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泰州期间曾和两位浙江朋友邀他与我们一起下扬州。从泰州到扬州，一个多小时的汽车，自然他得当导游。他端着相机说，你们要在哪里照像，我听你们的吩咐。然后无话。只是遥见公厕时，便如牧童遥指杏花村似的指着那个不可或缺的所在：“要不要方便？”我说这好像是你这个导游惟一会说的一句话。他说这是他的责任，嘿嘿嘿。这种笑，又是从喉头发出的，不是心里发出的。他快活不起来。既不会游玩，又不会悠闲。只是在扬州大明寺的鉴真纪念堂，如弟子叩见大师般提神，说鉴真和尚原主持大明寺，后由大明寺东渡，前后11载，虽双目失明而“何惜生命”，第六次东渡时终于抵达日本，传授戒法，弘法兴化。鉴真巳圆寂近1500年。
我忽然看到他面孔肃穆如鉴真大师塑像的楠木，他声音低沉空蒙好似从1500年前传来的。
敦牡，生命，于艰难处见浩大。然而人们往往容易只看到别人的成功，个中人的个中滋味只有、也应该由个中人自己去体味。他在青年时代把多少精力抛掷在学习做人，让这个世界容纳他。如今整个泰州都认为他成功了。譬如他个人画展上的一幅画《江南舂雨》，他不过倒点颜色，倒点水冲冲，没画几笔么，可就是能叫你闻到、摸到、感觉到那朦胧胧、甜丝丝的江南春雨。美国一位教授随他开多少价也要买下。他不卖。不想卖，不愿卖，不卖就是不卖。他可以不卖，但又不可以不送画。20万人口的小城泰州，人们戏称：“一条街道两座楼，一个蝥察管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他不可能记住所有见过一次的人，但是人们记得他。“名气一大，就不认识人了。”于是路上有人喊他一声杨玉琪，他就作热情状，作朋友状。但是对方到底姓甚名谁？自己什么时候见过此人？“你现在是名人了。”人家说。这就是说，他杨玉琪今后更加要处处小心。“你现在的画难要了吧？”不不，当然不能难要。杨玉琪在一次次的“呵呵呵”、“是是是”之后，一年要画400来张应酬画。这两三年他的上千张画作了无私奉献。我回京后和北京科技界一个朋友说及我刚去了趟泰州。他说他想起来了，他有泰州那个画家的画，那画家叫什么来着？是别人跟那画家要来的画送他的，他也不懂画，也不知那画塞哪儿了。我另一个好友曾经从离泰州一百多里的宝应县驱车到泰州来看我，杨玉琪送他一本《杨玉琪画集》，同时送了一本给这位朋友的司机。这画集是杨玉琪自己花钱买的，60元一本。两本画集的价格正好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我说就这么送画集？他说如果不送司机，万一人家误以为不把他一视同仁呢？杨玉琪从小最敏感的就是受歧视，如今最看不得、最受不了的是别人受委屈。
或许，这正是一种被苦难升华了的境界？
我说你这样下去，分这么多心画应酬画，你就毁了！可又想，不这样应酬，是不是也会毁了？他实在一点不认为他算什么成功。可他要这么对人说，谁信？他看着时间从他眼前匆匆走过，踏着嘀嗒嘀嗒的响亮的脚步声。他43岁了！以前他老想把下半辈子借来先用着，少活20年没关系，如今到了上半辈子和下半辈子的交界线了，他又想抛却旧的自我，去获得一个新的自我。他正在经受出生前的大痛苦。当人们认为他轰轰烈烈，认为他到哪儿都是中心的时候，很难想像他内心竟是何等的孤独。或许孤独正是一种还未被他认识的需要，然后才能深思、求索、大彻、大悟。
我终于读懂了他。他颤动着手，流着泪。之后他说他好后悔在我面前流了泪。他当“坏人”被吊被打都没有流泪，只在他的老师去世时流过一次泪。过几天他又对我说，他这辈子，其实还流过一次泪。他和丽君没有爱的自由只有爱的必然的时候，有一次爱的倾诉，爱的倾盆大雨。所以他一直没把这当作流泪。
