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在流亡的病苦中写的，所以我首先想略谈流亡。
我这个人就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很富于流动性似的，好像是很好动似的。第一次流亡在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从上海做出发点，由大西洋流动出去，于一九三五年由太平洋流动回来，在地球上刚刚环绕一周，流动了这么大的一个大圈子！随后十年来，除和几位救国会的同志在苏州略尝铁窗风味不能算流亡外，有第二次流亡，第三次流亡，第四次流亡，第五次流亡，第六次流亡！好像我乐此不疲似的！流亡包含流动，在实际上我很怕流动。
我怕流动，倒不是因为我懒惰。
第一因为我的职务关系。我差不多出了学校就踏上编辑之路，编辑刊物的出版是有定期的，而在中国这样的艰苦环境里，真正认真办事的机关往往事多人少，不易离开职守。我虽怕流动，在职务上需要流动的时候，也只得流动流动。例如初期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职业指导股主任的时候（当时该社主任黄任之先生，主任之下分股办事，我不久即改任编辑股主任，主持《教育与职业》月刊，职业教育丛书，后来专办《生活》周刊），就为着职业指导运动，偕同杨卫玉先生（当时任该社副主任）跑了十来省的路，不过比较都是短程，而且是交通便利的区域。
第二因为我有晕船晕车的毛病。这种毛病虽不算很利害，但有时却也够麻烦。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任事时，有时因该社在南京开年会，有时因演讲（当时东南大学的暑期学校每设有职业教育组，请职教社同人任讲师），我临时由火车偕任之先生于晚间赶往南京。当时由上海往南京，乘夜车是最经济的办法，夜里十一点钟开车，第二日晨六七点钟便到。但是因为我们乘的是二等车，四人对坐，中间一小几，不得躺下去睡觉，有时同座虽偶然空个位置，弯曲而卧，也勉强得很。以有晕车习惯而又不惯熬夜的我，每经这样一夜，便不免头昏脑胀，精疲力尽。我当时实在敬羡老前辈任之先生那样的精力。我在车里夜眼蒙眬中总看见他常常从衣袋里挖出厚厚一本的活页日记簿子，用自来水笔在那上面写这样写那样，打瞌睡的时候很少。黄先生那个时候是社会上的忙人。他的什么计划，什么演词要旨，大概就在这种时候写下的。黎明车子到了南京，我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随他下车，好像生病初愈似的，但是他老先生却精神抖擞，步履如飞，总走在我的前面。依理我这后辈在旅途中应该照顾他老，但是在实际上却反过来，叫黄包车，讲车钱，都是由他老一手包办，布置妥贴之后，我安然坐上车子随他进城。
其实就中国一般情形说来，交通不便，设备欠周，也是使人怕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中国有句老话，说是“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朝难”。有些洋气十足的朋友，每易破口就骂中国人不知道旅行的益处，不能像外国人那样喜欢旅行，增广见闻，增加知识，甚至认为这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劣根性，与什么“民族性”有关，他们根本就没有顾到中国人所处的是什么环境。我在国外走了一遭之后，更觉得这种责备是含有莫白之冤。以我这样怕动的人，在国外的时候却也喜动，就是环境给与他以动的种种便利。
我在国内虽怕流动，但是为职务上所需要时却也不辞跋涉，至于万不得已而不得不流亡，那更含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和寻常职务上所需要的流动不能相提并论的了。请谈我的第一次流亡。
第一次流亡，一方面是由于《生活》周刊的力量突飞猛进；一方面是由于参加蔡孑民先生和孙夫人所倡导的民权保障同盟。
关于《生活》周刊的始末详情，我在《经历》及《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两书中都曾述及，在这里不想多说。简单说起来，该刊最初是由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创办，旨在宣扬职业指导和职业修养。后来由于时代的需要和内容的进步，渐渐推广到实际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对于民族解放的倡导及不抵抗主义的严厉攻击尤不遗余力，超出最初创办者所规定的宗旨，有独立经营的必要。可感谢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诸先生慨然允许其独立，由生活周刊社全体同人组织合作社，独立续办，后来成为进步文化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的生活书店，即滥觞于此。
当时《生活》周刊风行海内外，声势日大，不仅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城市可以随处见到，即在内地乡村僻壤及远在异域的华侨所在地，也随处可以见到。最有趣的是不但承蒙许多热心读者自动介绍订户，而且订户还有传代的，父亲归天，儿子还要接下去！
当时的《生活》虽在这样蓬勃汹涌形势之下，在实际上每期销数也不过十五万份。这个数量在外国出版事业发达的地方，可谓渺乎其小，但在中国却好像已属惊人。当时有女作家苏雪林女士把这个事实向胡适之先生提及，胡先生不信，说据出版界邵某说，《生活》每期不过二万份而已，认为无足重视。其实事实胜雄辩，不值得争辩，事实上当时因纸张贴本太重，一部分要靠广告收入贴补，为增强广告户的信任起见，我们曾将邮局立券寄递的证件及报贩收据制版印出证明。《生活》周刊共办了八年，当时的政府如与胡适之先生有着同样的意见，它的生命也许还可以长些，不幸《生活》却被他们重视起来，《生活》出到第六年的时候，就被下令禁止邮递。
本埠——上海——销售只是占全部一小部分，最大部分是要由邮局寄往外埠的，所以禁止邮递当然是刊物销路上一种严重的打击。怎么办呢？当时《生活》自问对于政府只有在政策上批评的态度，并没有反政府的态度，所以首先从解释误会下手，由国民党的党国元老，向来关心文化事业的蔡孑民先生两次致电当局解释，当局两次回电拒绝，咬定要禁止邮递，蔡先生虽非常和我们表同情，也无可如何。我们还在无办法之中想办法。任之先生认识黄膺白先生（郛），乘他往见某先生之便，托他代为疏通，某先生拿出一厚本合订起来的《生活》周刊，那上面把批评政府的地方都用红笔划了出来，他认为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所以绝对没有商量之余地。这样看来，邮递这条路是要断绝了，刊物也就不免寿终正寝了！
但是一方面由于读者群众同情心和协助力量的伟大，一方面由于当时所谓特务工作还不及现今的猖獗——尤其是对于文化事业，邮局寄递虽受了无理的禁止，但是交通机关，如铁路，轮船，民航等等地方，随处都有同情热心协助的读者帮忙，一大捆一大包地运输出去，销路不但不因此减低，反而经常增加起来，并且延展了两年的生命，直至我出国之后若干时后才被封闭。（封闭之后，挚友杜重远先生接着办《新生》周刊。）
且说《生活》周刊虽在禁邮的情况下保持着它的英勇公正迈进的态度，但是在当时即站在团结抗战民主运动的最前线，愈益受到当道的嫉视，无宁说是意中事。
真有生命力的刊物，和当前时代的进步运动是不能脱节的。但是由于环境的压迫，它的艰危的程度也往往随着增加。
