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赴美留学的五个女孩中，年龄排在中间的山川舍松（Sutematsu Yamakawa）所行最遥远。她是已故会津藩主家老山川尚江的幼女，出生于1860年2月24日，那是武士权力式微的无战争年代。她还有一个名字：咲子，意为“盛放的孩子”。在北方高低起伏的山区和种满水稻梯田的山谷地带，她是最后一批遵循武士家族传统和节奏生活的人之一。
白墙峭瓦，鹤城盘踞在山峦之中，这里是会津若松藩主的领地。内护城河环绕城堡，外护城河方圆五英里，有谷仓、马厩，以及最高级别武士的居住区。筑造工程从内岸开始，有16扇门通向城堡。
山川家的建筑群自身就绵延数英里，靠近城堡北边的一扇门。这是一座典型的武士家宅（bukeyashiki）。家宅领域内建造起大片一层高的房屋和庭院，分布并不规则，好似形成了一个大迷宫阵，家族内的一代代人都居于此。有一小块较新的建筑，风格淳朴，房屋风格优雅，地板上铺了散发着干草香的榻榻米垫。如果没有特殊需要，这里就这样空着，娴静美好：有靠垫和低矮的漆桌供吃饭时使用，也有睡觉时铺盖的厚重棉被，以及头垫。之所以用头垫，而非枕头，是为了不弄乱精心打理的发型。壁龛（tokonoma）里放着房间内唯一的装饰物，一幅随季节变换更替的古画卷轴，有时候也放一个陶瓷花瓶，里面插着一株从花园里采下的鲜花。
花园作为背景，为室内提供了其所欠缺的装饰性元素。一股隐秘的清泉哺育了一个小小的瀑布，瀑布又形成了一湾微型河，金鱼躲在粉白相间的荷花下，快活地游来游去。小河周围是一座座假山，营造出奢华的山水造景氛围。一座古桥横跨溪流，直通祭礼茶室。在温暖的夏日，安在主体建筑外墙上的木格纸窗（shoji）通常是打开的，这样，凉爽的风可以吹进室内，并且不论坐在哪间房里，都能尽赏花园美景。
这宁静优雅的设计和装潢只不过是武士的住所，更壮观的是武士家宅的主门区域。主门内外均有卫兵日夜值守，瓦片屋顶直冲向下形成陡峭的房檐，覆盖下方的木造建筑。院墙后有会见室，乍一看，会见室外并没有人，实际上却有隐藏在暗处的卫兵时刻把守。便所屋顶的瓦片不承重，如果有侵入者爬上屋顶，恰又踩错地方，就会直直跌下去。
对还是孩子的舍松来说，家宅院墙就是世界的最远处。所有她认识的人（母亲、爷爷、哥哥、姐姐和嫂子们、总管、女仆、侍从、园丁、守门人以及奶妈）都居住在院墙内，奶妈的小屋也在院内。许多仆人在家宅院内长大，就像是武士家族里的成员。
新房被建起，旧屋成为废宅。拜访者很容易在这里迷路，但这里是小孩子放飞想象力的好地方。舍松和其他孩子经常天黑后在废弃的屋里演《百物语》（Hyaku Monogatari）里的故事。幽暗的灯光下，坐在破烂的榻榻米地板上，每个孩子轮流讲过去的鬼故事：《狐狸的房子》《雪女》《食人的小鬼》。每讲完一个故事，房间都变得更暗一些，孩子们一个个在被黑暗包围的房间里吓得发抖，却暗暗鼓励自己不要露出胆怯，不要背叛了武士纪律。
武士阶级奉行世袭制。虽然到舍松的时代，战争已成为传说，但武士文化的核心要义直指战争年代推崇的品质——勇敢、服从、节俭、尚武。武士阶层的人口数量占到日本三千万人口的百分之七，对社会经济却没有一点贡献，但掌管公共生活的武士阶层，使战争与和平年代的日本艺术得到了发展——包括诗歌、书法、学术研究，由各自所属区域的藩主提供财政支持，因而武士也必须绝对效忠藩主。武士阶层恪守空泛的忠诚与荣耀理想，卑微的生产与贸易活动则由平民承担。
据日本神话记载，日本首位天皇诞生于两千年前，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Amaterasu）的后裔。数世纪以来，日本社会的实权掌控在将军手中，将军由天皇任命，天皇对将军的任命被看作神圣的授权。16世纪末，德川幕府的第一任大将军德川家康在江户（今天的东京）建立大本营。德川幕府从成百个土地领主（大名）的手中收回行政权，架空天皇，使天皇基本上成为手无实权的日本皇室血统的象征。天皇极少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与一众血统纯正的皇室朝臣住在宁静的京都城，过着与世隔绝的“云上生活”，而在距离京都东北方向300英里以外的热闹的江户城，由将军统治全国。