我一到泰州直奔他家。他家组合柜上空空荡荡。我说你怎么什么东西也没有？他说一个人太喜欢东西的时候就有点不务正业了。妻正做晩饭。我说你俩怎么长得这么像？其实细究五官一点不像，但是自有一种共同的神韵。杨玉琪说妻今年27岁，比他小16岁。这位小妻子大概着意使自己“老化”，盘着头，也穿着粘土般的西服裙，身上没一点亮色。我快离泰州前，劝她把头发放下。她披下了柔软光泽的长发，衬出一张滋润洁白鲜亮的脸，冰清玉洁。玉琢的脸上是两汪清泉般的眼睛。天！她为什么一直把美藏起来？
1966年。19岁的杨玉琪不知怎样才能使娘哪怕有一会儿忘却自身的重压。这天他回家对娘说，街头有人戴着一二尺高的纸帽，手里柃只簸箕当锣打。打一下喊一句打倒自己的口号。娘听了只不吭声。不知过了多久，娘淡淡说了句话，好像一潭死水上飘落了一片枯叶。她说：我今天也在街头站了一整天，戴着高帽，挂着牌。
好像有一个锣锤“当”的一下打在杨玉琪心上。娘身边放着一顶高高的纸糊的帽，帽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俞钊棣”。
娘教学的城东小学已经有一位宫老师自杀了。不自杀的人都得作些关于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的表态。娘在会上，脸扭向窗外说，他死得痛快，好。杨玉琪对大妹说，要是娘夜里吃了药死了，不得了了，我们就没有娘了。从此两人轮流看着娘。当然，得假装睡。娘翻个身，杨玉琪探出头看看娘是干什么呢。娘一起床，杨玉琪噔地惊起：娘，你怎么起来了？娘说，小便，你也看住啦？
杨玉琪假装睡着，就不容易真醒，弄不好是真睡。他每晩上床前喝足了水不小便，逼着自己老得起床。上半夜还好熬。他从晩饭后开始给全家讲故事，一口气讲上6小时，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次能讲完。后来弟妹们长大了都找这本书来看。后来杨玉琪自己也面对着两个女性，面对着一个长长的、长长的怎么办。
杨玉琪的父亲杨云飞，原是当时蒙藏委员会的一名简任级专员。解放初期董必武办公室找老杨谈话，新中国需要各方面人才，老杨若出来工作可原职原薪。老杨对共产党还不甚了解，刚刚不为国民党工作，便想先缓冲一下。如果他能预测他暂不工作的话1955年肃反时他会被抓走，或许他就不致那么悠悠地慢几拍了。1955年抓走后判刑10年，后来转移到大西北，不知所以地不放，直至20年后，1975年国家特赦，又备受关照。有关方面一边安顿老杨参观访问3个月，一边做俞钊棣的工作。说当初你们离婚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现在们复婚也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当初逮捕老杨是党的政策，现在释放老杨也是党的政策。说毛主席的话人民一说一听，二说二听，你把老杨接回家吧，哪个也不敢说老杨是国民党反革命。政府还给老杨落实了两间住房。俞钊棣当初离婚为了孩子。她找有关方面说她不能给反革命带孩子。老杨和她一别20年相见时，双方都瞪着对方寻觅自己的结发夫妻，因为他们记忆中的对方都是20年前的模样。那时候俞钊棣高挑轻灵的个子，乌亮传神的大眼晴。老杨无论如何不能把20年前和20年后的两个俞钊棣合成一个人。然而他自己还有一点20年前的模样吗？偶有小孩在屋外喊：“暧，来看这个家有个老国民党！”“国民党是什么样子的？”老杨穿着件呢子长大衣，俞钊棣看着他是像个老国民党。越说越像！真是！
