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要读文学
科学在英国气焰正盛的时候，提倡科学极力的赫胥黎，他作过一篇文章，《论博习教育》（On Liberal Education），在一个完美的大学课程中，将文学列为一主要的项目；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文学是文化形成中的一种要素——就古代的文化说来，如同中国的，希腊的，文学简直就是文化的代名词。我们不要作已经开化的人，那便罢了，如其要作，文学我们便要读。生为一个中国人，如其，只是就诗来说罢，不曾读过《诗经》里的《国风》，屈原的《离骚》，李白的长短句，杜甫的时事诗，那便枉费其为一个中国人；要作一个世界人，而不能认悉亚吉里士（Achilles）的一怒，犹立西士（Ulysses）的漫游，但丁（Dante）的地狱，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Hamlet），以及浮士德的契约，那也是永远无望的。在从前的教育中，不仅中国，外国也是一样，文学占了最重要的位置，这种畸重的弊病当然是要蠲除的；不过在如今这个科学横行一世的时代，我们也不能再蹈入畸轻的弊病，我们要牢记着文学在文化中所占有的位置，如同那个科学的向导，赫胥黎，一样。
这是要读文学的第一层理由，完成教育。
人类的情感好像一股山泉，要有一条正当的出路给它，那时候，它便会流为一道灌溉田亩的江河，有益于生命，或是汇为一座气象万千的湖泽，点缀着风景；否则奔放溃决，它便成了洪水为灾，或是积滞腐朽，它便成了蚊蚋、瘴疠、污秽、丑恶的贮藏所。只说性欲罢。舞蹈本是发泄性欲的正道；在中国，乐经久已失传，舞蹈，那种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的艺术，因之也便衰废了，久已不复是一种大众的娱乐了，到了如今，虽是由西方舶来了跳舞，它又化成了一种时髦的点缀品，并不曾，像张竞生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恢复到舞蹈的原本的立场，那便是，凭了这种大众的娱乐，在露天的场所，节奏的发泄出人类的身体中所含有的过剩的精力。因此之故，本来是该伴舞的乐声洋溢于全国之内的，一变而为全国的田亩中茂盛着罂粟花，再变而为全国的无大无小的报纸上都充斥着售卖性病药品的广告。
在末期的旧文学中，亦复呈露着类似的现象；浮夸与猥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浮夸岂不便等于向鸦片烟灯上去索求虚亢的兴奋；猥亵的文字，那个俏皮的（x＋y）2，岂不是在实质上毫无以异于妓院中猥亵的言词，那个委琐的x2＋2xy＋y2？这便是文学离开了正道之时所必有的现象，换一句话说，这便是文学没有指示出正道来让情感去发抒之时所必有的现象。
发抒情感的正道是什么？亚里斯多德所说的Katharsis便是中国所说的陶冶性情（在文学方面）与正人心（在音乐方面）；那便是教内在于心的一切情感发抒于较高的方式之内，同时，因为方式是较高的，这些发抒出了的情感便自然而然的脱离了那种同时排泄出的渣滓，凝炼成了纯粹的，优美的新体。像辜勒律己（Coleridge）的《古舟子咏》内那个赴喜筵的宾客，在听完了舟子的一番自述之后，成为一个愁思增加了，同时智慧也增加了的人那样一个人，在读完了一本文学书以后，也会得有同样的体验——这是说这本书是一本好文学的话。
中国人许久以来对于文学（诗是例外）是轻视的，因之，只有少数的几种情感能在文学中寻得发抒的途径，而这少数之中还有大半是较为低级的情感；这是受了宋代儒家一尊的恶影响，正如欧洲中古时代的文学之所以不盛，是受了当代的罗马教堂的教旨一尊的恶影响那样。战国文学与唐代文学，与希腊文学一样，是不自觉的兴盛起来的；那是文学的青年时代。中国的文学与欧洲的都已经度过了那给青年时代作结束的烦闷期；如今，欧洲文学的壮年时代，由文艺复兴一直到现代，已经是结成壮硕的果了，中国文学的壮年时代则尚在一个花瓣已落，果实仍未长大的期间。要一切的情感都在文学内能寻得优美的发抒的道路，新文学的努力方能成为有意义的，伟大的。一千年来，中国人的情感受尽了缠足之害，以致发育为如今的这种畸形；解放与再生这许多任是较为高级的或是较为低级的情感，再创造一座千门万户的艺术之宫，使得人类的每种内在的情感都愿意脱离了蛰眠的洞穴，来安居于宫殿之上，嬉游于园囿之间，歌唱于庭际房中，拨刺于池上湖内：这种伟大、光荣、而同时是艰难的建设，是要诵读文学的与创作文学的中国人来共勉于事的。