火上添油，如上所说，我一面又参加了蔡孑民先生和孙夫人所倡导的民权保障同盟。
提起那时的民权保障同盟，也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一种支流初步运动。民主政治不能离开民权，说到民权，除了选举权罢免权等等如中山先生所谓四权之外，最主要的大家都知道而且常常听到的是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和生命的自由权，而人民生命的自由权，尤为基本的基本，因为生命的自由权如果得不到合法的保障，什么都无从说起。因此，各国宪法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即就中国说，仅有的基本法如《临时约法》，以及《刑法》，都规定捕人罚人必须经过法律的手续，即由公安或警察机关拘捕，也必须于二十四小时以内送交法院依法处理。此外如公开审判，律师依法辩护等等，都是防备违法残害人民生命的必要手续，在法律上也都有明文规定的。
但是在蔡孑民先生和孙夫人等发起民权保障同盟的时候，所谓特务已经横行，他们避开法院和法律，用绑票方法秘密捕人，酷刑逼供，惨无人道，随意处死，有冤莫伸。在这种无法无天的黑暗情况之下，有用的人材和无辜的青年被牺牲的不知多少！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很友好的南洋大学同学，他有一个亲戚是一个年才十八岁的优秀青年，而且是个独子，他的寡母就只有这一个独一无二的爱子，不幸被特务绑去，硬说他是共产党，但毫无证据。他的母亲哭得满地打滚，求援于我的这位同学。当时特务大权握在CC派手里。我的同学和该特务工作主持人亦有同学之谊，便挺身而去，力为担保。答复说可以释放，不过必须写一张悔过书。那个孩子却是一个有骨气的硬汉，他说无过可悔，不肯写什么劳什子的悔过书。结果他终于不明不白地被无辜枪决了，他的母亲虽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何济于事！我的这位同学原是一位和平中正的好好先生，也气得切齿痛恨，怒发冲冠，但亦何济于事！这只是我所亲自看到听到的一个小小例子。类此例子，比这例子更惨酷万倍的，更不知有整千整万，不可胜数！
民权保障同盟便在这种惨况之下产生。特务的违法横行，草菅人命，用绑票的方法，用秘刑的拷打，都是在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中进行的，（后来在内地发生“失踪”的新鲜名词，当时这种名词还未曾发明！）民权保障同盟就是要揭发这类黑暗的违法行为，依法加以援救。
蔡孑民先生负党国重望，对于构成国家民族奠基石的优秀青年及人材尤爱护不遗余力。孙夫人向来主持正义，国际闻名。由他们两位出任正副会长，该同盟的力量更为增加，在国际宣传上也更为有力。当时中国特务要在上海租界捕人，不得不勾结租界当局，英美的政治虽也不见得怎样高明，但对于法治二字，总比CC派的特务重视一些，所以他们的黑暗伎俩或事实经民权保障同盟揭露之后，对于他们多少也要增加些麻烦。此外该同盟也时常根据事实，直接向有关当局交涉。寻常老百姓如向他们哀求探问，他们可以厚着脸皮回答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人，你又将他们奈何！只是由党国元老主持的该同盟，根据事实提出交涉，却不能像对寻常老百姓那样易于对付了。
这种情形在当时南京当局方面，有一部分人当然满不高兴。他们虽然胆大妄为，但对于党国元老如蔡孙，究竟不敢遽下毒手，于是决定先从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先生下手。
当时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在上海，开会时总是和上海分会开联席会议。每次参加者有蔡先生，孙夫人她的英文秘书史默得莱女士，鲁迅、林语堂、杨杏佛、胡愈之诸先生，我也忝陪末座。每次开会总是由蔡先生主席。因为有西人参加（还有一位是西报记者，忘其名），中文文件每由林先生当场译成英文，译得很恰当。开会时最有趣的是鲁迅先生和胡愈之先生的吸纸烟。他们两位吸纸烟都用不着火柴，一根刚完，即有一根接上，继续不断地接下去。
杨杏佛先生是总干事，决议案的执行当然偏重在他，他又很热心干事，所以会务的进行很积极。杨先生平日的私人行为，也许不尽满人意，但是他为保障民权努力，为保障民权运动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这一点说，他的死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他在事前得到警告，随着事变发生。他有一天刚和他的十一岁的儿子小佛上汽车，暗杀他的枪弹四面飞来，他用全身包围着他的儿子以卫护他，结果他的儿子幸得保全生命，而他自己却被乱弹所牺牲了。
随着谣言四起，有几种“黑单”的传说，鄙人也蒙他们青睐，列名其中。
杨先生死后，送往万国殡仪馆大殓，当时人心浮动，吊者寥寥，不过数十人而已。我和胡愈之先生以杨先生为公而死，殊可钦敬，相约同时偕往灵前致敬，表示哀诚。到时他正在入棺，当时他已和他的夫人分居（似已离婚），只听见他有个胞妹在惨呼大哥，悲泣甚哀，令人凄然。
经过这场风波之后，文化界有几位特别爱护我的好友劝我出国暂避，于是开始我的第一次流亡。
出国不是一句空话所办得到的，必须有相当的经费。幸而有几位好友在国内拍胸膛，先筹集三千元，叫我带着先走，随后他们再设法借款接济。我在国外便就视察所及，努力写书，以作报偿。
第一次流亡算是我几次流亡中最安适的一次，因为中国人往欧美旅行或视察，不管你有钱没有钱，都必须勉强撑着相当的场面，例如乘轮船至少必须乘二等舱，否则上岸时便要发生许多麻烦，往美国甚至要被关在什么岛上的拘留所里，好像锒铛入狱一样！在各国视察研究，各处奔走，虽然也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由于环境的相当舒适，交通比较便利，求知的机会尤其易得，这都是令人追想而不胜其依恋的。但是我在当时非被逼迫至万不得已，也不会有出国之行。
附带有一件小事使我感到奇趣。我于一九三三年出国，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旅行到美国西北部达科他州（Dakota），在那里经过一个小城市，看到本地当天一份日报上的社论题目，赫然为中国民权保障的良好模范！开首除说明民权在一个共和国里的重要性外，即十分赞扬中国有个民权保障同盟，说中国允许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存在并允许其活动，真不愧称为中华民国！接着便替在时间上为共和先进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大感其惭愧，极力建议应该以中华民国的民权保障同盟为良好模范，也来组织一个民权保障同盟。我看完了这篇社论，一面为中国荣幸，因为得到那样的赞扬，同时却又笑不可仰，深深觉得惭愧，因为我知道在中国的民权是在遭受着怎样的摧残！该报的主笔先生大概只听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历史的前半段，倘若他知道了后半段的历史，也许要感慨系之，不再那样捧场了。
