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员每人每月有公费三百五十元，这一点似乎颇引起一些人的议论。记者最初的直觉，也觉得有问题，因为在这国难期间，一切都应从省，所以曾经和几位参政员提起此事，要想提出一个临时动议，后来仔细调查，才知道各人的情形不一样，很难提出一个一律的呆板办法。有些人是从远处来的，乘着飞机赶来赶去，拿所有公费加入做盘费还不够；有些人是从沦陷区域赶来的，安家费和路费都靠此弥补。即在闭幕后，也有许多人正在设计工作计划，有的从事调查，有的从事研究，以备提供于参政会，至于驻会委员之有经常工作，更不消说。所以我以为一方面各参政员当注意于工作的计划与努力；一方面兼职的参政员，如原来的收入已足维生计，当尽可能慨然捐助给有益抗战的事情。
也许读者要问记者自己作何打算。我的原有职业还勉可维持我个人和家属的生计，所以我要每月捐一百元给伤兵医院（七月份的已献金一百元，以后除如有特殊更重要的捐助外，当以捐入伤兵医院为原则）；捐一百元给《全民抗战》三日刊，这是有益于抗战的一种文化事业，所以值得一助；此外则作为下次赴会的旅费准备。我以为公费绝对不应作为个人享受之用，当尽量为公而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