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留名千古的，都是有个性的
金圣叹：大明最后一个狂士，死于顺治十八年
顺治十七年（1660年），二月。一个叫“三耳生”的人，突然找到徐增，说：“我要见金圣叹先生。”
徐增是金圣叹的好友。当时，妖魔化金圣叹的声音很多，来人不会也是一个“思想打手”吧？于是问他：“你这么急切要见圣叹，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三耳生说：“我见世之贬圣叹者，不但欲杀之，而必使之入十八地之下而后已；间又见称圣叹者，若恐形容之不尽，而非推之到三十三天之上而不快。夫一人能使人极其赞、极其贬，必非常人也！”
原来，是一个对金圣叹的传说感到好奇的人。
徐增本人也曾对金圣叹由憎恶转为敬仰，忆起当年，就喃喃地讲起往事—
我呀，最初跟着人家骂，骂金圣叹是妖魔，骂了许多年。后来，见了金圣叹，才知道他不是妖，不是魔，这才开始替他在世人面前辩解。朋友听到我开始说金圣叹的好话，纷纷与我绝交，说我着魔了，没救了。
在这个世界上，你认谁作偶像都没关系，但认金圣叹作偶像，是需要勇气的。
所以，朋友，你还敢追金圣叹吗？
1
金圣叹是个鬼才。即便放在他的家乡—人才济济的苏州，他也是永远特立独行的那一个。
他出生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一个略显尴尬的年代。此时，他的同乡前辈唐伯虎等“江南四大才子”已经故去数十年，晚明风流，凋零近半。
这是一个政治比文化吃香的年代。江南士人抱团结社，不是为了风流耍酷，而是为了权斗党争。金圣叹20岁的时候，看到了魏忠贤的垮台，也看到了东林党人的雄赳赳气昂昂。但他似乎对眼前的政治大事件无感。20岁的他，选择了一条诡异的职业道路—扶乩，开始做降神附体、神鬼沟通的工作。
几年之后，金圣叹凭借这项特殊本领，已经打进了当时的主流文化圈。东林党的一些领袖和成员，比如钱谦益、姚希孟等红人，都曾请他到家中扶乩降神。
时人记载，金圣叹声称慈月宫陈夫人附灵于他，他因而能通神灵、知宿因。他在扶乩过程中，“无意识”写下的诗文“长篇大章，滔滔汩汩”，连有道行、有地位的士人大佬看了都很佩服，对他的这一套神神鬼鬼深信不疑。
现在，我们普遍认为，金圣叹的出名是因为评点《水浒传》等“才子书”，但他在晚明的名气，更主要是源于他的灵媒身份。
28岁那年，他给当时执文坛牛耳的钱谦益举行扶乩降神仪式。通过附在他身上的天台泐法师，彻底征服了钱谦益。
金圣叹为钱谦益示因缘，是有附加条件的。他请求钱谦益为他“作传一首，以耀于世”。事后，钱谦益很诚恳地照做了。
通过钱谦益的诗文，主流文化圈都知道了金采（金圣叹原名）这个人。
视科举如儿戏，因而在科举路上毫无成就的金圣叹，却以这种方式博得大名。他的头脑构造确实异于常人。
很多人说金圣叹的灵异附体体验，是他凭借个人文学才华的一种装神弄鬼。这种事，的确不好评价。只能说是老天爷给他赏饭，一般人吃不来。
当时，另一位江南名士叶绍袁，也曾多次把金圣叹请到家中扶乩。1634年左右，叶绍袁向附体在金圣叹身上的泐法师问到对时局的预测。泐法师说：流贼必不渡江，苏州兵火，十年之后，必不能免。
11年后，即顺治二年（1645年），病中的叶绍袁想起泐法师的预言一一应验，不觉心惊。
2
胡适说，金圣叹是17世纪的一个大怪杰。
他的怪，怪在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金圣叹早年参加过多次科举考试，而每次去，都不好好发挥，都是抱着做“张铁生”的心态去的。清人笔记说他，“每遇岁试，或以俚辞入时文，或于卷尾作小诗，讥刺试官”。所以，每考一次，就被除名一次。他倒也有耐性，换个名字，再来一次。
视人生出路，如同游戏。
很多人据此称赞金圣叹的反叛精神，但是你反叛一次也就够了，反叛这么多次，不嫌无聊吗？
如果真的痛绝于仕途功名，那就彻底做个优游林泉的读书人，为何还要参加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呢？
只有一种解释：他确实无意于科举功名，但却想成名，想走捷径，所以屡屡以科考上的特立独行之举来引起时人的瞩目。
就像他一度热衷扶乩降神，也是如此。在钱谦益作文写诗“称颂”他之后，金圣叹逐渐退出了扶乩的行当。反过来说，他当初进入这个行当，或许只是为了图名。
金圣叹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他后来追忆早年志向，说儿时自负大才，常常自我感觉良好，总是觉得“自古迄今，只我一人是大才，只我一人独沉屈”。
有才能却不见用，这是任何时代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悲哀。金圣叹对此尤其敏感。他在《西厢记》张生唱“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一句后，批道：“哀哉此言，普天下万万世才子同声一哭！”
可见，对于时运不济的怨艾，他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自负”和“沉屈”的感慨，成为他一生的基调。
最后一次游戏科举考场被除名后，金圣叹曾笑着对人说：“今日可还我自由身！”
人家就问他，什么是“自由身”？
他炫技式地解释说，“酒边多见自由身”，这是张籍说的；“忙闲皆是自由身”，这是司空图说的；“世间难得自由身”，罗隐说的；“无荣无辱自由身”，寇准说的；“三山虽好在，惜取自由身”，朱熹说的。
展示完他搜索引擎般强大的记忆力后，他不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但从他特意检索出来的这些诗句，我们大致也可以拼贴出他心目中的“自由身”，其实就是一个无拘无束、无荣无辱、诗酒自娱、珍惜自由的人。
说到底，金圣叹是有圣人情结的。他虽然推崇，却不想学陶渊明做个隐者，否则他就没必要做出那么多带有表演性质的、吸引舆论关注的举动，他也不会因为有才不见用而深感郁闷沉屈。
他原本可以过得更简单，更快乐，而不仅只是在文字里意淫“不亦快哉”的种种快感。
3
金圣叹的悲剧，在于生不逢时。不甘心空抱才华而无所用于世，又不愿意为了博取功名而放弃底线，牺牲自由，最终只好牺牲了自己大半生的好心情。
他要是早生一百年，赶上晚明嬉笑怒骂、歌哭无端，人皆不以为意的时代，或许仍是一个落魄的才子，但至少不用活得那么辛苦。
偏偏他生活在朝代鼎革之际，政治、民族矛盾取代个性解放的潮流，成为社会的风向标。金圣叹的江南才子气质，一下子就显得与世俗格格不入。
时代挤压了才子的生存空间，金圣叹感觉到疼痛，终其一生，却可能连痛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一生孤高傲世，放言无忌，到头来落落寡欢，成为时人眼中的妖魔鬼怪。
他还在世的时候，同郡的名士归庄就曾公开说，看了他的书，听到他的所作所为，恨不得将他掐死。归庄有强烈的反清思想，后来对“哭庙案”中被害的17名文人表示哀悼，但独独对金圣叹之死拍手称快。
尤侗，一个暗自以金圣叹为模仿对象的才子，在公开场合却不断诋毁他，骂他“狂放不羁”。他显然更懂得与时代妥协。
更多人站出来，骂他“迂”，笑他“愚”，甚至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一个人的思想若与时代错位，领先时代愈多，所受痛苦就愈烈。
在时人看来，金圣叹的罪大恶极是为《水浒传》《西厢记》等诲淫诲盗的“邪书”唱赞歌。他们编排段子，说施耐庵写《水浒传》，导致子孙三世皆哑，金圣叹评《西厢记》，导致人头落地，这都是报应啊。
其实，金圣叹的个性，很多是跟前辈李贽学的。他对《水浒传》《西厢记》等通俗文学的推崇，也是延续了冯梦龙等人的识见。但他生前死后所受到的毁谤，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前辈少。
金圣叹多次无奈地说：“我辈一开口，便疑谤自兴。”只要我一说话，甭管说啥，人家就先诽谤一通；只要我的书一出来，甭管写啥，人家也是一顿痛毁。
从这一点看，明末清初的思想氛围，较之前反而有了不小的退步。
只有少数人，比如徐增，才透过金圣叹坚硬的躯壳，看到了他的可爱与温情。
在徐增的眼里，金圣叹有着随和的性格，可爱的脾气。他说：“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
这样的金圣叹，很会与人打交道，也很能融入、顺从别人的爱好与个性。与他在书中展示出来的离经叛道，判若两人。
难怪徐增说金圣叹是“魔”的话，那他愿意为他“着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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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说，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相，他的诙谐出于至性深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
金圣叹给人的幽默感，临死前都不忘调侃狱卒的幽默感，在这个时代往往被理解成了骨气与勇气，但有多少人懂得，这仅仅是他骨子里的沉痛。
历史，终究没有给予金圣叹大展宏图的机会。
在他37岁壮年之时，大明亡了。
很多人来不及准备，就要站队。有的人，比如顾炎武、归庄，至死不与清人合作；而有的人，迅速变换头脸，迎接新主，甚至不惜坑杀同胞，献上投名状。
不管是否愿意，金圣叹也要做出选择。
他在明朝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除了有点儿名气，其他一概全无。而这名气，一大半还是骂名。
但他还是守住了一个读书人的底线，未曾因为现实的不如意而猴急猴急地投奔新主。相反，他对战争感到厌恶，因为战争的残暴而对清人缺少好感。
他在评论唐人郑谷的诗时说，“我读此言，而不觉深悲国破家亡又未得死之人，真不知其何以为活也”。又评吴融的诗句“咸阳久已变荒原”时说，“所谓劫火终讫，乾坤洞然，虽复以四大海水为眼泪，已不能尽哭”。
一个自负的文学评论家，时常带着哭腔，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感受。
在满目兵戈之际，他的小外甥降生了。他写诗说：“造物真轻忽，翻欢作泪零。”本当欢喜的事，反而悲哀落泪，那是多么沉痛的岁月。
清人入关这段岁月，显然是他很不好的记忆。他后来说，他的记忆中只有少年和老年的时光，壮年这一段，好像遗失了，不知道丢在哪里，想找都找不回来。
他唯一的一次失态，是在死前一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二月，朋友邵点从北京给他带来一个消息，告诉他，顺治皇帝读到他的文章，嘱咐词臣说：“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
53岁的金圣叹登时失态，向北望空而拜，叩头谢恩。
紧接着文思如泉涌，写下了《春感八首》，甚为得意地自夸：“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他甚至在诗中幻想，自己去做吕尚、诸葛亮那样身系国家安危的贤相，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很多人因为金圣叹的这次狂喜，说他“丑态毕露”，丧失民族气节，老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
我倒觉得，这是金圣叹真性情的体现。他一生主张、贯彻真性情，推崇“一片天真烂漫到底”，要喜便喜，要哭便哭。他要真是一只擅于掩藏的老狐狸，他才不会在此时露出尾巴，自己躲在被子里笑就好了。
他一生自负大才，却命途多舛，理解者少，嫉恨者多。一个人孤独地走着，走了很久很久，突然听到有个声音，还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声音，要加入他一起走。知音已难求，这么位高权重的知音，更可遇不可求。他的感激之情，他的热泪涕零，也都可以理解了。
更何况，金圣叹连抱大腿都来不及，他的命运很快就翻转直下。这阵狂喜，终究只是他内心的一段小插曲。
5
一年后，这个终生怀才不遇又满是幻想的穷秀才，再次见识了人生的黑色，一点儿也不幽默。
欣赏他的顺治帝，竟然驾崩了。
皇帝之死，对金圣叹来说，就像之前捡到一张彩票，一对开奖号码，还是特等奖，欣喜若狂来不及兑奖，又掉到水里，泡汤了。
梦醒的时候，才是最残酷的时候。
说起来，金圣叹之死，与顺治之死也有一些勾连。“哭庙案”的发生背景，正是吴县诸生在追悼顺治帝的仪式上，要求撤换鱼肉乡民的新县令任维初。
多种证据表明，金圣叹并未参与“哭庙”，他也不在最初被捕的11人名单内。
不过，“哭庙案”次日，出于正义感的金圣叹写了一篇名为《十弗见》的杂文，声援诸生的抗议活动。这才被牵连进去。
他有一段时间担心被捕，藏匿了起来。两个多月后，他还是被押解到了南京。
金圣叹等人原本罪不该死，但是经手办案的江苏巡抚朱国治害怕被牵进知县贪污案脱不了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一场和平请愿的“学生运动”，办成了谋逆案。
办案官员要求，“谋逆案”的首犯必须要有相当的名气。金圣叹于是首当其冲。
恰好此时，朝廷指派的满族大臣正在江南调查并处理江南士绅投奔郑成功事件，金圣叹和其他17名诸生成了高压政策的牺牲品。
一生追逐名声，到头来反为名声所累。金圣叹的人生，总是跌落得让人唏嘘。
而这一切，他本人或许自始至终都蒙在鼓里。临刑前，他还大惑不解：“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金圣叹被斩首，死于莫须有的“叛逆罪”。这一年，他54岁。
曾给他带来好消息的友人邵点，后来解释过金圣叹的罹祸。他说，金圣叹做过一个梦，梦里有高人警示说，你什么诗都可以批解，但切记不可说《古诗十九首》。金圣叹毕生引以为戒，但后来醉酒中纵谈“青青河畔草”，未守警戒，终成绝笔。
这种解释，早年热衷扶乩降神的金圣叹，若死后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也许，有些时代，可以诞生金圣叹，却不配拥有金圣叹。
他在最后时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正应了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做事业要挺身出去，了生死亦要挺身出去。
一辈子落魄，半辈子被骂，金圣叹终于没有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或许才是他最应获得尊敬的原因。
金圣叹死后，“康雍乾盛世”来了。盛世之下，文人的毛发被捋得服服帖帖的，纪晓岚、刘墉、袁枚，那些个时代的才子们，一个比一个精致，一个比一个油腻，不狂傲、不狂喜，但也无个性、无底线。
那样的盛世，如骂金圣叹者所愿。
陆游：他的诗你肯定背过，他的苦你未必理解
1
一个伟大的人物，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受难，或者两个都在受难。