要发抒情感，这所以要读文学的第二层，最重大的一层理由，在中国的现状之内，便附带着有一种先决的工作——那便是，再生起来那蛰伏于中国人的内心中的一切人类所有的情感；这种工作是要读者与作者来分担责任的。
所以要读文学的第三层理由是扩大体验，增长见闻。
一个人的外界体验是极为有限的。不说那种驴子转磨一般的农民，整世之内，便只是粘附在几亩的土地之上；就是拿阅历最广的人来说，他所经验的社会的各相，一比起各种社会的全相来，那也只是九牛一毛。局促于自我经验范围之内，有许多人反而沾沾自喜，那是“夏虫不可以语冰”，由他们去笑冰好了；还有许多人，他们是不甘于自囿的，不过环境与生活牢笼着他们，不容许他们跳出那单调的类型的生活之外。这一般人的好奇心，如其社会不愿意它踏上堕落或是委琐的路，社会最好是让它去在文学之内寻得满足。文学是一切的伟大、奇特、繁复的体验的记载的总和，无论何人，只要识字，便能由文学中取得他的好奇心所渴望的，一个充量的满足——一个优美的充量的满足，远强似那种不道德的去刺探邻家的隐情，远强似那种既不全真亦不甚美的报纸上的新闻。
这种给予好奇心以满足的文学并且是有功于人民福利的增进的。远一点说，狄更司（Dickens）的小说中描写私立学校内的各种腐败，暴虐的实情，引起了社会的以及政府的注意，促成了英国的私立学校的改良；司徒夫人（Stowe）作《黑奴吁天录》，痛陈当时美国的黑奴所受的非人道的待遇，将社会上一般人士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由漠视一转而为热烈的同情，以致局部的酿成那次解放黑奴的南北之战；近一点说，有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的《正义》（Justice）一篇戏剧，它促成了英国监狱的改良。
二 文学与消遣
消遣这两个字本来是消愁遣闷的意思，不过按照现在的沿用而说，它却成了消磨时日。
消愁遣闷，那正是文学的第二种功用，如上章所说的。叔本华说过，愁苦是人类的本分，但是愁苦如其尽着蕴结在肺腑之中，它最能伤损身体的健康——所以常言道，至悲无泪，小说中描写一个遭遇了莫大的惨痛的人，总是说他，大半时候是她，伤心得眼泪都梗住了流不出来，眼眶焦干的晕倒在地上。在情绪遭逢了这种阻逆的时候，我们如其放在这个人的手中一本雨果（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将他的眼泪激发出来，或是放一本狄更司的《辟克维克谐传》（Pickwick Papers），用笑泪引逗出悲泪来，那是这个人事后追思时所要感激涕零的。愁苦既是人类的本分，世上既是充斥如许的愁苦，我们便切身的感觉到，我们是如何需要那种能以排解它的文学了。
消磨时日也是文学的一种副作用，有许多的文学书是专为了供应这种需要而写的。中国从前说的，文学只是消遣，那固然明显的是错误；不过以文学之包罗万象，它也未尝不顾及人类的这种需要，而设法去给与它以满足……当然，这种的文学只是低级的。有如开辟了一条运河，便利交通，灌溉田地，这些都是它的主用，但是在同时，也有人在这条运河里洗衣洗菜。
消遣文学是一般作者与文人所极端嫉视的。这种嫉视基源于两层理由，喧宾夺主与实际利益。因为一般人是忙碌的，没有许多闲工夫去细心体悟，鉴赏伟大的、深奥的、篇幅繁重的文学，［有一些西方的文学教授坦白的自认，不曾读完过米尔顿（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
研究文学的人尚且如此，外道人更是不言可喻了。］又因为一般人是忽视客观的标准而重视主观的嗜好的，——在选购文学的书籍之时，——所以正牌的文学少人过问，而消遣文学则趋之若鹜。福尔摩斯的名字，全中国的人，无论是那个阶级，都知道；知道福斯达甫（Falstaff）的，在中国有多少人？科南·道尔的书，与同代的也是一个苏格兰人的史蒂文生的书，是那一个的销路广大？
（这并不是说，科氏受了史氏的嫉视。）
在中国现在这种识字阶级的人不多的时代，这种对于消遣文学的嫉视还没有尖锐化；不过在西方的国家内，识字者占人口的大多数，又有一种好读书，大半是文学，以自侪于开化者，不甘于作时代落伍者的风气，这种正牌文学与消遣文学的竞争，以及正牌文学对于消遣文学的嫉视，却是极端的尖锐化了。攻击投时好的作者，成了一般文学批评者的合唱，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到处的听见读者将孛列克（William Black），一个投时好的作者的名字挂在口头，而并不曾听见有几多的读者提起梅里狄斯（Meredith）的名字，又因为他们看见写消遣文学的人坐汽车，作富翁，而正牌文学的作者却在贫民窟里饿饭。每种现象必有它的背景；在将来的中国，教育普及到了相当的程度之时，这种文学上的嫉视、攻击也是不免的。
