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难这样严重的时候，哭爱国青年王永德先生的死，实在增加我的无限的悲痛。
永德江苏常熟人，七岁进本乡的梅李小学，十二岁毕业，在原校补习两年，十五岁考进生活周刊社做练习生（民国十八年十月）。他为人沉默厚重，常常不声不响地把所办的事做得妥妥贴贴。我最初只感觉到他的书法进步得很快，办事的能力一天天充实起来，不久我便出国视察，和他分别了两年多。在国外的时候，常常接到他的信，很惊异他的文笔和思想进步得那样快。去年我回国后创办《大众生活》周刊，请他襄助编辑，同时帮助一部分信件的事情。他办事非常认真负责，把《大众生活》的事情看作他自己的事情。同时他又不顾劳瘁地参加救国运动。我办《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的时候，仍请他帮忙，我们总是共同工作到深夜。他在公余，自己不停地研究，该刊第五号《怎样研究时事动态》一文，就是他做的。他不但办事得力，思想进步，写作的能力也有突飞的猛进。我最近请他帮杜重远先生编了《狱中杂感》一书。这本书我原答应做一篇序文，但是因为忙得不可开交，延搁又延搁，他常常催我，前几天才写好付印。本月三日听说他患伤寒症在仁济医院，我赶去看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认识我，我叫了好几声，他才在迷惘中知道是我。在那样的神志昏迷中，他第一句突然出口的便是“杜先生的书已出版了没有？”他在那样苦楚中还流露着这样负责的精神，我听着真心如刀割！
我随请一位西医好友去看他，据说他的病症虽很危险，脉息还好，还不无希望，不料竟于十一月九日的早晨五点半钟去世。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岁。人材培养不易，像王永德这样的人材，不是容易培养成功的，不幸这样短命，我不仅为私谊哭，实为社会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