苏轼给我们的印象很乐天，很豁达，那是他用有趣的灵魂去对冲身体的苦难，硬把悲情的人生经历活成了段子。
有比较，才知道陆游比苏轼惨得多。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很苦。苏轼，坐过牢的人，都没他苦。
苦到什么程度？
就说科举吧。陆游考了很多次，很多次都不行。总体上看，不是能力不行，是运气不行。
不是朝廷突然改变考试范围，从诗赋转向经术，就是他父亲在“不恰当”的时候去世，使得他准备了四五年无法应试。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他考了个头名。倒霉的是，秦桧的孙子也参加了那场考试，还发誓要拿头名。然后，复试的时候就没陆游什么事了。
踏上仕途后，他大半生也是被闲置的。
官做不大倒罢了，还动不动因言获罪，时不时被弹劾，经常性卷铺盖回乡下。
朝廷不给他机会上前线抗金，那他就谏言让有能力的人领兵出征。结果，他的官职直接被撸掉，罪名是妄议朝政，有不臣之心。
人一倒霉，多喝两口都会丢官。52岁那年，他刚被重新起用没多久，就因其他官员举报他工作期间爱喝酒、态度不积极（燕饮颓放），只好回家喝个够了。
人生稍微得意的时光，陆游也不是没有，只是短暂到可以忽略。一般人的人生经历是起起落落，呈波浪曲线，而陆游的人生是，起落落落落落落……
他最美好的职业经历，是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到南郑去做幕僚，经历了一生中唯一一次军旅生涯。
但仅仅几个月，王炎被弄走后，陆游无奈回撤。铁马金戈化成了一首诗：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过剑门。
他的理想是做将军，做战士，生活非把他逼成了一个诗人。
从此，那些“铁马秋风大散关”的生活只有在梦中做做，在酒里找找了。
幸运的人千篇一律，不幸的人万里挑一。陆游，这是在说你啊。
2
人生是一张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这句话也是为陆游量身定制的。
但是，他为什么就这么苦呢？
这里面有个性的因素。性格决定命运，比如苏轼，他的人生弹性很大，生活的拳头打在他身上，就跟打在美味的东坡肉上面一样，软糯可口。而陆游不一样，他总体上是一个严肃认真、苦大仇深的人，难得写一下爱情诗，也是苦得很。生活给他一拳，就像打在铁上，彼此都很疼。
但也有时代的因素。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镜子，你身处时代中不觉得它对你的影响有多大，但跳出来就照得一清二楚。五〇后一代想着法子多生娃，九〇后一代只想着佛系“养蛙”，这不是时代的印记是什么？
陆游所处的时代，国家存亡的紧张感，是苏轼那个年代的人无法体会的。中原正统与偏安一隅的强烈落差，无疑会反映到每个人的心性中，只要他是一个家国观念强烈的人，肯定会感到苦痛。而且终其一生，随着国家的沉沦，这种苦痛不仅无法解脱，还会持续加剧。
我们读晚清史，心里都会憋屈难受。陆游就是在类似晚清的年代里，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大局观的人，他倒是想豁达，问题是豁达得起来吗？
不心塞至死，就算豁达了。
真的，陆游活到了84岁，超过世界最长寿国家日本目前的人均寿命。这简直是奇迹。
他一生熬死了多少仇人，就是等不来国家的崛起。人家都说他，长命而短运。倒霉透顶。
你看他死前给儿子的诗：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都会背吧？这就是上教科书的作用啊，哪天万一真从教科书里删了，我们的孩子就无法感受800年前这位老人家的悲哀与情怀，无法构建共同的历史记忆了。
3
有些人的苦难是没得选，有些人则是出于信念。陆游属于后者。
他明明可以选择更舒服的活法，但他不愿，更不屑。
南宋的官场，没有左派和右派，但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的声音大，但多数时候，主和的权势高。
哪怕心里有过一丝政治投机的念头，陆游的选择或许就会不一样，仕途肯定会完全改变。
比如，秦桧权势最炽热的时候，跟随他高喊几句“和平万岁”的口号，得到官职与升迁的机会就会大得多。陆游有一个老同事，就因为弹劾过二十多位主战派，连连升官，做到了谏议大夫。
这无疑也是一种活法，却是陆游最不屑的活法。
秦桧当年在关键时刻排挤、打击陆游，不仅仅是要为孙子秦埙争个状元，主要原因是在于陆游喜欢发表“恢复中原”的意见。明知与权相的政见相左，仍然高声表达出来，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陆游就是这样真实的一个人，即便他再渴望做官获得重用，实践他的匡时救国理念，他也不能背叛或出卖他的根本立场。
日常生活中，陆游的人缘很不错，这得益于他为人的宽厚。秦桧倒台后，秦家后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包括夺了陆游状元的秦埙，生活一度也很潦倒。陆游有次路过南京，专门去看望秦埙，并不记恨当年仇。
但他始终有一条底线，不拿原则换权位。用现在的话说，油腻的事，不干。
宋孝宗曾问，当今诗人中，有李白这样的大咖吗？左丞相周必大说，有啊有啊，他叫陆游。
皇帝由此格外欣赏陆游的诗文，曾当面夸奖他，说爱卿笔力甚劲，非他人所及。
哪怕心里有过一丝向现实妥协的念头，陆游就会立马领会皇帝的意思—圣上虽然不喜欢北伐，但他喜欢我的才华呀。
如果你是陆游，你会怎么选择？
我想，我要是陆游，我就是专门开个公号，只给皇帝一个人写诗，小日子也可以过得很滋润啊。我不作恶，不趁势附和皇帝，不攻击异见分子，不就行了吗？
人家陆游是怎么选择的？他嘴上虽然不说，但心里很诚实—皇帝欣赏我的诗文，我不稀罕，他要采纳我的救国主张，我才稀罕呢。
苦难与黑暗，给了他一颗强大的内心。
4
然而，这么自甘受苦的一个人，却总有人说他在装相。
从陆游在世的时候起，直至今天，在对他的评价上，一直存在两个对立的维度。
一个当然是说他是爱国诗人。钱钟书有段话说得很好，虽然他可能是在反讽陆游，但不妨用在这里：
“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
另一个是说他成天在诗里吹牛，空谈爱国，只是为了博个好名声，堪称爱国贼。
与陆游同时的宰相汤思退，政治主张跟他的名字一样，天天想着对金国让步议和。他曾经上奏说：“群臣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之重，岂同戏剧？”这是在骂陆游这样的主战派。
清代史学大师赵翼讥笑陆游“十诗九灭虏，一代书生豪”，意思是陆游只能天天在诗里意淫吊打侵略者。他做过一个假设，说开禧北伐那年，陆游要是年轻十岁，肯定会上战场，然后成为“带汁诸葛亮”。
“带汁诸葛亮”讽刺那些才干自比诸葛亮，但一上战场就落泪而逃的人。赵翼认为，陆游就是这样的人。
钱钟书对赵翼的看法照单全收，说陆游整天激情澎湃，鼓吹爱国，不过是在打官腔。还说陆游爱国诗中“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意思是爱名胜过爱国。
这样的声音当下尤其盛行，流毒之下，就连我一些教书育人的朋友，也会这么看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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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嘲笑陆游的理由很简单。用一句流行的怼人的话就能概括：你行你上啊，不行别乱说。
好像你灭不了敌国，就连爱国的权利都没有了。
好像除了打过仗的军人，其他人的爱国都是虚伪的。
我不知道陆游再世，会怎么跟这些人互怼。或许以他的性格，他根本就懒得搭理他们，有这个时间不如再写两首爱国诗呢。
那我借用一句名言先帮陆游同志喷回去吧：我评论个电冰箱，自己还得会制冷啊？
宋金对立的形势下，发动北伐确实需要衡量很多现实问题：该不该打？为什么打？为什么不能打？为什么打不过？
韩侂胄开禧北伐失败，结果搭上了性命，连类别都成了“奸臣”。似乎就是主和派对主战派的教训，让你们天天喊爱国，就这下场。
陆游的悲剧更深一层，他并不想做个空谈家，但朝廷不给他机会上战场，逼得他只好做空谈家。
他的意义，就是以他的悲剧告诉时代，告诉历史—面对强敌压境，举国噤若寒蝉，举国歌舞升平，没有忧患意识，没有阳刚之气，这个国家大概没什么希望吧。
需要有人站出来，喊出来。批评也好，打鸡血也好，才能保证年轻人有血性，不在所谓盛世中沦为软蛋。
在经济文化繁盛的幻影里，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晚上，没有陆游这样的人，不合时宜地一再提醒当权者，不加强国防，不消灭腐败，不磨砺斗志，估计南宋撑不了那么久，四五十年内就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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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喊打喊杀是容易的，也是有利可图的。君不见，多少人把爱国变成了一门生意。
但在求饶议和成主流的年代，你上街喊打喊杀试试看，不被打被杀算你走狗屎运。陆游那样的人，在他生活的年代，不仅不吃香，还有很大的风险。随时有被不愿醒来的人抓去一顿饱揍的危险。他又不傻，凭什么要这么干？
以他的文笔和诗才，写一写做鬼也风流的诗句，歌颂领导人体恤民情，铁定不成问题。他又不傻，凭什么不这么干？
人与人最大的差别从来不是金钱或地位，而是思想境界。
思想境界低的人，总是认为别人的境界跟他一样低。想来想去，都想不出陆游握有一手好牌，却打得那么烂的原因。最后，就连好名都成了罪状。
陆游好名，这是肯定的。他跟屈原、文天祥这些人一样，都有“青史意识”，就是愿意用一生砥砺名节，百折不挠，以求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
所以他最苦闷的两件事，一件就是南宋没有战斗意识，另一件就是怕后人不懂他的苦心：“此心炯炯空添泪，青史他年未必知。”
问题是，好名难道错了吗？
一个社会还是应该在世俗的成功、庸俗的事物之外，标悬更高的标准，不然这个社会也是无望的。陆游为了青史留名，宁可一生受苦，难道不是在践行更高的标准吗？
陆游的声音，显然跟南宋朝廷的主体思想是对立的，但他在当时没有遭到封杀，在后世却受到莫名的讥笑，这到底是谁的悲哀？
这不是南宋的悲哀，南宋有这个肚量容纳异见，尽管坚持异见的陆游一辈子失意。
这也不是陆游的悲哀，陆游并不需要去迎合那个时代的主流，尽管坚持边缘意味着要失去更多。
这是讥笑者的悲哀，悲哀到只能靠踩着陆游的肩膀，宣告自己的庸俗，从而挤进哗众取宠的主流。
历朝历代，如果没有这些世俗的讥笑者，历史的车轮照常滚滚前行；但如果没有陆游这样甘受其苦的人物传承支撑，中华文明难免受到毁害。
李贽：明朝第一思想犯，人过中年为自己而活
一个人到了什么时候，才能够为自己而活？
李贽的答案不是18岁，也不是36岁，而是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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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年，李贽54岁。此时，作为云南姚安知府，他的三年任期届满。
上级领导对他在这个偏远之地的工作和贡献相当认可，要向朝廷举荐他。
没想到，李贽一听到升官的消息，拔腿就跑。他要求他的上级领导一定替他递交辞职信。
与他在学术上针锋相对的骆问礼，得悉李贽辞官的消息，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李贽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把他当作士人的榜样：
“士类中有此，真足为顽儒者一表率。近世儒者高谈仁义，大都堂奥佛老而支离程朱，至于趋炎附热，则无所不至，视此老有余愧矣。”
但这个士人的榜样，在辞官之前，内心却是煎熬而痛苦的。
李贽是一个真实的人，真实得把科举做官当成谋生的手段，当成社会职业的一种，而从不去夸夸其谈治国平天下、为人民服务的大道理。
嘴上不说，他却比空喊口号的官员清廉得多，口碑和实绩也都好得多。不愿同流合污，坚守内心孤傲，是他20多年官场生涯痛苦的根源。
1527年，李贽生于福建泉州一个“航海世家”。26岁时，在乡试中考中举人。
中举这么大的幸事，他则认为不过是儿戏。他说，中举秘诀无外乎每天背诵几篇范文，等到肚子里有三五百篇范文了，在考场上审对题目，根据题目默写一篇上去，保准高中。
简单得让蒲松龄听了落泪，范进听了要再发疯。
有个举人头衔，足以糊口谋生。李贽对进士没有什么欲求，所以未再参加会试。
四年后，他远离家乡，开始宦海生涯：在河南共城任儒学教谕3年，在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任教官各数月，在礼部任司务5年，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又近5年，最后被任命为云南姚安府知府。
在就任知府以前，他的官俸极为微薄，甚至不足糊口。
这期间，他做官并不顺利，处处与上级领导“触”。这种抵触未必是行动上的抵牾，但其内心有棱有角，与现实格格不入，却是不争的事实。
合群是合群者的通行证，孤独是孤独者的墓志铭。
为了承担家庭与家族责任，20多年里，他不得不收起触角，摸黑前行，孤独痛苦，难以言表。
一个中年人，肩上有太多的重担，内心有巨大的压力，他只有默默忍着，不敢出声，尤其不敢顺从自己的个性，好好任性一把。
再苦再累，再泯灭个性的光辉，也只有咬牙坚持。哪怕牙断了，只能和血吞。
他始终清楚，一个中年人活着的意义—为妻子而活，为子女而活，为父母而活，为家族而活，唯独不曾为自己而活。
这期间，中年李贽经历的苦难一点点磨砺他的本性，也一步步释放他的枷锁。因为清贫，他有过极其深刻的挨饿体验。他的至亲，包括他的父亲、祖父、儿子和两个女儿，在几年内陆续去世。
那段时间，他说与妻子黄宜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
生命中有太多无法承受之重。连李贽都只能把这一连串的重击当做梦一般，以此麻痹自己的内心。
2
54岁那年，李贽辞官，逃离体制。
之所以做出这个任性的决定，是因为此时，他认为加诸其身的家庭责任已经完成。大半辈子为他人而活，现在是时候为自己活一次了。
所以，54岁，在绝大多数人一眼望到死亡的年纪，李贽重新出发了。
去寻找他渴望了大半辈子的独立、自由与个人主义。
从选择落脚的地方，他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一般官员都是告老还乡，还有说发达不还乡如衣锦夜行，成功了也没意思。
而李贽，去了湖北黄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
他的理由貌似很纯粹，因为这里有朋友，生活不用发愁。“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