关于第一次流亡中视察及研究所得，我曾经著有《萍踪寄语》第一集（偏重在写英国）；第二集（偏重写德国）；及第三集（全部写苏联）。此外还有《萍踪忆语》（全部写美国），是回国后在苏州看守所中完成的。全部写苏联的《萍踪寄语》第三集和全部写美国的《萍踪忆语》，都近二十万言，所搜集的材料较为丰富，而且都是亲自视察到的。周恩来先生有一次偶然和我提及《萍踪忆语》，他说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过有比这本书所搜集材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这虽承他过奖，但在当时为着搜集著述材料，不以视察美国东部为满足，特冒着相当的险往美国南部一行。（寻常的旅行原没有什么危险，但美国南部反动势力相当大，要去实际探访，搜集真实材料，却有相当的危险。）除东部南部外，还往北部西部视察，不但视察城市，而且深入乡村，所以自问是很费了一番苦工的。
上面说过的四本书，算是我第一次流亡对于读者诸友略尽报告的职责，在这里不想有所赘述了。
现请略述第二次流亡的前因后果。
我在上面提及过，我出国后《生活》周刊即被封闭，挚友杜重远先生即接着创办《新生》周刊，在精神上是和《生活》一致的。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我在海外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而不寐，我从心坎里深深感谢杜先生。但是我于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在美国旅行到芝加哥时，突然在芝加哥最著名的《论坛报》上看到长电，详载“《新生》事件”的发生及杜先生含冤入狱的情形，初则为之惊愕，继则为之神伤，珠泪夺眶而出，恨不能立生双翼飞至狱中抱着杜先生向他极力安慰一番。
杜先生的爱国文字狱加速了我的归程。我于当年八月间回到上海，一到码头，别的事都来不及闻问，第一件事即将行李交与家人之外，火速乘一辆汽车奔往杜先生狱中去见他。刚踏进他的门槛，已不胜其悲感，两行热泪往下直滚，话在喉里都不大说得出来！我受他这样感动，倒不是仅由于我们友谊的笃厚，却是由于他的为公众牺牲的精神。
杜先生身在狱里，他所创办的《新生》也夭折了，我于是筹划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当时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五周年，华北五省等于继着东四省而送却，而来日大难，方兴未已，救国运动和妥协阴谋两方面的斗争日趋尖锐；另一说法，也就是停止内战以团结抗战的主张和宁愿妥协不愿停止内战的成见，这两方面的斗争也日趋尖锐。爱国的热火在每一角落里每一个爱国同胞的心坎里燃烧着，当局虽尽力压抑，亦有难于禁止之势。《大众生活》便在这样形势之下，接着《新生》而撑起光芒万丈的火炬，作为爱国者的代言人和计划者。——它的产生正在震动寰宇的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和全国澎拜，沛然莫之能御的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的前夕。
《大众生活》每期销数达二十万份，打破中国杂志界的纪录，风行全国，为每一个爱国青年所爱护，为每一个妥协阴谋者所震慑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是与当前时代最进步的运动——救亡运动——联结在一起的。参加救亡运动的重要作家和热心青年，他们的重要著作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这个代表时代性的刊物，它的内容是和当前时代的进步主调息息相关，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当时上海许多朋友及各界爱国人士接着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所迅速形成的风靡全国的救亡运动的核心，是和当时政府的所谓“睦邻政策”处于矛盾的地位。在政治比较上轨道的国家，民间的爱国运动，原可作为政府外交的后盾。但在中国则情形往往相反。他们不把民间的爱国运动视为是对外来侵略者的敌忾同仇，却视为是反对政府！当时政府中有些人老实主张妥协投降，有些人则表面上虽不敢直接主张妥协投降，但却藉口“准备”，高嚷“先安内后攘外”！救亡运动者对于直接主张妥协投降者固然给以迎头痛击，对于“准备”论者，认为要真正迅速准备保卫国土，必须立即停止内战，全国团结，一致对外，这样才是真正安内。倘若继续内战以“安内”，那结果还是要走上妥协投降同一道路。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更是显明得很，七八年来的团结抗战给与了这种理论以铁的证明，虽则还有一些民族败类仍在时时发生破坏团结的阴谋，但在当时这种主张却被当道视为大逆不道！
当时上海成为在实际上领导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而在南京的当局，据说对于这个“中心”地点，最注意两个东西：一个是李公朴先生所办的拥有五千爱国青年学生的一个补习学校；还有一个便是被证实了每期有着二十万份销路的《大众生活》周刊。那个补习学校的爱国青年是当时上海民众运动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使该校成为民众运动的一个大本营，所处地点虽属上海一隅，而上海的民众运动所发生的影响是要遍及全国的。至于大众生活，那更不限于上海一隅，是在海内外不胫而走的。
于是当局注意到李公朴先生和我。说来此中还有着一段有趣的经过。南京方面派了两个人来和我谈话：一个是据说现在因私人粉红色事件灰心去做和尚的L先生；还有一个是最近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C先生。他们两位我原来都不认识，由上海出版界一位朋友邵洵美先生作介绍人，即约在一个晚间在邵先生的家里谈话。
我本来胸怀坦白，主张光明，无事不可与人公开谈谈。邵先生作调人的好意，盛意尤不便辜负。我在一个晚间晚饭后应约到邵家，邵先生和LC二氏都已先在，我们在客客气气的气氛中开始谈话。听说C先生以前是在法国学艺术（油画）的，他很会说话，而且说得很多，他一个人就说了三小时之久，我静心倾听，始终不得要领，倒是L先生说话容易懂而饶有奇趣。他当时是××社的总书记，据说中国法西斯的组织章程，就是他根据意大利蓝衣党的模型而起草的。他那时剃着光头，两个眼睛圆圆大大的，说话的声音很宏亮。他说的话也不少，关于抗战问题，他发挥了一大篇“领袖脑壳论”。中国的国土在继续内战和不抵抗主义的情形下一天天缩小，是否应该立即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呢？简单问一句，中国应否抗战？如那时还不应抗战，到了什么时代才应抗战？这些问题，在L和尚看来很简单，全凭领袖的脑壳去决定，他说一切都在领袖脑壳之中，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应该怎样！我们（指全国人，L和尚当然也包括在内）一切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随着领袖的脑壳走，你可以万无一失！
他声如洪钟似地侃侃而谈，发挥这种妙论，津津有味，我当时微笑倾听，觉得真是闻所未闻，听到了千古奇谈！看到他那样天真，感到一种奇趣。不，他还有奇谈汩汩而出。他说领袖的脑壳，自有妙算！你们言论界如果不绝对服从，还要呶呶不休的话，那好像领袖要静静地睡觉，你们这些像蚊子嗡嗡在周围烦扰不休，使他是忍无可忍，只有一挥手把这些蚊子完全扑灭，你看他多么天真有趣，把全国的救亡运动和救国舆论，轻轻加上“蚊子嗡嗡”，只要“一挥手”就可以“完全扑灭”，我听到这种有趣的奇谈，除由微笑失声狂笑之外，寻不出其他的落场。他见我只是笑，也许以为我已心悦诚服了，更肃然逼紧一步对我宣称：“老实说，今日杀一个×××，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不过白死而已！”