为了预防这种畸形的现象之发生，为了避免文学上的不平，下述的办法应该要文学的读者与作者去考虑，提倡：由每本文学书籍，每篇文艺的收入中抽出百分之一，由一个全国的文人联盟来保管这笔捐款，并将它拨用于各种文学的用途上，如津贴文人，举办新书评论的刊物。或者能在文学界内，做一件在其他各界内所不能做到的事，这是文人，一切高尚的理想的掌旗者，所应自勉的。
三 文学与年龄
电影院里，如其这次是开映着一种刺激力特别强烈的片子，总是悬起一块牌来，阻止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入内观看。文学内也有不宜于“意志未坚”的少年的一种，虽说无从挂起禁止阅览的牌子。社会上对于这类的文学，也自有它的各种对付的办法：禁止发售；检查；家庭中，大人绝口不提《金瓶梅》，或是，晚辈提起了的时候，痛骂淫书；图书馆内，《十日谈》藏的是有，却不出借与学生阅览。社会要根本的铲除去这类的书籍，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一个人没有达到相当的年龄，有些书籍确是也不宜于阅览，好像一个十五岁以下的学生，要是去作几千米突的竞走，那是只会有害于身体的。
一种的年龄需要一种的文学。中国从前是没有儿童文学的；大人聪明一点的，也只拿得出《桃花源记》、《中山狼传》给一个十岁的儿童；这个儿童，被驱于内心的需要，被只得去寻求满足于《七侠五义》、《今古奇观》，或是略能会意的《聊斋》之内。这些书，在白话小说史上，固自有相当的价值；就儿童说来，它们却并不是适宜的书籍。肉欲小说与侠义小说风行于今日，就中的缘故，除去社会的背景不说，有一个重要的，儿童时代缺乏适当的文学培养。
儿童文学也未尝没有与一般的文学类似的所在。插图，儿童文学内的一种要素，在成人文学内也是受欢迎的；动物，充斥于儿童文学之中的，也供给着材料，形成了许多优越的成人文学作品，如多篇的赋，咏物的诗，“Rad and His Friends”，“St.Joseph's Ass”，彭斯（Burns）的《田鼠诗》，孝素（Chaucer）的《坎特伯里故事集》中那篇《女尼故事》；加厉的文笔（Caricature），如其儿童是一致欢迎的，也同时能以满足成人的文学欲，在浪漫派的小说内，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在写实派的小说内，如狄更司的各种长篇小说。都是文学，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自然在许多点上消息相通，它们的歧异只在程度与方式之上。成人的意识中本来有一部分是童性的遗留。
好的儿童文学有时也是好的文学。《伊索寓言》，安徒生的“童话”，就了它们，无论是儿童或成人都可以取得高度的艺术的满足，“酸葡萄”这个来自《伊索寓言》中的词语仍然挂在成人，老者的口头；《皇帝的新衣》这篇童话同时也是一篇伟大的短篇小说。
莎士比亚的《仲夏夜梦》，如其有人将它的情节撮要的说给儿童听，一定能博得热烈的欢迎；莎氏在老年所作的《飓风》（The Tempest），里面有一首诗——Where the bee sucks,there suck I——正是一篇极好的儿童诗歌教材。然而莎氏的戏剧，原来都是为了战士、商人、贵族，以及他种的剧院的观众而作的。
文学的统一性遍及于文学的领域之内，即使是儿童文学这个藩属。
浪漫体的文学是少年时代的一种最迫切的需要。这种体裁的文学，在教育上，是地位极为重要的。想象与体格的发展都在少年时代；处在这个时代内的少年，如其有健全的、积极的恋爱文学，健全的、优美的骑士文学给他们阅读，一定能培养成为想象丰富、魄力坚强的国民。如其只有那种消极的《红楼梦》、《西厢》，那种充满了土气息，产生自不健全的社会背景的《水浒》，甚至于那种“诲淫”、“诲盗”的书籍，那么，在少年时代阅读它们的人，在成为正式的国民的时候，便不免是贫血的，“多愁多病”的，想象力单薄，思想黄萎的了。
