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
“早上去公司上班，在电车里遇见了四年没见的弟弟。”这是《温柔的叹息》的开头，青山七惠的小说。
青山的作品，带着日本文学的特点，就是，举重若轻。很多发生在我们生活中重到令人窒息的事情，在日本八〇后笔下，更是云淡风轻到没故事。我本人对这类青春唯美之作没什么瘾，不过青山的好处是，她基本没脂粉腔，因此，看《一个人的好天气》，看她装得那么好，心里也赞叹。
不过，星期天的早晨，翻开轻而薄的《温柔》，却被这句开头电了一下。到今天，我自己的弟弟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六年了。弟弟刚出事那几年，我常常就有这样的念头：遇见一年没见的弟弟。遇见两年没见的弟弟。遇见三年没见的弟弟。
其实，二十六年过去，半辈子活下来，想到弟弟，倒不再是过去特别痛心的感觉了。尤其这些年，生活中的不如意让我们动不动就要回到过去的好时光，每次我都发现，和弟弟一起生活的十五年，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一代的黄金记忆。比如，台风天的时候，看对面简易棚的屋顶被掀开，露出里面一摞摞的废报纸、硬纸板，就和朋友非常幸福地聊起了各自的卖废品经验。
哦，多么美好的废品收购站！在父母那里得不到满足的生活，全靠废品收购站来实现。吃父母不允许的零食，看父母不允许的电影，读父母不允许的书籍，都可以指望废品。放学路上我们寻寻觅觅，一个小铁片、一把铜钥匙、半截牙膏管子，全部可以送到废品收购站！朋友说，他家边上有池塘，他爹妈专业养鸭，有一阵子，他父母老在饭桌上议论他们家鸭子的毛为什么长得不密，而且容易掉。事隔经年，朋友在饭桌上还笑得眼泪出来，他们家的鸭子后来看到他，都吓得嘎嘎往池塘里跳，爹妈养鸭，他收鸭毛，有点成果了，就往废品站送。
靠他们家的鸭毛，朋友吃遍了镇上的小吃。我和弟弟没这么爽，父母不养鸭不养鸡，我们只有拼命刷牙用牙膏，恶向胆边生的时候，也把牙膏浪费掉，挤到墙上补洞。但一个牙膏管也就换四分钱，买一套金庸小说得用一辈子的牙膏。终于有一天，弟弟和我一起出门上学的时候，特得意地对我使了一个眼神，我们拐出外婆的视线后，弟弟马上从书包里很费力地摸出一大包东西，他用报纸包得方方的，搞得跟《毛选》似的。他拿出来，吓我一跳，是外公外婆锁大门的铜闩子，那东西沉得跟小孩一样，不知道弟弟怎么背出来的。
今天回想，当年的坏人坏事真是具有特别的故事性和抒情性。我们没有多考虑后果，就直奔废品收购站。而且，因为宝记弄边上的废品站工作人员跟我们家里人都认识，我和弟弟还特意不远万里跑到江北中心的收购站。工作人员虽然有些狐疑，也收了下来。多少钱知道吗？那是我和弟弟有生之年最大的一笔废品收入，整整六元六角。
没想到有那么多钱，我和弟弟也有点蒙。不过，既然已经翘课了，既然又刚好在江北汽车站边上，我们就买了两张票，到了镇海，玩了一天，约莫着该上下午第二节课了，就从镇海回宁波，到家差不多放学，外公外婆居然一点都没发现。而且，铜闩子的事情，家里人也从来没有疑心到我们身上，外婆一直觉得是让人给偷了，让叔叔找了块大石头代替。此事不了了之，但也多少助长了我和弟弟的侥幸心理。这是后话。
反正，匮乏年代乐趣多，我把这些讲给儿子听，连废品收购站都要跟他解释。他茫然，我没劲，就算了。而且，更难跟他解释的是凝结在废品上的欢乐，那种在路上跟废品相遇时的喜悦。而我，带着儿子在路上走，街边落下的一元钱，他也就随脚一踢。有一次，在菜场门口，遇到他一年没见的幼稚园同学，两人也淡淡的，就打了个招呼。后来我问他，你看到同学，怎么不激动啊。他就说，他也没激动。
所以，看八〇后的小说，常常我惊讶他们怎么写生写死如此淡然，看看我儿子遇见他同学的反应，我有点明白我们和后面一代的情感结构，是很不相同了。而我父母，一定也觉得我们这一代太变态了，居然会拔鸭毛、挤牙膏去换钱。怎么办呢？cool确实成了历史性的美学原则。比如在《温柔的叹息》中，一对四年没见的姐弟，在电车里相见，两人也就昨天刚分开似的，弟弟搬到姐姐家里住几天，闲来无事，帮姐姐写她的日记。通过弟弟的日记，姐姐发现自己的生活实在太乏善可陈了。所以，遇到一个看着喜欢的男生，在弟弟的鼓励下，她主动发了一个短信。如此，她去男生那里过了一夜。但是，这个男生，比她还消极，事情没有再发展。她又回到一个人的状态。可是，发生过的事情毕竟发生过了。走过街角，姐姐感觉风景有些不同了。
什么都发生过，什么都好像没发生过。这个，其实也不是最近这些年的情感方程式，大半个世纪前的法国文艺和日本文艺中，都特别流行过这样的情节设置，男女主人公说起生死，跟谈论早餐一样。不过，在那个年代，贝尔蒙多这样的状态大家都看得出来是装酷，不，其实不能说是装酷，这是在一种不便高调谈论理想的时候，低调表达理想的状态。可现在似乎有些不一样，到处是失去了梦想的贝尔蒙多，失去了理想的珍西宝，发生过的感情，经历过的生死，似乎是白白发生了。说到这个，其中应该也包含了青山七惠未来的抒情难题：从《温柔的叹息》看，青山是渴望通过姐姐，对当代生活有所抒情，但是，大概连青山自己也不相信，姐姐未来的抒情力气能从哪里来？
能从哪里来？如果青山七惠是方向的话，这力气恐怕也接续不了多久。我想，在这个度量衡上，唱一些红歌，读一些红色经典，也许是有意义的。
老欧洲
一直非常喜欢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通过男女相遇的故事，润物细无声地表现欧洲和美洲的碰撞。世故的老欧洲，天真的新美洲，一个拖着悠久高贵的历史和文艺腔，一个带着新鲜激情的金钱以及荷尔蒙，前者精致繁复却虚伪，后者率真勇敢但粗糙，两情相遇，各取所需，好像彼此都触动了对方。不过最后，欧洲还是那个老欧洲。
7月份，去了趟意大利，感受了一下老欧洲。詹姆斯写作《阿斯彭文稿》的威尼斯、济慈生命最后岁月眺望过的罗马、但丁路遇贝特丽契的翡冷翠，意大利到处是典故，随便一个茶馆就是拜伦待过的，随便一个咖啡馆就是缪塞风流过的，搞得我在狭长的“希腊咖啡馆”排队上厕所，对门口的厕所管理员都有点敬畏。在他的目光下，一整支欧洲文艺队伍清洗过他们如厕后的手吧。
但是，就像拜伦诗歌里说的，这个地方，“命运的星辰已经暗淡”，拥有最辉煌历史的意大利，今天看看，比从前更世故，比过去更腐朽。
拥有最辉煌历史的意大利，今天看着，比从前更世故腐朽。
我们一行八人，在意大利待了十来天，所到之处，饭店也好，商场也好，只要事关买卖，意大利人都会很踊跃地对我们说“你好”或“谢谢”。他们的发音是那么标准，不像美国人说“你好”，常带着浓重的英文腔，意大利商人锱铢必较的品质，正面体现在他们的发音上。但是，安东尼奥是怎么骂夏洛克来着的？
