决一个人的工作以外，还解决一套房子。”
“噢？”
“是这样：最近分局盖了一栋住宅楼，位置挺好，就在度假村。给他们分一个大套，楼层由他们挑。这是局领导下了最大决心做出的决定，想尽快把此事平息下来，影响不好嘛！－－胡作家，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
胡然微微颔首。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自从他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公家”向百姓做出这样大的让步，有这样高的姿态。他甚至有点感动了，对“公家”的看法有些改变了－－他们已经不再单单是专政的机器了，而是颇有人味了。
他答应去老崔那里说项。
老崔一听就笑了：“给我一套房子？这么大方？他们不怕我住进去臊他们的皮？”
“人家可是诚心诚意的，”胡然说。
“那你去住吧，”老崔说，瞪了作家一眼，“你们这些人，让我咋说呢？别人给个好脸，就受宠若惊了。”
“那你的意思－－”
“房子我是想住哩，”老崔说，“我一家人至今住在两间低矮潮湿的平房里，我姐姐一家到现在还租住别人的房子，谁不想住宽敞明亮的楼房？而且还是大套！可我能住吗？屈死的冤魂允许我住吗？半夜里门也响哩，柜子也响哩，屋顶也响哩，地板也响哩－－那是亏心的房子，坏了天良的房子，谁要住进去，鬼都不饶你！”
说到这里，老崔的脸子红红的，盯着胡然的眼睛问：“你说这房子能要吗？”
胡然点燃了一支香烟，默默地抽起来。面对这个倔强的汉子，他不知说什么好）
“并不是我难缠，”老崔接着说，“我就是想讨还一个道理。”“什么道理？”
“事情明摆着：如果一个老百姓打死了警察，能够活命吗？不但要抵命，而且要大张旗鼓地召开公判大会，不但要杀一，而且要儆百。还要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全体干警参加，党政领导出席，慰问家属，追认烈士，花圈鲜花摆满会场，电视镜头反复播放，备极哀荣。如果是三个人打死了警察，这三个人都得枪毙。警察的命值钱是应该的，人民公仆嘛。可老百姓的命也不能这样贱呀！”
胡然听老崔唾沫飞溅地说着，似乎在听戏。
老崔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喉咙，又继续说下去：“而警察打死百姓，特别是在所谓破案中严刑拷打致死人命，只是把手上的血擦一擦，身上的灰掸一掸，说一声畏罪自杀，或者摞一句执行公务，就万事大吉了，这合理吗？难道法律只给老百姓定的？”说到这里，老崔停下来了，眼睛直直地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世界，舒了一口气：“我就是要讨还这个道理。”
调解未成，一系列怪事接踵而来。先是一天中午，老崔下班回家，突然被几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围住，问他：“你可是臊皮子？”
“什么臊皮子？”老崔一愣。
“你说什么叫臊皮子？”一拳打到了下巴上，血立即从他的牙缝中流了出来。
“凭什么打人？”老崔怒目斥问。
“我们不打好人，”为首的混混说，“专打臊皮子！”
又是一脚踢来，正中他的干腿梁子。
“谁和公家过不去，我们就打谁！”另一个混子说。
老崔的眼眶上重重地挨了一拳。
老崔一时兴起，大吼一声，扑向那伙地皮。地皮掉头就跑。跑了几步，看他站住了，就又折了回来。老崔平时爱练气功，轻功硬功全都上得档次。只见一个混子手持铁棒向他舞来，老崔轻轻一接，便将铁棒抓到手里。他也不打混子，只是伸直胳膊，将铁棒猛然击了下去，铁棒立即变弯，而胳膊完好无损。又将铁棒击向另一只胳膊，打弯的铁棒又变直了。众地皮愣怔片刻，撒开蹄子，一溜烟跑了。
接下来便是车祸。一天晚上，老崔骑着自行车上街办事。行至一处灯光昏暗的地方，斜刺里突然驶出一辆没有牌号的越野车，直戳戳向他扑来。老崔躲避不及，二车砰然相撞！好老崔，眼快腿快，运足中气轻轻一跃，便跳上那车的顶端。越野车撞倒自行车，飞也似的向前驶去。行至一个拐弯处，车速放慢，老崔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车顶上溜了下来。看着没命般向前疯跑的汽车，老崔不由吐出两个字来：好险！
车祸后没有几天，一位过去的熟人请他吃饭。吃饱喝足后，又邀他跳舞。跳到半夜里，又邀他到歌厅唱歌。要了一个包厢，两瓶白酒，还请了一位小姐作陪。老崔多日烦躁，心里憋闷得慌，不禁扯开嗓子大吼特吼，辣酒喝了一杯又一杯。一直发泄得精疲力竭。两瓶酒尚未喝完，人已经昏昏沉沉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老崔睁开了眼睛。熟人不见了，自己却坐在小姐的腿上。他惊出了一头汗。马上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心里骂一声“卑鄙！”给小姐扔下一百元钱，愤然走出歌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