事实上，他不愿回老家泉州，也与他的个性有关。他平生不爱被人管：
“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
这个理由，与他辞官时所说“怕居官束缚”是同样的道理，都表达了一种对独立、自由与个人主义的渴望。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按照当时的习惯，李贽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顾的决不能仅止于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过知府，那就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
然而当时的李贽，已历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
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可以看出，李贽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标榜个人价值，企图挣脱一切宏大意义，既不能受缚于官僚体制，亦不能被传统的家族观念困住。
他选择了一个远离故乡、远离宗族的地方，作为终老之地。
然而，他的亲族对他这种背离传统的行为，并不能理解和原谅，也不能善罢甘休。他没有了儿子，于是他的家族强行指定一个侄子作为他的继承人，这引起他的不满。
在事先写好的遗书中，他提到这个侄子说：“李四官若来，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
他早看透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的感情虚伪，在世人面前假哭以维系所谓伦理或争夺财产继承权。总之，假戏做足，没有一个真字。哪怕他死了，他也不愿意让他的族人知道，免得上演如此丑陋的戏码。
他的妻子后来独自从黄安返回泉州老家，并在老家去世。他很思念，也很痛苦，但还是没有还乡处理妻子的后事，只是留下了一些催人泪下的回忆妻子的文字。
他说，他没有一夜不梦见她。
62岁那年夏天，他在寄居地湖北麻城维摩庵剃去头发，却留下胡须，成了个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模样。
朋友见了，都很惊讶。他淡定地解释说，天气太热。
不过，他剃发的真实想法，在另外一些场合，坦率地表达了出来。
他在一封信里说，之所以落发，是为了对抗家族俗事，让家族中人彻底死心，不要指望他还能回去。
在给知交焦竑的信里，他说得更决绝：“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
反正世人都说我是“异端”，我干脆就剃个光头成全他们，怎样？哈哈。
3
在这个万物冥冥之中皆有秩序的世界上，李贽就是一位生命可以苍老，思想绝不苍老的歌者。
他的狷狂性格，是对世俗人生的反叛，也是对传统礼俗的抗争。为此，他不惮与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为敌。他说，幸好我天生胆大，不然自己都要被自己吓死—
“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以忻艳以为贤也，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而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
晚明，一个走向没落衰颓的时代，竟是这名执着的老者，为帝国涂抹了一笔最有力的青春色彩。
他做的第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是把孔子请下神坛。
他告诉世人，“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他否定孔子、孟子的圣人地位，认为孔孟非圣人，也和常人一样，两者没有高低之分，所以人人皆可成圣，没有必要以孔孟的是非观作为自己的标准。
他说，道路不只有一条，心性也不只有一种，怎么可以强求同一？
他的主张，本质上是在崇尚个性。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一点估计没什么感同身受，觉得彰显个性是与生俱来的，还用得着去争取和追求吗？但集体主义年代的过来人，应该都深深懂得，李贽的勇气与不易。在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是非的年代，你去崇尚个性试试？
他批判程朱理学，指出所谓正统人士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他极其痛恨那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道学家们。
他认为“人必有私”，人人都有私心，孔子也不例外。
他其实是一位真正尊崇孔子的儒生，所以要让孔子回归到人本身，拒绝程朱理学对孔子的神化，更反对统治者利用孔子来钳制人性，禁锢思想。
他说得很直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以此，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那一套束缚性的礼教击得粉碎。
不仅如此，他还公开挑战男女大防，给男权社会难堪。
他为女性说话，说头发有长短，但男女的见识无长短。他公然招收女弟子，无拘无束地跟女弟子唱和交往。
晚明性灵派作家袁中道说，李贽晚年多病寡欲，但为了反对道学的虚伪面目，不惜在言语中故意表现出很放纵情欲的样子。
每次讲学，有人拿着道学家的书来求问，李贽就很气愤，说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还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然后，看到有学生携妓来听课，则破颜微笑说，这也比跟道学先生做伴强。
李贽几乎把人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彻底翻了个个儿。
他干过的事儿，300多年后，五四时代那些反传统的知识精英照着又干了一遍，然后一个个成了启蒙大师。
而这些启蒙大师们，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启蒙老师，那就是李贽。
4
启蒙者，被称为盗火的人，时常要冒着“身败名裂”乃至付出生命的危险。
从李贽决定为自己而活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危险的迫近。
他的文字都是那样纯净，让人一眼见底，却有一股穿越时代的力量。他信步走着，同时代人打马都追不上。
他不过是那个永葆童心的孩子，说出了大实话，但所有人都警告他，闭嘴，那是皇帝的新衣，多漂亮。
他晚年的困境始于与耿定向的论战。
由于与耿定向的二弟耿定理是知交，李贽辞官后选择寄居黄安耿家。他的理念虽与耿氏兄弟截然不同，但耿定理的包容心态与柔和个性，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思想对立背后的紧张。
耿定理去世后，彼此失去缓冲的耿定向与李贽反目，双方开始长达十年的激烈论战，且由学术争辩发展到现实敌对。
耿定向认为李贽的思想是在“杀人子弟”，李贽则认为，以“存天理，灭人欲”相标榜的耿定向跟常人没什么两样：
“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属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讲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
跟常人一样有私心，讲学却又这公那公，尽是口是心非，或心是口非。这正是李贽平生最鄙视的伪道学。
李贽还写过一篇文章，说僧徒二人探讨怎样骂人合适。他们说，世人喜欢骂人为禽兽，为强盗，这些都不合适。因为禽兽是有情有义的；强盗是被逼的，只要给他效力的机会，也能杀身图报。两人继续讨论，世人骂人，说枉披了一张“人皮”，徒弟建议，可以骂“枉披了一张狗皮”。但和尚觉得还不妥，狗尤重义性，守护家主，忠心耿耿，比人强多了，以狗骂人，反而变成以人骂狗了。结果，两人商量到半夜都没有一个结果。
这篇文章对假道学家的讽刺，简直绝妙到无以复加。
然而，卫道士们也开始行动了—
1590年，耿定向看到公开刊行的《焚书》后极为恼火，认为《焚书》是李贽对自己的攻击和诽谤，于是写了公开信《求儆书》，指斥李贽的异端思想。而后，又联合官府，驱逐李贽。
1591年，李贽在袁宏道的陪同下游武昌黄鹄矶，被一些人诬为“左道惑众”，又遭驱逐。同年秋，耿定向及其门生蔡毅中再次攻击李贽。
1594年，耿定向卧病著书，对“异学”和李贽再作攻击。同时，麻城一些人扬言要拆毁李贽居住的芝佛院。
1595年，耿定向的学生史旌贤调任湖广佥事，扬言要“以法”惩治李贽，麻城又掀起一场迫害李贽的风波。
与此同时，李贽与澹然等女弟子间的通信谈道，被诬为“男女混杂”，甚至有人扬言“欲杀”李贽。
总之，同时代的士大夫，绝大多数被李贽甩开几条大街。他们的思想跟李贽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完全不接受他的主张。他们只能通过否定的形式来与李贽划清界限，说他“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说他“专以黑为白，以苍为素”。
面对这些挑衅与威胁，李贽明言自己本心贵无事，但也不怕事，表现出了孤胆英雄般的气魄：
“平生所贵者无事，而所不避者多事。贵无事，故辞官辞家，避世避地，孤孤独独，穷卧山谷也。不避多事，故宁义而饿，不肯苟饱，宁屈而死，不肯幸生……无事固其本心，多事亦好度日。”
5
1601年春天，李贽居住的芝佛院被一场人为的火灾烧得干干净净。
尽管案情的真相未能水落石出，但没人怀疑，一张迫害李贽的天罗地网已经张开。
初春寒意侵人，75岁的李贽，衰老贫病，亡命黄柏山中。
此时，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一位进士—马经纶，仰慕李贽的盛名，冒着风雪，跋涉三千里，去救援李贽。
马经纶最终把李贽带到了顺天通州的家中，以避楚难。
不幸的是，仅仅一年后，李贽又大祸临头。
1602年，又是春天，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参劾李贽邪说惑众，罪大恶极。其中最耸人听闻的话莫过于此：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
实际上，不同于那些表面守礼而暗中纵欲的假道学，“异端之尤”的李贽在个人生活上是个自觉的禁欲者。他同女弟子的交往，乃基于正常的人性人情，但偏偏就招来了风言风语。
卫道士们的虚伪正在这里：纵情声色也罢，男盗女娼也罢，只要不公开化，就是许可的。相反，李贽公开向这种虚伪性挑战，却变得十恶不赦。
张问达在奏疏最后不忘强调现实的危险性，说李贽现在已经移居通州，通州离帝都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尽惑，又为麻城之续”。
结果，万历皇帝朱翊钧下令，李贽应由锦衣卫捉拿治罪，他的著作应一律销毁。
当逮捕李贽的锦衣卫到来时，正在病中的李贽急问马经纶：“他们是什么人？”
马经纶答道：“是锦衣卫的卫士到了。”
李贽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不想连累好友，强撑着爬起来，走了几步，大声说：“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于是躺在门片上，说：“快走！我是罪人，不宜留。”
被投入诏狱的李贽，没有受到肉体的折磨。根据审讯结果，他应该可以出狱，由地方看管就是了。
然而，这名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斗士，晚年才过起了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怎能忍受即将到来的管束？
1602年，农历三月十六日，一名侍者在监狱中为李贽剃头。趁侍者离开的间隙，他拿起剃刀，朝自己的脖子上割下去，顿时鲜血淋漓。
侍者大急，问老犯人：“和尚痛否？”
李贽已不能出声，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写字作答：“不痛。”
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
李贽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根据袁中道的记载，李贽在自刎两天后才死去，永远告别这个“世不我知，时不我容”的世界。
他曾说过，人生在世为客，以死为归。何况活了七八十岁后“归家”，是值得喜而相庆的事。
为了自由，他从弃官、弃家、弃发，到最后一刻的弃命，一切选择都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无悔。
诚如他自己所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也许，在历史上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自身可以省却许多烦恼与苦痛。然而，李贽注定是个失败的孤胆英雄，卖命的自由捍卫者，痛苦的先知先觉者。
尼采说，他沉沦，他跌倒。你们一再嘲笑，须知，他跌倒在高于你们的上方。他乐极生悲，可他的强光紧接你们的黑暗。
今天，我们重温李贽的一生，就像在攀登一座思想与人格的高峰。
致敬，李贽！
辜鸿铭：近代最有趣的人，嬉笑怒骂为自己壮胆
辜鸿铭，说起这个名字，估计德国人会比我们先笑。
辜鸿铭是晚清民国年间人，生前就极有名。西方人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看辜鸿铭啊。
这么多国家中，辜鸿铭在德国的名气最响。不苟言笑的德国人竟然成了辜鸿铭的迷弟迷妹，你说很不可思议吧？
但辜鸿铭在我们的印象中评价一般，甚至接近负面。经常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不外乎：拖长辫，小脚癖，老怪物，好骂人，顽固守旧，尖酸刻薄，与封建残余沆瀣一气……
事实上，这些标签都把辜鸿铭片面化了。
辜鸿铭比我们想象的有趣得多。他把玩世不恭、嬉笑怒骂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针砭时弊、表达政见也是这种态度，藏得太深，以至于我们只知道他的怪诞和保守，不懂得他的幽默和激进。
1
在民国，有三条辫子最出名，一条是张勋的，一条是王国维的，还有一条是辜鸿铭的。
如果说，张勋留的是政治野心的辫子，王国维留的是文化象征的辫子，那么，辜鸿铭留的就是刻意搞笑的辫子。