他把死来恫吓我，但却说得那样有趣！这不能不使我继续地笑。我说救亡运动是全国爱国民众的共同要求，绝对不是一二人或少数人的“脑壳”所能创造或捏造出来的，所以即令消灭一二“脑壳”——这里指的当然是无辜民众的“脑壳”，不是L和尚所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的“脑壳”，大有合并声明之必要——整个救亡运动还是要继续下去，非至完全胜利不会停止，这希望他们了解者一。同时附带对他声明，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这是对于他的以死恫吓作简单干脆的答复。民间的爱国运动，尽可被作为政府的外交后盾，不必即视为反政府的行为，这是希望他们了解者二。政府既有决心保卫国土，即须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否则高嚷准备，实属南辕而北辙，这是希望他们了解者三。我们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抗战，成为民族领袖，对领袖当然尊重，但对于L先生所主张的“领袖脑壳论”却不敢苟同，因为领袖的伟大处正在能集众“脑壳”的大成，而不在消灭众“脑壳”或无视众“脑壳”而成为“孤家寡人”，这希望他们了解者四。
于是谈了许久，差不多到了晚间一二点钟，邵先生虽也在座，他是处于调人和招待客人的地位，只是时时微笑地静默着抽他的香烟，说话最多的当然是LC两位，我也是只是扼要地贡献一些上述的意见。我们都始终客客气气，没有面红耳赤过，虽则L先生一说起“领袖脑壳”，就两个眼睛圆睁得特别大，声音特别宏亮，好像特别兴奋似的。时间谈得太晚了，我起立告辞，叫了一辆野鸡汽车，奔驰回寓。上车之后，我独自一人在车里失声而笑，因为好像在做梦，又好像看了一出什么喜剧！南京既叫他们两位跑到上海来和我谈话或谈判，何以既没有什么重要的有关题目的话提出来谈，一则语无伦次，一则妙论横生，最后即一哄而散，毫无结果可言，真是令人摸不着头脑。（虽则大家都有一个“脑壳”！）
但是读者诸友不要以为我在说笑话，因为仔细想想，L先生的“领袖脑壳论”虽然说得奇突，直至现在，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还是把这样的态度来“尊重”他们的领袖。他们提倡对于领袖的绝对服从。有人说在蒋先生左右很不易找出卓越的英才，这话对不对是另一问题，倘若有几分意义的话，毛病就在上述的“领袖脑壳论”，虽则国民党中其他人物也许不会像L先生说得那样天真直率。
这种领袖观便是独裁的领袖观和民主的领袖观的根本差异。民主的领袖观是要领袖采取众长，重视民众“脑壳”，即重视民众的要求和舆论的表现；独裁的领袖观便恰恰相反，只有领袖算有“脑壳”，其余千亿万的民众算是等于没有“脑壳”！前者需要真正的民意机关，民意机关便是最优秀的民众“脑壳”的聚集所；后者便厌恶民意机关，因为聚集他们所怨视的民众“脑壳”于一堂，不但没有什么意思，而且他认为还要妨碍他的独裁。
这也许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领袖观。不久以前在报上看到德国宣传部长戈贝尔对德国人民演讲，有几句妙语，他说：“我们只要看看领袖（指希特勒）的面孔，便知道他是悲天悯人，志在拯救世界。”（原文不在手边，大意如此）我看到这几句话，也不免失声而笑。怎样的面孔才是“悲天悯人”，又能“志在拯救世界”？是不是哭丧着脸的面孔？讲到老希的面孔，有人说他具有一副流氓面孔！流氓和“悲天悯人”云云，相去更远了。美国的电影明星卓别麟恶作剧，在他杰作的《独裁者》一片里，把老希的面孔造成一个小丑的面孔，小丑的“悲天悯人”至多是假的吧！但是无论如何，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他们领袖的面孔总是与众不同，在面孔上就含有“悲天悯人”而又“志在拯救世界”！这可称为“领袖面孔论”。不过戈贝尔博士还未曾进一步指出只许领袖有面孔，其他的人就应该一概不要脸罢了！
其实盲从领袖的面孔也罢，盲从领袖的脑壳也罢，盲目的服从究竟不及理智的服从。即就L先生而论，听说他因为私人粉红色事件，被他的太太在蒋先生面前哭诉一番，蒋先生听了之后，把L先生叫到面前大骂一顿，L先生大为心灰意冷，法西斯的气概顿然消失，披发入山去做和尚去了。这段故事如果确实，可见L先生对于领袖“脑壳”的信仰还不能够坚决，亦可见盲目的信仰究竟比不上理智的信仰。
话说得远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说LC二位回到南京之后，对于我的报告也许还不算很坏，因为接着得到消息，知道蒋先生有意约我往南京和他当面一谈。由杜月笙先生出面表示，他愿意亲自陪送我往南京见蒋先生，并于晤谈后亲自陪送我回上海。这是出于杜先生的一番好意。当时上海有个地方协会，是由上海工商界巨子所组织的，杜先生是该会的重要分子（好像就是该会会长已记不清），秘书长是任之先生。我由任之先生的介绍而认识杜先生。当时杜先生在上海社会上的势力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又是蒋先生最亲信的一人，有许多职业界的朋友觉得由他出来保证安全是再靠得住没有，都赞成我往南京一行。杜先生很豪爽地拍胸脯说道：“有我杜某陪你同往，又陪你回来，安全绝对没有问题。”他一面这样说，一面即电南京接洽好日期，南京方面戴笠奉命于某日亲到火车站来接我们。
我当时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所以除我自己考虑之外，还要征求救国会的几位同志的意见，因此在未决定以前，对于杜先生之约一时未置可否。在讨论期间，当然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估计不致有何意外（指扣留之类），尽可赴宁一谈。有些同志却认为不妥，关于救亡运动的态度既不能随便迁就，即有意外的可能。经过大家两次会议讨论之后，决定不去。
我把不去的决议告诉杜先生的时候，知道他所约的日期即在翌日清晨，当晚即须乘火车赴宁，对于我的不去，很不痛快，认为是失约。当天下午在中汇大楼（杜先生的办公处）和杜先生谈话的时候，在座的还有一位老资格的银行家，他和蒋先生很接近，平日对我也很有好感，听到我的决议，很诚恳地不慌不忙地对我说道：“你这次要不往南京一行，就只有再流亡海外，国内是休想驻足的！”但是我的意思已决，“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只有谢谢这位银行家的好意，并再三对杜先生道歉而已！
后来据杜先生说，翌晨戴笠在南京果乘车往车站来接我们，接不到人，只得丧气乘原车而回，那天早晨适有倾盆大雨，泥泞溜滑，半途车子翻覆，弄得全身污泥！实在对不住他。在他们看来，我大概是一个最不识抬举的人！
别的不成问题，尚成问题的却是上述某银行家所说的话。我已拒约，有些熟悉实际情形的朋友便认为我不宜再住在家里，于是我只得隐藏。讲到再流亡海外的计划，我刚由海外回来不到四五个月，负债未清，在经济力上也无法再作海外之行。但是爱护我的朋友都认为我非速走不可。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较近的香港，这样促成了我的第二次流亡。
