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熟人是莫斯科库尔斯克这段铁路上的一个过秤员，在交谈时告诉我，负责把货物搬到他秤上的工人们要连续工作三十六小时。
虽然我充分相信对我讲话的人很诚实，我还是没法相信他的话。我想可能是他搞错了，或者是夸张了，也可能是我哪里误会了。
但是过秤员讲了一下工作的情况，讲得很准确，确实让人无法怀疑了。他告诉我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站有二百五十个这样的货物搬运工。他们被分成五人一伙儿，计件工作，每收完或发完一千箱（超过十六吨）货物，可以收到1卢布到1.15卢布不等。
他们早上来，工作一整天一整夜卸卡车，夜晚过去后，他们又开始重新装货，又是一整天，不会停下来休息。也就是，两天的时间里，他们只睡一个晚上。
他们的工作包括卸下和移动大批量的由七个、八个乃至十个箱子（重量在十八英石[2]、二十英石乃至将近二十六英石之间）构成的成捆货物。两个人把成捆货物放在另外三人的背上，他们再把货物送到收发地点。干这样的工作，他们每天的收入不到一卢布。他们要不停地工作，没有假期。
过秤员的描述如此详细，让人无法怀疑；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亲眼去验看一下，所以我去了货运站。
我在货运站找到我的那位熟人，告诉他我来看看那些他告诉我的事。
“没有一个人听我讲这件事时相信我。”我说。
过秤员没有回答我，冲棚子下的一个人喊道：“尼基塔，过来。”
门口出现了一个穿着破旧外套的瘦高瘦高的工人。
“你什么时候上班的？”
“什么时候？昨天早上。”
“昨天夜里你在哪儿？”
“我在卸货啊，肯定。”
“你工作了一晚上？”我问道。
“我们当然工作了啊。”
“你们今天什么时候上班？”
“我们早上就上班了啊，不然要什么时候上班？”
“那什么时候下班？”
“什么时候他们让我们走，我们就下班！”
他这一伙儿的另外四个工人向我们走来。他们都穿着破旧的外套，没穿大衣，而此时的温度是零下二十列氏度（零下十三华氏度）[3]。
我开始问他们工作的情况，显然他们很惊讶我竟然对这种简单而自然的事情（对他们而言似乎是这样的）感兴趣，让这变成了他们第三十七个小时的工作。
他们都是村民；大部分是我的老乡，来自图拉。而有一些来自奥尔拉，还有的来自沃罗涅日。他们住在莫斯科的出租屋里：其中一些人是和家人一起住，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没有家人同住。那些独自一人来莫斯科的人会把他们的工钱寄回乡下的家里。
他们付费给包工头以解决饮食问题。饮食每月花费10卢布。他们经常吃肉，不管是否是斋戒期。
他们的工作总是让他们忙活三十七个小时以上，因为回去他们的出租屋以及从出租屋前往工作的地方各需要半个多小时；此外，他们还经常超时工作。
他们这样连续工作三十七小时，自己出钱吃饭，每月收入约为25卢布。
对于我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干这样的囚徒般的工作”，他们回答道：
“那要去哪儿上班呢？”
“可是为什么要连续工作三十七个小时呢？就不能轮班吗？”
“怎样告诉我们，我们就怎样做。”
“是，可你们为什么答应呢？”
“我们答应，是因为我们要养活自己。他们告诉我们，不乐意就走。如果有谁哪怕迟到了一小时，记工资的单子上会扣掉一小时，然后会有人告诉他可以走了；他留下的空缺还会有十个人等着填补。”
这些人都很年轻；只有一个年龄稍大一些，大概四十岁左右。他们面庞瘦削，眼睛里满是疲惫和倦意，仿佛喝醉了似的。我最开始搭话的那个瘦削的工人看起来尤其让我觉得他疲惫得有些异常。我问他是不是今天喝酒了。
“我不喝酒，”他回答道，语气里满是真的不喝酒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时所有的那种斩钉截铁。
“我不抽烟，”他补充道。
“其他人喝酒吗？”我问。
“是的，他们带过来喝。”
“任务不轻，喝酒可以增加体力，”年长的工人说道。
他那天喝酒了，但是一点也不明显。
跟工人们又聊了一会儿，我去看他们工作。
穿过长长的一排又一排的各色各样的货物，我遇到一些工人在缓缓地推一辆装了货的卡车。后来我了解到，工人们得自己挪动卡车，还得保持月台上没有积雪，而这些工作都没有报酬的。报酬条款中是这样规定的。这些人跟我刚才聊天的那些人一样，衣裳破旧，身材消瘦。当他们把卡车挪到地方后，我走过去，问他们什么时候上班的，什么时候吃的午饭。
他们说七点上班，刚刚吃过午饭。这工作不允许他们早些吃午饭。
“你们什么时候下班？”
“不好说，有时候不到十点。”工人们如是回答，好像在炫耀他们的耐力。看到我对他们的处境感兴趣，他们包围了我，而且可能是把我当作视察员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时说话，告诉我他们明显最不满的地方，即，他们有时聊以取暖、在昼间工作和夜间工作的间隙睡一小时的公寓过于拥挤。对于这种拥挤，他们都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可能有一百号人，没地方可以躺了；连架子下面都很拥挤，”他们的声音里全是不满。“你自己去看看吧，离这儿不远。”
这个屋子的确不够大。在这个三十七平方英尺的房间里，大约有四十个人得躺到架子上去。
一些工人跟我一起进了屋子，他们争先恐后地抱怨住宿空间的不足。
“即使在架子下也没有地方可以躺了。”他们说道。
这些工人，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不穿大衣，背着二十英石的货物工作三十七小时；午餐和晚餐不是饿了的时候吃，而是工头允许他们吃的时候才吃；居住条件简直比货运马车的马匹差远了。奇怪的是，这些人仅仅抱怨聊以取暖的屋子里空间不够。不过，刚开始我觉得奇怪，而随着对他们情况的深入了解，我理解了这些人必须面对的是怎样一种煎熬：没有足够的睡眠、冻得半死的他们得到的不是休息和温暖，而是不得不蜷缩在架子下肮脏的地板上，在沉闷、污浊的空气中变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衰弱。
也许，只有在他们试图休息和睡眠却宣告失败的那可怜的时光里，他们才痛苦地意识到摧残他们生命的这三十七小时的工作是多么地恐怖，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因房间过于拥挤这种与他们的工作条件相比明显无关紧要的情况而特别激动的原因。
观察了正在工作的几伙工人，跟另外一些工人交谈，从他们所有人那里听到了同样的故事之后，我驱车回家，确信了我那熟人对我讲的话是真的。
确实是这样的，为了勉强维持生计，认为自己是自由人的人，觉得有必要让自己屈就一份在农奴时代再怎么残酷的奴隶主都不会让他们的奴隶去干的工作。且不说奴隶主，就连出租马车的经营者都不会让他的马去干这样的活儿，因为马是要钱的，而用三十七小时的过度劳动去缩短宝贵动物的生命是很浪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