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上的这几张通讯论文通通不像的东西，同时因为一天仅在晚上才有几分钟执笔，以致写得这么糊涂和没条理，所以我觉得十二分惭愧的把它密藏在袋里三四天，原因是恐怕寄到贵刊，先生一定没时间修改它和将它刊登出来，那么我们这一股愤慨的冤气也是没地伸诉吧！
今天是星期休假，一清早值星官便东奔西跑的叱喝：“打扫寝室，洗污水沟”，“谁的铺位有一丝绉纹的也要罚他洗毛厕”，“大队长检查内务呀”！营房内像旧式的榨糖房，每个人淌着汗，显着满额的青筋，左转右跑，到了午后还要全套军装的站着，从下午一时站到三时许，结果大队长才跚跚而来，同时还骂了一大顿，“一律不许出街”。我们从下车到现在除了洗澡外，一小时的休息也没有。一稍有空暇就是搬砖修路，抬水洗沟，好像生怕有了时间给你们，就会商量造反和谈判他们的不是了。
亲爱的编者先生，我们这一群度着的是牛马的非人生活呵！这生活内我们找不到一点安慰，找不到半寸的前途！
本来我们平日诅咒学校的教育不好，就是说它脱离现实，对抗日救国的青年要求不符合，才跑出校门热诚的钻入这救亡干部训练团来，可是现在的遭受，现实的一切，不但没丝毫满足我们的诚衷，反而施了惨酷的压迫。“你不高兴吗？我们要训练到你更不高兴！”这样的教育长官口里说出的，我们绝望了，究竟他们将来置我们于何地！难道这样和社会一点没关连的教育，和抗敌救国工作一点没关连的“立正”“稍息”的教育，就可以训练出“建国”“救亡”的干部！
深信政府的目的是光明正大，计划长远的，不过他们把训练救亡干部青年的重任，交给毫无政治常识和教育青年学识的战场下来的下级军官，而他们接了这重任，都是毫无认识，当然是照训练士兵那一套过去的奴隶教育搬出来，怎不糟糕！我以为长此以往，这干部是靠不住的，中华民族革命的巨任交给这么的一群干部，不是算可悲痛的一回事么？负领导青年工作的诸先生，能忽视这件事吗？
我们有一个普遍的要求改善施行的：
（一）训练的教育应以抗敌救亡工作为中心，切实符合目前青年的要求，满足我们的救亡热诚，所以一切设施课本均应与抗敌救国有关的——目前我们的生活惟有感受痛苦，言论均以对付教官为中心，从没人讨论过抗敌救亡的问题。
（二）设立无数的小组讨论会，多派指导者改正，由我们发动，导师居于旁观纠正和领导的地位。
（三）减少无谓的训话——其实是责骂，及整理内务等精神训练时间；军事方面，注意于战略战术常识，及民众武装的教授，“立正”“开步走”等宜稍减少。
（四）应着重于社会活动，如宣传队，戏剧，漫画，组织民众，慰劳队，游行等现实救亡工作，俾得实践平日学习之救亡工作理论，而将来不致无所措手。
亲爱的编者先生！我们的要求大约如上，求你原谅我的感情的兴奋以致潦草无序，并仁慈的将它修改纠正登于贵刊上，无任感谢。
朱平上。一九三八劳动节。
编者按：关于青年训练的问题，我们一方面看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当局对于此事的重视，有许多地方已经大规模地办起来，同时还有着整千整万的热诚爱国的青年踊跃受训，使我们感觉到莫大的欣慰，但一方面却常常接到青年的来信，对于训练的方法表示种种不满的，甚至表示非常愤慨，却又替这件事焦虑着。我们收到这类诉苦的信很多，虽然也许只是局部的情形，但仍然是一个亟待设法改善的现象，所以我们也曾在本刊上比较抽象地提出几个基本原则（参看本刊第六十六号社论《青年训练的基本原则》），以促起负责青年训练者的注意；我们所提出的基本原则虽比较的抽象，却是从许多具体事实中得到的结论，并不脱离现实的空论。我们所以避免许多具体事实的刊布，因为具体事实往往牵涉到特殊的人事问题，往往容易引起有关系者的不快，这不是我们所愿有的，因为我们只希望事的本身能得到合理的改善，不愿对于任何个人引起不必要的磨擦。这是我们一向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
但是朱平先生的这封信写得太沉痛太恳切了，而且我们仔细看完这封信，觉得朱平先生只是提出切身受到的苦痛，希望青年训练的问题得到合理的改善，他的动机是很纯洁的，态度是很诚恳的，并不含有恶意攻击任何机关任何个人的意思，虽则因为他的“感情的兴奋”——这不但是他，一切青年而在这种情形之下都是同样的——这信里有些“感情”过于“兴奋”的话语，已被编者酌量删去，只留下比较重要的事实，作为研究的材料。同时我们并把机关的名称省去，因为我们并不是要与什么机关为难，我们丝毫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很客观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负责者加以虚心的检讨，获得合理的改善。
有许多受训青年的来信都表示对于百教干教不厌的“立正”“稍息”不胜其反感，我们知道青年们并不是根本反对“立正”“稍息”的训练，例如朱平先生的这封信里就说得很明白，“这基本动作是每个受军事训练的人都必须学习”，他只是说“宜稍减少”。换句话说，不应该只是看重这件事，甚至过于看重这件事，把其他更重要的战术及精神教育完全忽略了。
其次他们所一致反对的是“打骂制度”，把“绝对服从”解释为“盲目服从”，甚至受了“拳打脚踢”，“给人家打骂屠杀还要谢罪赔笑脸”！他们并非反对“绝对服从”，但是合理的“绝对服从”和奴性的“绝对服从”，确是应该分清楚，我们认为青年的这种态度是对的，我们认为教育青年尽管严格，绝对不应该把青年视同奴隶，这是我们要很诚恳地促起负责者的注意，很诚恳地希望负责者加以慎重的考虑。做教官的如果是像朱平先生在这封信里所描述，那简直是把他所训练的青年当奴隶或仇人看待，这种不合理的训练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在这里要很沈痛而诚恳地提出：国家所需要的是要训练“抗战建国的干部”，不是要训练“奴隶”或“仇人”！我们承认负训练之责者在主观上不会有意要替国家训练“奴隶或仇人”，倘训练的方法如不合理，在客观上仍难免有这样的流弊，这是值得我们加以省察的。
我们很诚恳地希望朱平先生的这封信能引起社会及负责者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