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于九月十八日晚和沈衡山、范长江、王炳南诸先生由武汉出发。我们这次目的是要赴南岸德安一带慰劳前方战士，记者一方面偕同上述诸先生代表武汉文化界一部分朋友，一方面代表生活书店和全民抗战社。所带慰劳品有：一、金鸡纳霜；二、药特灵；三、红药水；四、毛巾；五、纱布；六、药棉；七、世界知识等杂志以及当天武汉出版的四大日报。第一种药医疟疾，第二种药医痢疾，因为据调查所得，前方战士最多患这两种疾病，需要这两种药品很迫切。红药水是准备轻伤用的。关于前方所需要的读物，最注意的是日报和分析国内外大势的刊物，所以我们带了汉口的几种重要的日报和杂志。同时有汉口银行界派的赵汪两君，带有二千个慰劳袋，和我们同行。
我们的路程是要经过长沙和南昌，在武汉和长沙途中，火车到岳阳车站时，停了好些时候，我们下车去看看，看见几个伤兵正在苦楚为难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伤兵两脚都受伤，左脚全是血淋淋，缩着不能动，右脚伤略轻，但因无人照料，仍只得靠着一根棍子和右脚，忍痛一拐一拐地走着拖着。有两个偶然经过的军人服务部女同志正在替他们想法，但是也一筹莫展。据说离此地数里有伤兵医院两个，而担架却只有一个！医院因事多人少，就是这一个担架也顾不到此时的需要。因此这几个伤兵如要到离此数里的伤兵医院里去，只有拖着受伤的身体，忍痛再挨过几里的途程！我们实在看得不忍，问后才知道有人力车可乘，便捐了一点车费，招呼他们乘车前往伤兵医院，这几个伤兵称谢不已，其实我们民众对于为国家奋斗的英勇战士实在亏待了他们，听到他们的诚恳称谢，反而增加了惭愧。
这两位军人服务部的女同志说，她们在后方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深深感觉到救护伤兵的工作实在做得太不够。又说前一天在这同车站上有三四百伤兵到，也无人照料，其中有饿了三四日的，自前线受伤忍痛跑到后方，肚子饿得难过，又没有分文可以购买食物，刚有乡民在站上售卖蕃薯，有个伤兵不自禁地向他买了一块，但却付不出钱，因此两方争吵着打起架来，闹做一团，这样一来，就是有一二售卖零食的乡民，也望望然去之，不敢再接近了。这不能怪靠着售卖零食谋生活的乡民，更不能怪为国受伤而还要忍痛挨饿的武装同胞，问题是在为什么在岳阳这样一个大城镇，对于救护伤兵——稍有组织的民众工作中应有的一部分——竟致这样没有办法？这种现象应能唤起负责动员民众者的深切的反省。
我们的火车因中途停顿的时候很多，所以直至十九日晚一点钟才到长沙，大雨未停，雇得一辆车子先把物品装上，六十五岁的沈老先生也偕同大家飞步地往前走，找过好几家旅馆，才找到一家有两个房间。时已两点多钟，大家一拥而入，分别睡下，一夜和蚊虫臭虫大作斗争，劈拍之声不绝于耳，天亮未久，蚊虫稍稍撤退，而房外的帐房先生和他的一位朋友却提高嗓子大谈其天，长江先生屡次急叫不生效力，大呼非写一篇“特写”不可！
廿七，九，二十日晨，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