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辰龙
前两天，北国又发布了雾霾橙色预警，已不记得这是本年第几次，而霾，早已越国中原地界，朝向内地南边，恍若黑云压城。寂静的当代，各色气象预警，永不会以高音喇叭的鸣响去震彻城市，一如雾霾自身，也是沉默地迫近众生的呼吸。据好心的科学家报告，我们时代的霾，不及彼时伦敦雾，有害，但不会害命于骤然。可蚕食之慢，是否便意味着时机与希望，这问题看似无从立断，但或许真不必过多认证，毕竟霾在视觉上总直观得触目，嗅起来也苦，而街头被遮护着的万千面孔，难免引起回忆：多年前，同样作沉默状的超级病毒，曾一次次烧毁国人的心肺。作为环境恶劣的坚硬代词，霾，正渐渐弥散为能够描述现实感的黑色明喻：所谓的远景和愿景，在灰茫中不过是蜃景，口罩后紧闭的口舌，像对癌变式的坏状况作无言抵抗，有时却更像忍耐、逃离与自救。若将话题牵涉回写诗，显然，霾，亦是抒情器官置身的日常，呼吸之难，即表达之难。何况，还有另一种日常，巩固着表达的艰难，它可见的现场，是门户网站或晚报的社会新闻版，上面不时有仿佛虚构的消息被证实，或以其荒诞显出人类想象力的贫乏，或以其残酷冲决着写作者内心的伦理堤坝。雾霾干扰着诗心对方向的找寻与校正，语词的尺度与温度，一不留意便会在种种奇观前失范、僵直，而“一个智慧而悲悯的诗人，必须从黑暗和绝望中看到曙光，哪怕这缕曙光仅仅处于黑暗的包围之中。事实上，这缕光仅仅是渺小感的获得者拼命抓住的东西，但那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1]。
若由此刻向以往追溯，近八十年前，北国气象中的惨淡部分，还是沙暴而非雾霾，当年的诗家对此做过诚恳的记录：“但长城挡不住胡沙/和着塞外的大漠风/吹来这古城中，/吹湖水成冰，树木摇落——/摇荡浪游人底心。”（何其芳：《古城与我》）正是在风沙频繁的北国，1935年的朱自清，为他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下导言，回望新诗发生后的首个十年（1917-1927），对简短的诗史做详录、发议论：“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2]“新诗运动从诗体解放下手；胡氏以为诗体解放了，‘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3]当年的具体观点，已成今日的常识。导言的枢机所在，终归是文中提示出的诸多问题，如新诗自身的合法性、评价新诗的标准、新诗与古诗传统的关系，它们可以具体呈现为：用白话写作的新诗与翻译过来的西方诗歌有何不同？失去严格形式秩序的新诗与散文有何区别？什么是好的新诗？如何将特定时代的文化关切与现实体验倾注于诗学批评活动之中？古典汉诗的美学准则能否用以评判新诗？等等。之所以重提朱自清的导言，是因为他谈论新诗时涉及的问题范畴，并未随时空运转与诗史流变而失效。西方诗歌依然通过开放而多样的翻译，对现代汉诗的形神进行着潜在的塑造，除经典诗人被重译，当下在世的不少异国诗人也被引入；有关新诗与古诗之关系的讨论未尝断绝，对此有意有心的写作者，或在理论上发现传统，或将自己对传统的发现作为生发诗意的潜在中心；强力而卓异的诗学批评，仍嫌不足，似难与盘踞诗国的黑恶势力持续过招，很多并不好的所谓名诗，难以得到开诚布公的反对，并在持续的传布中，引得后来者竞相模仿。
旧日里令朱先生且作谨慎回应的问题，或许本就难有终结式的解答，却可能会因地制宜地激活新诗的生命力。当代诗的写作，也正是在这些问题的对碰中进入2016年。这一年，世人想起正当新诗百年，于是在以诗为名的市面上，待价而沽的物件里，多出不少回顾与总结，似乎倘若不摆开架势讲些什么，便不配于沉默间仍自许为具备历史意识的成熟诗家。当然，其中不乏认真省视的发言与真打实干的工作，它们避开商品的运命，成为贴切的作品。其实，步入可供纪念的时空节点，再回首也是猛回头，毕竟写着写着就可能瞎子摸象，但做法上倒不必狠命于表面上的世序代际：与其编纂鬼雄排行榜，翻新人杰座次表，唐人选唐诗式地推举政治正确的美学代表，莫不如由己及人，详谈新诗百年已有哪些惯例可供发现、避免、否定或转化；再反诸自身，“连续地从过去时代里找出各种风格和诗人”[4]，细说这些诗与诗人何以形塑写作的实际。“观千剑而后识器”[5]，但在微信流行的当下，过往的实绩更像人迹罕至的遗址，为日日向新的繁华所遮蔽。而中国作为诗国的名声，也有些底气不足，毕竟每日有不可胜数的分行文字被转发、被点赞，绝大部分却难逃速朽。在这样的新情形中，不变于往年的，是众多版本的诗歌年选将付印，本集作为其中一种，却绝不敢声称权威，因为编选者只是治诗的学徒，在与诗的遭逢过程中，虽竭力试图让个人趣味为上述的历史状况与今日实际所纠正，但想必难免褊狭，只求能够保持北岳版诗歌年选以往的新鲜活力。
感谢诸位诗人的慷慨，他们的支持促成了本集。感谢颜炼军、张光昕、曹梦琰、范云晶、李海鹏、万冲、肖炜、苏晗与马贵，他们在诗后的点评使本集充满对话的回响。感谢本集责编王朝军先生，谢谢他的细心与耐心。
是为序。
2016年11月22日 北京法华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