当时西南也在要求中央领导抗战，也是救亡运动蓬蓬勃勃的一个区域，香港虽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在地理上和西南很接近。我到香港之后，便创办《生活日报》，同时编行《生活星期刊》。（星期刊就是周刊，所以采用这样累赘的名称，因为《生活》周刊已被封禁，改用另一名词，在内地发行才不受阻碍。）当时的香港，文化园地非常荒凉，和在抗战以后的情形相差很远，当地日报每日销数最多的不过五六千份，《生活日报》一出版即每日销到二万份，已震惊了香港的出版界，但是当时的香港究竟不宜于全国性的报纸，日报寄到内地，在时间性上已不免落后，而邮费又奇昂，因此《生活日报》每月亏本，亏到四五个月，无法再亏下去，只得自动停刊。同时也因为救亡运动需要我再到上海，在事实上也无法兼顾。
当时编辑部人马却相当充实，有金仲华、恽逸群、王纪元及柳湜诸位先生参加。后来胡愈之先生由法国回来，也加入了我们的阵营。人力相当充实，而财力却不够雄厚。《生活日报》原在上海发起，原定资本三十万，系两合股份公司性质，承各处读者踊跃投资，不到一个月已凑集资本十五万元以上。那时国民党中央党部闻而震惊，听说曾经开会讨论，想单独投资十万元，后来因知道是两合公司，虽多投资而亦无法操纵，只得作罢。《生活日报》原可顺利产生，后因我受到政治的压迫，实际上办不起来，为顾全投资读者的利益即本报的信用起见，将存在银行的股款本利全部归还。到了我第二次流亡到香港时，因系试办性质，系由生活书店理事会决定资助，结果在经济上是遭到相当的损失。
但是由于本报同人的努力，在推进救亡运动的效用却有着相当的影响。当时民族统一战线已在积极酝酿中，而要迅速形成民族统一战线，最主要迅速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换句话说，国内必须和平统一，作为团结抗战的基础，原有的内战固然不应继续，更不许有其他内战的发生。当时中央与西南处于很尖锐的敌对地位，而我们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持论和当时香港以及西南某些时论不同。他们有的站在袒护中央的立场，便主张中央用武力讨伐西南；有的站在袒护西南的立场，便主张西南用武力反抗中央；总之一不幸而开火，无论谁打谁，新的内战又起，这对于全国团结抗战都是不利的。我们站在全国团结抗战的立场，反对原有的内战继续下去，也反对有任何新的内战又发生出来；不管它是国共战争也好，中央与地方战争也好，都是有利于我们民族的侵略者，都是全国团结抗战的莫大的障碍，都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主张中央应采纳西南抗战的请求，同时西南应力避与中央武力的冲突。我们的这种主张，曾在当时言论上作有力的表现，坚持到底，毫不动摇。
我们当时不但对于西南问题有这样的态度，并推广这个原则应用到整个的救亡运动，就是在团结御侮的大原则下各方面都应该消释前嫌，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问题共同奋斗——也就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我们几位在港的朋友曾为着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天几夜，结果草成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由我亲自带到上海，再和沈钧儒、章乃器诸先生及其他救国会诸同志作详尽的检讨，经过港沪几位朋友多次的商讨和修正之后（当时陶行知先生适因赴美经港，对小册子内容亦曾参与商讨），最后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诸先生和我四个人共同负责署名发表。这本小册子最初产生于香港的生活日报馆，最后由上海印行普及全国，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重大的反应。这是在一九三六年六七月的时候。
除上述的那个小册子外，关于办理《生活日报》的详细情形，我曾有《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的经过》一文载在拙著《经历》一书中。在港发表的比较重要的文字，后来印成一本《坦白集》，把《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收在该书附录里，以便浏览。
这些都算是我第二次流亡对于读者诸友的报告。
在港办报的时候，正是陈济棠氏在广东做“广东王”的时候。我和他原无一面之雅，他听见我到香港办报，特派曾任经济部次长的P先生由广州到香港来约我去谈谈。P先生，我在英国时曾见过几面，那时他在牛津读书，我在伦敦及旅行到牛津时，都在友人处遇着过他。我当时知道他是广西派人物。大概政界人物在海外的时候，头脑都比较地清楚，所以我们还谈得来，虽并没有过什么深谈。陈氏派他来约我，也许因为知道他在英国的时候认识我。我站在新闻记者的立场，距离香港近在咫天的广州当局约去谈话，当然是愿意一行的，所以便偕同P先生赴广州。我因职务很忙，所以言明当天到广州，当夜谈话，第二天即须回港。
到广州后，承陈氏派副官招待，先在一个很讲究的旅舍休息一会，当晚即往陈氏所自建的花园别墅。（似是这样名称，或是小花园，已记不清，总之是在广州一个很有名的很讲究的建筑。）他有好几辆很宽大讲究的汽车，特派副官乘一辆来接我去。近别墅及别墅内武装保卫森严，持枪鹄立，见有陈氏副官陪着一人乘着陈氏自己的汽车疾驶而来，也许以为是什么大官儿，都大行其敬礼，不知道只是一个新闻记者。陈氏闻报，亲至车旁迎接，身穿灰蓝色绸衫，彬彬有礼，看上去却好像乡间来的一位财主士绅。我们大概单独两人对谈了二小时，谈的是抗战问题。当时西南有不少人认为非倒蒋不能抗战，陈在当时也有这类意见，这和我上述的团结御侮的意见不无出入，我便尽其所知，详为说明。临行时，仍由他的副官乘汽车护送，他亲自送至车旁，亲自代开车门，行一深鞠躬礼而别，颇能谦恭下士。
第二日仍由P先生陪送我乘火车回香港，临行时他说：“陈老总觉得文人生活艰苦，如你同意的话，他想送你三千元，聊表微意。”我谢谢他的体恤文人的好意，但表示我办报办刊物，向来以不接受任何方面一文钱为铁则，所以请他代为婉谢。
后来李宗仁氏到广州，也约去谈了一整天；白崇禧氏到广州也约去谈了大半天。他们的抗战情绪都非常高，但因为西南和中央仍处于敌对的地位，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我对于国内外形势及全国必须团结始能御侮的意见，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李白二氏，我以前也未见过，但是他们直截爽快，我们一见如故，尤其因为他们主张抗战，谈话易于接近，虽则李更直率，白较深沉。
后来幸而由于全国民众的实际要求，全国舆论的呼吁督促，不但西南问题终于和平解决，即国共战争也得到和平解决，于是内战终于避免，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抗战才得实现，这虽是某些妥协阴谋派所疾首痛心，却是全国爱国同胞所额手庆幸的。
这决不是一二“脑壳”或少数人的“脑壳”起了什么神秘的作用，而是全国民众的实际要求所反映。能符合这种反映的主张或言论才有力量，否则无论你如何自信神通广大，无论你怎样卖力开倒车，都是徒然的。
想起在第二次流亡中在香港办报办刊物的经过，我不由自禁要很沈痛地纪念不幸早死的工作同志王永德先生。他在世时我就称呼他“永德”，因为他真是我们里面一位小弟弟，死时年龄才二十岁左右，如果他亲耳听我称他做“先生”，也许要叫我收回的。