不能相信威尼斯商人的善意啊！出租到站，他们灿烂一笑，十欧的车费变成十五欧。刚朵拉到站，六十欧变成一百二十欧，欧欧欧，蓝天下的刚朵拉船夫，还是当年历史学家西蒙兹钟情过的后代吗？所以啊，千万不要因为意大利美女美男跟你瞄发瞄发，你的心就融化了。他们唱歌给你听，绝对不是他们好客，他们跟你说“你好，谢谢”，也绝对不是他们热情，他们很知道自己的美貌，也知道运用自己的美貌，而这美貌的内核，是没有心的。到最后，连我们这群人中最好色的袁领导也看破红尘，说了句：他们就是惦记我们的钱啊。袁领导前后问过十多次路，每次，都被乱点了方向。在他们灿烂的罗马笑容下，他们其实没心没肺，或者说，欧洲已经老到你感觉不到他的心跳了。
因此，千万不要为冲进商店乱买一通的中国人感到丢脸，西餐厅里我们也没必要非得压着嗓子讲话。在没有心的欧洲，今天的中国人就像一百多年前亨利·詹姆斯笔下的美国姑娘，虽然会被欧洲人非议、各种看不起，但是，到最后，垂垂老矣的欧洲会发现，这些在欧洲博物馆里吵吵嚷嚷的中国人，至少都有热烈的心。可能粗糙一点，甚至可能粗俗一点，但是，相比老欧洲，中国不老。
火车从米兰到威尼斯，上来一个特别时髦的意大利小伙，迅速地一人发一张纸。纸上两儿童照片，看不太懂，我们判断是儿童走失启事，小伙大概是义工。可是一分钟后，这个小伙子挨桌来收钱，说这是他的俩孩子，他没工作，等等。袁领导给了钱，但大家都有种受骗的感觉，因为这男人笑得太甜。
这是欧洲，在他们迷人的笑容中，你感觉不到体温。
香港制造
灰暗的城市、吓人的闪电，单亲妈妈麦太躺在产床上祈祷：“保佑我的孩子像周润发像梁朝伟……”资质平平、相貌平平的小猪麦兜就这样降生香港。当然，他没有成为发哥或伟仔，他成了最草根的香港人。幼稚园、小学、中学、工作、负债，生活中有的是唏嘘有的是打击和失望，但是凭着“死蠢死蠢”的执着、善良和乐观，麦兜粉嘟嘟迷糊糊兴冲冲地一天又一天地过着。
右眼长着可爱胎记的麦兜陪着香港人走过了最上上下下的十几年，九七回归、金融危机，一直到SARS，麦兜唱着“我个名叫麦兜兜，我阿妈叫麦太太，我最喜爱食麦甩咯，一起吃鸡一起在歌唱”，赢得了贴心贴肺的亲和力。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Hayao Miyazaki）的《千与千寻》全球风靡，但是在香港的票房输给了《麦兜故事》。一个香港朋友告诉我，麦兜是他们至今生活在香港的一个理由，他们喜欢麦兜的名言，诸如“大难不死，必有锅粥”，诸如“臀结就是力量”，诸如“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蛋挞”，这些最憨直的市民宣言只有香港人心领神会。就像“蛋挞”，它的历史基本可以追溯出一个草根香港史。
去年年底回到香港，完成论文答辩后就约了朋友一起去旺角，上鱼蛋铺，排蛋挞队。其实我既不是鱼蛋迷，也不狂恋蛋挞，只是我知道回到上海，总会有人问我：“去香港，食鱼蛋吃蛋挞了吗？”
如果我说没有，朋友会觉得我不懂香港，他们的目光会让我很羞愧。是真的，你可以说没去过山顶，没去过维多利亚港湾，不知道浅水湾酒店的下午茶味道如何。但是，如果你去了香港，却没上茶餐厅，没食鱼蛋，没吃蛋挞，你就太不酷了。因为，鱼蛋、蛋挞和茶餐厅都已经入了流，是资产阶级隐秘魅力的一部分了。
九十年代初在上海，我们谈起香港的时候，说的是半岛酒店，是皇后大道，是永不落幕的香港灯火；但是，现在，上海也拥有骄人的外部硬件了，有了绝不输于香港的天空线，有了更昂贵的生活。这样，就轮到鱼蛋和蛋挞出场了。
鱼蛋和蛋挞是这样被想象的：“小超人”下了班不回家，开车先去买蛋挞；周星驰拍了戏，要吃点鱼蛋提提神；还有那些无数的开着宝马去旺角买小食的大小白领就更不提了。因此，一时间，鱼蛋和蛋挞代替半岛成了香港生活的象征。而急就章风格的吃，比如在临街小铺，则全面改写了半岛式中规中矩的排场。至于它们象征的到底是什么，是往日心跳，还是现代情怀，倒是可以从香港电影中寻找线索。
《重庆森林》中，金城武、林青霞、梁朝伟、王菲，四个主人公，没看他们好好地吃过一顿饭，虽然“吃”事实上是电影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几场爱情都是从“吃”开始，靠“吃”推动，终结或升华在吃上。比如下面的两个镜头。
镜头一（金城武问林青霞）：
“小姐，请问你中不中意食菠萝？”（粤语）
“小姐，请问你喜不喜欢吃菠萝？”（日语）
“Do you like pineapple？”（英语）
“小姐，请问你喜欢吃凤梨吗？”
镜头二（梁朝伟对王菲说）：
“给我一份厨师沙拉，谢谢。”
“拿走还是在这儿吃？”
“拿走的。”
“你新来的？我没见过你啊。”
……
金城武就在电影里吃啊吃，有一次，还一口气吃掉了三十罐凤梨罐头；梁朝伟也不断地在那个小店买厨师沙拉……凤梨罐头加上厨师沙拉，一个容易过期，一个容易制造，就跟香港生活一模一样。面对如此人世，香港人快餐快嘴快步快马加鞭地生活着，一切的相逢都匆匆都意味深长，都是时间轮盘赌上的一次机遇。譬如，金城武说他和林青霞的第一次相遇，“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而五十七个小时之后，他爱上了这个女人。再譬如，《阿飞正传》中，张国荣用阿飞般的无赖和执着对张曼玉说：“1963年4月16日下午3点前的一分钟，这是你无法否定的事实，因为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是你无法否认的。”
这个城市就这样一分钟一分钟地呼吸着，一公分一公分地丈量着，生活，爱情，一切都带上了稍纵即逝的质地，人和事短兵相接，电光火闪地产生七情熄灭六欲。《花样年华》中，张曼玉几度和梁朝伟擦身而过，王家卫极其细腻地表现了他们相遇时的身体距离，表现了空气中衣服的声音，对“一瞬”的“永恒式”表达让人预感到这段爱情大限在前。同时，张曼玉一次次换上旗袍，一次次下楼去面摊买面条；衣服是晚宴般的郑重，面条却是最草民的生存，香港精神就在这里寓言般汇合：倾城的姿态，普罗的道路。就像多年前，张爱玲所描绘的浅水湾之恋，轰轰烈烈的香港沦陷不过是成全了白流苏。说是举重若轻也好，说是举轻若重也好，香港人对生存的体悟总要比他城里的人多一分方生方死的感觉。
也因此，周星驰的爱情大话虽然无厘头，却满世界流传着，“曾经有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后来才后悔，人世间对我最好的就是你了。你用刀劈死我吧，不用想了，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讲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毕竟，誓言从来都只是誓言，“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港人个个都特有“只争朝夕”感，而且，几乎每一个香港人都喜欢“只争朝夕”的武侠电影和枪战片，而此类电影似乎也是香港电影市场可以分庭抗礼好莱坞的秘密。在那个世界里，子弹比米饭更普遍，鲜血比玫瑰更动人。吴宇森说：“不少人看到人家挨打，情感会得到宣泄。”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香港人，看着周润发、张国荣成千上万地挥霍子弹，不心疼，还由衷地满足。
