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艺术——不论是那一个时代，不论是那一个阶级，不论是那一个派别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得力的武器，它反映着现实，同时影响着现实。客观上，某一个阶级的艺术，必定是在组织着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意志，而表现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这个阶级，经过艺术去影响它所领导的阶级（或者，它所要想领导的阶级），并且去捣乱它所反对的阶级。问题只在于艺术和政治之间的联系的方式：有些阶级利于把这种联系隐蔽起来，有些阶级却是相反的。
自然，有些作家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丝毫的“政治臭味”。这种作家其实也是政治家。有时候他们自己也明明知道的。他们认为必须叫“读者社会”有点儿特殊的消遣，使得他们的心思避开严重的政治问题，避开对于社会问题的答复。——这可以用“为艺术的艺术”的假招牌，也可以是虚伪的旁观主义。这难道不是政治？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问政治——这常常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有些艺术家是有意的去做这种手段的工具，有些却是无意的。
无意之中做政治手段的工具，做维持剥削制度的工具，——这在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是常有的事。我们揭穿这种事实，无非是要他们自己清醒一下，谨慎一些，认真的挑选自己的道路：究竟同着群众走，还是同着统治阶级走。他们之中有些回头过来，有些一直往死路上走，这是他们的自由，谁也干涉不了。
至于反动阶级的艺术家，口头上否认着政治，实际上正在实行着自己的政策，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更方便些，更巧妙些，更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以为那些公开的叫喊着“祖国，民族”的反动的文艺政策的人，未免太蠢笨了些。这两种反动政策的互相竞争，只是反动阶级内部的纠纷，——中国最近三四年来这种纠纷是在表演着，然而他们两方面的目的是一致的。新月派之类和民族派之类的“争论”就是这么一回事。现在表面上是“非政治主义派”占了上风：谁都要学着说几句风凉话，其实是战术更加精密了。
无论什么阶级都在拥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并不是个个阶级都利于公开的承认这个事实。甚至于需要自己骗骗自己。自己的利益和大多数群众冲突的阶级，总在竭力找寻一些假面具。而艺术对于他们往往是很有用的武器，他们正需要能够掩蔽自己的政治手段的艺术。这就是那种“精密的战术”了。
十八世纪时代的西欧资产阶级，总之，那些还在反对封建的旧统治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往往喜欢自命为劳动群众的先锋，所以它们的艺术还是公开的主张战斗的。那时候，艺术家的理想是要号召“维新”，“改革”，“启蒙”，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能够充满着这些号召是光荣的。后来，情形自然不同了。资产阶级开始想尽各种方法，来束缚群众，阻碍群众的前进，维持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奴隶制度。反革命之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同着地主买办和帝国主义，正在进行这种文化上束缚政策。这年头，已经早就不是“五四时代”了！他们至少也要说艺术应当是非政治的。
而现代的人类的领袖阶级——无产阶级，国际的和中国的工人阶级却是绝对不同的，他们的最后目的不能够不是完全消灭剥削制度，他们不怕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是阶级性的，是党派性的。他们要创造新的艺术，他们的艺术要公开的号召斗争，要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要提出自己的理想和目的；他们要不怕现实，要认识现实，要强大的艺术力量去反映事实，同时要知道这都是为着改造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作家，惯于偷偷摸摸的灌输资产阶级的“目的意识”，而表面上戴着雪白的“纯艺术”的假面具；他们冷笑着指摘无产阶级的作家，说：“政治家，政治家，你算得什么艺术家呵！你的艺术是目的意识的！”
自然，有些艺术家主观上甚至于是革命的，但是，他们还没有了解这种理论和倾向的内容。他们也许只看见文学技术方面的问题，他们也许相信定命主义的社会发展。他们以为只要客观的描写出社会的现象，艺术家的任务就完结了。至于社会的发展，那自然而然是光明的势力将要占优势的，艺术家何必有什么“目的意识”呢！自然，单有革命的“目的意识”是不能够写出革命的文学的，还必须有艺术的力量。然而运用艺术的力量，又必须要有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如果宇宙观和社会观是资产阶级的，那么，那所谓“客观的描写”，所谓“艺术的价值”就将要间接的替现存制度服务。同样，那种替“纯艺术”辩护的态度，恰好被反动阶级所利用。
193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