永德常熟人，是生活周刊社公开考取的第二个练习生（后来生活书店规模渐大，一考取练习生，一次就是一二十个，最初规模小时，每次考取一个两个而已），来时年才十四岁，沈默寡言，勤于学习，业余自修非常勤奋，所以进步非常快。对职务忠诚切实，富责任心。我办《大众生活》的时候，他就担任助理编辑，同时相助办理文牍。你看他那样年才十几岁的小小个子，他的学识由于数年间的自修，已超过一般大学毕业生的文化水准，他的办事经验由于数年间的训练，也已丰富纯熟。每日各处读者来信很多，有几位同事帮我料理，他也是一个，每日各信由我亲自阅看以后，口授答复要旨，他写作已很纯熟，常识尤为丰富，每日持笔作复数十信，在不声不响中办得妥妥贴贴，视为常事。有种青年容易犯一种毛病，即知识稍有进步，即虚骄之气逼人，实际上由此阻碍了自己的再进一步。永德刚刚相反，他愈求进步，愈不自足，愈虚心。他对事能从各方面看，能有充分的谅解精神，因此他的待人接物都有很合理的态度。因此许多同事对他都很敬爱。
这样进步可爱的一位青年，不知怎样竟被特务所注意，特务魔手的暗影已渐渐向他笼罩过来。我知道他在上海有这样的困难，所以赴香港办报的时候，就叫他随后也来香港。《生活日报》开办之后，他就担任《生活星期刊》的助理编辑（该刊由我主编）。他的知识和办事能力比前更进步，而尤其使人感动的是他忠诚于职务，不怕麻烦，不怕劳苦的精神。我们在港办报时，因资本有限，自己还买不起卷筒机，是租用《大众日报》的机器，排字房也是租用他们的，当时香港排字工人的技能不及上海，而印刷机又须和别人分用，所以相当吃力。为着《生活星期刊》的编排印刷，我们两人常须共同工作到深夜，还要到印刷所中亲自照料一切，几次的校样也要深夜在印刷所中临时阅看。他自己只知工作，不怕劳苦，却常常顾念到我的辛苦。他看到我日夜忙碌，过于疲乏了，便在深夜催我先回，说他可以久留一些时候，不至偾事。我虽疲乏，对于工作的兴趣却很浓厚，往往他催了几次，我还不走，但是他总是时时关心，屡催不已。他那样忘己地工作，那样诚挚地爱护同事的精神，使我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永远不能忘却。
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我由港回到上海，《生活日报》只得暂时停办，但《生活星期刊》却仍移沪续办。永德不久也随着到上海，特务的魔手暗影对他愈逼愈紧，屡次到办公处来要寻觅“王永德出来谈话”！我们以为他应该暂避，刚巧杜重远先生要找一位朋友替他整理编辑狱中笔记，我们就请永德暂时在家里做这件事，不必再出外，免得麻烦。这件事在他是可以胜任愉快的，我一建议，杜先生就赞成，他也同意。
永德把这本书很周到地编辑完成，正待付排由他校阅，不料不到几天，我忽听说永德患伤寒症躺在医院里。我赶紧跑到医院里去看他的时候，他人已糊涂，耳朵几乎失聪，眼睛几乎失明，瞪着眼望着我一声不响。我想不到一个活泼泼的青年几天不见就成了这个样子，同时想到他近来的凄凉身世，不禁悲从中来，含泪附近他的耳朵问他道：“你身体觉得怎样？我是××，你认识我吗？”我这样问了好几遍，他才转着模糊的眼珠，含糊呼“×先生”，接着就问：“杜先生的书印出了没有？”永德的富责任心，于此可见；虽在这病苦的状态中，他对于未完全完成的任务，还是念念不忘的。
这个有着光明前途的青年的可宝贵的生命终于无法抢救回来，殡殓的那一天，我和许多同事都亲自送他入棺，失声痛哭，步行随着他的灵柩到苏州河旁，看他的灵柩抬上一只船，准备载回常熟故乡安葬，我们排列着对他鞠躬致敬，惨然而别，从此便和永德的躯壳永离了。
永德的躯壳虽不幸早死，他的精神是不死的。他所努力的是进步文化事业。进步文化事业是集合许多人的心血劳力而一点一滴地造成起来的，凡是在这里面参加过或用过力量的人，对于进步文化的总成果便是尽了他的一部分的力量，他的成绩便融合在这总成果里面，不会白费，即令不幸中途放下他的武器——文化战士的武器——还有无数同志会继续不断地干下去，不但力量不会白费，即继续性也不会中断的。当然，这里指的当然是进步文化事业，有益于大众，有益于革命的文化事业，只有这样的进步文化事业才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一同进步（就另一意义说，同时也是时代进步的推动力）。
从这个意义说，永德的精神已是不死的了，虽则他在世的时间太短，给他贡献的机会太少，如果他能永年，必能成为一个更完备的更熟练的文化战士，如今都属无望，这未尝不是进步文化界的一个损失。我为着这个文化战士的夭折，想起他的苦战的精神，他死后我在编辑室里独自办公的时候，为着他哭了好几回。但继而细想，永德的夭折，虽是由于病，而黑暗势力的逼迫摧残，逼得他心神不安，也是使他短命的原因。我为他哭有什么用？他的武器不得已而放下，我应该更坚决地更英勇地拿起我的武器，在苦难中和黑暗势力作继续不断的战斗。我遇到困难而不退怯，虽在流离颠沛艰苦危难之中而不为不义屈，在这样的时候，我每想起为着进步文化而艰苦奋斗至死不屈的同志如永德的苦战精神，——直至今日，还有一位生活同事在集中营中，一位生活同事在牢狱中，一位生活同事在失踪中——这些文化战士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常使我在悲愤凄切的心境中增加千百倍的勇气和决心。当这样的时候，我一面固然深深觉得不应放弃自己应尽的任务，而同时也深深觉得我不能辜负他们，我应该如上面所说的更坚决地更英勇地拿起我的武器，在苦难中对黑暗势力作继续不断的奋斗。我应该“战至最后一滴血”！
我深信永德的纯洁、忠诚、英勇、同志爱，将永远遗留在后死的许多同事中，将永远感动激励后死的为进步文化而努力的许多同志。就这个意义说，永德的躯壳虽死，他的精神也是不死的。
关于第二次流亡的前后情形，大略已谈过了，最后还有一个小小有趣的注脚。
杜月笙先生挺身出来，愿陪伴我赴南京一行，当时不去的决议是否正确，在三年后无意中得到间接的证明——证明当时不去是对的。原来大家认为有杜老板“保镖”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种保证却也难说。吴老老（稚晖先生）等四老不是也曾经拍胸脯担保过护送李济琛先生赴南京吗？后来李先生还不是仍被扣留下来？我在国民党看来，够不上比李先生，杜先生在政府方面看来也不见得比得上吴老老。但是当时也有人估计不致有任何意外像扣留的事情发生。三年后我在重庆，张岳军先生（群）有一次在和我谈话中无意中提及，说：“你们大家应该好好地和蒋先生合作，蒋先生，实在是非常重视人才的，那次约你赴南京面谈，就因为陈布雷先生太忙，要请你留在南京帮帮布雷先生的忙。”我听到这番话，才恍然那次如赴南京，原来有做“陈布雷第二”的希望！我自问够不上算什么人才，但在蒋先生方面也许如张先生所说，是出于一番好意，不接受这番好意似乎是所谓不识抬举。但是就我当时在救亡运动中的工作看来，就我当时在进步文化的岗位看来，谁都看得出这是等于扣留或软禁的。而且如果是真正的扣留，还只是消极地做阶下囚而已，一经“抬举”，尚须做工作，假使叫我起草当时的所谓“睦邻”政策的文章，或是抹煞救国运动的文件，我将怎样办呢？所以结果，比真正扣留更糟糕！
“陈布雷第二”！陈先生原是我所敬重的前辈，对这个名词作何感想呢？我说陈先生原是我所敬重的前辈，这不是空话，有文为证。我在《生活》周刊上曾经有一篇专访陈先生而记述下来的文章，把他的为人介绍给有志的青年朋友。当时他担任上海《时事新报》的总主笔，程沧波助他写社论，潘公弼先生担任总经理，我担任秘书主任，我们几个人都很谈得来，私人友谊都很好。布雷先生在报界文坛的声誉，在《商报》时代就已建立起来。他当时不但富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发表的文章，往往能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他对文字修养非常注意，可谓一句不苟，而对于每日的社论题目，尤能抓住当前最核心的最为人所注意的问题。例如在报馆里深夜，社论已草就，报已将上机印刷，虽迟至二三点钟，如临时有专电到，有重要问题发生，他不顾疲乏，不肯偷懒，宁把已草就的社论搁置而重草新题。第二日各报或仅有专电载其事而言论无有，《商报》则切当的言论和重要的专电同时出现，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他这种对于职务的认真精神，也是值得做模范的。