好像很难想象没有吴宇森、徐克的香港会是什么样子，起码，教堂里飞不出洁白的鸽子，周润发会沦为百分百中年男人，黑道不知道怎么拿枪，许多香港人不知道如何打发许多个无聊的日日夜夜。豪哥、小马哥、杰……他们鱼贯而出，左手枪，右手也是枪，每一枪都打在香港人的心坎上，因为你只有零点零一秒的优势，因为你的敌人也已经握枪在手，这是对时间最惊心动魄的体认，快快快！快快快！吴宇森、徐克的叙事永远激情盎然，每一分钟都有危机，每一分钟都是高潮，直到电影结束。
说起来，香港的时空感的确和其他城市不同。一百年了，香港人总觉得自己生活在“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里，所以，他们精打细算一切的时空，他们追求每一寸每一分的利用率。也因此，在香港生活惯了的人，跑到其他城市，感觉就像被按了一个“慢放键”。有一个香港朋友，好不容易拿了长假，跑去雅典休养生息，没到行程结束就回来了。他说，在那里生活，感觉不到时间，让人心慌。打开任何一部香港电影，你就会发现，香港人走路的速度比内地任何地方都快。也就是那样的一种日常速度，造就了风靡世界的杜可风摄影速率。
香港就这样罗拉般疾走了一百年，一直走到一九九七。一九九七那一阵，香港人个个心神不宁，个个心怀郑愁予式的担忧：“我嗒嗒的马蹄声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应该说，这倒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一九九七那阵，每一个香港人都会告诉你：“我周围的朋友都在忙着做事，要把自己想做的事赶在‘七一’前做完，因为对自己以后的命运没有把握。”
其实，对命运的无力把握感从来都在香港的血液里，这也是海岛的精神气质决定的，香港不大，资源有限；而且，很显然，这种无力感自始至终弥漫在整个香港电影史中，这个城市生产了那么多那么多活色生香的喜剧片就是一个佐证。香港人都非常重视每年的贺岁片，不光是为了每年的贺岁片都是明星云集，想看到谁就能看到谁，而且，香港人喜欢并且需要影片最后的大吉大利。香港人重视传统，重视兆头，重视风水，重视这个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和海水。
有时候想，香港人大概是世界上最认同“城籍”的居民。中环金钟尖沙咀，他们喜欢；太子旺角油麻地，他们喜欢；长洲南丫大屿山，他们喜欢……香港人恋爱着这座城市，走得再远，都改不了港腔港调，就像讲粤语的麦兜麦唛，虽然登录内地后讲起了普通话，总还是一眼就让人发现：香港制造。
在我的童年时代，“香港制造”暗示了某种精神生活的腐朽，改革开放后我才知道家里有香港亲戚。不过，崎岖的时代却并非全无道理，几十年的沧海桑田，叫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香港制造”的确暗示了一种精神生活。
譬如青马大桥，它绝对不同于杨浦大桥。在上海，我们说起杨浦大桥，口气和《新闻联播》差不多，那是这个城市蓬勃发展的一个证据。但青马大桥不是这样的，青马大桥是伤口，也是止痛剂。关锦鹏在《念你如昔》中说：“去年偶尔问起一个朋友，问他如果要他最爱的人送他一份礼物的话，他会想要什么。那个时候刚好从新界坐巴士到九龙，他指着那条在海面上搭满大大小小棚架，还在建筑当中的青马大桥，说，我要他送我这个东西，还要其他人不准在上面走，闲着两人在上面散散步，看日落。那我就插嘴说，你要不要他一并把那个新机场送你？突然间会想到，在这些风花雪月的玩笑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
这就是香港制造，这个城市和着市民们的爱恨一起生长，不像在上海，我们茫茫然抬头，发现黄浦江上又多了一座桥。
新加坡的做法
儿子还有二十年才能长大，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给他找个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当然，前提常常是，为幼儿园为小学“做点什么”。
那次和《联合早报》的朋友们吃饭，说到这个“做点什么”，大家都很有心得。连著名美女嬿青都不能幸免，为了女儿上小学，她得到小学去打义工，为孩子们讲两年的故事，而且，注意了，一定得父母亲自去劳动！
当然，有不需要做义工的学校可供选择，政治正确的姿态是，就让孩子上普通学校，交便宜的学费，抵制名校。但是，世界业已分流，天下父母，谁不希望孩子在更美丽的校园里接受教育？所以，新加坡学校招生，比如，就近原则，比如，义工原则，对于规则已坏的世界，还算是一种补救。不清楚这个政策在贯彻中有多彻底，但至少听上去它挺亲切。咦，这个站在学校门口维持秩序的男人不就是昨天在电视里演讲的叔叔？
从新加坡回来以后，我跟很多朋友谈到这个名校的录取政策，大家都感叹，虽然这种做法也有贪污劳力等种种嫌疑，但毕竟是回馈社会的行为，所以值得在中国社会推广。知道我们为幼儿园“做点什么”？家里再穷，小强爸爸还是一定要求给幼儿园“捐款”，并且特别在捐款书上写明，自愿；而我的同事，这几天一直在打电话，因为他“本人”执意要给幼儿园老师安排一次旅游。这样，我说我没做什么就把儿子送进了幼儿园，人人都用狐疑的眼神看我。
听说过贵族幼儿园面试吗？传说是这样的，一个教师拿出一张十元纸币，问：“这是什么？”一个小孩说：“这是我爸给乞丐的。”教师道：“恭喜，你被录取了。”听上去有些超现实，但金钱的所向无敌正在成为中国的最大现实。每次走过玩具店，我三岁的儿子总是先问我一句：“妈妈，你有没有带钱？”他已经知道他的快乐要用金钱购买。
因此，试着回到交换劳动的时代吧，我帮你把道路守望，你帮我把孩子教育，在金钱的蚕食中，让我们先把幼儿园、小学抢救出来。
它到底是我们的
饭桌上坐定，京城来的就问，有上海土生土长的吗？我们说有，让北京领导猜，他毫不犹豫拣了桌上最白净最体面的男人，说，你。被挑中的就有些光火，故意粗鲁着点，老子山东的，什么眼光！潜伏下来的真正本地人就在一旁乐，因为被北京人说是上海人，意思不会太好。
然而，就算天天和房东一起分担“啊，上海男人”的辛酸压力，就算夜夜和老婆一起想念家乡的星空，来到这个城市的无数外乡人，一年两年三五年，终于是一辈子，离开上海的冲动一直有，但一直的冲动一直被延宕了。那么，在这个艳名远播又声名狼藉的城市，是什么东西拽住了他们？
上海吃得好。以前，民间流传“北京人什么都敢说，广州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但最近几年，连广州人都跑到上海找馆子了。国内各大菜帮在上海滩上轮番轰炸，先是杭州菜，接着是湖南菜，再是四川菜、东北菜、客家菜，吃到现在，一家饭馆里是什么菜都有了。