掌权之后，德川幕府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稳定。为了这一目标，德川幕府建立了一套行政系统，以平衡江户大将军与遍布日本列岛的几百个大名之间的脆弱关系。这几百个大名，个个拥有藩地、城堡要塞，以及效忠自己的武士。只要大名不断给江户幕府缴纳赋税并派出劳力以维护道路、开矿及修建宫殿，大名可在自己的藩地上收税、制定地方法律、建立军队。将军负责维持日本的对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参与大名的地方管理。
德川幕府可谓狡猾，发明了一套参勤交代制度，即要求每一个大名除了在自己的藩地建立住所以外，还要在江户保有一座宏伟住所，大名有义务每隔一年就前往江户随侍将军。虽然大名每隔一年就能回到自己的所属藩地，但将军要求大名的妻儿全部留在江户，一举一动都逃不出将军的眼睛。
参勤交代制度事实上是一套挟持人质的制度，它还有一个特点：昂贵的维护成本。每一个大名，不仅需要按照符合自己身份的华贵程度请奴仆，建造和打点维持江户住所，还要支付来往于江户与藩地之间奢侈昂贵的出行费用——这是一个展示大名权力和尊贵身份的重要机会。这些制度设置的目的是阻止动荡局面的发生：当大名对权力充满欲望，又没有多余的钱挑起战争，他就不大可能给将军带来麻烦。
德川幕府的这套维稳系统也给当时的日本社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大名及其随行人员往来于江户与藩地之间，帮助维护和发展了道路系统，繁荣了沿路的旅店和茶馆贸易。新消息、新观点和流行趋势能够从充满活力的国家中心江户城一路传到最遥远的城下町。每一个大名的子嗣，不论他的老家多偏僻，都能像一个城市男孩一样长大，与日本其他地方的精英们分享共同的生活经验。
远离古色古香的京都与发展迅速的江户，一路向北，可以到达会津藩。会津是舍松的家，这里气候条件恶劣，文化也相对滞后。即使是在日本这样的国家，被群山环绕的会津也可谓相当偏僻，其极端的地势条件给旅行和交通都带来极大挑战。出入会津地区意味着要翻越鹿和猴子比人还多的崇山峻岭，要随时提防比土匪还多的熊和野猪的攻击。会津自成一体，偶尔进入会津的人会发现，当地方言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会津是松平家的封邑，松平家是德川家的一支。直到1860年，德川家族已经统治日本长达250年。各藩并非一条心，而会津藩以其尚武、突出的军队实力、严明的官兵纪律，以及对德川家的忠诚著称。“对将军之义心存忠勤”，会津家训以此开篇。“不可满足于与他藩同程度的忠义。”松平家与德川家都世代相传三叶葵纹，松平家在遥距江户以北数百英里外的若松建立大本营，盘踞在日本本州东北部，是五条大路的交会口。若松是战略要地，将德川大本营与不论是地理还是政治上都与江户相隔甚远的北部地区相连接。
正如若松城堡统辖若松地区，会津家训支配着所有若松城管辖范围内的武士家庭。儒学——男人在女人之上、父母在子女之上、仁慈的统治者在恭顺的子民之上——在这里与军队等级制度相结合。“武备不可怠慢”，会津家训如此教导。“阶层有高低，分工不可乱；敬兄爱弟；犯法者不可宥。”不论是在护送藩主去江户的路上，还是处理家政内务，会津藩士都必须时刻严记会津家训，言行举止与家训相合，将自身利益放一边，服务于大名。当然还有一点，“妇人之言，切不可闻”。
每到年末，藩士都会拜谒藩主，聆听藩校校长诵读会津家训。地处若松城堡西边的会津藩校叫作“日新馆”，取每日进步之意。会津武士家的男孩子们十岁进入日新馆，学习中国古典典籍和军事之道，同时也学习数学、医学和天文学，这其中就包括了舍松的兄长们。学校的课程设置很先进，其中已经渗透了从遥远的南部港口长崎以及长崎的荷兰商馆传入日本的西方思想。在德川时代，日本处处兴建藩校。日新馆的讲堂有两层楼高，学校还有一座天文台，是一所一流的藩校。
日新馆的学生们都会加入邻里间发起的“十人组”。十人组制受藩主认可，其创立的目的是为了模拟藩地政治，组内成员宣誓忠诚于对方，对其他组则报以敌意。早晨，每个组的组长集合组员，带领他们去学校，确保组员们将剑放入剑架，上课期间不拔剑。放学后，组长带领组员回家。即使是在校外，组员的行为也受到严格约束。就像父亲们有会津家训一样，男孩子们也有组训，组长定期会给组员念诵组训。
1.不可违背兄长。
2.不忘向兄长鞠躬。
3.不可撒谎。
4.不可胆怯。
5.不可欺凌弱者。
6.不可当众饮食。
7.不可与女孩说话。