但是我如果不怕开罪前辈的话，我应该老实说，在蒋先生左右的布雷先生和在上海报界时代的畏垒先生已截然若两人。我的意思倒不是说布雷先生不该在蒋先生左右，而是说他入了政界以后，只是消极地做起草人，而不能以有眼光、有胆识、符合人民属望的主张匡助蒋先生，也不能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荒谬措施。陈先生个人仍然是个好人，待朋友仍然是那么诚恳，我和陈先生的私人友谊仍然是好的，（虽则我们今日谈到政治问题不免背道而驰，格格不相入。）但是以陈先生所处的地位，仅仅个人独善其身是不够的。所以讲到后半段历史的陈先生，我要直率地说我不愿做“陈布雷第二”！因此我说那次不赴南京的决议是对的。
接着我应该谈到第三次流亡。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流亡之间，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和救国会几位同志在苏州八个月的铁窗生活。关于这一段插曲，我在狱中所著的《经历》一书已有相当的报告，沙千里先生还著有《七人之狱》，其中有不少可珍贵的历史材料，可供参考，所以在这里没有复述的必要，不过《经历》所述止于检察官起诉的时候，开审以后的情形便未及有所记述。关于开审的情形，当时全国各报也都有记载，这里只想报告一些有趣的零星事实。
当时我们几位为着救亡运动而身入囹圄，在个人方面的利害都看得很轻，仍然注意于如何开展救亡运动以达救国的目的。因此对于公开审问，认为是宣传救亡的一种机会，一点不肯放松，大家对于那位萧检察官的黑着良心有意诬蔑周纳的鬼话，都在狱中准备好严厉驳斥的材料。（听说那位萧检察官因为这次完全听着党部中的老爷们牵着鼻子走，尽卖力诬陷之能事，竟升了官，我们应该替他道贺！）尤妙的是李公朴先生，他好像在学校时代准备演说竞赛似的，不但把所备的材料念得烂熟，而且还要在号子里大练其嗓子。他的身体本来很坚强，嗓子本来很结实，再经一练，更要震动屋瓦。在开审的那一天，我们在待审室里，就听得到他在法庭上哗啦哗啦，大家已不禁失笑，他被审问后跑出来，第一句就急急地问：“我的嗓子如何？我的嗓子如何？”我说你放心，一两千听众一定会对于你的救亡伟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听了才用手拉拉他嘴旁像张飞般的那一大把胡子，把心放下，好像如释重负似的！
王造时先生是一位名教授，又是一位有名的演说家，他在法庭上立在法官案前被审问的时候，原是朝着法官，回答法官的询问。但是他好像把法庭看作救亡运动演讲大会，回答时侃侃而谈，口若悬河，挥手大作其演说家的姿态，边说边把身体慢慢向后转，先转三十度，慢慢增加，差不多斜对着他后面济济满堂的听众。他好像不是在回答法官，而是念念不忘去对着他后面的许多听众！法官很客气地请他把脸回转来对着他，他只好照办，但顷刻间又慢慢由三十度而向后转，引得全堂大笑。
沈钧儒先生年高德劭，爱国热诚，感动全国，他那一副美髯，和他的蔼然仁者的岸然道貌配合在一起，尤使人肃然起敬。审问我们的那位法官总是多少还具有一副好心肠（至少和那位检察官不同），他看见沈老先生久立作答，大概心里觉得不忍或惭愧，屡次很谦恭地请沈老先生就坐（临时备有一张椅子给他老先生坐），老先生宁愿和其他救国同志共甘苦，不愿独坐，始终未曾应允。
当时我们七人，每人有三个律师辩护，都是上海名律师，自愿担任义务辩护，三七二十一，共有二十一位律师，成为一个律师团。开审的那天，他们都穿着律师出庭穿的“道袍”（好像道士穿的道袍，故借用），分成两排坐在听众的前面，面对着法官。那种现象真的好像一群道士在那里念经拜忏似的。那个黑着良心诬陷周纳的检察官虽坐在法官旁边，却大摆其臭架子，各位律师把他所说的鬼话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张志让律师当日为沈老先生的辩护人，不知说了什么直率的话，那检察官居然老羞成怒，大发雷霆，说他侮辱了检察官的尊严，大声问他姓甚名谁，张律师也严正地照答，他竟倚仗官势，叫书记把张律师的姓名记下，好像有什么神威随后可以施展出来似的！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那种荒谬举动激动了全体律师团的公愤，两排律师全体起立，严正地声明他们和张律师同一意见，如要叫书记写什么姓名，可把全体姓名写下，这样使得那个摆臭架子的检察官吓得面色苍白，哑口无言，尽上海人所谓“坍台”之能事！（用国语说来，便是丢脸。）这种地方也可以看到集体的团结的力量。
开审的日期，由看守所押到法院，要经过几条街，当局竟把梁山泊上的好汉相待，凛于民众爱国的热诚，恐有“劫狱”之举，真是防卫森严。四辆汽车，除史大姐（史良律师，我们都称她为大姐）独乘一辆外，其余二人一辆的旁边踏板上站着两个宪兵，两个警察，全体持枪上刺，真是严重得很。沿途街上警察加双岗。李公朴先生和沈老先生同乘一辆，而且先行，他们两人都有胡子，虽则老先生有的是美髯，而李先生却满嘴像板刷！沿路站岗的警察不知出于什么误会，对于第一辆汽车（即李沈两先生所乘），经过时都立正行礼，李先生说他一路忙于还礼，都是为着那把胡子受累，（他以为因为他的胡子尊严！）但他同时却大拉其胡子，认为这把胡子不可不留！
抗战国策既经决定，我们也于一九三七年八一三的前夕被保释到了上海，参加抗战工作。
现在要讲到第三次流亡了。
第三次流亡的心理，和第一第二两次以及以后几次都迥然不同。以后的暂且不说，上面所谈过的第一次及第二次的流亡，显然和政府当局是有着矛盾因素存在，是由于受着内部政治的逼迫而流亡的。第三次流亡是在八一三抗战发生以后三个多月，国军因战略关系而退出淞沪，转移阵地，我们的文化工作及后方工作也随着国军转移阵地而转移阵地，其情形显然和第一及第二次不同。第一，此时政府的抗战国策已定，且已付诸实行，全国已经和平统一，西南问题固然已和平解决，即国共第二次合作亦开始实行，全国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同心协力，团结御侮，参加救亡运动的许多同志，不惜冒万险，排万难，唯一目的在形成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团结御侮的局面，到了这个时候，虽仅粗具规模，尚有许多困难尚待克服，有待于更艰苦更忍耐的努力奋斗，但就抗战而论，政府和人民已打成一片，光明的前途实已显露其曙光。第二，在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以后，军民联席会议，各抗日党派代表与党政军当局的经常的联席会议与合作，民众运动的相当开展，前后方工作相当联络，都使人感觉到精诚团结一致御侮的开端，虽则其间还有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我一面联络同志创办《抗战三日刊》，一面参加上述各项工作。即生活书店的许多同志，也全体动员，除原有文化岗位的工作外，也量力纷纷参加其他后方工作，精神上都是十分紧张而愉快的。这和其他时候在流亡以前是在遭受着内部压迫的，使人透不过气来，在心境上是完全不同的。第三，凡了解中国这次的抗战是持久战的性质，决不幻想在八一三开始的淞沪一战即能像奇迹似的达到整个民族解放最后胜利的目的，所以那时的依照原定计划或依照战略转移阵地，决不是中国的妄自吹牛，而是含有中国抗战所固有的本质，虽则因人事未尽，像南京的迅速溃退及广州的倏忽沦陷，其间遗憾之处还是有着不少，令人不胜愤慨的。由于中国抗战的整个过程是持久战，在某种情形下依战略转移阵地不但不是可悲而且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在八一三淞沪战争坚持三个多月以后转移阵地而随着流亡，也只是为工作的转移地点，而和因为内部政治的逼迫而流亡，其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其他的流亡的意志也不是消极，也是向前积极努力奋斗，那末这次的流亡更富有向前积极努力奋斗的意义了。
