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嘉陵江
陕南战役是虚晃一枪，调动和打乱敌人战略部署，为嘉陵江战役开展创造了条件。
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时，由于兵力东调，造成根据地兵力空虚，川陕境内的川军各部依据“川陕会剿”的部署，乘机向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攻击，短时间内相继占领万源、阆中、仪陇、苍溪、巴中、通江等地。川军的这种偷偷摸摸的“老鼠战略”给我军发起嘉陵江战役造成一定的麻烦，为了扫清渡江作战的障碍，确保控制渡江前进基地，徐向前、陈昌浩决定首先消灭仪陇、苍溪之敌，控制东岸嘉陵江渡口。
1935年3月2日，红三十军、红九军和红三十一军各一部分别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击。川军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的手下败将，如同乌龟，一打就缩。3月4日，红三十军二六五、二六六、二六七、二六八团，首先以夜袭手段，向盘踞在阆中城东四十五公里处的老观场和红山庙一线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两天，全歼田颂尧部何德隅第三路两个团。3月5日，又在红九军一部的配合下，于阆中老观场以西的鸡山梁、大奎山地区歼敌罗泽洲师第九团全部和第八团大部，敌旅长被击毙，敌团长梁宽培、二营营长邱泽维自杀，俘敌团副雷少卿、一营营长杨覆宇、三营营长骆州伦等。在追击中，又歼敌四个团的各一部。与此同时，红三十军一部和红九军一部向仪陇的兴隆场、日兴场、大风场等地的敌军发起攻击，歼灭四川边防军李家钰部一千余人，几天的战斗犹如风卷残云，攻占阆中的玉台、水观、洪山、河溪，直抵阆中城附近的烂泥沟。红三十一军一部向苍溪进击，守敌何德隅第三路的一个旅听闻红军大军将至，没作抵抗即弃城而逃。3月11日，红军克复苍溪城。
到3月上旬，红军在阆中、苍溪、仪陇等地连续作战九天，共歼灭了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六个团的全部或大部，俘敌官兵近四千人，缴获长短枪三千余支。特别是罗泽洲师仅伤亡逃散官兵即达五千余人，基本上失去了作战能力。至此，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的嘉陵江东岸（除阆中城外），悉为红军控制，扫除了渡江作战的障碍，渡江战役的条件基本具备。
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蒋介石就估计红军意在陕甘。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恰逢红四方面军发起收复苍溪、仪陇的战役。几天之内，红军即克服苍溪、仪陇。看到四川军阀如此豆腐渣，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殊堪痛恨”，3月12日，特电刘湘与派往川军的督察专员，要求严明赏罚：
（一）此次二、三两路阵地侵入之匪，并非匪方主力，乃罗泽洲部平时不遵令构筑碉堡，加强防御工事。官长督饬不严，精神废弛，临阵则一再撤退，影响全线战局，殊堪痛恨。即派大员听候查办，一面令饬负责戴罪图功，就现地赶速收容整理，立即恢复，并固守东观场、赛金坝、新政坝之线。（二）苍溪失陷，该总指挥田颂尧督饬不严，着记大过一次，并将守城负责长官查明从严议处，呈候核夺以为战守不力者戒。（三）李部左翼固守仪陇部队，不为罗部退军牵动，仍严阵死守，廖战数日，该总指挥李家钰督饬有方，各部异常奋勇，殊堪嘉尚，着先传令嘉奖，并奖洋五千元，以昭激勤。（四）杨森部报告多欠确实，除令遵规定迅速督部确实占领恩阳河至兴隆场阵线外嗣后报告务须确实，不得再有此类妄报情事，致干未便。（五） 以上各条，望将遵办情形具报。
随后，蒋介石以“督饬不严，精神废弛，临阵则一再撤退，影响全线战局”的罪名，将罗泽洲撤职查办。
嘉陵江是四川四大名川之一，古称阆水、渝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也是长江水系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流域面积达十六万平方公里。嘉陵江发源于陕西省宝鸡市凤县西北凉水泉沟，因流经凤县东北嘉陵谷而得名。嘉陵江源头为白龙江和西汉水，直至陕西省略阳县两河口以下始称嘉陵江。嘉陵江从略阳白水镇向南，经阳平关进入四川境内广元，流经元坝、昭化、苍溪、阆中、南部、蓬安、南充、武胜而达重庆的合川，左纳渠江、右纳涪江两大支流后，于重庆朝天门汇入长江，干流全长一千一百一十九公里。