“今天，我们在上海可以吃遍全世界的菜系。”电视上的洋人竖着拇指向全世界做广告。天地良心，这广告货真价实，吃俄罗斯菜，台上有俄罗斯姑娘的大腿舞；到土耳其餐厅，俊美的土耳其小伙就跑过来为你服务。当然，常常也听说，俄罗斯姑娘其实是新疆姑娘，土耳其小伙是一戏剧学院打工仔。然而，不管那么多了，看那老板娘多么风情万种，她一边跟你递眼神，一边帮你涮羊肉，虽然是，你花了一斤羊肉的钱只吃到半斤的货，但是，半斤羊肉半斤温柔啊，而后面半斤，才是真正的上海风味。吃遍全世界，你永远会想念上海老板娘。
胃舒坦了，人就挪不动，而且，饱暖思淫欲，因着上海老板娘，就想娶个上海小姑娘了。虽然很多年前，鲁迅已经讲授过“上海的少女”的不良倾向，但是，洛丽塔毕竟好过末路狂花啊。走进北方店铺，小白杨似的女服务员美则美矣，但是你抬抬头，店铺上方拉一标语：“我们决不打骂顾客”，心头一哆嗦，Farewell，小白杨。回头来看上海小姑娘，没错，还有不少小姑娘在传承海派风格，“作”了要死，不断创造Mission Impossible，但是，也应该看到，当代作女，亦是作资雄厚的，无限缠绵加上无限想象力再加无限能动性，日月换，山水转，辛苦归辛苦，但在一个价值失落的时代，作女为猛男撑出多么大的一片打拼天地。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你白头偕老的她虽然已经温顺体贴，但拐过地铁口，看到一对小恋人，女孩对着男孩叫：“我现在就要吃糖炒栗子！”稀里哗啦，你多么想回到过去，要死也好，要活也好，说是折磨也可以，说是馈赠也可以，反正，在上海生活，就是有这样暧昧的幸福。
有了吃，有了女人，上海再糟，也是家的方向。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海TMD的确有让外地人特别不顺心的地方，出租车司机倒不特别绕你路，但一听说你河南来的，就问：“艾滋病严重吧？”知道你安徽来的，就说：“我们家保姆也是安徽的。”总之，经意或不经意，要压你一头。在这方面，港澳台以为可得体面，也没门，你说你台湾来旅游的，他就说五百元带你浦东半天游，你说不要，去地铁站就可以了，司机就冷言冷语：“台湾经济也不行了吧？”
不过，碰上你心情好，说：“行，五百元，浦东半天游。”司机马上精神饱满，一个漂亮弧度，拉你上高架，一边开车一边导游，诺，现在我们就在延安高架上了，等会我开下去让你们开开眼，这个高架有来历呵！当初在这个地方打桩，一连打断十几根桩子，不可思议啊，因为这个地方的地质不可能是这样，全国的大科学家大工程师都到场了，也没用。后来，请出玉佛寺的方丈，方丈看了也摇头，说，地底下有一条黑龙，桩正好打在龙爪上，得过一百年，黑龙才会离开。没办法。请方丈想想办法，方丈考虑很久，终于说出：用一根金属大圆柱，上面雕上九条金色的龙，在某时某刻打下桩去！果然，柱子顺利地打了下去，但泄漏天机的方丈不久圆寂了。
然后，司机开车在那龙柱子旁两个来回，让你好好瞻仰，一边证明他见闻的深广，一边证明五百元的物有所值。你要再感叹几句赞美他几句，司机就更兴奋了，索性先带你在市区里兜一兜，看看，那边就是马勒别墅，中纪委来查办上海社保大案的办公室，捉进去好几十个啊，那个叫什么的，刚到门口，就尿裤子了！终于，你深深地觉得，这五百元，物超所值了。
所以，乱世自有乱世的法则，而所有的上海人，多多少少对这个城市怀有自豪，虽然他们平日里可能受尽高楼大厦的气，但指着外滩三号，他们依然与有荣焉。可能就是这么点虚荣心吧，上海的城市化进程这么迅速，人民这么委屈，但是大街小巷里的上海人，依然兴兴头头，仿佛这个城市的明天里，活生生地养殖着他们的梦想。
晚上回家，安静的地下铁，突然，有一个男人站起来，说，各位，现在我给大家唱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大家还没回过神来，他已经摆好架势，几乎是深情地唱起来：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他一唱完，车厢里的年轻人就为他鼓掌，半揶揄半鼓励。男人于是脱下帽子，点题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于是，几个年纪大的乘客装睡回笼觉的样子，不搭理递到眼前的帽子；一中年男人投了一块钱后，问他一天能挣多少？年轻的情侣大约被歌词感动，投了五块钱，卖唱男人立马送上口彩：“好人一生平安。”
我在徐家汇下车的时候，卖唱男人也下车来，不过，换个车厢，他又上去了。也许是灯光的关系吧，他一进入车厢，涂了一层蜡似的精神焕发。所以说，大都会像春药，吃伤了身体，还会选择吃下去。
走出地铁站，马上听到吆喝声：“高科技产品，不灵不要钱！”我挤进人群，看到两个男人在兜售纽扣电池一样的东西，一男演习，一男望风。演习的男人像表演魔术似的，亮出一纽扣电池，然后撸起袖子表示两袖清风，接着，他用煽动人心的语调说：“注意了注意了，奇迹就要发生！”果然，他把纽扣电池放在一自来水水表上，水表不转了，然而自来水照样流。“十块钱一颗，高科技产品，花小钱省大钱！”围观的人还在犹豫，望风男人催促说，“快快快，我们马上要走的，这是尖端技术，今天算你们运气！”
再走两步，又听到吆喝：“纯种欧洲名犬！最后一只！”那欧洲名犬装在鸟笼里，一女孩在问是不是偷的，卖狗的看她一眼，意思是“真不懂事，这还用问吗”。旁边，有几个年轻人在兜售强力胶，他们把好好一根皮带剪开，又粘上，吆喝着：“永远扯不断了！”
走出好一段路了，还听到年轻人嘻嘻哈哈的声音：“永远扯不断了！”
大半个世纪前，张爱玲与胡兰成去美丽园，看大西路上树影，商店行人，心里喜悦，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车水马龙里，常常我会想到张爱玲的这一声感叹。所以，尽管北京的朋友每次要疾言厉色地指责我们被花花上海蒙了心，我们却把心一横，决意和恶之花共生死了。因为，它到底是我们的。
美国美个啥
到波士顿一个半月，我的感觉是，这个国家既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也是世界上最落后的。美国，就像黄石公园的岩石，展示了从原始社会到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各个剖面。
美国的吃，基本还在人类社会的第一阶段。到哈佛第一天，在地铁站附近找东西吃，冷肉冷菜，就问招待，能不能来杯热开水？美丽的女招待茫茫然，问旁边的男招待，我们有热开水吗？
没有热开水。我觉得自己像麦兜，没有鱼丸，没有粗面。太阳下，美国人都在吃超大的三明治，喝超大号的冰饮，他们吃得容光焕发腰粗膀圆，直把Q宝看得目眩神迷，问，妈妈，他们有几个爸爸重？