当日有英美法势力存在着的上海租界存在，日军虽已横行淞沪，而藏身租界中的抗日分子尚不致无法脱身。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沪，乘轮赴港，由法租界码头上渡船，自渡船至轮船间尚有一大段水路，已有好些日本军官乘小轮来来往往梭巡检查，我改装杂在渡船人群中，未被注意，上轮之后，见金仲华先生和他的妹妹端苓已先在，我们三个人同一舱，倒也不寂寞。到港之后，先后到者已有多人，如张仲实、钱俊瑞、杨东蓴、沈兹九诸先生都已到，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商量路程。
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已移到武汉，所以武汉成为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决定由广州经衡阳往武汉。当时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先生适往乡间视察，李白二先生在前线督师，桂林由参谋长夏威先生坐镇。刚巧白先生的闵秘书因事在港，正要回广西，我们知道夏参谋长听说我们这一批人要经过广西，特电李白请示，李白复电嘱予招待，即由闵秘书陪我们同往，这给与我们以不少的便利。
寻常的流亡生活，在途中总是要在隐藏的状态中，这一次人数既多，又是浩浩荡荡地公开进发，在流亡生活中可谓别开生面。途中大概费了半个月，经过的情形，我写有连载的十几篇文章，到武汉即登在《抗战三日刊》上，后来收在拙著《再厉集》里，在这里不想详述，值得特别提起的是当时广西许多男女青年学生——自初中至大学——的求知精神和诚恳态度，以及青年活泼可爱的气概。
我们由香港乘小轮先到梧州，除应当局的招待外，最忙的是回报青年朋友们的要求。我们除对他们作大规模的演讲外——我们同行的一批朋友全班上场，听讲的男女青年以数千计，还不够，我们住的旅馆里，客堂里，客厅里，乃至房门口，都挤满了无数的男女青年，他们急于要提出许多思想上的问题，抗战的问题，战时教育问题，以及在抗战期间与青年切身有关的其他种种问题，向我们提出商榷。这许多可爱可敬的青年朋友，实在使我们太感动了，我们这一批朋友都一一接谈，谈至午夜尚不能完了，第二天早晨天刚亮未久，我尚未盥洗，下床开门一望，已见房门口站满了不少人！我只得一面洗脸，一面继续谈话。青年朋友的诚挚勤奋的精神实在太令人感动了！
我们经过沿途各地点，都有这样的情形，到桂林因学校多，就更忙。我们这一批朋友，戏称自己这一群为“马戏班”，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会做什么“马戏”，却是说我们形成了一群：金仲华先生讲国际问题，张仲实先生讲思想问题，钱俊瑞先生讲农村经济问题，杨东蓴先生讲战时教育问题，沈兹九先生讲妇女问题，我讲团结抗战问题。到一处便有许多青年朋友和我们商榷这个间题，讨论那个问题，闹热得什么似的。在桂林有一天下午我和金先生应广西大学学生之约，本来预备每人演讲一小时至一小时半，但是因为全场千余的男女同学非常热烈，大家继续不断地提出许多问题来商讨询问，竟从一点钟讲到六点钟，还全场空气紧张，兴趣浓厚，我和金先生也非常兴奋，轮流答复，始终不觉疲倦。后来该校教务长先生因时间太晚，同学们要吃晚饭，才宣布散会，答应他们以后有机会再谈。
当时广西的青年有这样蓬勃兴奋的求知精神，固有青年的本色，而广西当局对于教育文化及指导青年的比较开明的政策，也值得我们的钦佩。
当时我们和许多青年谈话中，他们里面思想水准较高的，对于广西省党部的某委员表示不满，说他不能了解青年，甚至有压迫青年思想的行为。我们有几次在各处演讲，这位委员总是殷勤相陪，有人说他是意在监视我们，我们当然不敢无故妄加猜疑。不过有一次他听到钱先生讲农村经济问题，强调农民生活的苦况，有加以相当改善的必要。在抗战期间，有相当改善民生（尤其是下层民生）的必要，这原是常理，并不足奇，但听说这位委员在背后已啧有烦言，认为钱先生有煽动“阶级斗争”的嫌疑。以这样顽固的成见来领导青年的思想，不免要引起青年的不满意，却是意中事。这位委员原属广西派，后来听说他加入了CC派，对压迫青年思想有变本加厉之势。这个传说如果属实，我们不禁为广西痛惜。
当时这位委员几次相陪，听到我们“马戏班”几次“表演”之后，觉得我们所谆谆启迪青年的都重在顾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重在团结全国御侮，对于中央有着善意的态度，对于国民党也有着善意的态度，颇以为异，他说这样好的态度，在他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间接听到这种说法，也“颇以为异”，因为我们的态度始终是这样的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他何以在相陪几次之后才“颇以为异”？其实有何“可异”之处？
平心而论，国民党肯以善意对待抗日各党派，抗日各党派必然会以善意对待国民党；国民党所领导的政府肯以善意对待抗日各党派，抗日各党派必然会以善意对待国民党所领导的政府。所谓善意，决不是指煦煦小仁，或施以利诱，也不是笼络以高官厚禄，而是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在政策上必须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希望。人民希望团结抗战，即不应纵任少数人破坏团结，间接即破坏抗战；人民希望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即不应拖延搪塞，甚至反民主，提倡新专制主义；人民希望进步文化的发挥光大，即不应压迫思想，开倒车，摧残进步文化。
这样不但能造成全国抗日党派的精诚团结，协力合作，即国民党本身，也在进步的大道上向前迈进，有着光明灿烂的前途，这是国民党之幸，也是中华民国之福。真正爱护国家民族的，应该这样勉励国民党；真正爱护国民党的也应该这样督促国民党。
我们这个“马戏班”大概于二星期之后达到了武汉。我们仍集体地住在汉口“文化街”（交通路）金城文具公司楼上（杨先生例外）。我们一方面各就自己的文化岗位上工作，一方面参加后方的抗战工作。讲到抗日各党派的团结合作，一九三八年可谓最盛的一年，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在武汉成立，虽组织和职权距真正的民意机关远甚，但政府的确延揽了抗日各党派的若干重要分子，表现一种新的气象。民众运动方面也有相当的开展。我一面主持文化事业，主编《全民抗战三日刊》，一面参加“参政”及救国团体活动。
但是不幸这只是“曲线”的最高峰，一九三九年这“曲线”便逐渐下降，愈逼愈紧，一九四〇年我不得不作第四次的流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