我离泰州前去看了老杨。一个极普通的干瘦的老头儿。我说你在大西北那么多年，不容易吧。他说还好。管理他们的那些干部、军人不少是南方人，他和他们经常交谈，他们也不容易。
大导三十老杨被抓走时，俞钊棣才29岁。有三个孩子，肚子里的第四个小生命又捶击通往人生之门了。本来已经挤着八条腿的一张床上，从此挤上了十条腿。一间沼地小屋，只一扇得用竹子撑起的木格窗，只一月21元的工资，常年吃不上干饭喝稀粥，这就是这家五口人的全部生存条件。大儿子玉琪非常得意地告诉娘，说他会算账了：我家一天吃三顿粥。我们连着吃了7天，就是吃了21顿粥。对吧娘？
泰州城郊的农民每天早上4点进城卖菜，小玉琪每天清晨4点多钟去捡菜帮。捡完回来总要先经过院子里的第一个人家才能到自家那小屋。第一家早上经常吃大饼油条，喷香的。小玉琪笔直地走过这一家，头是绝对不朝这家转一下的，眼睛直向正前方，鼻尖正好划出院门和自家之间的两点一线。有时第一家厨房炒菜声啪啪地响，把肉香飘向全院。小玉琪说，娘，人家请客了是吧？娘说，以后我们要有钱了，也把外婆请来，没钱就不谈了。可是什么时候能请外婆呢？每到年三十，外婆让小玉琪端一盆茨菰烧肉回家，再给一毛压岁钱。一毛钱，当然交给娘。照例的端肉，也是不能不端的。就是心里不好受，心里不平衡。9岁的小玉琪，朦朦胧胧中觉得不平等。虽然玉琪家过年都没有糖吃，这一盆茨菰肉是他家过年的全部象征。但是为什么他家不能给外婆什么，总是要去拿外婆家的东西呢？他感到自尊的被损。
人的自尊初次被损害的痛苦，近乎人初次被破坏精神的贞操。这种难以名状的悲哀使小玉琪感到他端来的是一盆屈辱。
当人的尊严被损害到极点的时候，这种悲剧感或许又转化为荒诞。9岁的自尊的玉琪绝不会想到当他19岁的时候，那天他正穿着裤衩光着上身在漂染车间干活，又有人喊他开会。所谓开会，也就是让他站在台上当批斗的靶子。批***还是张少奇王少奇，反正都是他。台下是毛巾厂的工人，大都是女工，很多是姑娘。台下喊你怎么不穿衣服？对政治斗争太不严肃了！批斗会主席说不像话，怎么不穿衣服？杨玉琪说好的我去穿。他窃以为走来走去穿衣服，正好可以借此放松一下，很快活的。他一点没觉得不好意思。动辄批斗、打倒他，羞耻心全给批掉、打掉了。80年代我国始有健美表演时，社会上很大晔了一阵：到底是健美还是伤风败俗？而杨玉琪在60年代就很堂皇地只穿小裤衩站在台上。是的，很堂皇。
我问杨玉琪，如果“文革”再延续10年，你会不会变成另一个人？杨玉琪说不会。杨玉琪从小就知道自己生来比不上别的孩子，只有学习能比别人强，就是要比别人强。1954年，他7岁的时候，前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我国少年儿童送礼物带给苏联小朋友。孩子们的画一层层送上去，最后被入选的是一幅松树画，刺绣了好送给伏罗希洛夫爷爷带回去。泰州全市少年儿童开大会，把这幅画像锦旗般地挂起来，因为画的作者是泰州小朋友，叫杨玉琪。到1956年梅兰芳返故乡泰州访问，全市小朋友夹道欢迎。小玉琪在第一排，朦胧中觉得像梅兰芳这样才是个人物。他小手拍得也不感觉痛，他只感觉着一种并不清晰的顿悟，一种混沌初开的庄严伟大感。
泰州有个姑娘叫周杏，父亲原在福建国民党部队当文书，后来被解放军解放过来，随部队一起打进泰州，在泰州成家不久去世。周杏五六岁的时候母亲也得痨病去世了。姨娘把她抱养大。姨父是拉车的，姨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周杏在这个血统无产阶级家庭长大，成为一个正宗进步青年。男友是专案组的，政工组长。清理阶级队伍时，从周杏填的履历表上发现她真正的家庭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周杏变成“狗崽子”。那位政工组长深明大义地抛弃了她。政工组长的家里想把周杏转手给组长的弟弟。因那弟弟在农村插队，也只能降而求其次了。