（胡适之先生，在文学革命的初期，提倡拿旧时白话文学中的几部长篇小说列为学校课程中的文学教材，那是一种反抗的表示，在当时确是需要的；不过，将来如其有一天，新文学中的浪漫体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能以正式的建设起来，这种过渡的办法却要取消，中学课程内的文学教材要整体的采取自新文学，而旧时的长篇小说要让他们专隶于大学内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与其让中学生读《水浒》、《红楼梦》，还不如让他们读西方的浪漫体文学的中译本，国语的，例如胡氏所赏识的《侠隐记》。）
浪漫体的文学，虽是受尽了指摘，然而它的教育的价值既是那样的重大，在现今的中国更是这样迫切的需要，我们这班现代的中国人能不斟酌情势的，竭力去提倡、创造么？浪漫体的文学诚然是多感的（Sentimental），不过少年时代也正是多感的；多感如其被视为一种病态，正该拿浪漫体文学的这种文学，大黄一样，将少年时代中内蕴着的多感宣解，尽量的宣解出来。浪漫体的文学诚然是夸大的，不过夸大狂也正是少年时代，外体与内心猛烈的在发展着的时代，所有的一种必然现象；只能因势利导，火上浇油，不能阻抑，迎头泼水，因为少年时代所必有的夸大狂如其不能得到满足，宣解，体与心的发展便不能是充分的。
少年文学中也产生了一些伟大的作者，司考特（Scott）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尽管去指摘他的小说的史、地的布景是不符实情，个性描写是单薄，一般的文学批评者仍旧是万口一声的公认他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至于他写出，遗下了许多的浪漫体小说，来满足着自古至今，以及未来的英国，他国内一般少年的浪漫性，我们更能以说得，他同时也是一个未加冠冕的伟大的教育家。
在新文学的现状之内，儿童文学只是在鸭子式的蹒跚着前进，少年文学，与一把茅柴相仿，一烘而尽于创造社的消灭。诚然，在这十五年以内，也产生了有一些优越的文学作品，不过它们只是成人的读物……我们是如此的焦候着一个安徒生，一个司考特的出现啊！哥德（Goethe），巴尔札克（Balzac），萧伯纳如其能以诞生于新文学的疆域之内，那当然是新文学的光荣、祈祷；一个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一个伟大的浪漫体文学作家的产生，那不单是新文学的光荣、祈祷，它并且是将来的中国的一柱“社会栋梁”呢！
四 禁书
萧伯纳替白里欧（Brieux）的三种戏剧的英译本作了一篇长序，——他的各篇长序是出了名的，——这篇序里畅谈“文学与性”这问题，并痛斥社会对于性文学的现有的态度。中国的情形稍为不同一些，但是《性史》第一集的被禁，使得一般关怀于新文化的前途的人发生了忧虑，未来的中国或者要蹈入现代的西方的旧辙。
在西方，几百年以前，禁书是由罗马教堂来处理的；在那个《禁书目录》（Index）之内，诲淫的书籍与叛教的书籍并列。现在，这种处理，在新教的国内，落入了政府的手中，例如英国的书籍检查员（The Censor）；这是与中国一向以来的办法相同的。只就文学而言，让这种微妙的权衡落入少数的，多半不懂文学的人的手中，那是不言可喻的会有一种什么收场了。
我深信，没有一种书籍是该禁的，只有不宜于某种年龄的书籍。有了一种社会的需要，便有一种的供应；书籍也不外于此公例。诚然有许多书，非科学的亦非文学的，是为了刺激性欲而写成，印行了出来，供应着一种社会的需要，像娼妓鸦片那样。在这里，我们便又感觉到一个全国性质的文人联盟的必要：可以，不由政府，而由这个联盟来鉴别，标明一切文学形式的性书籍中的两类，在那非文学的一类之上课以重税，由联盟去用了严密的方法征收。冒牌的文学，尤其是以实利为目的的，文学应当自己有力量去打倒，至少，去敛抑。这个联盟，如其有一天能以合格的成立起来，还应当从事于一种工作，不让那些不宜于某种年龄的书籍放进某种年龄者的手中。
在中国，禁书之内有一种是成了一件价值极高的废物，——像中国这片领域一样，——《金瓶梅》。这可以说是中国自有长篇小说以来的最优越的一部。有人说过，《红楼梦》是蜕化自《金瓶梅》之中；这个，从前我视为荒谬之论的，如今我悟会出来了，确是最简明的实情。（贾宝玉蜕化自西门庆；薛宝钗自吴月娘与李月姐；林黛玉，变形的，自潘金莲与李瓶儿；王凤姐自潘金莲；袭人自春梅；尤二姐自李瓶儿与孟小楼（并秋菊）——在重要的人物上。黛玉葬花，蜕化自瓶儿丧子；晴雯撕扇，自陈敬济挑逗潘金莲，宝蟾送酒，自春梅解衣与瓶儿送帖；贾瑞受辱，自郎中被讹；贾府受抄与复盛，自西门庆听候拿办与入京贿赂——在重要的情节上。如其，读者，在听到了这一番话以后，你在情感上激起了剧烈的反感，要记着，我当时的反感也是同样的剧烈，不过，后来有我的理智指示出了真理，我如今不得不向了你吐露出来，这真理……在社会上，真理的吐露如其是不可能的，在文学的国度内，至少，我们要作得不同一点。）