男孩们整齐划一地喊出“我们绝不违抗命令”后，他们就自由了：可以去其他伙伴家里玩，可以在汤川游泳，也可以穿上空米袋子，从长满松树的上坡上高高滑下。那些违背组训的男孩会挨上一顿打，还会被其他组员排斥。
女孩的行为规范虽然很少涉及公共生活，但其严格程度不亚于男孩的行为规范。孩童纪律要求所有小孩早起，洗脸刷牙，直到父母动筷自己才可动筷，并且禁止孩子们在长辈面前打哈欠。会津藩的武士鼓励自己的女儿通过勤奋学习培养坚韧的品格，但女孩们在家中学习读写。不像自己的兄长们，舍松很少有机会踏出家门。
早餐过后，长辈们会在母亲的房间里用茶。在这期间，孩子们可以吃几块金平糖。金平糖是一种上层阶级才能享用的块状糖果[2]。吃完糖果，女孩们和年龄小一些男孩们就该到各自的老师那里学习了。
男孩们需要死记硬背孝道经典，女孩们则需要学习18世纪经典——《女大学》。这部经典认为女性生活最重要的是谨记儒家道德约束：“女子应当服从、忠贞、仁慈和缄默。”它要求女性将对父母、丈夫和公婆的服从放在首要位置。但是，要求女性服从并不包括要求她们任何时候都不反抗。一个会津女孩会收到一把短剑，作为嫁妆里的一件物品，她的母亲也会确保女孩知道如何使用短剑——女孩不仅可以使用短剑自卫，如果贞洁受到玷污，女孩还需要用短剑结束自己的生命。
作为每日诵读的内容，舍松和姐姐们会齐声朗读诸如“玷污女性思想的五大弊病是不顺从、不满足、造谣中伤、嫉妒和愚蠢”等。愚蠢也包括虚荣：“一位女子仅需要穿着打扮整洁干净。过度关注自己的外表，因外在引起他人的注意，是一种冒犯。”女孩们会抄写这些段落并将它们奉为真理，印刻在脑海中，尽管或许她们的年纪还太小，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
听课的时间很长，但是孩子们需要正式地跪在榻榻米上，只有手和嘴可以动。在寒冷的冬日，当教室纸窗内的温度和院子里的温度相差无几，即使没有木炭火盆取暖，孩子们也不敢把手塞进和服里。即使炎热的夏日灼阳把整个教室变成一个烤箱，孩子们也不敢扇动扇子。训练身体也是训练意志。
并非所有传统都如此严苛。每个武士家庭的女儿都会从母亲那里继承一套珍贵的盛装人偶，这些精致的人偶代表着皇室。山川家收藏了超过一百个盛装人偶，甚至有一间专门存放人偶的房间。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间房都是女孩们的娱乐天地，没有哥哥们的打扰，她们可以玩过家家，“哄”最喜欢的人偶睡觉。每年，到了三月的第三天，就是女孩们最喜欢的“女孩节”，一场人偶的盛会。人偶们骄傲地“坐”在主会客间里铺了大红绸布的木柜上。最上层是天皇与皇后，朝臣、乐师、士兵，以及微型家具、马车和盛放有真食物的小碟子放在下面一排。当然，这些人偶并无法品尝供品，那么女孩们可不可以替人偶们尝一尝呢？
处处皆是礼仪和规矩，生活在其中的人几乎很难去想是否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经过了长达250年的相对和平，一场天崩地裂的政治动荡就要降临日本。
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社会，其主要目的是维持现状。1606年，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德川幕府第一代大将军德川家康宣称基督教为非法宗教。宣扬人人都需要对上帝忠诚，这对儒家等级制度、对德川家康仍旧不稳固的统治地位无疑是不可容忍的威胁。再者，日本的基督教传教士很可能会像菲律宾的传教士一样，将欧洲殖民主义带入日本。
德川幕府驱逐了很多自1550年以来就在日本传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传教士；迅速收紧了与欧洲的贸易往来，最终仅将贸易口岸局限于长崎港内的人工岛——出岛，且有重兵把守，每年仅允许一艘荷兰船停靠。40年间，德川幕府夺取了数以万计日本基督教皈依者的生命。
随着时间推移，德川幕府的排外态度越来越强硬。1630年，德川幕府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其子民离港或归国。如果一个倒霉的渔民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吹到外海，飘到某外国海岸，如果他还能活着回日本，一上岸就会被逮捕。虽然日本与中国和朝鲜保持了有限的贸易往来，同时荷兰每年一次从欧洲带来新资讯，日本还是将自身的稳定安全放在发展全球贸易、获得商业利润之上。在曾经数个世纪的战乱之后，德川幕府确实主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