有四五六个爸爸重吧，茹毛饮血，又不用奔跑捕猎，能不长出一身膘？所以，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人铺满两个人的位置，我就觉得，美国在生态问题上对我们疾言厉色的态度，其实咱一个眼神就可以还给他们。这么多人长到这个地步，如果不是生态问题，那么，就是上帝的问题了。
来美国前，看我买很多板蓝根，朋友都说，哎呀，用不着，美国空气好，不会感冒。没错，空气仿佛是好的，到处是大片草坪，到处有小松鼠出来溜达。有一天黄昏，我们回到贝尔蒙的家，还有一个野兔哧溜过去，搞得Q宝马上很激动地说，美国就是动物乐园。可是，一个时时困扰我的问题是，美国环境这么美，超市里的蔬菜水果都模特似的，可是，怎么我的苹果派没有苹果芬芳，我的南瓜饼也没有南瓜气息？长得跟画似的，吃着跟纸似的，美国的土地是土地吗？
应该说，美国的土地算肥沃，偌大一个公园也就十来棵树，但是却撑开一整片绿荫，树大叶茂，晚上走过，松果从树上掉下来，嗒一声，嗒一声，简直是希区柯克电影的音效。地上成堆的榛子成堆的人踩过去，要是在中国，城市中的果实一定在城市人的肚子里。每次我打哈佛校园走过，看到被踩得脏兮兮的果子，就会想，人有人命，榛果也有榛果命。秋天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租住的后院竟然有棵桃树，可桃子都萎落在地，没法吃了，害我惆怅一夜。关于食物，我们中国人的态度是不含糊的，美国人的态度是什么？去超市看看，一个表明低卡路里，一个表态低脂肪，美国人的食物攻略，还就是在吃下去和活下去之间纠结的原始人状态。
所以，几百年移民社会发展到今天，美国在美食上并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取得的那点成就就环绕在低脂低卡上。坐在哈佛的“燕京”餐厅，先喝上一碗热腾腾的汤，我不能不自豪地觉得，美食而言，我们不用谦虚。
我们得低声下气的，好像是，环保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比中国有全球意识，比如，美国人环保意识强。
来美国前，我也这么认为。啧啧，美国垃圾已经分类，到处还能看到再循环招牌和再循环产品，道路干净人体面，每天带着Q宝去上学，看到人家车库门口停两三辆车，Q宝就会很羡慕地说，美国人太爽了。
是啊，美国人是很爽，人人开车，还落了一个环保的好名声。到了美国我才发现，狗日的美国环保组织一天到晚督促我们限塑限塑，但大哥他自己家里到处是塑料袋，超市根本不限塑，买一支笔也给个大袋子。货架上去看看，美国塑料袋品种之多，就像奴隶时代整出来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罐子，他们没什么变化，就是号码不同。小到给宠物穿的鞋套，大到侦探电影里装人的，从装一块小饼干，到装一万块饼干，塑料袋是他们生活的原教旨。我们用炖锅，图的是陶瓷和食物的化学反应，但是人家就在炖锅里放一个煮不烂的塑料袋，隔开肉和陶瓷，当然，好处是不用洗锅。总之，如果没有塑料袋，美国生活就无法展开，就像地上如果没有白线，我的朋友萨宾娜就不会开车。
入乡随俗，我也买了很多塑料袋，峰峦叠嶂地堆在厨房里，感觉生活真是方便。方便，就是美国生活的全部逻辑，因为图方便，他们迅速到达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发明了那么多机器，那么多！可是，我家门口修路，把一个小坑填平整，人家前前后后出动了一辆大型车，两辆中型车，然后三个工人就坐在车里捣鼓，折腾了整整一星期，门口那道路还围着，路还是不平整。换了在上海，一个工人半小时就搞定了，所以，就效率而言，美国还是封建时代作风，一种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还倒退的工作体制，工具没有带来高效率，反而滋生了被工具拖累的程序化。
美国常常批评我们的官僚体制和腐败问题，但美国本土的官僚气息早就润物细无声，乍看程序完美，骨子里却是准腐败，而且深入民间，成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电脑声卡驱动坏了，拿到哈佛科学中心维修，因为电脑在保修期内，所以他们态度极为亲切地说，可以帮我送到相关公司维修，并且承诺只要四个工作日。我从科学中心出来，觉得美国真不错。但是，关于我的电脑故事，我不想再复述了。总之，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夏天过去秋天来，叶子黄了又红了，我的美国朋友倒都见惯不怪，劝我另外买一台算了。终于，熬不过，我另外买了一台。这是美国拉动消费的方法论吗？
反正，萨宾娜告诉我，她的汽车被撞了一下，她索性就不要了，因为修车太贵。美国人工贵，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还帮他们宣传说，人家尊重劳动，但是回头看看，这尊重劳动的另一面，起点和终点都是深刻的孤独。我们刚搬进贝尔蒙住的时候，房顶一小块石灰脱落，房东自己带了很多“武器”来，折腾半天，爬上爬下，后来贴了一大块透明胶了事。美国人看上去都是十项全能选手，下修草坪，上修屋顶，但其实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能人，是没办法。我想到我妈，她要在一楼的院子里搭个小花园，一天就完事了，路过收垃圾的人还帮着拉了个葡萄架，我问我妈你给人家钱了吗，我妈看看我，说，怎么给钱，给了一袋苹果。
我喜欢劳动和苹果的交往，喜欢邻居跑来跟我借点酒，喜欢保安在楼下大声地叫快递快递，喜欢路上有很多人，我生活的全部安全感就建立在人群中。我喜欢热闹。喜欢麻烦。
有忍者神龟吗
在纽约，住在繁华的五十街，从三十六楼往下看，能看到大幅标语：十年，会发生很多变化。
很多变化。中国人看到，笑了。十年，在中国，是沧海桑田，是另一个世界。变化，作为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最后的因果，在中国，是日常生活。十年前在纽约，时代广场、摩天大楼还令人目眩神驰，今天看看，也就是一个徐家汇。不过，地下铁里，列车从一百年的隧道里出来，Q宝还是兴奋地叫：里面有忍者神龟吗？
有忍者神龟，呵呵，终于轮到最没有历史的美国出来炫耀历史。Q宝说，你们的地铁怎么这么黑这么旧啊？萨宾娜就自豪地说，因为这是古代的地铁。Q宝说，哇，地铁有一千年了吗？萨宾娜就正告，一百年，一百年就很了不起！
是，一百年就有点厉害了，萨宾娜带我们去她家，她说，这房子是我祖父的祖父盖的，我们就对褐色的小楼房肃然起敬。我们的万里长城在，皇上住过的宫殿也还在，但是我们祖父的祖父盖的房子别提了，祖父盖的房子也早不见踪影。去年回宁波，带萨宾娜看我的老家，可我在解放桥一带盘旋了半小时，被大马路和大商厦扰乱了方位，怎么也无法确定老家的确切位置。所以，美国博物馆里，放一个房子两百年的横切面就把我们感动了，第一层是斯密史一世的泥巴，第二层是斯密史二世的石灰，第三层是斯密史三世的木头，第四层是斯密史四世的涂料，第五层，第六层，第七层……