陈独秀先生说过，《金瓶梅》是一本高越的写实小说。这写实，它是两层的：性方面与人物、背景方面。性方面的写实使得本书的作者我们可以拿来比拟左拉；人物方面的写实使得本书的作者我们可以拿来比拟福罗贝尔；他却并不是左拉，福罗贝尔，他便是他，《金瓶梅》的作者，用不着攀亲。我们应当自傲，因为我们能够这样的说：如其法国有它的拉孛雷（Rabelais），我们也有我们的《金瓶梅》。
（这部第一流的古今无偶的世界名著，听说德文内已有一种全译本——深藏在一个图书馆之中）如其肉欲在中国特别的发达，有了这一部书，也可以实立，辩解它的“生存立场”（raisond'étre）了，正如《神曲》、《十日谈》，对于意大利的“黑暗时代”，辜勒律己的《忽必烈汗》（Kukla Khan），狄·昆西（De Quincy）的《鸦片徒忏悔录》（Confessions of an Opium-Eater）对于英国的鸦片那样。牺牲了世界，为着“罗马的闳壮”（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牺牲了周朝，为了褒姒的一笑，相对的，可以说是值得；如其只有波特来耳这个罪孽者而无《恶之花》，只有鸦片而无中国的辜勒律己与狄·昆西，那时候，社会的，道德的裁判便是罪不容辞的。因为人事的循环太难于捉摸：建设来自破坏，善产生恶。
的缘故，一个人，从青年时代起，便应当修养成一种不轻易于下判断的开明的态度。
《金瓶梅》这部书，我们如其斗胆的来加以裁判，应当分作两部分来看：肉欲部分，那是一种专门的材料，只可供给为文学史上的文献，不宜于一般人，连青年在内的阅览；人物，背景的部分，那是上好的文学，即使人物方面与肉欲部分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应当牢记着《十日谈》、《拉孛雷》以及《波华荔夫人传》等等近代的文学名著，而不要让它依旧存留为一种摈弃于地的废物。
聪明的将肉欲部分自书中挑剔了出来，使得人物、背景的全部分毫无所损；再审慎的校勘，整齐的印刷了出来：那时候，它便成了一部每个大学内中国文学系学生所应详览的长篇小说教材，并成了每个嗜好文学的成年的中国人所应熟悉的长篇小说名著。
被禁的旧小说并不只是《金瓶梅》这一种，然而一切的他书都不值得我们去谈，因为它们并不是文学。这些只是一种激发肉欲，满足好奇心的资料，正如《法国水星杂志》（Mercure de France）的某期中所登载的一个禁书目录内的各种书一样。
五 翻译
一般人在三方面不满于现状中的翻译——重译、不忠实、欧化的译笔。其实，头两层是翻译初期所必有的现象；至于欧化，译文是必然的。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古典文学的发现不是一个重要的发动力么？但丁并不通希腊文，《神曲》中关于希腊文化的一部，是他掇拾自拉丁文的译本或节略。裴忒腊克（Petrarca），古典文学运动的先锋，以不通希腊文为一生的憾事。希腊名著因拉丁文的媒介而传播遍了文艺复兴的欧洲。只拿亚里斯多德来讲，他的著作由亚维洛爱司（Averro?s）节略的移植入了阿刺伯文之内，后来又由阿刺伯文翻译成了拉丁文；但丁，裴忒腊克以及一般初期的文艺复兴期的文人，他们的关于亚里斯多德的认识，便是如此而来的。诺司（North）的“卜陆达克”（Plutarch）英译本，莎士比亚等所诵读、采用的，是由法文的译本重译而成。《十日谈》的最早的英文节译本也是重译自法文。
佛罗利阿（Florio）在牛津大学教授过意大利文，他译出了孟坦（Montaigne）的文集，莎士比亚所读的孟坦便是他的这种译本，至今仍然公认为英译本中一种好的，三百多年以来不知翻印了多少版；在他的这种“孟坦”的英译本内，“鱼”（poisson）字他译成了“毒”（poison）字，——只就浅近的法文字内举一个例子。