周作人写文章说，辜鸿铭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连他的车夫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和主人正好一对。
当时辜鸿铭在北大教书，被称为该校最古怪的人。
罗家伦上过辜鸿铭的英诗课，看不惯他的辫子，曾对同学开玩笑说：“有没有想要立刻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的辫子剪掉，明天中外报纸一定竞相刊载。”当然，这个名并没有人敢出。
这条辫子这么碍眼，辜鸿铭却引以为豪。他留着辫子，但从不说一堆死忠的话，而时常以幽默化解人们对他辫子的好奇。
学生们嘲笑他的辫子，他平静地怼了回去：“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在一次饭局上，辜鸿铭主动跟胡适聊到，去年（1920年）张勋过生日，辜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他让胡适猜下联是什么？胡适一时想不出好句，只好问他：“想不出好对，你对的什么？”他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
他又问：“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胡适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他说：“是清朝的大帽。”
辜的日本友人萨摩雄次说，若有人问及辫子的事，辜就会摇头晃脑地说：“这是我的护照。”
辜老先生，你这么爱调侃你的辫子，有考虑过辫子的感受吗？
2
辜鸿铭是一个狂傲的人。老实说，这种人不大好相处，但他的幽默个性恰好弥补了性格乖张的不足。所以他的同时代人，无论踩他也好捧他也好，都承认他是一个擅长搞笑的怪咖。
一天晚上，胡适的老同学王彦祖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吃饭，陪客中有辜鸿铭。
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北大教授，绰号“徐颠子”）。大家正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
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那晚的饭局，辜鸿铭讲了很多段子。有些段子，他还在不同场合反复讲，每次总添上新花样，搞得胡适暗发牢骚：哥，这段子我都能背诵了。
辜鸿铭在饭局上大讲他最得意的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票的故事。
安福俱乐部当权时，规定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
辜鸿铭说，有个留学生小政客来运动他投一票。他称文凭早就丢了，小政客不依不饶，说：“谁不认得你老人家？只要你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
双方讨价还价，敲定了辜鸿铭现场投他一票可得四百元。
选举前一天，钱和选举入场证都送来了。辜鸿铭立马跑去天津，把四百元花在了妓女身上，逍遥了两天才回北京。
一回到家，小政客追上门大骂他无信义。辜鸿铭拿起棍子，指着小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
说完这个故事，辜鸿铭对胡适说：“你知道有句俗话：‘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上回听说的孔教会要去祭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
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
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
辜老先生，你这么爱聊天，还不漏机锋地把白话诗讥讽了一下，有考虑过胡先生的感受吗？
3
像辜鸿铭这样的耿直之人，确实能控制住场面，反客为主，但也经常把天聊死。
1902年，辜鸿铭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做秘书。是年慈禧生日，湖北各机构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钜万。张之洞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参加，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
辜鸿铭在座陪宴，忍不住对两湖书院院长梁鼎芬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
梁鼎芬心想，这个聊天的开头有档次，就说：“要不你编一个试试？”
辜鸿铭想了一下，说：“余已得佳句四句，君愿闻之否？”梁鼎芬说：“听啊。”辜鸿铭说：“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当众搞怪讽刺大领导，这个天别人没法接啊，于是就聊死了。
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咖。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
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有，法子很简单，把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这……好吧，今天天气哈哈哈。
辜鸿铭后来虽然被视为保皇党，但他从不谄媚权贵，即便是总理、省长，只要看不顺眼，照喷不误。
人家说，中国将亡于外交失败，或亡于无实业。辜鸿铭说，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也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督抚之好吹牛也。“今日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做起。”
有人对辜鸿铭说：“你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为什么在世上行不通呢？”辜鸿铭回应：“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借机讽刺社会实行的是“王八蛋之道”，在清末不正一针见血吗？
林语堂说，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
辜老先生，你这么犀利，难怪在官场混不好。
4
都知道鲁迅骂人厉害，文风似匕首。其实，辜鸿铭骂人的艺术一点也不比鲁迅弱，而且更加形象、幽默。
辜鸿铭骂袁世凯，那是一如既往地骂，哪怕袁世凯权势正炙。
1907年，袁世凯与张之洞以封疆大臣同入军机。一次，袁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不是讲学问的，只是办事的。”
辜鸿铭后来听说了，对袁的幕僚说：“这话说得很对，但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之外，我不知道天下有什么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这境界，骂人真不带脏字。我每读这段轶事，总是忍不住笑场。
辜鸿铭在洋人面前也骂袁世凯。一个洋人跟他讨论西方人分贵种、贱种，辜鸿铭借题发挥说，对，人说袁世凯是豪杰，在辜某人看来，袁就是一个贱种。
这是近乎不留口德地骂了。辜老先生，你跟袁世凯什么仇什么怨啊！
后来，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还真的在骂声中死去了，辜鸿铭尤为高兴。北洋政府要求举国上下哀悼三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辜鸿铭专门请来戏班子在家中唱戏三天，邀请中外友人一起开心。
辜老先生，我就欣赏你这股到老依旧叛逆、不与红人妥协的精神。
5
辜鸿铭的幽默不用来骂人，用来干点别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比如，用来向洋人宣传中国传统。
辜鸿铭在英国读书时，每届冬至，必在他住的房间内备陈酒馔，遥祭祖先，表示不忘本。
他的英国房东太太等他叩拜祖先完毕后，必定笑嘻嘻地问他：“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吃喝你为他们备的这些酒馔？”
你猜，辜鸿铭怎样回答？他说：“就在你们的祖先来闻你们所献鲜花的时候。”
一次，辜鸿铭到一洋人朋友家中参加饭局，就他一个华人，众洋人就推他居首座。席间，洋主人问辜：“孔子之教有何好处？”
辜鸿铭逮到发挥的机会了，说：“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
你看，幽默、会说话的人就是不一样，这广告无缝植入，堪称完美。放在今天，辜鸿铭绝对是海外孔子学院首席形象代言人呐。
其实，这种幽默手法正是辜鸿铭的长项。无论日常生活还是教书著述，他凭借渊博学识，都能就近取譬，博人一笑，又有所得。
他在北大教英诗就是这样。据罗家伦回忆，辜讲英国诗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洋离骚”。
传播新的知识思想需要就近取譬，实现语言的本地化让人产生天然的熟悉感。辜鸿铭做到了。
今时今日，假如让辜老先生来解释“共享经济”，他会怎么说？
以他老不正经的性格，肯定会说：共享经济古已有之，青楼妓院是也。
6
我为什么要写辜鸿铭？
林语堂说过，辜鸿铭是一个怪物，但不令人生厌，因为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辜鸿铭学识足够渊博，做人足够幽默，阅历足够丰富，这些都是他的资本。但这些东西，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拿来变现，比如变成一个滑头的投机派，保皇兴就顶保皇党，共和旺就走向共和。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固执地做那个最保守的人，简直笨得可以。
但这一“守”，守住了真性情。
保守，就是不随大流。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坚持终生不随大流，则是难上加难。想想看，你一个人在路上走，往前走，往后走，都没有压力，但是，当你看到黑压压的人群往你相反方向跑，这时候你心里不发毛？不想掉头拔腿跟着他们跑？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即便鸦片战争打了败仗，举国上下仍然坚定地认为洋人不过是炮舰做得好，要论文化和制度还是咱中国牛。大背景如此，做一个守旧的人是很容易的，趋新就很难了。
这时候，有勇气离队自己走的人就值得敬佩。比如徐继畲，一个地方政府官员，在《共产党宣言》问世的同一年出版了《瀛寰志略》，告诉国人要正视西方制度优点。
到了清末民初，辜鸿铭主要活动的那个年代，整个社会风气倒了过来，连最顽固的慈禧都开始搞新政了。
这时候，趋新是很时髦的，守旧就很难了。辜鸿铭的难得之处就在这里，整个社会都往一个方向跑了，他自己给自己壮胆，偏偏选择了反方向。
如果我们不开启上帝之眼来评价历史人物，仅就当时的社会情境来衡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那么，辜鸿铭无疑就是另一个维度的徐继畲。他们的选择都把他们推向了最难的处境，但他们都不在乎。
内心这么强大的人，多少要有点偏执症才顶得顺吧。
做一个幽默、有趣、嬉笑怒骂无所忌讳的人，或许也是辜鸿铭为自己壮胆的一种方式。
写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一个清瘦的老人拄着杖子走过，戴着标志性的瓜皮帽，留着小辫子，但他的背影那么长，那么孤独。
受苦受难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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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三载（744年），正月，唐玄宗亲自倡导了一次盛大的饯别活动，规格之高，仪式之隆重，参加人数之多，均属空前。
饯别的主角是写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贺知章。当时他已经85岁高龄，因病恍惚，上疏请求告老还乡。玄宗同意了。
身在帝都的高官基本都参加了饯别活动，可谓大咖云集。
唐朝的规矩，你懂的。但凡送别，一定要作诗，或者折柳枝。于是，有37人当场写了送别诗，流传下来。连唐玄宗都写了。这跟我们现在搞欢送宴会，都要合影发朋友圈一个样，区别可能是格调有高低吧。
参加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很特别。他是一年多前，唐玄宗特意下诏征召进京的，当时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他与贺知章喝过酒，都是“酒中八仙”天团成员。
他叫李白。
而我今天要写的主角是王维。按照通行的说法，他与李白同岁，都出生于701年。
时年43岁的王维，并没有参加这场著名的饯别活动。
1
王维为什么缺席这次活动？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话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王维从未说过他为什么缺席。我们只能去找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
很多人认为，王维缺席，是因为他躲起来了。一个山水田园诗人，跟这种热闹的氛围不搭。
这个解释看似最符合我们对王维的认识，其实是错的。
王维没有躲起来，他当时任的是一个叫侍御史的从六品上官职。官阶太低，没资格参加。
而李白获邀参加的两个要素，王维一个都不具备—他既不是唐玄宗的红人，跟贺知章也不曾过从。
有些人，有些事，错过就错过了。
贺知章返乡后，没多久就过世了，王维再无缘与这名旷达、好酒的老诗人相识。
更大的遗憾是，盛唐诗坛的两个大咖，李白与王维，彼此错过，终其一生，未曾晤面，互不相识。