文物保护方面，我们的口碑一直不好。尤其比照美国对普通民居也给这么隆重的注视，更觉得我们做得也实在太差了，一二百年的东西不说了，一二千年的东西也随便拉倒不心疼。不过，有一次，和我先生回他在南通的老家，看见家门口已经被钉了一块牌子，“扬州八怪李方膺故居”。本来，考证出名人故居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可是，住在名人故居里又是另外一回事。清朝的房子配合的是清朝的太阳和人口，住到现在就不是冬暖夏凉了，全国人民都空调，清朝的房子不能空调，地方政府又没有余地迁居我们原居民，所以，文物保护落到现实层面，就会和老百姓的愿望出现距离。
在历史中生活需要条件。这些年，大城小镇的受潮流影响也开始保护老城旧区，但是我的一个从老城区来的学生说，我和我哥一听说要保护我们老城就生气，我们要住新房子。所以，这位学生很激越地说，要保护我们老城的，其实都没在我们老城生活过。我想起，小的时候，父亲要把历年的《人民文学》等一大堆杂志留下来，我妈转手就给送废品站了，然后腾出那块地方给我和我姐放了书桌。
上个周末，跑到普利茅斯看美国原住民和殖民者的住处，一个感慨当然是五百年前的美洲文明，我们在五六千年前就达到了，感觉没什么看头，呵呵，这样说好像政治很不正确；另一个感慨是，就算是搞原住民保护的，也不会选择生活在那里。历史和生活，本就是一个来回斡旋的过程，因此，我跟萨宾娜说，如果美国人口和我们一样多，你们家的小楼也早被拆掉了。
至于忍者神龟，如果纽约地下铁里的忍者神龟多到跑出街，那么，一百年的地铁也会被update，这个，不是发展主义的逻辑，是一个城市和城市居民的婚姻故事。所以，每次我回到老家，虽然有乡愁，但感觉也跟《失乐园》的结尾一样：苍白着脸，迎向勇敢新世界。
都很冷
Q宝喜欢在美国上学，很多朋友就劝我，算了，为了孩子留在美国吧。每次，我都斩钉截铁，不可能。
不可能当然是因为我们热爱在自己的祖国生活。不过，不说爱国主义，就我观察，美国小学教育也很有问题。
首先我要承认，中国教育是我们最失败的地方，基本上，我理解为了孩子移民的朋友，也接受几乎所有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外国朋友谈到中国种种，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地沟油，我们都能争辩几句。只有说到中国教育，就都黯然神伤，一点回旋余地没有。
可是到了美国以后，我也发现，经常被拿来和中国教育作对比的美国教育，很多时候，也和美式自由一样，听着光彩熠熠，但其实又是空洞的。就说美国基础教育，很为中国媒体和网络赞美的是，美国老师对孩子特别好，从不打骂。事情都是真的，我每次问老师，Q宝怎么样，老师都是用最高级形容词。不过有一次，我去“after-school”接Q宝，发现他正在大哭，两个老师围着他拼命安慰。看见我，老师马上紧张地说，事情是这样的，他去上厕所，上好厕所回来发现操场没人了，紧张得，而一到五点半，所有孩子都得回教室，他应该也知道。老师的意思很简单，这是Q宝自己的问题，我的理解也很简单，这是Q宝自己的问题。不过我从老师紧张的表情可以看出来，就为小孩一点点哭，我大概可以给学校写信说孩子没有得到应该的看护。
所以，看上去非常亲切的教育，骨子里是冷的，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从前我受教育的时代，外表冷内心热的人际关系，比如我的父母经常就对老师说，老师，你要打噢，不打不成器啊！然后老师当着我们的面说，会打的！我父母要碰到我像Q宝一样哭，肯定上来一个耳光先。因此，Q宝脸上一块乌青，美国的老师要跟我道歉半天，我们小时候脸上一块乌青，家长还可能再给一块：“一定是调皮的！”
基本上，孩子在美国教室是被哄着长大，一年级还在学习abc，每天玩到你爽，充分表达“孩子是未来”的发展逻辑，而这个逻辑中包含的未来想象，其温度却是低的。所以，同一个逻辑的反面，“美国孩子很早学习自立”“美国孩子通过劳动赚钱”这些在中国备受推崇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也不是源于真正“劳动”概念的劳动，其中暗示的更是，你只有靠自己！
这样，Q宝一年级的数学课，半个学期在教一个nickle相当于多少个penny。
当然，这是教数学的好办法，可我同时也在想，美国教育这种一边要让孩子无限快乐，一边要让孩子面对现实的态度，骨子里是尴尬的。就像我们排队等车，我的老乡一个劲地感叹，瞧瞧，美国人就是有秩序，互相隔着远远的，不用抢！哈佛朋友马上冷冷接上，嘿嘿，你抢抢看，马上被告性骚扰！
这是真的。世博会里，中国人挤在一起十个小时，其乐融融，美国人能那样挤吗？
话说回来，种种在中国备受推崇的美式愉快教学，就和美式自由一样，它愉快的起源是为了避免一切的不愉快，因此，内核是冷的。本来，我们当代中国教育已经够冷，而如果继续不顾前因后果追尚美国教育理念，最后的效果会是冷上加冷。
甜过初恋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铁站，一个看上去有两百岁的老太太走进车厢，我忙站起来给她让座，她却摇摇头示意不用，并且高贵地耸了耸肩膀。我便敬畏地瞻仰了一下她，发现她的帽子上绣了一行字，意思是：我内心住着一个娼妓。
我确认了一下，没看错。啊，纽约还真是有点藏龙卧虎的意思。不过回家上网，看到微博上一张照片，我们中国一大妈卖橘子，广告词是：甜过初恋。照花前后镜，美国老太其实纯情，中国大妈其实务实。不过，在两百岁这样的年纪，内心住越多娼妓，身心就越感孤独。相比之下，兜售初恋的中国大妈不仅勘破浪漫，还能幽他一默，这幽默的力量来自哪里，滚滚红尘。
萨宾娜常问我，中国最迷人的地方在哪里？每次，我都毫不犹豫回答她：红尘滚滚。萨宾娜说，红尘，就算你待的波士顿不够滚，纽约不够滚吗？不想太伤萨宾娜的心，我问她，纽约街头有盗版有骗子有毒品有娼妓，纽约地摊有卖窃听器跟踪器吗？纽约街头有卖男朋友吗？纽约牧师和修女在一起天桥卖艺吗？萨宾娜撇撇嘴，嗨，你这不是比坏吗！
我看看萨宾娜，告诉她，这个不叫比坏，这个就是滚滚红尘，知道我最不喜欢美国哪一点吗？虚头巴脑。美国立法立到私人厕所，但有一半的法律却以真实的人生为代价。中国大学生在迪士尼实习，看到漂亮的小男孩，用中国人最常见的方式，亲了一下金发小孩，结果啧啧，男大学生被告猥亵罪。大李在实验室工作，一天到晚解剖小白鼠小兔子，他说，他的美国同事喜欢一边解剖，一边问他，李，听说你们中国人吃狗肉，真的吗？大李就会很冷静地告诉他，是的，我们吃狗肉，狗肉好吃啊，不过你那只狗不会太好吃。这样，他的美国同事就崩溃了。