草创的时代，这种现象是不免的，——汉高祖初登帝位的时候，诸将交哄于殿上，这件史事不也是一种性质相同的现象么？虽是如此，叔孙通到后来也为汉高祖制定了礼仪，德莱登（Dryden）也用拉丁文的原本替诺司的“卜陆达克”作了一番校勘的工夫，“孟坦”也有了忠实的英译本。（文笔能与佛罗里阿的相较与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由文学史来观察，拿重译来作为一种供应迫切的需要的过渡办法，中国的新文学本不是发难者，——只看译笔何如，现行的各种重译本的寿限便可以决定。不过，几百年前的成例，到现代还来援用，总嫌自馁了一点，美国的文学不也是新进么？他们的政府派遣了首批的留学生去欧洲，就中有朗弗落（Longfellow），在回国以后，教授“罗曼司”文字于哈佛大学，译出了但丁的《神曲》，其他各国的短篇诗歌，又有狄克诺（Ticknor）由西班牙回来，作成了一部篇幅巨大的《西班牙文学史》，至今仍为这一方面的文献的一个丰富的库藏。（日本的情形如何，希望也有人说给我们听一听。）
就新文学的现状来看，下列的各种文学内，每种至少应当有一个胜任的人去研究，以翻译名著就新文学的现状来看，下列的各种文学内，每种至少应当有一个胜任的人去研究，以翻译名著为研究的目标：——希腊文学、“拉丁”文学、波斯文学、阿剌伯文学、印度文学、（“梵”文是有人通习的，却是并不曾以文学书籍的翻译为目标。）埃及文学、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葡萄牙文学、丹麦文学、挪威文学、瑞典文学、荷兰文学、冰岛文学、芬兰文学、波兰文学、“波希米亚”文学、匈牙利文学：这各种文学之内，有的要研究，翻译，是为着它们所产生的世界名著，欧洲名著；有的是为着它们所供给的欧洲文学史上的文献；有的是为着它们与中国的文学、文化所必有的以及所或有的关系，如上举的三种亚洲文学，又如葡萄牙文学与荷兰文学。这种计划，直接影响于新文学，新文化，间接甚至直接影响于整理中的旧文化（以及过去的世界文化交通史），能以实现与否，便要看政府方面，“文化基金会”方面的眼光与决心了。
佛学大盛于唐代，是玄奘等的功绩；那些佛经的译本，在中国文化上引起了莫大的变化的，岂不是“佶屈聱牙”，完全的印度化了的么？为了文字的内身的需要，当时的印度化是必然的现象，——欧化，在新文学内，也是一个道理。（西人在服装上的一种中国化，那当然是立异，时髦；不过，“世界语”在制作上的一部分中国化，就中那种不分国界，只采优点的标准，正是欧化在新文学的翻译部分内，甚至创作部分内，所应采用的。）只能说，有许多的时候，不必欧化，或是欧化得不好；至于欧化的本身，现代的中国人却没有一个能以非议，——立异，时髦，那都是浪漫派文学的必然现象；源根于文字的内在的需要，而收纳适当的供应于他种文字之中，那也是英文，一种富于弹韧性的文字，已经作了先例的。
专指名词的音译，在我国这种在制作上与来源上异于“印度亚利安”（Indo-Aryan）一支派的文字的中文之内（也有西方的文字学者说，他们那一支派的文字所特有的字母，也是菲尼希亚（Phoenicia）人化成自埃及文字，性质与中文文字相似的；例如M一字母，便是那个象形波纹的埃及楔形文字的简体。）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纷扰的现象。
“英吉利”（从前的另一种写法，“【口+英】咭唎”，English），“法兰西”（Francais），“德意志”（Deutsch），这些通行的专指名词都是原文内的一些形容词的音译。（希腊文内“中国”这个专指名词是象“丝”字之声而成的；英文，法文，德文内“丝”这个泛指名词想必便是由希腊文的“中国”这个专指名词所嬗化而来。“支那”这个专指名词的来源在“拉丁”文之内，说它是“秦”的音译，倒是可能性很大。）
在专指名词的音译的形成内，土音也活动。“法兰西”一名词内的“西”字，或许是按了广东的土音而音译出的。（“茶”这个字在西方的各种文字之内音译成了一个齿音字，这正是福建的土音，——福建，它岂不是一个产茶的省份么？广东与福建，它们岂不又是与外国交通最早的省份么？）较后的，江、渐的土音也给与了许多特指名词的音译，——即如有“亚”字的“莎士比亚”。
Shakespeare，在原文内本有另两种的写法，Shakespear（挥戈），Shakspere；在中文内也有各种的音译，“莎士比亚”，“萧士比”，“莎士比”等等。（这个与普洛丢司Proteus一样善于变形的大诗家居然也在中、西的文字内有了许多异形的姓！）其余，一个专指名词，在中文内，也有各种不同的音译。这种现象，自然，并不只是中文所特有的；即如俄国的人名，在西方的各种文字之内，岂不也是有各种不同的音译么？（便是屠格涅甫自己，在法文内。签名为Tourguenieff，也不能阻止英国人叫他作Turgeneff，或是Turgenev！）,不过这种现象终究是一种的淆杂，不便。政府，“文化基金会”，不能仿照“法国学院”那么编纂法文字典的办法，也编纂一部“译名辞典”么？