他们都曾在相同的时间待在相同的城市，都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他们肯定都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他们的生命与诗均没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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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说，李、王二人不相识，是李白看不起王维，不屑认识这个人。
这个理由，确实道出了两人的性格差异，一个狂放不羁，藐视一切，一个谨小慎微，服从流俗。个性张扬的人，往往会把内敛平和的人看得一无是处。
但从现存的诗作来看，两人应该在暗暗较劲。
比如，都写思念，一个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个写“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都写送别，一个写“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一个写“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都是唐诗细分类别的扛把子之作，几乎难分伯仲。
现在，李白的诗名比王维盛，但他们的同时代人殷璠则认为，王维与王昌龄、储光羲才是开元、天宝诗坛的代表人物。
即便到了后世，说唐诗，李、杜以下，一定要说到王维，而且很多人私底下更喜欢文人味十足的王维。不仅因为他的诗，最关键是他的为人更符合大众审美—他的个性与经历不难模仿，但李、杜的就很难。
比起李、杜单纯以诗人身份扬名，王维的才艺也更为全面，在古代文人所能精通的领域，他都玩得很溜，耍出了新高度。他的书画、音乐与禅理，几乎跟他的诗一样出名。这样的全能型选手，恐怕只有后来的苏轼能跟他拼一下了。
3
不过，在后世读者的眼里，贴在王维身上最主要的标签还是山水田园诗人。
孟浩然是王维的朋友。开元十七年（729年），孟浩然到长安考进士，没考上，做了一年北漂，看不到出路，遂在冬天来临的时候南下，返回襄阳。走前，给王维写了一首诗：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诗中充满了怨愤和牢骚，一会儿说当权者没一个肯提携他，一会儿说世上知音太难觅。这么痛的倾诉，显然没有把王维当外人。
王维回赠了他一首诗：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
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全诗都在鼓励和安慰孟浩然，劝他回乡隐居，没必要辛辛苦苦跑到帝都献赋求官，就差说出“不要像我一样苦”。
其中，有多少王维自己的心声代言，有多少他自己渴望而不能及的隐居梦想，赠诗的人和受赠的人何尝不清楚？
王、孟这两个当朝最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恰是最矛盾、最纠结的两个人。也许，只有他们理解彼此的痛苦。
简单说来，王维一生都在做官，却拼命想归隐田园；而孟浩然一生归隐田园，却拼命想做官。
王维大半辈子的仕途很不顺遂，孟浩然却比王维还坎坷。可以说，王维是被生活逼着做官，孟浩然则被倒霉气儿逼着归隐，连做官的机会都没有。
这次分别后12年，王维经过襄阳的时候，老友已经过世。他的伤心，化成了《哭孟浩然》：
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
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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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是个才气逼人的人，17岁就写出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样的教科书级别的名诗。
但他的性格远远配不上他的才气。
一般来说，才气爆棚的人都有睥睨一切的自信和自负，比如李白。王维不一样，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很丧的才子。一生软弱无力，谨小慎微，与世无争，却又不甘放弃，不敢对抗。
他被称为“诗佛”，倒很贴切。这就是个佛系诗人嘛，都行，可以，没关系。
这种性格的养成，与他的家庭环境不无关系。他是家中长子，童年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遗下几个弟妹，很早就需要他担起家族重担。
15岁，他带着小一岁的弟弟王缙到帝都闯荡，凭借一身才华，很快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岐王李范，李隆基的弟弟，一个热心的文艺赞助人，很欣赏王维。
唐代科举制，试卷上不糊名，主考官不仅评阅试卷，主要还参考考生平日的诗文和声誉来决定弃取。所以，准备应试的士人提前结交、干谒名人显贵，向他们投献作品，争取他们的推荐和奖誉，是当时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风气。
王维不能免俗。据说正是岐王的推荐，王维21岁就中了进士。
这时的王维意气风发，颇有功名事业心，不过很快就被现实痛击成了佛系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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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刚做官没几个月，人生遭遇了一次暴击，在太乐丞任上被贬出京城。
事情源于一次有僭越嫌疑的舞黄狮子活动。
史载，王维在别人的唆使下，让属下的伶人舞黄狮子。黄狮子当时是一种“御舞”，非天子不舞。
结果，王维和他的上级、太乐令刘贶都遭到严重处理。刘贶的父亲刘知几替儿子求情，也遭到了贬谪。
王维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更为致命的是，这次事件使得王维被唐玄宗列入了黑名单。整个玄宗朝，王维的官运都很黑，这几乎摧毁了他在官场上的所有信心。
唐玄宗为何下手这么重？
根据陈铁民等学者的分析，这跟唐玄宗与诸王的权力斗争有关，王维可能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政治牺牲品。
唐玄宗为了巩固皇权与皇位，担心他的兄弟们形成有威胁的势力，颁令“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王维出仕之前就是岐王、薛王等诸王的座上宾，又犯了黄狮子案，刚好戳到唐玄宗的隐痛，于是此后都得不到这个皇帝的好感。
承受着与理想渐行渐远的苦楚，王维离开了长安。
他不知道的是，这只是他波折人生的序幕。
6
在此后的20多年间，王维基本是帝国政坛的一个零余人。他长期在诗中自称“微官”，真不是自谦，是事实。
尽管在张九龄当宰相期间，他膜拜张的人品，跟张写诗“跑官”，得了个右拾遗的官职，很是振奋了一段时间。但随着李林甫的上台，张九龄的被贬，把他的这点光芒也扑灭了。
他是一个心中有是非，但不敢公开对抗的人。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张九龄被挤出朝廷，王维还给张写诗，倾诉知遇之恩。
与此同时，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几年间，王维仍做着他那可有可无的“微官”。他并非没有擢升的机会，李林甫的亲信苑咸曾言及王维久未升迁，言外之意，王维如果有意向，他可以帮忙操作。
不过，王维以一种相当委婉的方式拒绝了。他在回赠苑咸的诗里说：“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表面是称颂李林甫大公无私，禁绝走后门，实质是表明他与李不是一路人，不屑去趟浑水。
这件事，可以看出王维的底线。
然而，他既然不屑李林甫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不干脆辞官呢？
7
是啊，王维不是一直向往田园生活吗，为什么不学陶渊明辞官归隐呢？
开元十五年（727年），王维在结束了济州的五年贬谪生活之后，到了淇上当小官。此时，才26岁的他已萌生了归隐心志。
经过一番衡量，他认定陶渊明的活法并不可行。
说到底，父亲早逝，长子代父，他不忍推诿全家生计的重负。他在诗中说，“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所以“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不敢抛开这个包袱，自己一个人逍遥去隐居。
他还批评陶渊明，认为陶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成全了自己的勇气与尊严，却把眷属带入了生活极度清苦的境地，实际上是一种纯粹为己、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
因此，即便深深感受到吃朝廷这碗饭吃得很辛苦，很痛苦，王维也不敢效仿陶渊明的活法，拂袖而去。
他很现实地明白，隐居是要花钱的，为了隐居得起，他不得不为官。
中年之后，他已无意仕途，纯粹为了俸禄和家族责任而在官场待着。身在朝廷，心在田园，过起了时人称为“吏隐”，即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生活。
对他来说，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生活不仅有田园与诗，还有眼前的苟且。
8
紧接着，命运跟王维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在他人生最苟且的时候，突然迎来了最戏剧性的转折。
安史之乱期间，王维未能逃离长安城，被乱军俘虏到了洛阳。一番威逼之下，他出任了安禄山授予的伪职。
唐军收复两京后，新帝唐肃宗对投降安禄山并接受其伪职的官员，进行逐一处理。王维作为典型的“陷贼官”，本应处死，却出乎意料地被唐肃宗免了罪罚，而且还升了官。
《旧唐书》对此的解释是，王维在出任伪职期间写了一首诗，表明他对李唐的忠心，唐肃宗读到后对其产生原谅心理；此外，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去自己刑部侍郎的职务，为哥哥赎罪，所以王维最终得到了宽宥处理。
这时，一直很敬重王维的杜甫，也站出来写诗为王维辩护，赞扬他忠于唐室，能守节操。
关键时刻，是诗和弟弟救了他。
然后，他在仕途上竟然转运了，做到了尚书右丞，正四品下阶。这是他一生所任的最高官职了。
越是官运亨通，他越是不能心安。他无数次进行自我反省，开展自我批评，批评自己一生的软弱，痛恨自己出任伪职的经历，说“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许多话都说得极其沉痛。
这个时候，官位依然不是他热衷的东西，归隐之心更重了，佛教成了他最大的精神寄托。《旧唐书》说他“晚年长斋，不衣文采……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61岁那年，王维逝世。临终之际，弟弟王缙不在身边，他要了一支笔给弟弟写了告别信，又与平生亲故作告别书数幅，敦厉朋友们奉佛修心。写完了，舍笔而绝。
到唐代宗时，王缙应代宗的要求，进呈了哥哥的诗文集。代宗做了批示，肯定王维是“天下文宗”，诗名冠代，名高希代。
王维的诗名，在他死后达到了巅峰。
唐代宗还说，他想起很小的时候，在诸王的府上听过王维的乐章。
9
讲完王维的一生，我想起两个人。
一个是我原来的邻居陈叔，他是我老家区政府的公务员，到退休也就是政府办的副主任。他没有什么爱好，一下班就躲在自家书房练他的草书。
另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李谅，他是一个二线城市工商局的公务员，上班写材料，下班写现代诗。在他生活的城市里，他的诗友们无从想象他的职业，他在读诗会上的慷慨激昂，让很多人无法适应他手中的保温杯。
王维若生活在当代，他可能就过着陈叔或李谅的日常生活。他身上的烟火气太重了，尽管他有一颗不死的归隐的心，但他表现出来的，永远是那么接地气，小心翼翼扮演好他的社会角色。
他会用他做官的正当收入，购买和经营辋川山庄，给自己一处逃避现实、逃避网世的临时处所。在公余闲暇或休假期间，他回到辋川，沉溺于田园山水之中，写“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写“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才感觉舒服得不得了。
尘世被过滤掉之后，他把灵魂释放出来。
除了无可匹敌的才华，王维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并不讨好。他没有李白的敢爱敢恨，也没有杜甫的忧国忧民，他有自己的小世界，却不敢全身心投入。
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因此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
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心灵园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人生会感觉不一样的。
白居易：被一桩谋杀案改变的人生
1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越来越根深蒂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与中央相对抗。不仅政令时常不出中央，连皇帝有时也不得不到外地避难。
唐宪宗李纯有心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势力。主张用武力平定地方割据势力的宰相武元衡，力推朝廷拿盘踞在淮蔡的节度使吴元济开刀。
此时，势力范围毗邻吴元济的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感觉到有些不妙。尽管朝廷一直对他的拥兵自重采取绥靖政策，但此刻朝廷用兵讨伐吴元济，难免让他有唇亡齿寒之忧。
李师道的地盘，是当时占地最广、势力最大的一个方镇。别的节度使需要邀宠固位，通过讨好中央来巩固个人势力，但李师道不用这一套。
他的地盘包括了12个州，并占有今天山东沿海一带，得尽渔盐之利，有人口三百多万。这个独立王国自李师道的祖父、父亲、兄长，传到李师道已经历三代四世，堪称根基牢固。他们擅地自专，文武官员向来都是自己任命，也从不向朝廷上交贡赋。
说白了，不知中央为何物。
越是习惯土皇帝的日子，就越害怕改变现状。李师道敏锐地感觉到朝廷中有一丝不同往日的氛围。
宰相武元衡是积极主战派，主张用兵讨平叛乱，不能姑息养奸。御史中丞裴度受命到前方视察，向皇帝汇报情况时，也主张对藩镇用兵。这两人深得唐宪宗的信任。