周杏明白自己从此只能嫁处理品。就在这个时候她遇上了另一个处理品杨玉琪。
“文革”是最热闹、最发昏也是最寂寞、最凄凉的年代。那年头多少人把对温暖的追求误解为爱情的呼应。杨玉琪和周杏的处境的重合，很容易被误解为性情的投合。1971年6月24日，他们结婚时人称患难夫妻。杨玉琪有一种长途跋涉后，终于走进了一个避风港的感觉。当地农村修水利时常挖出尸体腐烂而木板不烂的棺材板。杨玉琪花了一点钱买了棺材打了一只假三门橱。其实只有中间一个门，省料。他用薄板刻上了一些拼音字母粘上，表示洋气。别人看着蛮好看，他心里不是滋味，不敢实说这是用棺材板打的结婚家具。当时杨玉琪的弟妹都跟着娘下放到高邮县农村了。玉琪带着周杏只好去农村结婚，省钱。娘让农村木匠做好一只南方有拎把的木马桶，里边装上鸡蛋20只，还有咸肉、爆米花。杨玉琪回泰州时，身边走着娇小的新娘子，手里拎一马桶好吃的，又娶妻又发财，一路走来，好不快活。如果今天叫泰州名人、画家杨玉琪拎只马桶一路走，看他好意思不？
其实杨玉琪当时在泰州也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他虽是“坏人”，市里却特许他画画，尤其叫他画领袖像。他在市中心街头办起名叫“红大刀”的漫画专栏，一个月出两三期，一期36幅。大约办了四五十期。那年头没有可看的，没有可谈论的。杨玉琪的一个朋友做过一个试验。该朋友排队进礼堂开会时，故意往台阶下的死角看一眼，然后不动声色地继续往前走。然后他回首一看，后面排队走来的人没有一个不往这死角看一眼的。新的一期“红大刀”要出来时，泰州街头很多人说：今天要换“红大刀”了。张贴的时候围观者每使交通堵塞。围观者看的是画，张贴者往往以为也包括看自己。人的表达欲或表现欲总要寻找宣泄渠道。每期“红大刀”没画完时，总有人来说，老杨一一虽然他才20来岁一一画完后叫我一声我去贴。或者催他快点快点，明天可以去贴了吗？终于画成，这些张贴爱好者拉来一辆板车，上边放着梯子、糨糊桶、扫帚、刷子和漫画，一路向“红大刀”那街口驶去。追随板车的路人前呼后拥，狂欢节一般。不过在“红大刀”旁还有一个专栏叫“点鬼台”，公布“坏人”的名字。杨玉琪自然榜上有名。只是早已人鬼不分，人鬼群居，所以泰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鬼，但都知道“红大刀”。当初友人向周杏介绍杨玉琪说，他就是“红大刀”。
周杏和泰州民众一样爱“红大刀”，不过泰州人里只有一个周杏能和“红大刀”结婚。婚后她越来越清楚她丈夫不是“红大刀”，而是杨玉琪。杨玉琪被批斗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成名成家思想。周杏觉得他不太安分，老是追求他想追求而又得不到的东西。像他这种出身的人再有才气成得了画家吗？杨玉琪和我讲到周杏，说她希望过安定的、宁静的生活，这非常可以理解，无可指摘。但当时杨玉琪没有一个宁静的环境画画，内心的痛苦无法转移。突然写起小说来，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为了“移情”，为了把不能画画的痛苦埋进他的文字里。连连写了十几篇小说，痛苦却从一行行文字的行距间密植出来。杨玉琪和周杏在一张床上睡了6年，如同两个旅人同住一家旅馆。两个人一样自尊，一样尊重自己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