译名，从前未尝没有典雅的，如恒河（Ganges），赫胥黎（Huxley），也未尝没有忠实的，如“廿五史”中的外人译名。能用显豁的方法来音译，如G.Bernard Shaw译为萧伯纳，Boston（“波斯顿”）译为“波司屯”，固然便利；不能的时候，那便只好走忠实，笨重的路了，——Dostoyevsky（杜思退益夫斯基）总不能译为“多斯铎”罢。已经通用的译名，有一种已是家喻户晓的，如上举的“英吉利”等国名，那是不便再改了的，有一种，可以不失通晓之相的稍加删改，如“莎士比亚”可改为“莎士比”。新用的译名，译意也好，如Decameron译为《十日谈》，Oxford（古文中亦作Oxenford）译为“牛津”；译音也好，如Dunciad译为“登西亚得”，Oxford译为“奥斯福”；最扼要的一点，便是一个专指名词只要一个中译。音译，正式的，是要由原文译出的；“希腊”这个专指名词的中译，应当能够鼓舞起来那般将来要从事于译名这项工作的人的向上的热烈，好像希腊文学在文艺复兴时代鼓舞起了一般伟大的作家的向上的热烈那样。
六 文化大观
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一首十四行里有这么一句话：
We speak the tongue that Shakespeare spoke我们用着莎士比亚所用过的文字卡莱尔（Carlyle），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Hero and Hero-Worship）一部书的《莎士比亚》一章之内，也说过同样的话。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可以作得他这国家、民族的喉舌——好像“言为心声”那样。
近代的这种例子，如同托尔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屠格涅甫、柴霍甫那个“四人合唱队”，代表了过渡时代的俄国文化；显克微支代表了波兰；易卜生与般生代表了挪威。诗歌上的这种例子，如同荷马的两部史诗是希腊文化的大观；但丁的《神曲》是中古文化的大观；哥德的《浮士德》是近代文化的大观；亚洲的这种例子，如同《天方夜谭》是阿刺伯民族的喉舌；峨默（Omar Khayyam）是波斯民族的喉舌；《圣经》是犹太民族的喉舌；太戈尔是印度民族的喉舌；“诺”剧（No plays）是日本民族的喉舌……这些例子都是由欧洲的立场举的；峨默，在本国，并算不得“国家诗人”，那个荣誉，在本国，是属于哈菲斯（Hafiz）的。
欧美的人，谈到中国文学，总是拿李白来代表；这是与中国自己通常的传统思想相异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人，确是有眼光，他有过两句诗，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这两句诗算是拿历来的李、杜优劣论给一笔抹煞了。唐代文化，中国的第二期灿烂的文化，是固有的文化与印度文化会合以后而产生的；拿李、杜来代表，无可异议。
《离骚》的想象复活于李白的诗中；《离骚》的情感复活于杜甫的诗中。李白的哲学是老、庄的哲学与出世的“佛学”之融合体；杜甫的哲学是“儒家”的哲学与悲天悯人的“佛学”的融合体。
唐代的诗，由陈子昂起，是针对了“六朝”而发的一种反动；然而，在技巧上，李、杜并不曾舍了“六朝”而不顾。
颇学阴何苦用心
这是杜甫自认其在技巧上受惠于“六朝”的话；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这是杜甫称赞李白能以钵传“六朝”的精细的技巧的话。李白的长短句基源的鲍照，这是杜甫的
俊逸鲍参军
一句诗已经说破了的；李白的五绝基源于谢朓，这是我们就了他的诗中常有赞美谢诗的话这一层上可以归纳出来的。
李、杜的技巧，来源是如此；这么看来，现在的一般新文学的作者，他们所抱的那种“线装书扔进茅厕里去”的态度，是昧于历史观的……同时，当然，新文学也是并不曾欧化到充分的程度。