李师道感觉，应该做点什么来阻止中央强硬派的抬头。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凌晨，有刺客潜入京城，杀死了武元衡，击伤了裴度。刺客还在现场留下纸条，上面写着：“毋急捕我，我先杀汝！”
谁敢抓我，我就灭谁。气焰十分嚣张。
这起罕见的恶性政治事件引起京城大骇，朝野震动。
而其幕后指使者正是李师道，是地方割据势力企图以卑劣的暗杀手段阻挠中央武力削藩的决心。
事情发生后，朝臣们大为惊恐，纷纷给自己找保镖。保命要紧。
对这起“国辱臣死”的重大谋刺事件，反倒不见有人站出来追查和讨伐。
2
白居易，一名闲官，此时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结果，原先缄默的朝臣们也都站了出来，不是跟着他呼吁早日缉捕凶犯，而是呼喊着要拿白居易问罪。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白居易。这一年，白居易43岁，人到盛年。他母亲四年前去世，所以他刚丁母忧服满后补官不久。
由于朝中没有人援引，他只是得了个闲官—太子左赞善大夫，即所谓“宫官”，太子宫内的官，不管实际政治上的事。
在母丧之前，他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是皇帝的近臣。向皇帝提建议，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习惯。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官，所以他也算出身官宦之家。但在唐代，除贵族和高品官外，官员并不能给后代很多庇荫，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也会有很大的升降变化。
在父亲去世后一段时间，白家的经济状况就一度陷入窘境，当时家在符离（今属安徽），因遭遇江淮水灾，白居易不得不往长兄白幼文任职的浮梁索米求救。
家贫多故，衣食维艰，前程如梦。可以说，白居易的青少年时期过得还是相当愁苦的。
他后来追认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为自己的近祖，实际上是瞎编的。目的是在注重门阀的时代，以此自高其种姓与门第。但他如此在意自己的出身，不惜附会世系，杜撰郡望，可能也与青少年时期作为寒族子弟的不愉快经历有关。
只有在科举路上顺风顺水的时候，白居易才会不无自得地强调，他完全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全靠实力取得成功。
多年后，他在给好基友元稹的书信中，回忆当年为考进士到底有多拼，白天和黑夜都在读书，废寝忘食，以至于内分泌失调，口舌生疮，皮肤无光泽，年纪轻轻就齿发衰白。
命运总会眷顾拼命的人。
唐代考进士很难，有句俗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9岁，白居易就考中了进士。这是相当了得的成就，以至于他一度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在同时考中进士的17人里面，他最年轻。
此后，他的考霸地位不可撼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三登科第”，顺利得到官职—秘书省校书郎。经历多年的困顿漂泊后，终于在京都定居下来。
3
宰相武元衡被刺后，白居易不顾自己东宫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上书言事，亟请捕贼雪耻。
后来，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站出来，说：国辱臣死，这样前所未有的事，就算职位再卑微，也不当默默，而应倍感痛愤。
其实，早在六年前，白居易就对包藏祸心的李师道有过看不过眼的事。当时，李师道奏请用私人钱财收赎太宗朝名臣魏徵的旧宅，以此为自己树立形象，捞取政治资本。唐宪宗未能识破李师道的用心，宣称“甚合朕心”，并让时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撰写《与师道诏》。
白居易则借写诏书的机会，表达了他的意见。他说，魏徵是先朝忠臣，其宅第是唐太宗特赐，李师道是什么人，竟有资格收赎魏徵旧宅？他建议，收赎魏徵旧宅这件事，不能让李师道参与，而要中央以官钱收赎，归还魏徵后人，以表彰忠臣。
史书记载，白居易的意见最终被采纳。这才避免了世代叛逆的李师道，出钱为忠臣魏徵的后裔济穷这么讽刺的事情发生。
然而，这次面对李师道指使的刺杀宰相案，朝臣们的所作所为却远远出乎白居易的意料：他们对刺杀案“默默”，对白居易的仗义多事却相当“痛愤”。
他们安在白居易身上的第一个罪名是，宫官不当先谏官言事。就是说，谏官没讲话，他却先讲，不应该。
这基本是一条莫须有的罪名。白居易后来申辩说：“朝廷有非常之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
意思是，我自认所作所为出于忠愤，你们说我狂妄，那也无所谓，但要以此给我加罪名，确实就过火了。
然后，平素憎恶白居易的人，拿他四年前刚去世的母亲做文章，给了他另一条罪名：伤名教。
这些权贵诬陷“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
名教，即是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这种恶毒的毁谤，正在于构陷白居易犯了有悖人伦的“不孝”的大罪。
白居易的母亲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确实是堕井而死。不过，白居易对母亲十分孝顺。他当年高中进士后，未参加完长安城的一系列庆祝仪式，就赶着回家，为了将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母亲。
权贵的中伤，使得白居易有口难辩，悲愤莫名。
最终，白居易遭到贬官。先是叫他去做长江以南边远地区的刺史，接着，一个叫王涯的中书舍人落井下石，说白居易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长，于是追回前诏，改作了江州司马。
4
这次遭贬谪的经历，几乎完全改变了白居易的人生走向。
在谪迁中，他常常以“忠而被谤”的屈原、“明时见弃”的贾谊自况，可见其承受的冤抑与忧愤是何等深重。
那么，朝中权贵为什么要集体为难白居易呢？
这得从他从政后犀利的政治态度说起。
经由科举进入仕途的白居易，起初是幸运的。他以卓越的文学才能蜚声朝野，很快就被擢居皇帝近职，能够以左拾遗和翰林学士的双重身份参与朝政。
唐宪宗一开始对他很是赏识和信任。他提出的一些刷新政治的举措，也得到了采纳。
他干预时政的手段，除了谏章、廷议之外，还有大量的政治讽喻诗。
或许，正是这些讽喻诗，使得白居易四面树敌。他后来在给元稹的信里说：“闻《秦中吟》者，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这些讽喻诗太犀利了，几乎把权贵朝臣都得罪光了。
人家写诗，多的是风花雪月，而白居易却写成了匕首投枪。终于，他也为自己的不为身谋、不识忌讳、勇于言事，赌上了政治前途。
那些曾被他指名道姓公开抨击，或曾以某种类型的恶德出现在他诗中的政敌们，逮住机会，联合起来，让白居易有多远滚多远。
官场险恶，人过四十的白居易才算第一次深深地领教到。
更让他绝望的是，明知官场险恶无理，没有背景的人却永远无能为力。
他的思想，在经历此次贬谪后，急遽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他在诗中，写尽了这种无奈而现实的转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带有浓厚的明哲保身的色彩，跟他先前犀利的讽喻诗相比，感觉像是两个人写的。
于是，积极干预现实的讽喻诗逐渐写得少了，释愤抒怀、怡情适性的感伤诗，特别是闲适诗日渐成为白居易诗歌创作的主流。
是的，人家赏识你，是希望你的歌唱得跟夜莺一样动听，不是希望你来充当饶舌的啄木鸟。
当白居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此后，尽管他重新得到起用，三任刺史，两度回朝担任要职。但是，他平淡处之，绝不恋栈，甚至辞去刑部侍郎这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主动提出分司东都，即到洛阳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养老官。
学术界通常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从前期的积极用世“兼济天下”转向后期的知足自保“独善其身”的分界线。这是极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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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读白居易的传记，时常替他感到惋惜：一个奋进有为的中青年干部，怎么就慢慢变成了一个闲适无为的老干部？
在唐代诗人排行榜前三甲中，白居易是最有从政条件和能力的一个。
正如许多学者所论，李白有巨大的政治抱负和文学才华，但不谙封建体制之规则，且志傲性绝，无法适应统治集团的运行规则；杜甫同样具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且有奉儒守官的家世背景，但性情敦厚，“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和识器，跟李杜很接近，而政治能力高出李杜一大截。
按照正常的路径设计，白居易应当属于政治，属于朝廷，完全有条件以匡时济世为终身职志。
但是，江州之贬后，他逐步修正自己的人生轨道，在政治上几乎自暴自弃，不像早年那么勇于任事，敢于直言，自觉地与朝政保持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实施一种自保全身的策略。
后人评价，说他“晚年优游分司，有林泉声伎之奉，尝自叙其乐，谓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基本上，就是一个有钱有闲、整日作乐的老干部形象了。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57岁的白居易写了一首名叫《中隐》的诗，里面有句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诗中所申述的，是坦诚得近乎露骨的贵族阶层的生存哲学。这种生存哲学，为官而不太作为，圆融而近于圆滑。
初读这首诗，我对晚年白居易还是挺不屑的。
你有本事直接学陶渊明辞官归隐，不然就学屈原抗争到底，搞这种中庸的路线，深得传统文化的毒害，跟当年那个犀利的中青年干部已经形同陌生人了。如果晚年白居易遇上青年白居易，他会不会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
但是，随着对白居易身处时代的政治环境的进一步了解，我最终对白居易的人生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曾经努力过，试图改变命运，改变社会，改变政治，但他失败了。
他曾经踌躇满志，发起新乐府运动，希望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状，但他失败了。
他在失败中认识到，那个年代，固化板结的政治局面，包括党争倾轧、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这些都不是他一个白居易能够改变的。
白居易的失败与退化，实际上不应当认为是他的错误，而是时代的错误。
一个人当然要奋进拼搏，但能否有大作为，还要考虑历史的进程。当时的历史进程，显然不适合白居易这样的人有大作为。
他晚年炫耀家妓，沉溺声色，被认为“忆妓多于忆民”，也不应被简单鞭挞为“好色无良文人”。毕竟，那个年代，文人狎妓，是风流而不是下流，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古人的世界。更何况，他的纵情声色，也是出于逃避政治的需要。
一个人在从政的道路上，可以有所选择。可以选择做好官，可以选择做坏官。可以选择不畏权势、洁身自好，可以选择卑身屈节、同流合污。白居易始终没有选择后者，无疑是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在当时的官场上，像他这样超脱不站队的选择，同样需要莫大的勇气。
白居易死于会昌六年（846年），享年75岁。死前一年，他对自己晚年风情不减、尽日游嬉有过反思，说“事事皆过分，时时自问身”。
那个时候，老诗人应该会想起，他刚步入仕途，在京城租下宰相关播住过的宅子。宅子的东南角有一丛竹子，是当年关播手植，经过白居易重新修剪打理，形成了一片清幽的环境。随后，他写了一段文情并茂的文字《养竹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为庭实焉。
竹子，也是初入仕途的白居易的一种自况。
终其一生，尽管他有过后悔，有过失败，有过转折，有过颓废，但他可以说，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做到了中立不倚，节概凛然，就像竹子的品质一样。
这，或许才是白居易最可贵的地方。
苏东坡：一时的朋友很多，一世的朋友极少
距今981年前，四川眉山境内的彭老山百花不放，草木枯萎，禽鸟高飞，野兽远走。一座秀丽之山忽然变成荒瘠之地。
多年以后，眉山的乡亲们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年，一位不世出的伟大天才在当地诞生了。彭老山的灵秀之气，独钟于他一人身上，才出现了这种怪异的现象。
你看，连民间传说都要为他的伟大背书。
这个人就是苏轼，眉山人，生于1037年。
苏轼一生，逆境多于顺境，苦难多于安逸。但一切都被他随手扭转过来，谈笑间他已修炼成了一个至死不渝的乐天派。
苏轼交游广泛，据学者统计，他的朋友圈有好友近千人。他自己曾不无得意地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但是，他一生所遇、所交的朋友真的都是好人吗？他没有把谁拉黑或删除吗？
他曾经的挚友章惇，他终生的密友王巩，最终在苏轼的朋友圈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交朋友，三观相同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苏轼将要告诉我们的。
1
你有朋友，我有朋友，但是，朋友与朋友的含金量是不同的。
