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上可知，《论语》最初纂辑，是由众弟子先各言所记、各述所知，然后就共知者进行讨论确定，再由原宪、曾参等专人负责纪录下来的。讨论的目的，自然是为了避免失圣言之本真，达到“人人佥允”。弟子们之所以能在孔子殁后对其言行各有所述，又能共同讨论，可能是因为他们于孔子生前就各有所记。《卫灵公》篇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就是明证。至于最初纂辑论定的时间，自应在孔子既卒，弟子奔丧聚首之际。可以想象，当时众弟子治丧已毕，守庐期间，有一二人先提倡议，众人群起和之，遂各述所闻、各言所记，并很快由专人记录整理成编。事毕，众人各奔东西，最终整理者遂收而藏之。
那么由七十子最初纂辑论定的《论语》，究竟有哪些内容，与今本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说，由孔子弟子最初纂辑的《论语》，当包括今本前十五篇和第十七篇的主要内容（非完整的十六篇）。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此十六篇基本上或大部分皆称“子”而不称“孔子”。或有作“孔子”者，基本上都是与定公、哀公、卫灵公、齐景公、季康子等政治人物相问对，可见是特殊处理。而前作“孔子”后又作“子”诸章中之“孔”字，个别有可能是后人所增。定州汉墓所出竹简本中，就有前后皆作“子”者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十六篇中，《学而》篇增益最多。今本《学而》篇共十六章，其中孔子语录七章、有子语录三章、曾子语录三章、子夏语录一章、子禽与子贡对话一章、子贡与孔子对话一章。称“有子”、“曾子”且为语录而不为与孔子问对，显然不能是最初纂辑者。而题“子曰”诸章，则又必为最初所辑。又一值得注意的是，题“子曰”与题“有子曰”、“曾子曰”各章杂陈，文义及思想内容上皆没有逻辑关系，所以只能说是后之增订者在旧稿基础上杂进了有子、曾子、子夏的语录。总之，《学而》“子曰”诸章及“子贡问”一章当是最初所辑。其他仿此。
十六篇基本内容虽为初辑，但初辑未必有十六篇之名。也就是说，今本各篇之名，当是后之增订者所冠。明显的证据，就是今本各篇篇名及前后次序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比如《学而》、《为政》相次，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侨闻学而后入政”说一致，明显具有先学而后为政的思想；《尧曰》篇殿末，亦反映编者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念。而各篇除首章以外，大部分内容与篇题主旨又不十分吻合，说明篇名及篇目编排为二次所为。所以，初辑本《论语》只能是一本大致以类相从的孔子语录，包括与弟子及君公的问对，以及描述孔子生活习惯与举止行为的章节。那么，后之增订者所做的工作，也就可以知道：
首先，增进了曾子语录及反映曾参临终之事的两章。曾子语录我们之所以认定是增益而不是增订者把旧有的“曾参”改为“曾子”，理由就是它不仅称“子”，而且是语录。《泰伯》篇“曾子有疾”临终二章，也只能是增订者所增。至于《里仁》篇“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一章之二“曾子”，则有可能是由“曾参”所改。
二、增进了包括有若、子夏、子游、子贡等在内的所有其他孔子弟子的语录。因为可以想见，当初弟子们共辑孔子语录之时，不可能连同其他弟子，哪怕是重要弟子的语录一并录入，因为毕竟皆是弟子。《孟子·滕文公上》载：“昔者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可见当时已认为孔子不可尚。另外据《子张》篇子游谓“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一章所记，可知当时诸弟子关系并不融洽。所以，这些弟子语录当是后所增益。而《经典释文·序录》云：“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把辑“时贤”之语与“论撰”置于同时，则无疑不可信。
三、附增了今本第十六、十八、十九、二十篇的几乎全部内容。
四、按照自己的思想理念对全书进行重新编排，包括分篇并冠以篇名，各篇首章做统一安排，内容及次序做简单调整。
总之，经过改编增订，使《论语》成了一部二十篇各有篇名、具有一定思想体系的有机作品。今观全书末章：“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与首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句式相似，首尾呼应，体现了编订者的编书宗旨和目的，完全可以看出是出于刻意安排，为同一人（或数人）所为。