大李最喜欢调戏美国人的动物态度。有一次，他还煞有介事地在小组会议上提出，这些可怜的小白兔、小白鼠，是不是也请牧师给它们超度一下？美国同事当真了。前几天感恩节聚餐，大李的美国朋友端出火鸡，大李更是神色仓皇地说：我不吃火鸡，我们老家拿火鸡当祖宗一样尊敬的，比你们的狗还宝贝呢。大李在饭桌上向我们描述美国朋友的脸色，一边啃火鸡腿，一边大笑：嘿嘿，要说天真，美国人真是天真的。所以段子里都说，美国罪犯在监狱里碰到中国罪犯，立马就有了学海无涯江湖无垠之感。
说到底，如果美国的法律真能把美国人管得“五讲四美”，那我们也服气，但现在的状态是，美国人其实也乱穿马路，美国人其实也乱搞男女关系，美国人也一团乱麻，但他们一边自己受制于条条框框，一边还拿着自己都左支右绌的条条框框满世界管人，搞得法律和人情脱节不算，还非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包括想象力推销成全世界的价值观和想象力，弄得电影不燃烧几辆车就不是电影，总统不把民主挂在嘴上就仿佛资产阶级还没掌权似的。
看萨宾娜越来越生气，我收口说：你们呢，好得不够，坏得也不彻底。萨宾娜很不爽，剑走偏锋：那你们国家同性恋境遇怎样？
我喜欢萨宾娜恼羞成怒的样子，便把她往深渊里再推一下：那我讲两故事你听吧。
第一个，是你们国家的。牧师和教士在酒吧，一个年轻人来搭讪牧师，牧师有点尴尬，就暗示教士解围。教士不慌不忙，对年轻人耳语一句，年轻人就告退了。牧师问他说了什么，教士答：“我告诉他我们在度蜜月。”
第二个呢，是我们国家的，是最近当红的微博小说，就十个字：“贼尼！竟敢跟贫道抢方丈！”
萨宾娜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我比较喜欢热烈的敞亮的人生，就算坏一点，也是自己的。
棺材里的保罗
西班牙导演考特斯（Rodrigo Cortes）的《活埋》被很多电影网站选为年度惊悚。其实，这个年度奖，完全靠的编剧。关于剧情，一句话可以说尽：一个普通美国人在伊拉克被人质了，谁来救他？
因为不是“大兵瑞恩”，或者说，因为西班牙人考特斯不是美国人斯皮尔伯格，所以，《活埋》主人公保罗最后没有获救。不过，全剧的惊悚和压抑在于，九十分钟的电影，基本一个场景到底：保罗在棺材里。而影片的真正主人公其实是保罗和外界取得联系的手机。顺便插播一个广告，这是一部黑莓手机。
通过这部黑莓手机，保罗拨打了911，家人，朋友，公司，FBI，还有各类政府部门。但是，我们看到，家人的手机处于留言状态，各类有关部门倒是有人，但总是把他的电话转来转去，转到后来，我们就不停听到保罗在骂Fuck。
中国影迷看了《活埋》以后，模拟过保罗如果是中国人，下场会比较幽默。这个我也相信，我们打服务电话，无论是大公司的保修还是有关部门的投诉，最好是选择英文服务，不仅英文服务比较容易接通，而且你会得到更耐心的接待。《活埋》最后，光线消失，一片黑暗。理论上来说，保罗死定了。不过，我想，《活埋》的编剧斯柏林（Chris Sparling）如果思路再开阔些，他还可以再编续集：就在保罗准备自杀的刹那，他想到，他可以给中国的英文服务打电话。接下来能发生的戏，足够斯柏林去冲刺奥斯卡，而不用像现在这样，戏没开场，编剧本人先陷入奥斯卡拉票门。
当然，中国口碑良好的英文服务，一方面是我们对外国人的善意，另一方面，则不能无视历史遗留的殖民迷情。而如何破解这道迷情，《活埋》是很好的教材。
就像电影中，保罗要连骂十多个Fuck，美国服务其实根本不像我们想象或者他们自己宣传的那么好。Q宝的麻省儿童联保医疗卡办完以后，突然连着来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卡，我就打电话问，一个星期，我每天上午九点开始打，打到十一点，都是不停地让我在以下服务中选，如此循环往复，八卦阵一样。终于有一天，秋高气爽，让我成功打入阵门，可电话那头一个“飞镖”：关于此事，你应该打另外一个号码。
同样一个事故，我在Citibank办的银行卡，也莫名其妙来了两张，我打电话给客服，一下就接通，一下就解决。后来我总结，像银行这种靠顾客养活的，美国服务的确一等一。其余，铃声苦长吧。
铃声苦长，人生苦短。能不打电话，我绝不打。不过，美国很古怪，有些事情还非要你电话确认。所以，半年来，因为听了太多等待铃声和太多的录音讯息，我觉得自己的听力都有点下降了。常常，好不容易天降甘霖一样，终于轮到可以和人说话，然后那人还要和我说“sorry”，我就有保罗那样的冲动，FuckFuckFuckFuckFuck,Fuck You！
所以，小人之心的建议是，大陆真用不着提供如此感情用事的英文服务，除非我们的中文服务也充满感情了。说到底，我们在美国，从来没有被优待过。跟棺材里的保罗一样，我们拨出去的绝大多数电话，都是让人销魂，让人想骂娘。
哈佛讲堂里的狗
来哈佛前，多少对哈佛有些迷思，帝国最大牌的学府，世界超一流的排名，再加上，国内今天叫卖“哈佛教授”，明天兜售“哈佛女孩”，搞得对哈佛没感觉就不是地球人一样。
我跟单位领导辞行的时候，领导也殷切寄语，我心头一热，几乎要说出，“我会珍惜机会，回来报效祖国”这样的话。
开始的时候，真还有点珍惜机会。费正清中心早场，就朝费正清赶。卡朋特中心夜场，就往卡朋特走。人生地不熟，走错地方，还听过DNA讲座，两“耳”一抹黑坐在台下，就听后面窃窃私语说，中间那个是得诺贝尔奖的镇系之宝。于是我就有点种瓜得豆的惊喜，嘿嘿，好歹看到一个攀登到科学最高峰的主，而且，啧，长得还有点帅！
当然，人头马很多时候并不帅，混到哈佛第一排，那得熬多少夜！初秋的时候，我去哈佛人文中心参加一个讲座，门口站一黑不溜秋，个子矮小的印度人，热情地招呼我们用讲座午餐。我看看吃的东西东不东，西不西，想着大概是这个印度人送来的印度餐。然后讲座开始，这个印度人走上台，我才知道，他就是已经不需要介绍的侯密·巴巴。
侯密·巴巴的头像其实到处都能见到，但是看到真人还是不一样。这个倒可算是哈佛风格，很多会议很多讲演听下来，我越来越明确意识到，那个在无数普罗心中的哈佛，和真实的哈佛距离大了去。就像我后来好多次听侯密·巴巴主持的讲座，我打赌，其中至少有一大半，是学院政治的一部分，是兄弟院校，七姑八婆的串门，每次，侯密·巴巴也多少有点草率地宣布，好吧，今天就到这儿。
这些讲演建立了哈佛的名声，学校布告栏里全是讲座信息，一天有一百场名人秀在发生。跟朋友讲起哈佛秀场之多，朋友常常艳羡，可是，有一次，也是在人文中心，我刚坐下，旁边一斯文男人也落座，然后他的狗就落座在我们中间。那天德国教授说的是诗，我一句没听进去，心思全被一旁的狗给占了，倒不是我喜欢狗，而是我一直在想，妈的，这狗听过一千次讲座了吧，看上去简直有点教授人文精神。回来跟朋友说起哈佛讲堂里的狗，他哈哈一笑，说，怪不得全世界有头有脸有钱的都能到哈佛拿证书。