但是，到了19世纪上半叶，日本很难再忽视外部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了。俄国对日本北部虾夷（也就是今天的北海道）的渔业资源和木材虎视眈眈。英美两国的捕鲸船已经开入太平洋，出现在日本人的家门口，听到日本拒绝签订条款非常不高兴。当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消息传入日本，人们才发现，原来西方的军事侵略不只是说说。
舍松的家虽然远在内陆会津，也只是遥远地听说了以上发生的情况，但武士们不可能不产生警觉。早在1806年，德川将军就部署了几千名会津武士驻守海岸线，一次就是几年，最远至北部虾夷，最南至江户城周围。在家乡会津，武士首领们必须负担部署武士的费用，他们不得不向当地的商人借以重金，并大幅削减武士家禄。
德川幕府治下生机勃勃的国内经济增长日渐迟缓，社会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旧日的社会阶级秩序正在瓦解、坍塌。老百姓常年承担着繁重的税负压力，用以支付武士阶层的家禄，他们已经感到不满，商人却集聚大量财富，用金钱为自己买得武士的身份。世袭制的武士家庭发现家禄越来越少，已经无法负担符合身份的衣装；男孩从小被教导不碰钱财，现在却需要向他人借钱，甚至需要亲自想法子挣钱。一些外藩的藩主，本来就对德川政权没有根深蒂固的效忠意识，现在更加遵从自我的想法，而不听命于将军。虽然很多人极不情愿地忍受着外国船舰的到来，但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兰学”，特别是西方军事技术。
对荷兰的先进思想产生兴趣，这股趋势形成了日本的“兰学”。兰学于18世纪中叶开始在日本有志于思想创新的知识分子中产生影响。虽然将军政权对外国人还是一如既往地高度警惕，但是，除天主教之外，有关天文、地理、医学和技术方面的外国图书越来越受日本人欢迎，他们收藏并悉心保存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许多日本顶尖学者已经将对汉学的崇拜转向兰学。他们给自己起荷兰名字，学习荷兰语，甚至画出点缀着风车的荷兰风景画。虽然日本对西方贸易基本上采取锁国态度，但日本精英阶层中有相当多的人对西学了解甚多。当然，大多数老百姓还是将外国人想象成长鼻子、一副精灵长相、整日游荡在山野丛林中的天狗的远房表亲。
此种形势在日本一直延续到了1853年7月8日。那一天，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由四艘“黑船”组成的军舰驶入江户湾，要求日本向美国开放贸易。其中两艘蒸汽护卫舰释放出浓浓的煤烟，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四艘军舰都带有大炮，以及最新的海事武器——佩克桑火炮（Paixhans gun），这种火炮可发射爆炸弹。在此之前，海上作战用的都是加农炮。这些军舰展示的不仅仅是军事实力，更是遥遥领先的技术。
与此同时，岛国日本却一艘军舰也没有，其海岸炮台也早已年久失修。武士的武器依旧是刀剑，刀剑象征了武士的勇猛与荣誉。早在100年前，将军政权就有意识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1543年，当葡萄牙人首次将枪炮引入日本，日本的金属品制造者迅速掌握了制造枪炮的技术。他们开始生产最高质量的火绳枪和大炮。但是，枪缺乏人气、一点也不优雅，也展现不出双方搏斗对峙的英雄气概。枪很容易就置人于死地的武器，区分不出大名和农夫的身份差别。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武器训练的无名步兵，手持火绳枪，就可以在射程之内击中一个精英武士。这难道能够成为武士格斗的方式？于是，到了17世纪，将军政权收回了枪支弹药的生产权，并逐渐减少生产枪支弹药的命令；加之在德川统治之下，没什么仗需要打，对枪支弹药的需求就大大减少了。制枪业被日本逐渐遗忘，战士们又重新拿起了刀剑。
