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出鄂豫皖
1927年11月起，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北黄陂、麻城，安徽六安、霍山，河南商城陆续爆发农民武装起义，并分别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开辟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1930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合并成立鄂豫皖特区，成立湖北省委领导下的鄂豫皖特委。至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931年初，在根据地领导同志多次强烈请求以及革命形势发展需求下，为了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和政策指导，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决定，党中央领导机关一分为三，当时的总书记向忠发和周恩来等人带领中央机关搬迁到江西瑞金，另外分别派遣几位政治局委员到鄂豫皖和洪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就地领导与指导苏区的军事和政治斗争。
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共青团中央委员陈昌浩到达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今新县）。根据中央指示，原中共鄂豫皖特委撤销，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定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王平章、蔡申熙、舒传贤、旷继勋为中央分局委员，张国焘任中央分局书记。分局直接隶属中央政治局，代表中央领导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是鄂豫皖地区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
同时，成立了由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等七人组成的鄂豫皖中央分局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为副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是鄂豫皖根据地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直接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
为了集中力量，统一指挥，抗击蒋军的大举进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决定，将鄂豫皖苏区的几支红军部队整编成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为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刘士奇为政治部主任。第四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第四军军长徐向前（兼）、政委陈昌浩（兼），第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
合并后的红四方面军共有两个军六个师，总兵力达到三万余人，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央红军的军事力量。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序列中，又增添了一支钢铁劲旅。
大别山位于长江北岸，地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北扼京汉铁路，南抚武汉重镇，东逼国民政府首府南京，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自己的胸腹之地有一支数万人的共产党武装，蒋介石如鲠在喉，日夜不得安宁，决心除之而后快。一开始，并没有将这支由起义农民组成的武装放在眼里，指令驻扎在大别山周围湖北、安徽、河南的非嫡系军队“清剿”，这些地方军阀装备和训练水平较差，战斗力薄弱，前两次“围剿”均被粉碎。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正值敌人发起第三次“围剿”，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每次战役歼敌数万，部队长途奔袭、围点打援、迂回包抄等战役指导思想日渐成熟，展现了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几战下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六个师五万余人。各县独立团、地方赤卫队、游击队总数接近十多万人。鄂豫皖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五座县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万。
眼看红四方面军力量越来越壮大，肘腋之患发展成为心腹之患，蒋介石决心集中更大的力量，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剿灭”大别山的红军。
1932年5月22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任总司令，坐镇武汉亲自指挥。敌人中、右两路共二十六个军外加六个旅约三十万人，另配有四个航空队，蒋介石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三十万敌军对鄂豫皖苏区形成包围形势，蒋军吸取前三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组成重兵集团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在战术上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企图“聚歼”红军于长江北岸。
5月的大别山，战云弥漫。虽然已是深春，但漫山遍野乌云滚滚，翠绿的春色笼罩在浓密的战火硝烟里，时而紧密时而稀疏的枪炮声在远远近近的山林间震响。空中，数架涂着国民党党徽的敌机疯狂地呼啸着向地面俯冲，机枪和炸弹轰鸣着使死神降临四方。地面上，数十万蒋军从四面八方杀进鄂豫皖苏区，残酷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
大敌当前，采用何种对策抵御敌人的进攻，事关根据地的生存和红军的发展。当时的中共中央被“左”倾立三路线主导，他们不顾敌我力量的对比悬殊，中国与苏联国情的天壤之别，盲目地以苏联革命为模式，要求红军不间断地向敌人盘踞的中心城市进攻，与敌人展开决战，希望通过夺取城市引起全国总暴动，在短期内取得革命胜利。当时的党中央为反对敌人“围剿”给各苏区的训令要求：
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苏区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苏区，以一个师以上的兵力过京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萧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苏区，必要时可以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的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个别领导对敌情的严重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盲目乐观，甚至认为“从武装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已占了优势” 。
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其结局是可以想象的。尽管红四方面军将士不怕牺牲，浴血苦战，在局部战场上取得胜利，给当面之敌很大杀伤，但红军自身也遭受极大的损失。敌军仍然按照其部署，逐步推进，红军的战略空间日渐缩小，逐步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处于被动的地位。
面对危局，身为红四方面军最高指挥的徐向前和陈昌浩认为，我军长期作战，至为疲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决不能盲目硬拼，眼下敌人步步进逼，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第三次反“围剿”一结束，他们就向中央分局提出：“回师根据地，休整部队，准备迎击敌人第四次‘围剿’。”
但鄂豫皖中央分局的领导依然沉浸在前几次胜利的喜悦中，他们不顾敌我力量对比，不考虑我军长时间作战，部队极度疲劳，急需休整的严峻现实，要求红四方面军“不停顿地进攻”，在没有重火器配备的情况下，集中红军主力攻击麻城。
徐向前是直接带兵的人，知道每一场战斗的胜利都是在红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才得来的，在敌强我弱面前，以疲弱之师去攻击敌人有备之城，这是不符合军事规律的，对红军和苏区都不利。他在会上慷慨陈词：
自从去年秋天洗马畈战斗以来，我军连续作战，疲劳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这样，老区既能巩固，新区又能发展，同时，部队主要就粮于新区，还可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乃一举数得之策。
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激烈争辩和慷慨陈词都没有效果。1932年7月上旬，围攻麻城作战开始。麻城城池坚固，高大，城墙外有深深的壕沟，易守难攻。面对红军的攻击，敌人收缩外围据点，固守坚城。这一次敌人兵力多，部队之间间隔不大，互相之间也能较好地协调，红军无法实施围城打援。而屯兵坚城之下，无攻坚的重武器，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消耗疲惫了自己，敌人得以从容部署。敌人采取的是围魏救赵之策，红军围攻麻城作战之初，敌徐庭瑶一个纵队便攻陷霍邱，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分别从东、北两线全力向根据地的核心黄安、七里坪猛扑。为救黄安和七里坪，红军被迫撤麻城之围，回过头来仓促应战。
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根据地面积大幅丢失，红军的战略空间日益压缩，战局日趋被动。8月13日，黄安失陷。敌人主力紧紧追寻我军决战，合围态势逐渐形成，战场形势不断恶化。
坐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正按照其部署，一点一点缩紧对根据地的包围圈，他认为，他几十万军队组成的包围圈如同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只要这么打下去，根据地里这点儿红军就是这口锅里被渐渐煮熟的鸭子，有翅难飞。
虽然战局颇有进展，蒋介石对自己部队呆板的战术仍不甚满意，8月4日，蒋介石致电前方将领：
剿赤战术不能与正式作战同视，剿赤行动惟有秘密与迅速方能完成，此时赤匪化整为零之狡计已显明，我军应分区划线，依次进剿，压迫其至最后巢内，以一网打尽之计，如此则宣化店、河口镇及七里坪、黄安县与其以西各区，应大胆快进，出赤匪不意而扫除之，先就此线占领后，乃可一面运粮整顿，只数小部队搜索此线以西地区之残匪，逐次清乡，一面再以主力与伯英部兜剿新集与泼皮河之赤匪，如此第一期清剿计划，方能完成也……
8月19日，蒋介石再致电刘峙，指导其“剿匪”军事行动的要领。
9月13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三人联名致电中央，请求中央调动各苏区力量予以配合鄂豫皖的反“围剿”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