有的朋友只在酒酣耳热之际，酒醒了，连哥们的名字也想不起来。有的朋友只在富贵繁华之时，没落了，朋友们都得了健忘症。有的朋友只值五毛钱，不用一块就把你卖了。还有的朋友能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
苏轼的朋友有很多种，章惇无疑是其中最特殊的一种。
章惇是福建人，比苏轼大两岁。他们同在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科举考试，都是牛人，所以都考上了。
然而，章惇一看侄子章衡的名次比他好，一股不服输的牛劲儿逼得他两年后重考，结果，又考中了，还得了个甲等。这才心满意足地做官去了。
那个时候，苏轼与章惇都很年轻，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
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苏轼的性子很直，一辈子学不会阿谀奉承，他这样捧章惇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
那个时候，两人几乎无话不说，情同手足。
宋人笔记记载，一日，章惇坦腹而卧，看到苏轼来了，就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轼：“你说这里面都是些什么？”苏轼说：“都是谋反的家事。”章惇大笑。（很多年后，苏轼如法炮制，摸着大肚子，问了爱妾朝云同一个问题。）
连“谋反”这种可置人于死地的话都说出来了，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入世愈深，两人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愈大。苏轼偏向司马光阵营，同情旧党，章惇是王安石的铁粉，属于新党。两人的友谊小船面临考验。
朋友如衣服，功名如手足。苏轼很快就领教到了。
“乌台诗案”发生时，许多人再见苏轼跟见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苏轼也很“识相”，主动切断了与他人的来往，“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
章惇的表现，却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他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
章惇据理力争，还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让苏轼感动得稀里哗啦。在下狱、初次流放的日子里，他屡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捧杀你的人，在你落难时是不会为你哭上一声的，而章惇真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
然而，恐怕连他们两人也想不到，这段患难相知却成了他们纯真友谊的回光返照。
此后，随着新、旧两党的轮番得势相煎，政治立场相异的两人卷入其中，越陷越深，交恶已形同路人。
来啊，互相伤害。
这是两人一度的状态，尽管他们身处政治漩涡，往往情非得已。
到了绍圣元年（1095年），章惇拜相，达到个人仕途的顶峰。
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修复两人的关系，但他没有这个肚量。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欲置苏轼于死地。短短两年内，将苏轼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
这次远谪对苏轼的打击特别大。年过花甲的苏轼到了海南，第一件事是为自己做棺材。
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功名插朋友两刀。当年苏轼眼中的那股清流，早已与世俗合污，成了泥石流向他涌来。
宋徽宗上位后，轮到章惇倒霉。章惇被贬到了雷州，差一点也要过海了。
劫后余生的苏轼则表现出气量，他让章惇之子章援转告其父保重身体。
也许从前不是他们两人的错。任凭政治无限度介入他们的私谊，才是最大的错误。
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40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是的，苏轼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倾轧迫害，通通轻描淡写。这些和朋友比起来，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
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2
人的一生很短，又很长，长到可以分成许多阶段。
在这些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比如中学时代，我们会遇到一起踢球、一起结伴出游的朋友，等上了大学，这些玩伴已绝少往来。大学时代，我们会遇到睡在上铺的兄弟，一起泡图书馆、看美女的兄弟，等毕业后，很多人散了也就散了。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工作单位，也都有曾经相从甚密的新朋友，然而这些密友，随着我们换城市、换工作而联系渐少，慢慢变成通讯录里的一个头像和号码。
仔细想想，你人生中90%以上的朋友，是不是都是阶段性的朋友？
不过，人生中也总有那么三五个密友，从一结交就注定终生，甚至比婚姻还牢靠。不管彼此身在何处，不管落魄与发达，不必黏在一起，无须刻意维持，你们的联系一直都在。要借钱，一个电话；很纠结，微信吐槽；想约酒，打个飞的。没有客套，不用啰唆，就这么简单率性。
对苏轼来说，这个终生的密友是王巩。
王巩出身名门，祖父王旦、父亲王素都是高官，他又是苏轼恩师张方平的女婿。但是，就算背景这么硬，王巩还是一生非显非达。这与他为人比较冲，说话太直有关。反正每次机会来了，新官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大宋的言官们就拿他开刀。
王巩如此落魄，苏轼其实负有部分责任。
“乌台诗案”中，遭受处罚的总计24人，其中最惨的就是王巩。事主苏轼才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而已，而他只是受牵连，竟一下子被贬到了宾州（今广西宾阳）。
苏轼对此十分心痛，满怀抱歉地说，王巩“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苏轼一开始担心王巩对他心有怨恨，一直不敢给他写信。
没想到，王巩压根儿不在意，更无怨恨。到宾州后，他主动给苏轼写了信，对牵累之事只字不提，尽管在流放的日子里，他经历了两次丧子之痛，本人也大病一场，差点客死他乡。
苏轼恨自己小人之心，对这个朋友的了解远远不够。
患难见真情，生死定知交。两人的友情由此上到了新阶段。此后，从黄州，一直到惠州，宦海沉浮，苏轼与王巩的联系未曾断绝。
苏轼的豁达乐天，肯定受了王巩的影响。他以刚强的面目示人，却时不时在给王巩的信中吐槽流放生涯的各种不如意，末了不忘加上一句：“勿说与人，但欲老弟知其略尔。”
王巩小苏轼11岁，苏轼在信中会以“老弟”相称。意思是，老弟啊，这些牢骚困惑我就跟你一人说，你敢说出去我跟你急。这显然是密友间的“私房话”了。
正因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苏轼也才会直指王巩的隐私，让他注意点儿。
王巩好女色。苏轼说，女人是狐狸精，希望老弟以道眼看破。这还不过瘾，苏轼还在信中像唐僧一样碎碎念，说你就把我这封信当座右铭制止欲念吧。
此后的信中，苏轼反反复复叮嘱王巩远离女色，保重身体。“言不可尽，惟万万保啬而已。”“未缘言面，千万保啬，不一一。”“回合未可期，惟千万保啬。”
总之，唠叨起来，没完没了。不是掏心掏肺的朋友，不会如此再三说对方的性生活。
王巩后来说：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苏轼字子瞻）为耐久。
“耐久”两字用得妙极。我们可以想象两人友情的保鲜期很长，长到终生质保；也可以想象苏轼不厌其烦，反反复复规劝好友的样子。
有研究者统计苏轼一生中与人交游的频率，发现高居榜首的正是王巩。
人生得遇王巩，苏轼足矣。王巩得遇苏轼，亦是如此。
因为，这种朋友绝不会分你我。
王阳明：你只看到他的传奇人生，看不到他的百死千难
王阳明与唐伯虎没什么可比性，但他们确实有一些共同点。
他们是同时代人，王比唐小两岁。两人都是江浙人，王是浙江余姚，唐是江苏苏州。
他们应该互不相识，不过，有过两次擦肩而过。
一次是在1499年，他俩都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此前两次会试失利的王阳明，这次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以后想退都退不出来。而唐伯虎此前考试相当厉害，此次却身陷科场大狱，从此成了体制的弃儿。
另一次是20年后，1519年，宁王朱宸濠之乱。
王阳明用35天终结了宁王密谋了许多年的叛乱计划，建立了一生中最大的事功。而唐伯虎曾应聘宁王府，后来看出朱宸濠心怀不轨，果断装疯卖傻，逃回家乡。不然的话，这一年，他将成为王阳明的俘虏。
这两段彰显人生分野的交集，固化了许多人心目中的王、唐印象：王阳明的成功，唐伯虎的失意，都是历史的定论。
果真如此吗？
并不是。唐伯虎固然是失意的才子，但王阳明绝对不是成功的模范。他们都曾饱经苦难，百转千回，才活成了人应当活的样子。
内心强大的人，自带光芒。尽管他们的光芒照见了不同的人群。
1
30岁之前，王阳明的人生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说得直白点，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他少年时期喜欢习武，不肯专心读书，总是偷偷溜出去做孩子王，左右调度，如战场上排兵布阵一般。父亲王华见了，很生气：“我家世代以读书显贵，用得着这个吗？”他反问一句“读书有什么用”，把老爸气得够呛。
后来一度喜欢诗文，打算做一个才子文学家。不过，很快就又兴趣转淡。他的文友们颇感惋惜，他笑着说，即便学如韩愈、柳宗元，不过为文人，辞如李白、杜甫，不过为诗人，都不是第一等德业。
口气很大，然而什么是第一等德业，他心里其实也很懵圈。
他对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感到不满足，想用实践去验证这些大学问，结果一无所得。最典型的道理是“格物致知”，于是他对着父亲官署中的竹子，格了三天三夜，只格出一场病来。
然后，他又转而做起一名道系青年。新婚之日，遇见个道士，两人畅聊养生成仙之道，不觉天亮了才回家。老丈人派人找了一夜，都没找到这个女婿。
他曾在九华山寻访著名的仙家，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个奇人，一心想跟人家学习，结果，一个说他“官气未散”，另一个只对他说了句玄语“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没了。
他还曾是一名佛系青年。
一直到30岁之后，确切地说是在31岁的时候，他才感到佛、道都不靠谱。原因很简单，这年八月，他在山中修炼，据说状态很好，但忽然想念起祖母和父亲来，因此果断放弃了这条路。
2
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说过，很多人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死去了。因为一旦过了那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都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王阳明几经摇摆，终于未在这个年龄“死”去，他获得重生，此后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与此时截然不同。
他还开始以自己的经历去开导别人，有那么几分人生导师的意思了。
他在杭州西湖边的寺院看到一个枯坐的和尚，人家说这和尚不视不言静坐了三年。他遂绕着和尚走了几圈，突然站定，大喝一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
和尚猛地惊起，即开视对话。
他盯紧和尚，问其家人。和尚答：“有老母在。”又问：“想念否？”答说：“不能不想。”
他最后告诉和尚，听从内心良知的召唤，好好生活。第二天，和尚打包离开寺院，重返人间。
而王阳明自己，一生的大转折也将到来。
3
人生没有定则。没有人能够告诉你20岁应当怎样，30岁应当怎样，40岁又应当怎样。任何时候，只要听从你的内心就够了。
34岁那年，王阳明仗义执言，上疏请求释放正直的言官，由此触怒了大太监刘瑾。结果被廷杖四十，下了诏狱，谪贬至贵州龙场驿当驿丞—一个遥远的未开化之地的卑微小官。
刘瑾并未放过他，一路派锦衣卫跟踪，欲加谋害。王阳明伪装投江自杀，这才躲过了盯梢。
祸不单行，他乘商船在海上遇台风，命悬一线。
他有过隐遁不仕的打算，但担心连累父亲，便遵从内心的良知，去了龙场驿赴任。
他带去的仆人都病倒了，他反而做起了仆人的工作，种菜、砍柴、取水，为仆人们做饭、洗衣、熬药，直到他们痊愈。大家对当地闭塞的环境叫苦连天，他遂充当一名诙谐的段子手，时时活跃气氛。
人生无法选择顺境或逆境，但可以选择对待顺境或逆境的态度。
熬过苦难，回报将无比丰厚。一天夜里，王阳明忽然大彻大悟格物之旨，不觉欢跃而起，若痴若狂，随从们都被他惊醒了。
原来，他体悟到程朱理学果然错了，圣人之道不应向外在事理求之，而是向内在求之，“心即理也”。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后来被称为“龙场悟道”。
如果人生是一碗中药汤，苦涩难咽，唐伯虎往里面加点糖，笑着喝下去，而王阳明就要这种原味，一口闷下去。
4
这一年，王阳明人生已经过半，但在世人眼里，他的人生才算正式登场。
刘瑾死后，他结束了三年的罪人生活，赴江西庐陵任知县。此时，他颇为踌躇满志，写过一首诗，里面有这几句：“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澜岂易摧！”
他到哪都不忘讲学，想要把他的发现告诉更多人。信服他学说的人越来越多，以他学说为“异端”的人同样越来越多。
他说，世间有两种人，或是不解思维即任意去做，或是悬空思索不肯躬行。
而他，砥砺自己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他自己后来总结说，我43岁以前，做事还尚有乡愿意思（考虑个人得失）。现在开始，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即便天下人都说我太狂，我也只依良知行事。“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