日本在江户湾部署的大炮，大多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火力仅有6~8磅，但佩里的火炮火力达64磅。当时一位陪同官员炫耀称美国的这些火炮甚至可以加载日本这些羸弱的小炮，然后把这些小炮直接射向它们的主人。
佩里叩关当晚，江户城的上空出现了罕见的流星。江户湾笼罩在一片阴森可怖的蓝光下，好似一个不祥的天兆，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危机。（佩里一行人自然将这现象看作是胜利的征兆。）佩里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签署的国书递交给江户幕府，其军舰发射了几轮炮弹以示震慑，江户幕府答应次年春天佩里再来时给予答复。佩里一行于九日后返航。
将军本人德川家庆于佩里叩关当月离世，这加剧了将军政权的动荡。而德川家庆的继承人，29岁的德川家定，其智力和情感发育都仅相当于一个孩子。显然，维持了几个世纪的孤立政策危在旦夕。脆弱的日本如何能与西方相抗衡？有没有一个方法，既能让日本掌握西方的技术，又能确保日本不向这些蛮夷低头？江户的官僚们转而向各大名请求意见，而这一行为在历史上却是头一遭，这等于承认了当局的软弱无能。大多数大名拒绝与美国人进行贸易往来，只有极少数大名认为应该发动战争。但大名的建议仅仅只是建议。
1854年2月，当佩里率领比上次多一倍的军舰叩关时，江户幕府妥协了，很不情愿地向美国开放了两个通商口岸，同时给予美国建立领事馆的权利。日本的大门已经打开了一道缝，西方的重商国家便迫不及待想要将门彻底打开：五年内，江户幕府与法国、英国、俄国以及荷兰相继签订条约，开放了更多的口岸，征收极低的进口关税，并给予外国公民治外法权。
日本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极大地削弱了将军的权威。过去的方法不再适用于今天，而前方的路却并不清晰，江户幕府感到异常恐惧。“史学家告诉我们，要遵从古训，跟随我们的先人，不改变一丝一毫，”一位江户的高级官僚这样跟新上任的美国总领事秘书亨利·休斯根（Henry Heusken）说。“遵从先人，则获繁荣；做出改变，则得衰落。先人强大的力量警示我们，不要走捷径，要永远跟随他们，选择那条曲折之路。”然而，西方现代的坚船利炮已经迫使将军将所谓的先人之路舍弃掉了。
江户的版画家们敏锐地抓住了佩里叩关及江户陆续建立起大使馆的新景象。他们绘制了大量宽幅版画，描绘了巨大的黑船，长着长鼻子、顶一头奇怪毛发的水手，他们那包裹住胳膊和腿的窄袖口与裤腿，以及拖着笨重鞋跟的靴子。难道蛮夷的脚上没长脚后跟，所以才需要穿这样的鞋子？
当这些画面，连同不平等条约签订的新闻传到日本列岛之后，反对江户妥协退让的声音此起彼伏。外样大名表示出对江户的极大不满，不少下层武士也逐渐形成一股势力，威胁着将军的统治。他们称自己为“志士”，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宣布放弃对藩主的忠诚，将隐逸在京都的天皇奉为日本神圣传统的象征，挑起一连串排外事件，攻击将军手下的官僚、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商人，以及在日外国公民。
虽然藩校有天文台，通商口岸附近建起许多供西方商人和外交官居住的西式建筑，日本上下都兴起了对西方军事技术和西方语言的兴趣，愤怒的武士们还不时发起暴力事件，但舍松从未见过外国人。在日本，从乡村到城市，特别是偏僻的会津，传统的生活节奏仍在继续。
直到19世纪60年代，日本国内还未曾出现过一位真正了解西方的掌权者。将军曾派人去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考察，改革派的大名也曾偷偷派人去西方学习，但他们在西方国家的短期停留，只能证明日本需要向西方学习的紧迫性。即使是日本国内最热衷的兰学研究者，对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生活的真实情况也只有非常模糊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