哈佛真的是一所奇怪的大学，这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图书馆。赞美哈佛图书馆，这几乎是这个国家最高尚最贵族最未来最激动人心的表达，只有在哈佛图书馆，“最高学府”这个概念变得特别具体，也只有在哈佛图书馆，一个哈佛学生有用不尽的骄傲资本。其余，那些数不尽的讲座，世界各地的精英，最终的意思，是意底牢结。类似游客到哈佛，都要去哈佛像前照相。
约翰·哈佛的左脚已经被摸得铮亮，尽管这个铜像其实并不是哈佛本人，但这个没什么要紧，就像我们谁都没见过财神。所以，有时候我想，那个和我们一起坐在人文中心听课的狗，在本质上，和我们这些游方僧一样的访问学者没什么两样，而哈佛，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大庙。灵不灵，全看你信不信。
把浴缸的塞子拔掉
记者去采访精神科权威。权威说：“我曾给患者出过这样一道题，我问他们，浴缸里装满了水，想把水弄出来是用勺快，还是用盆快？”记者插嘴说：“正常的人会用盆是吗？”权威看一眼记者，说：“正常的人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
在美国待了五个月，终于看到有人出来，拔了一下美国的塞子。这人叫伊桑·沃特斯（Ethan Watters），是美国的新闻记者和自由撰稿人。他的新著《像我们一样疯狂》（Crazy Like Us: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e），让用勺子和用脸盆舀水的人难堪了。
书中，沃特斯用了四个案例。案例都很常见，但结论却不寻常。第一个案例，1994年，香港有个十四岁女孩死于消瘦，很快，记者通过google，结论女孩之死为“anorexia nervosa”，即神经性厌食。而就在这个美国名词传播开来以后，香港的“神经性厌食”人数激增。各种对抗“神经性厌食”的活动越多，厌食人数反而越多。同一个法则，海啸过后的斯里兰卡，由NGO引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被用来到处辅导灾民，使得当地人承受了更可怕也更漫长的折磨。相比之下，斯里兰卡的孩子因为还没有能力理解这些美式名词，很快克服了创伤。此外，沃特斯也描述了“精神分裂症”这个名词如何进入桑给巴尔。
表面上，美国的新名词由各类权威机构发布，有的还披着宗教的外衣，仿佛既是大善事，也是高科技，但实际的效果是，杀生无数。沃特斯的最后一个例子，是葛兰素史克公司（GSK）把新的抑郁症概念引入日本，一夜之间，令整个日本脑垂体下降。之前，日本只对需要住院治疗的抑郁症有定义，现在经过GSK公司的大力营销，人人有了得抑郁症的前途。
精神病全球化，是美国全球攻略一部分。不过，就像发动战争的国家，常常会在本土造成最大的伤害。美国发明了最多的名词，也是名词综合征人群最大的国家。基本上，我遇到的美国人，没有一个是自认完全健康的，而且，他们都神神道道的，一般的毛病还不屑于生，这个有“蓝色幽闭”，那个有“月桂过敏”，听上去蛮诗情画意的，不过要是我外婆听到，肯定骂：送到穷乡僻壤生活三个月，看看还有没有毛病！
我相信这些浪浪漫漫的毛病在前现代，都没有。就像美国的性骚扰，规定到暗示级别，活生生葬送了一个国家活泼泼的感情。两周前，我去哈佛医院看风疹，回来跟萨宾娜说起，她就马上很警惕地提醒我，医生给你检查的时候，有女护士在场吗？
我看看她，万一，女护士是同性恋呢？嘿咻嘿咻，在这个名词泛滥的世界上，原来不过是同性情义，现在都被理解成同性恋。插一句，同性恋很正常，不过，中国的同性恋人口，多少也有被“名词”的水分。原来不过是心情有点低落，现在得看精神病门诊。原来不过是近视，是弱听，是头发少点，精神差点，脸色黄点，个子矮点，现在全部成了匮乏症，需要吃从A到Z各种药品。原来不过是爱清静，爱糖果，爱动物，爱打扮，爱恋爱，现在全部成了饱和症，需要吃从Z到A的各种药品。像萨宾娜的同屋，每天早十颗药，晚十颗药，而这些药，都得辛苦打工才买得起。
当然，如果美国人只是自己家里弄点药吃吃，我们没意见，可现在，他们的药店都开到我们门下，这跟鸦片输出没什么两样了。不知有关方面有没有一些措施，否则，我们早晚都得跟美国一样疯。摇头兔的故事，大家都还记得吧！
兔子在森林里跑，看到大象抽大麻，说：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体了，和我一起跑吧！于是大象跟着一起跑。一路跑，一路他们招呼上了用海洛因的狼，用兴奋剂的猴，最后他们看到狮子正在给自己注射，兔子又热情地招呼：和我们一起跑吧！狮子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小兔崽子，每次吃完摇头丸，就闹得整个森林不得安宁。”
不过，当下的现实是，其实美国人自己也知道，他们是吃了摇头丸才跑成这样的。《广告狂人》已经播到第四季，从第一季第一集大家就知道了，如果把香烟广告成“IT'S TOASTED”，那么，《读者文摘》再怎么说吸烟有害健康，也不能阻挡烟草公司的发展了。概念！重要的是发明概念！作为美国偶像，“广告狂人”Don Draper从2007年走到今天，一路斩获无数粉丝，不仅六十年代成为流金岁月，“像唐一样的男人”也成为男界新路标。这个魅力无限的男人当然不是靠外表靠服装风靡天南地北，顺风顺水走到广告界的大佬位置，他凭的，就是美式方程式：靠绝顶聪明让坏人坏事变成酷人酷事，最后还能以宗教般的大智慧收拾良心，全身而退。第四季播到最后，NEW YORK TIMES刊登了Don的一封信，题目是“告别烟草”，信的内容是美国商人常见的忏悔格式：我们叫卖的产品，给人们带来的其实是疾病，是悲伤。我们知道它不好，但就是停不下来。现在，我们金盆洗手了。
武侠小说里，邪道高手也会这样金盆洗手，不过，金庸的读者都知道，历朝历代，想洗手的多了去，但没有一个洗成功的。《剑雨》里，杨紫琼甚至把脸都给换了，但还是被逼着重出江湖。Don能成功吗？嘿嘿，他的这封刊登在NEW YORK TIMES上的信，是以广告的形式发布的。
所以啊，吃惯摇头丸的美国人实在也是“我们停不下来了”。这个，倒也被无数的美剧证实了。《24小时》一季又一季，杰克·鲍尔停下来过吗？他停不下来，我们观众也停不下来。所以，让自己感觉良好，或者让自己觉得我是对的，就是让全世界跟着摇跟着跑。这个方法论，美剧掌握了，美国也掌握了。而关于这个方法论，《广告狂人》的著名台词就是总结：“广告，就是基于一个词，幸福。幸福，就是一辆新车的气息，是远离恐惧的自由，是十字路口的广告牌，告诉你，你正在做的，就是对的。”而这个“对”，就是Don这样的天才拍着脑袋想出无数的名词，才越来越对。基本上，美国，或者说广告狂人，就是要告诉我们：浴缸里的水，用盆舀出来，是对的；用勺舀出来，也是对的。
好在，世界还不是广告的天下。多几个伊桑·沃特斯，美国的塞子也可以拔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