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虽是一句极为陈旧，腐滥的话，它仍然不失为真理。旧文化没有一个正确的清算，新文化的前程又怎么去发展呢？西方的文化可以比为春天的太阳，至于树干与浆汁，它们还是旧有的，或是由旧文化的土地中升上的。当然，张骞在汉代也曾由“西域”移植过葡萄；各种有“胡”字起头的果树，它们也是移植自番邦的。不过，中国的土地上，只是种葡萄，就算了么？只是苜蓿汤，中国人便能以满足食欲了么？美国由中国移植去了各种的植物；他们便拿本国所固有的植物去给毁灭了么？他们的蜜柑，苹果，一直销行到了中国的，正是他们所固有的水果。人工的培植，使得“花旗蜜柑”，“花旗苹果”，由“西部拓殖者”Pioneers of the West当时所吃的那种，进化成了我们现在所吃的这种……此中确是有一个《伊索寓言》式的教训。
西方文化，如其断代的输入，换而言之，便是，我们如其只是输入现代的，那不仅是不完全而已，便连了所输入的现代的这一部分，我们都不能完全了解。只说文学，只说现代的英国文学。诗歌一方面：现任的“桂冠诗人”，他与孝素（Chaucer）的关系；新派诗中感觉的错综以及机械文明的诗料，它们与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的领袖，党恩（Donne）的关系。戏剧一方面：萧伯纳的“清净教”的态度，他的赞扬希腊喜剧家亚里斯多芬尼士（Aristophanes）的话，他的喜欢说俏皮话的倾向是怎么一个来源；高尔斯华绥的《正义》一剧中所插入的哑剧是来源自中古时代的戏剧；巴蕾（Barrie）的戏剧与英国前代的儿童文学的关系。小说一方面：康拉德的工技与史蒂文生的关系；韦尔斯的科学小说与威奴（Verne）、爱伦·坡的关系；高尔斯华绥的十部左右的福西脱家史的小说，它们与左拉的各部鲁贡·马加尔家史的小说的关系。这些决不是断代的读现代英国文学所能知道的。那么，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有人可以动问。知道了，便知道新的题材可以怎么去采取，并知道新的题材可以怎么去处置——我们可以这样回答。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两千年前的希腊文化的精神可以感兴起来一种崭新的精神；米尔顿（Milton），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序言中，说他的“无韵体”（Blankverse）是蜕化自希腊史诗的“六步体”。这两重的态度或许便是新文学所应采取的态度——如其新文学是决意要追踪灿烂的唐代，在这固有文化又与一种新来的文化接触的时候，也要产生一种文化大观的文学、文学家。
中国的“文艺复兴”，要借重于两方面：翻译、考古学。
玄奘到印度去取经，给唐代文化安置下了一块基石；这与裴特腊克（Petrarca）的搜求“拉丁”名著，以为继他而起的“人文学者”的搜集、印行、翻译希腊与“拉丁”名著，而建立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是殊途同归的。《新青年》时代以来，文学研究会算是在俄国方面作了一番较为系统的介绍工作。如今又有文化基金会的翻译工作与教育部的编译馆了。希望他们认明了这种工作的重要性，能以给与我们以一个满意的成绩！
古代的典籍真是“夥颐”之至。研究的有人，整理的也有人。不过，只凭典籍，决不能将古代文化的整体整理起来。考古学的发掘，文献的保存（如“道教”的），外来的影响（如景教、印度文化、间接的希腊文化），这些，在整理古代文化的工程中，都是应当缜密的进行，探讨的。这种工程，不仅与我们的正在形成期内的新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在世界的文化史上，也一定要有重大的贡献，研究、整理古代典籍、文献的人啊，你们的每一点新发现，它要像投下水中的石子那样，波动开影响到无穷！考古学的发掘者啊，你们所下的每一锄，它要像矿工的每一锄那样，使得你们的祖国更近一步的要发现出她的丰富的宝藏，金、银、玉、宝石、煤、铁！
这些都是繁重的，需时悠久的工程；产生一个文化大观的文学家也是一样。或许，终我们这一世，工程并不能目睹其完结，那个或是那些文化大观的文学家也不能自睹其丰采……至少，我们总尽瘁了我们的力量；在这羞辱与贫弱交迫的时代，我们便是放下笔来，放下工具来，遵从了“死亡”的号召而远去那片地方：
From whose bourne no traveller returns,
那片“没有行人遄返自它的疆界的”地方，我们在最后的回光之内，至少能以自慰，我们还算是不愧为陈子昂、玄奘、李白、杜甫的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