增订者为谁？自然只能是曾参的弟子。理由有五：一，称“曾子”而不曰“曾参”；二，记曾子临终之事；三，有意突出曾子。例如《宪问》篇“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章后附“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四，有曾子思想痕迹。如前所云，《论语》二十篇在内容及编排上一定程度上反映编者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理念，与《大学》所言相同，而《大学》则传为曾子所撰。五，有曾子弟子手笔痕迹。例如《子路》篇“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章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十字，与上文义不相贯，而今《大戴礼记》之《曾子立事》篇则有“兄弟僖僖，朋友切切”之文，所以此十字有可能是增订者据曾子之说所加的附注。柳宗元《论语辨》引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看来是比较正确的说法。如果说《论语》的最终编定者为曾子弟子，那么初编本之执笔定稿，必当由曾子等完成，否则，其弟子无从增订改编。正因为是曾子最后所传，所以其弟子才有可能对之进行改编增订。
“有若”也称“子”，而且也是语录，但毕竟只有三条（另有一章称“有若”），所以增订者不可能别有其弟子参加，只能说是增订者对其独尊而已。另外《雍也》篇及《子路》篇数称“冉子”，亦当是增订者对他的尊称。
曾参弟子，知名者有乐正子春和单居离等。而孔子之孙子思，亦有以为是曾子弟子者，所以柳宗元以为“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以子思为曾子弟子，于文献没有依据。当然，子思于孔子卒后复从曾参学并尊其为“子”，并非没有可能，只是《论语》书中尚找不出与子思有关的直接证据。另外，《礼记》之《坊记》、《中庸》、《表记》、《缁衣》诸篇，据传皆为子思所作，出土文献也已有所证明。今考诸篇中引用了大量孔子语录，而只有《坊记》所录一条在《论语》之中。若《论语》为子思所编定，其中定当多有收录。今不收录，说明《论语》与子思无关。而《坊记》所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一条，却明题为“《论语》曰”。也可见子思未编《论语》。所以，《论语》的最终编定者当非子思。乐正子春和单居离二人之中，以前者可能性最大。《礼记·檀弓上》载：“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华坐於足。”可见乐正子春为曾子最亲信弟子。但也不能肯定他就是《论语》编定者，因为毕竟尚无直接证据。所以我们只能说，《论语》的最终编定者为曾子的主要弟子。
曾子弟子增订《论语》，当在曾子卒后不久。当然，如杨伯峻先生所已指出的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更应在孟敬子卒后。孟敬子仲孙捷，悼公时鲁三桓之一，执政大夫。其生卒虽无可考，但《论语》明记“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则其与曾子年齿相差不会过大。其卒，最多晚曾子十年左右。那么以《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于鲁元公元年（公元前436年）计，曾子弟子增订《论语》的时间，当在公元前425年以前，而不可能再晚。因为不可以想象，曾子弟子在曾子去世一二十年以后才去追忆他。
（三）《论语》的内容与结构
《论语》一书，今一般皆认为成于众手，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杨伯峻：《论语泽注·导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不仅各篇无统一主题，各篇之间也没有逻辑联系。事实究竟怎样？以下我们从各篇内容主旨入手对其结构重做分析，以期对之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
学而第一此篇无统一主题，但以言学为主，兼言孝、悌、忠、信、义、礼等修身为人、处世交友，及为君治民之道。篇名“学而”二字，本取首章“子曰”以下前二字，与他篇同。唯其首篇、首章以“学”字始，当有用心。《礼记·学记》云：“君子如欲化民，其必由学乎！”看来全书以《学而》始，确是编辑者有意安排，体现以学为先及教人修身的思想。既是有意安排，说明有统一编辑宗旨。皇侃《义疏》（以下直称其名）云：“二十篇首末相次无别科，而以《学而》为先者，言降圣以下皆须学成，故《学记》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明人必须学乃成。” 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下直称其名）曰：“以学为首，明人必须学也。”邢昺《注疏》（以下直称其名）曰：“既以学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须学也。《为政》以下诸篇所次，先儒不无意焉。” 皆有道理。看来传统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需要指出，此篇虽以劝学为宗旨，但多有与学无关之章，如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四“子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第八章“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第十章：“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等等，说明内容与主旨不完全一致。这一现象，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是体例不纯，还是篇题及主旨为后所定？要回答这一问题，还需结合其它各篇。
