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想不到今年泰戈尔先生的八十大寿倒由我来提笔庆祝。人事的变迁幻妙得怕人了。若是今天有了志摩，一定是他第一个高兴。只要看十年前老人家七十岁的那一年，他在几个月前就坐立不安思量着怎样去庆祝，怎样才能使老人家满意。他一定要亲自到印度去，但同时环境又使他不能离开上海，直急得搔头抓耳，连笔都懒得动；一直到去的问题解决了，才慢慢地安静下来。后来他费了几个月的工夫，从欧洲一直转到印度，见到老人家本人，才算了足心愿。归后他还说：“这次总算称了我的心，等老人家八十岁的时候，请老人家到上海来才好玩呢！”谁知一个青年人倒走在老人家的前头去了。
本来我同泰戈尔是很生疏的，他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还未曾遇见志摩；虽然志摩同我认识之后，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就同我说此去见着泰戈尔一定要向他介绍我，还叫我送一张照片给他，可是我脑子里一点感想也没有。一直到志摩见着老人家之后，寄来一封信，说老人家见了我们的相片之后，就将我的为人、脾气、性情都说了一个清清楚楚，好像已见着我的人一样。志摩对于这一点钦佩得五体投地，恨不能立刻叫我去见他老人家。同时老人家还叫志摩告诉我，一二年后，他一定要亲自来我家，希望能够看见我，叫我早一点预备。自从那时起，我心里才觉得老人家真是一个奇人，身为文学家而同时又会看相！也许印度人都会一点幻术吧。
我同志摩结婚后不久，他老人家忽然来了一个电报，说一个月后就要来上海，并且预备在我家下榻。好！这一下可忙坏了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房子小，穷书生的家里当然没有富丽堂皇的家具，东看看也不合意，西看看也不称心，简单的楼上楼下也寻不出一间可以给他住的屋子。回绝他，又怕伤了他的美意；接受他，又没有地方安排。一个礼拜过去还是一样都没有预备，只是两个人相对发愁。正在这个时候，电报又来了，说第二天的下午船就到上海。这一下可真抓了瞎了，一共三间半屋子，又怕他带的人多，住不下，一时搬家也来不及，结果只好硬着头皮去接了再说。
一到码头，船已经到了。我们只见码头上站满了人，五颜六色的人头，在阳光下耀得我眼睛发花！我奇怪得直叫起来：“怎么今天这儿尽是印度人呀！他们来开会吗？”志摩说：“你真糊涂，这不是来接老人家的嘛！”我这才明白过来。我心中的钦佩之情到这时候竟有一点儿不舒服起来，因为我平时最怕看见的是马路上的红发外国人，今天偏要叫我看见这许多，他们一个个盯着我们两个人直看，看得我躲在志摩的身边连动也不敢动。那时除了害怕，别的一切都忘怀了，连来做什么的都有点糊涂。一直到挤进了人群，来到甲板上，我才喘过一口气来，好像大梦初醒似的，经过船主的招呼，才找到老人家的房间。
志摩高兴得连跑带跳地一直往前走，简直连身后的我都忘了似的，我也只好悄悄地跟在后面；直到走进一间小房间，我才看见志摩正在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家握手亲近，我知道那一定就是他一生最崇拜的老诗人。我留心地上下细看，同时心里觉出一阵奇特的意味，第一感觉，就是怎么这个印度人生得一点儿也不可怕？不带一点儿凶恶的目光，脸色也不觉得奇黑，说话的音调更带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低低的好似出谷的黄莺，在那儿婉转娇啼，笑眯眯地对着我直看。我那时站在那儿好像失掉了知觉，连志摩在旁边给我介绍的话都不听见，也不上前，也不退后，只是直着眼看他，连志摩在家中教好我的话都忘记说，还是老人家看出我反常的情态，轻轻地握着我的手细声低气地和我说话。
在船里我们就谈了半天，老人家对我格外亲近，他没有一点儿骄人的气态。我告诉他我家里实在小得不能见人，他反说愈小他愈喜欢，不然他们同胞有的是高厅大厦请他去住，他反要到我家里去吗？这一下倒使我不能再存丝毫客气的心，只能遵命陪他回到我们的破屋。他一看很满意，我们特别为他预备的一间印度式房间他不要，倒要我们让他睡我们俩的破床。他看上了我们那张有红帐子的床，他说他爱它的异乡风情。他的起居也同我们一样，什么都很随便，只是早晨起得特别早，五时一定起身了，害得我也不得安睡。他一住一个星期，倒叫我见识不少，每次印度同胞请他吃饭，他一定要带我们同去，从未吃过的印度饭，也算吃过几次了，印度的阔人家里也去过了，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那段时间真是说不出的愉快，志摩更是乐得忘乎所以，一天到夜跟着老人家转。虽然他住的时间不长，可是我们三人的感情因此而更加亲密了。
这个时候志摩才答应他到他七十岁的那年一定亲去祝寿。谁知道志摩就在去的当年遭难。老人家这时候听到这种霹雳似的噩耗，一定不知怎样痛惜的吧。本来也难怪，志摩对他老人家特别的敬爱，他对志摩的亲挚也是异乎寻常，不用说别的，一年到头的信是不断的。只可惜那许多难以得着的信，都叫我在志摩故后给遗失了，现在想起此事也还痛惜！因为自得噩耗后，我是一直在迷雾中过日子，一切身外之物连问都不问，不然今天我倒可以拿出不少的纪念品来，现在所存的，就只有泰戈尔为我们两人作的一首小诗和一幅名贵的自画像而已。
本文原刊发于1940年8月出版的第157期《良友》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