广元以上为嘉陵江上游，广元至合川为嘉陵江中游，合川以下为嘉陵江下游。
嘉陵江上游蜿蜒穿行于秦岭、摩天岭、米仓山等崇山峻岭之中，从源头到上中游，水位落差高达四五百米，沿途河谷深切，水流湍急。过了昭化以后，山势逐渐平缓，河道也逐渐开阔，水流趋缓，由于地势迂回曲折，嘉陵江在这里七弯八绕，有“九曲回肠”之说。
嘉陵江战役发起前，红军与川军在嘉陵江东西两岸隔江对峙。川军在北起广元的朝天驿，南至南部新政坝约六百里的嘉陵江以西地区共配置了五十三个团。其中邓锡侯部二十一个团防守广元朝天驿至射箭河以北的沿江地段，田颂尧部三十二个团防守射箭河以南至南部的新政坝地段。
按照贺国光行营参谋团推广在中央苏区“剿共”的经验，川军在嘉陵江西岸修建了大量的碉堡，仅从昭化以上至宁羌一百多公里的防线上，原有碉堡两百座，新筑碉堡一百四十七座，平均每三五百米就有一座碉堡。参谋团对碉堡的修建有严格的要求：所有的碉堡之间要连点成线。其密度以两碉间目力、火力均能交叉相及。每座碉堡里最少能驻一两个班，大碉堡里甚至可驻一个排的兵力。五十三个团的数万敌军分布成数个集群，对防守地段分工负责，任何地方的碉堡里一发现动静，枪声一响，周围的驻军就可以迅速出动，互相支援。
红军控制的河段主要在嘉陵江东部地区苍溪经阆中至南部段，这一带水深流急，江面宽约一百八十至二百八十多米。对无舟楫之利的红军来说，要在短时间内，组织八万大军渡江作战，难度极大。
3月中旬，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二营四连在苍溪鸳溪口上游的通竹溪试行偷渡。四十名突击队员乘坐九艘木船偷渡，部队顺利抵岸，在木船返回来接应第二批部队时，江中的木船被碉堡里的敌人发现了。敌人的轻重机枪立即开火，船上的艄公中弹牺牲。上岸部队在江滩边没有任何掩护，全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碉堡里的敌人火力密集，碉堡后面不远敌人的大部队听见枪声，立刻冲往江岸。结果寡不敌众，除了两名战士泅水返回东岸外，其余三十八名干部战士全部牺牲。这次试渡失败了。
通竹溪渡江失利让敌人发觉了红军要从剑门关以南渡江北进的战略意图，刘湘迅即增调刘汉雄部加强江防，红军渡江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这次失利也震动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大家都意识到，渡口的选择事关渡江成败。强渡前的准备工作极为重要，徐向前反复强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各级指挥人员一定要做仔细的工作，行动前，将困难想得多一些。战争的胜负除了取决于双方军力多少、火力配备、战士素质、意志品德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事先作大量仔细认真的调查，对于战场的地形、敌军的配置、一草一木、一沟一坎都要做到了然于胸、知己知彼。
为了选择合适的渡口，确保渡江作战的隐蔽性和突然性，红四方面军各部及地下党组织派出了多路侦察人员，这些侦察兵以各种职业为掩护，深入嘉陵江东西两岸，搜集敌人的江防情报。侦察兵王义化装成难民，混过江去，在苍溪马桑垭下寺庙“出家”，以当和尚作掩护，搜集情报。通过各条渠道的情报，红军总部掌握了沿江的地形、道路、渡口以及敌江防工事、纵深兵力部署、火力配置、敌人活动规律等重要情况。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徐向前和副总指挥王树声带上熟悉地形的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以及参谋人员翻山越岭，沿嘉陵江东岸行进三四百里，了解敌情，查看地形，选择合适的渡河地点。
经过详细调查和反复比对，徐向前最终选择了苍溪城南四公里处塔子山下的塔山湾渡口、苍溪城北二十五公里处的鸳溪口、阆中城北八公里处的涧溪口作为强渡嘉陵江的主要渡口。同时，还选择了阆中境内的沙溪场、南津关、河溪关、茄子渡，南部境内的红岩子等作为强渡嘉陵江的辅助渡口。三个主要渡口的江面宽约一百五十米至四百米。虽然江面较宽，却是敌人整个江防的薄弱环节。田颂尧在涧溪口至鸳溪口这一地段，仅部署了三个团，一线地区只有四个营。这些部队装备差，又屡遭红军打击，建制不全，士气低落。从地形条件看，东岸一般高于西岸，便于红军隐蔽待机和组织兵力掩护；从水文条件看，这一段江水流速缓慢，水深只有三至五米，岸滩亦比较平坦，对渡江有利。根据地形和敌我兵力分布以及渡江器材等因素，总部决定，大部队分三个点同时渡江：