为政第二此篇凡二十四章，皆孔子语或孔子答问之语，所言亦较杂。其中有论《诗》、论孝者，有自言生平者，有评论颜回者，有言观人之法者，有论为学及为人处世者，似皆与为政无关。真正与政及为政治民有关者，不过十章。篇名“为政”二字固亦取首章“子曰”以下前二字，但与前篇“学而”结合起来，则明显具有先学而后为政的思想。《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曰：“侨闻学而后入政。”可见春秋以来已有此思想。所以，此篇亦必为编者有意安排。陆德明曰：“先学而后从政，以《为政》次《学而》也。” 皇侃曰：“所以次前者……是明先学后乃可为政化民，故以《为政》次《学而》也。”说皆不误。总之此篇次前，不仅反映编者先学而后从政的理念，而且反映儒家的出世思想。可以看出，在《论语》编辑者心里，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从政，为了治民。可见此篇也有主旨。邢昺曰：“此篇所论孝、敬、信、勇，为政之德也；圣贤君子，为政之人也。故以‘为政’冠于章首，遂以名篇。”则恐未必，因为篇中毕竟多有与德、政无关者。如第九章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是评价颜回；第十七章子曰“由！诲汝，知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论教学：可见确不纯粹。这同样说明，篇题及首章安排有可能是后所为。
八佾第三此篇所论皆与礼乐祭祀有关，是各篇中内容最纯的一篇。篇名“八佾”，固取首章孔子语之前二字，但其无疑可以代表礼乐。礼乐次为政，亦非偶然。《礼记·曲礼上》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乐记》云：“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似乎正可看作此篇之所以次前的原由。可见此篇编排，亦出刻意。邢昺云：“为政之善，莫善礼乐。礼以安民治上，乐以移风易俗，得之则安，失之则危，故此篇论礼乐得失也。”不为无见。而皇侃云：“此篇明季氏是诸侯之臣，而僭行天子之乐也。所以次前者，言政之所裁，裁于斯滥，故《八佾》次《为政》也。又一通云：政既由学，学而为政，则如北辰；不学而为政，则如季氏之恶，故次《为政》也。”学而为政，如何就如北辰？季氏僭行天子之乐，只是首章所记而已。且各章之言，并无不学之说，“又一通”纯属穿凿。可见全然未得其旨。总之，此篇当取为政需有礼乐、祭祀之义，故相次。
里仁第四此篇论修德，以仁为主。邢昺云：“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大名也。君子体仁，必能行礼乐，故以次前也。” 君子体仁必能行礼乐，以义仁当在礼乐前。今在后，说明编者非取其义。此篇之排，当承《为政》而来。为政须有礼乐，为政者更须有仁德、有修养，故相次。皇侃云：“此篇明凡人之性易为染著，遇善则升，逢恶则坠，故居处宜慎，必择仁者之里也。所以次前者，明季氏之恶由不近仁。今示避恶从善，宜居仁里，故以《里仁》次于《季氏》也。”所言亦只是首章之义。钱穆《论语新解》（以下直称其名）曰：“礼必随时而变，仁则古今通道，故《论语》编者以《里仁》次《八佾》之后。”似无义。既是古今通道，何反在随时而变者之后？可见也没有道理。总之，此篇当取为政者当有仁德，以仁为里（邻）之义，可见篇名及编排皆有用意。
公冶长第五此篇多记孔子评价臧否古今人物之言，以论弟子者为多，“公冶长”三字取首章所论人物名。此篇之所以次前，盖以前篇泛论德，故继以具体人物，述其才德之所在与欠缺，以为例证。皇侃云：“此篇明时无明君，贤人获罪也。所以次前者，言公冶虽在枉滥缧绁，而为圣师，证明若不近仁，则曲直难辨，故《公冶》为《里仁》之次。” 亦只是以首章之义言之。邢昺云：“此篇大指明贤人君子仁知刚直。以前篇择仁者之里而居故得为君子，即下云‘鲁无君子，兹焉取斯’是也，故次《里仁》。”略有所得。朱子云：“此篇皆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盖格物穷理之一端也。”则纯属理学言论。钱穆曰：“孔门之教，重于所以为人，知人物之贤否、行事之得失，即所学之实证。孔子前古大圣，而其择婿条件，极为平易。学圣人，亦当在平易近人处。编者以本章为本篇之首，亦有深义。”恐非编者之意。总之此篇是因德行而及人物，公冶长可为众人物之代表，故做首章以为篇名，可见此篇编排亦有用意。
雍也第六此篇主要论诸弟子及君子德行，除一章闵子骞语外，余皆孔子语或孔子答他人问。前半部分论具体人物，以弟子为主；后半部分泛论君子与仁者、智者，兼及德行政事。邢昺曰：“此篇亦论贤人、君子及仁、知、中庸之德，大抵与前相类，故以次之。”其说不误。人物众多，一篇不能尽，故续次之，而兼论君子。皇侃曰：“雍，孔子弟子也。明其才堪南面，而时不与也。所以次前者，其虽无横罪，亦是不遇之流。横罪为切，故《公冶》前明而《雍也》为次也。”亦以首章为言，而又穿凿不可信。此篇是前篇之续，亦论人物，雍可为代表，故做首章而以为篇名，可见此篇编排亦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