红三十军居中，为渡江主力。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实施重点突破，歼灭守敌后向剑阁攻击前进，协同三十一军攻占剑阁。
红三十一军居右，从苍溪以北的鸳溪口渡江，而后向剑阁攻击前进，攻占剑阁后，向昭化、广元发展，打击邓锡侯部并阻击胡宗南部从甘南南下，保障红军右翼安全。
红九军居左，从涧溪口渡江，而后以一部协助红三十军向北进攻，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守敌，保障红军左翼的安全。
红四军作为第二梯队，待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从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红九军消灭南部守敌，主力向梓潼方向攻击前进。
总部炮兵营配置于塔子山，掩护红三十军渡江。西线渡江作战由徐向前指挥，陈昌浩指挥红三十三军和地方武装在东线阻击牵制敌军来援。
接到总部的渡江部署，红三十军副军长程世才立即赶到八十八师，和师长熊厚发一起研究渡江方案。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的两三年里，在血与火的严酷斗争中，程世才从团长迅速擢升为副军长，但每逢重大战斗便一竿子插到基层连队和战士们一起拼杀，这已是多年的习惯。程世才和熊厚发也时常有惊人之举，一个副军长，一个师长，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们居然化装成普通百姓，直接来到嘉陵江边察看地形，侦察敌情。程世才和熊厚发参军前都是种田的农民，农民的淳朴和憨厚形象根本就不用化装，他们俩一个身着蓝色土布裤褂，一个身着黑色土布裤褂，背着背篓，手提镰刀，程世才的腰里还别着旱烟袋锅。几个警卫人员也是一身农民打扮，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砍柴、割草。平时猛得像张飞一样的熊厚发，此时却细致地在笔记本上仔细勾画部队的隐蔽地点、出击路线、强渡突破口。
程世才回忆：
……经过反复侦察核准，我们对敌我双方的地形、江水的流速变化、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备以及预备队所在方位等情况都摸清了，就连敌人怎么换班，每班次多少人，进出哪个工事，有什么规律，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当时嘉陵江上没有桥，要渡河只有靠船只和临时架设浮桥。
为了阻止红军渡江，敌人事先已经将嘉陵江东岸所有的船只或是拖到西岸，或是击沉、烧毁。红军急需解决渡江工具。方面军总部决定，由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负责造船，当地苏维埃政府全力协助。造船地点选择在嘉陵江支流东河沿线的苍溪王渡、阆中清泉、井溪、土垭袁家崖，以及嘉陵江上游的猫儿跳和永宁铺附近的丛林。这里群众基础好，地势宽广，树木茂密，便于隐蔽，并有红军部队严密警戒，封锁消息。
为了给红军造船，当地苏维埃政府几天时间就请到了五百多位造船的老船工、木匠、铁匠，这些工匠们背着干粮，带着工具，昼夜兼程，从四面八方赶到造船地点；郑义斋组织和动员各级后勤部门到处收购和运输了大批木材、打造船钉的废铜烂铁和桐油。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和政委李先念亲自到造船工地给工人们做政治动员。川陕省委副主席余洪远和省保卫局的谢凡守在船厂督导。经过一个多月日夜不停的紧张劳动，共造了木船七十五只，除了几只较大的船外，大多数都是“毛蜂壳”（即五块板子钉成的船，每只可容纳一个班），还用毛竹扎了三座浮桥和数十只竹筏。根据渡江指挥部的要求，3月26日前，七十五只船全部造好。
3月27日下午六时，太阳渐渐地隐入群山之中，天色暗了下来。部队的战士们和支前的民工们隐蔽地将船只一艘艘地运送到渡江出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