王阳明的宝贵之处在于，他不像过去或现在的许多“大师”，垄断了成为圣贤的专利。他没有。
他的核心理念是，人人皆可成圣，意即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神圣的意义。
王艮，王阳明最著名的学生之一，是个狂傲不羁的人。有次王艮出游归来，王阳明问他：“都看到了什么？”王艮答：“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
王艮这么回答，是有意怼老师，因为王艮始终认为圣人是遥不可及的。
王阳明听出他的话外音，于是借力打力，跟他说：“你看到满大街都是圣人，满大街的人看你也是圣人。”
这句话，放在今天，指导人生仍然颇具深意。当你心中饱含包容和善意的时候，别人也会回敬你包容和善意。
5
很多人喜爱王阳明，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空头学问家，而是一个实在的行动派。理由则源于他一生的三大事功。
但很少人知道，在这些表面的成功背后，隐藏着多少苦难困厄。他的每一次“成功”，都招来忌妒和毒箭。以至于他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战果，他都随时做好了退出的准备。
他平定过南赣的造反，但他未曾居功自傲，而是希望朝廷改良政治，不要再造成类似的造反。他自己只求归隐老家。最终未获批准，他只好在仕途路上，一直走下去。
他在给别人的信中说，仕途如烂泥坑，勿入其中，鲜易复出。
在最好的时候，做最坏的打算。所以他的心境，始终是平的。
然后就是最著名的平定宁王之乱。当时他要去福州，路过丰城，得知朱宸濠造反的消息，于是先斩后奏，毫不犹豫地担当起平叛的总指挥。
当王阳明把擒获朱宸濠的消息上奏的时候，荒唐而奇葩的正德皇帝自封威武大将军，正行走在南下平乱的路上。皇帝身边的小人觉得“好事”都被王阳明坏掉了，遂诬告说，王阳明先与朱宸濠通谋，只是后来看到形势不利时才擒获朱宸濠。
各种毁谤与刁难，如影随形。朝廷说好的封爵行赏，也都成了空头支票。
面对毁誉，王阳明轻描淡写，说自己不过凭良知信手行去，做得个狂者的胸怀罢了。
他根本不在乎。要是内心不够强大，他已经死掉好几次了。
在朝廷那边，他只是平乱的超级备胎。只有当国家有事，且无人可任的时候，朝廷才会想起他。
他晚年已卧病在床，圣旨下来，要他即刻到广西平定土司叛乱。他又做得很好，只是在当地改了政策，不费一兵一卒，就消弭了兵祸。
但因天气炎热，军务劳顿，他心力交瘁，又病倒了。不等朝廷同意，他自己就率性选择了返程。
嘉靖皇帝并不体谅这些，说他无诏行动，目中无朕。那些惯于诋毁的朝臣，也都出来添油加醋，说他是“病狂丧心之人”。
王阳明或许已经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算听到了，也从不放在心上。
6
从广西返乡的路上，王阳明病情日重。
一天，他从一个美得出奇的梦中醒来，问弟子：“到哪里了？”弟子回答：“青龙铺。”
王阳明又问：“船好像停了？”弟子回答：“在章江河畔。”
王阳明笑了一下：“到南康还有多远？”弟子回答，还有一大段距离。
王阳明又是一笑，恐怕来不及了。他让人帮他更换了衣冠，倚着一个侍从坐正了，就那样坐了一夜。
次日凌晨，他把弟子周积叫进来。周积跑了进来，王阳明已倒了下去，很久才睁开眼，看向周积，说：“我走了。”
周积无声落泪，问：“老师有何遗言？”
王阳明用尽最后一点气力，向周积笑了一下，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他病逝于舟中，享年57岁。此时船位于江西南安地界。
曾经，有个叫徐樾的弟子，虔敬地希望和王阳明见上一面，王阳明答应了。
徐樾确信自己得到了心学的真谛。王阳明让他举例说明，徐樾兴奋地举起例子来。他举一个，王阳明否定一个。举了十几个，已无例可举，徐樾相当沮丧。
王阳明就指着船里蜡烛的光说：“这是光。”在空中画了个圈说：“这也是光。”又指向船外被烛光照耀的湖面说：“这也是光。”再指向目力所及处：“这还是光。”
徐樾很快又重燃兴奋之情。王阳明说：“不要执着，光不仅在烛上。记住这点。”
无论何时何地，无人能替你看顾自己的内心。我们行走在黑暗之间，没有星月，没有烛光，只有压力，只有苦难，路途陷入绝境，只在这一刻，遵从内心的选择，恍然就有光明在前。
此心光明了，世界便一同光明起来。
王阳明如此教导学生，他自己也如此践行到底，直到临终一语。
7
王阳明说，他的良知之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
纵览他的一生，其实失意连连。越到艰难处，他越发彰显内心的强大。
而你们认为他的人生开了挂，那已经是他身后许多年的事了。
王阳明在世遭诽谤时，好友湛若水为其辩诬说，若夫百年之后，忌妒者尽死，天理在人心者复明，则公论定矣。
湛若水说对了。在王阳明死后56年，得从祀于孔庙。
一切跟他作对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他则从提倡“异端邪说”的凡人，成了圣贤。
一直到晚明，他的心学塑造了整整一个时代。“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他说。
他对个体价值的肯定，撼动了传统的价值体系。晚明社会风气的自由奔放，追根溯源，不能忘了王阳明心学的启蒙。
在中国历史上，在心学之前，从来没有一种学说，能够如此肯定个体价值。
史学家余英时称之为“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他说：“（王阳明）是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我们不妨称之为‘觉民行道’，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转注于下面的社会和平民……这是两千年来儒者所未到之境。”
如果不是明清易代，清朝统治者再次祭起理学的大旗，中国肯定也会出现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时期。
即便在今天这个时代，学学王阳明，关注放逐已久的内心，或许有朝一日就会明白，我们所追逐的东西，十有八九都毫无意义。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王阳明以他的一生，书写了一个大大的真理—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内心。
致敬，王阳明！
唐伯虎：风流，是苦难的表象
没有人可以定义你的成败，除了你自己。
1523年，明嘉靖二年，秋天，一个苏州人草草过完一生，离开人世，享年仅54岁。他是那个时代的失败者，功名、家庭和事业，无一成功。虽曾大喜大悲，然而悲总大于喜。
离世前，他写了一首诗，把一个浪子的坦荡和无畏表现得淋漓尽致：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
地府阳间具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所谓人生，被这个濒死之人看得透透的。世俗的成功学，已然框不住他离经叛道、率性自为的生命轨迹。
同时代人鄙视他，嘲笑他，骂他失败者的时候，他早已没了往昔的愤怒，也没了辩解的需求，只是露出了长者般的微笑。
在他死后半个世纪内，晚明—一个人性大解放的时代到来，多少知识分子奉他为先驱、老师，高举他的旗帜，弘扬他的精神。
他在狂士李贽身上复活，在性灵大师袁宏道身上复活，在冯梦龙的小说里复活，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复活，在佳士得秋拍上复活……多少年来，他一次次“复活”，那些笑他骂他的人，早归尘与土。
一个失败者，“活”成了最成功的模样，而那些定义他失败的人，简直失败得一塌糊涂。
历史，跟所有人扮了个鬼脸；只有他，唐伯虎，报之以狂笑。
1
五百年前，唐伯虎生活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风流富贵地”—苏州，用画笔和诗笔铺开繁华胜景与奇幻人生。
整个苏州，天天都是“双十一”的狂热气氛，人们很嗨，花钱买快乐。穷人有穷人的乐子，富人有富人的乐子。用唐伯虎的诗来描述：
江南人尽似神仙，四季看花过一年。
赶早市都清早起，游山船直到山边。
贫逢节令皆沽酒，富买时鲜不论钱。
吏部门前石碑上，苏州两字指摩穿。
青少年时期，大概是唐伯虎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他出生在明成化六年（1470年），本名唐寅。伯虎，是他的字。曾祖父那一辈，唐家就在苏州阊门一带经商，家业传到唐伯虎父亲手里时，他们已妥妥地过上中产的生活。
父亲唐广德虽然是生意人，但他没打算让儿子走父祖辈的路。他为儿子请来老师，为其开启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
唐伯虎不负父望，很快脱颖而出。他性极聪颖，才锋无前，16岁参加秀才考试，高中第一名。小小年纪，在苏州文化圈名气不小。
此时，他结识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朋友。
比他大11岁的苏州文坛新一代领袖祝枝山，主动向他交好。唐伯虎恃才傲物，有一种宇宙无敌的少年狂。他起初不搭理祝，祝并不介意，多次投书示好，最终成为影响他一生的密友。
还有文徵明、张灵，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新星，借着气味相投的指引，自觉抱团，走在了一起。
19岁，唐伯虎娶妻徐氏。小夫妻感情和睦，不久生下儿子。
这个时期的唐伯虎，就像新车上了油，人生顺溜得很。科举、家庭、友情、才气，一把好牌抓在手里，怎么打都赢。
20来岁的唐伯虎，有才（财）任性，风光无限，得意狂放，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人生无处不成功，无时不快活。
他跨界唱歌演戏，任达放诞。曾与张灵、祝枝山三人扮作乞丐，在雨中唱莲花落，得了打赏就去买酒痛饮。他以此为乐，说，可惜这种快乐，连李白都体会不到。
2
命运似乎也有它的守恒定律：人生太顺遂，岂不是要上天了？
于是，就有了挫折，有了苦难。
唐伯虎一生的色彩，在24岁左右基本就泼洒出去了。此后，尽管他可以画出最绚丽的山水、最美丽的仕女，但他的人生底色已经越来越淡，越来越淡。
弘治六年（1493年）前后，唐伯虎遭遇人生的第一次重创。他甚至来不及反应，老天就收走了他的亲情群。先是父亲生病去世，接着母亲、妻子、儿子相继而殁。
这还不算完。首次扛起家庭重担的唐伯虎，在连续办完家人的丧事后，连给妹妹置嫁妆的钱都没有了。次年春天，他满怀内疚，草草将妹妹嫁了出去，没想到，不久就听到了妹妹在婆家自杀的噩耗。
短短的时间，一个幸福的七口之家，只剩下唐伯虎兄弟俩。
回想此前肆意纵情的日子，恍如隔世。26岁那年，唐伯虎已愁出了白发。
命运要击垮一个饱经沧桑的人，很难；但要击垮一个顺风顺水的人，太容易。
如果不是老大哥祝枝山的规劝，唐伯虎或许早已沉沦到底。我们熟悉的唐伯虎，将会是另一副模样：也许是个废柴，也许泯然众人。
此时，唐伯虎的放浪，有一种借酒消愁愁更愁的无奈，有一种把自己往死里整的决绝，连风流界的扛把子祝枝山都看不过眼。祝规劝他说，令尊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你考取功名。
一语惊醒梦中人。唐伯虎重新振作，埋头苦读。他准备为他父亲再活一次。
他在《夜读》一诗中说：
夜来枕上细思量，独卧残灯漏转长。
深虑鬓毛随世白，不知腰带几时黄。
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
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
这样一个深夜勤奋备考的唐伯虎，是我们所陌生的唐伯虎，但他也是真实的唐伯虎。
3
用才气对抗命运，唐伯虎扳回一局。
弘治十一年（1498年），秋天，他参加应天府乡试，三场考下来，一举拔得头筹，成为大名鼎鼎的“唐解元”。
东山再起的唐伯虎，名声迅速达到顶点。主持应天府乡试的主考官太子洗马梁储，非常赏识他的文采，回京后逢人便夸。一堆知名、不知名的人排着队，想与他结交，有的是气味相投，有的是要攀附他的名气。
他在此时续娶了一名女子。这名女子也在憧憬着，他在不久的将来考中状元，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境遇一顺，唐伯虎的疏狂本性又回来了。
进京参加会试的路上，一个名叫徐经的江阴巨富子弟成了唐伯虎的超级粉丝。同船北上，富家子管吃管喝管娱乐，两人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抵京后，徐经不仅安排了唐伯虎粉丝见面会，还带着厚礼游走于豪门大宅。据说，他们拜访了会试主考官、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和礼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
会试考完，尚未放榜，就有言官弹劾程敏政私漏试题给徐经和唐伯虎。
这事最终因无有力证据，成了莫须有的指控，但牵涉其中的几人，命运已被改写—
程敏政，一个踌躇满志的政治家，骤然断送了政治前途与一世清名，愤恨而死。
徐经，余生再也未能走出科场作弊案的阴影，终生郁郁不自伸，以35岁壮龄客死翻案途中。
唐伯虎，继家庭大变故之后，遭遇命运的二连击，在世事无常、倏忽荣辱中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镜里自看成一笑，半生傀儡局中人。”他在诗中如此自嘲，嘲笑自己看不穿。
人生就像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这次命运直落，直接关闭了唐伯虎通往世俗成功的大门。
很难想象，心高气傲的唐伯虎是如何鼓足勇气回到苏州的。
他的声誉严重受损，此前捧他、粉他的人，开始踩他、黑他。他们曾经如蚁附膻，巴结唐伯虎，是觉得自己买了一张中奖率奇高的彩票，如今彩票失效，就成废纸一张。
首先弃他而去的是他续娶的妻子，顺手卷走了他所有的财物。
他在给挚友文徵明的信中说，连家里的狗都咬他，不让他进门。
人生得意，整个世界都顺着你；人生失意，连狗都与你作对。命运，就是这么赤裸裸，这么现实。
4
不曾深夜痛哭，不足以语人生。
这句话在别人是一碗鸡汤，在唐伯虎是一杯水，冷暖自知。
都说三十而立，唐伯虎差点三十垮掉。
他已经“死”过一次，何妨再“死”一次？在安顿好弟弟之后，他决定来一场千里远游。人回到山水之间，也就无生无死，无念无欲。
当然，说得难听点，这是唐伯虎的自我放逐，逃避故乡，逃避冷眼和嘲笑。
他先坐船去了镇江，登上金山寺，遥望天际隐约在烟霭中的金陵，想到当年身为唐解元春风得意的日子，不堪回首。
他又过江到了扬州，游览了瘦西湖。然后逆江而上，过芜湖，游庐山，观赤壁遗址。接着南下，游岳阳楼，观洞庭湖，上衡山。由此向东入福建，游武夷山、九鲤湖，从浙江回程。一路游览雁荡山、普陀山、西湖，再沿富春江上行入安徽，登上黄山、九华山。
一年后，他回到故乡，看过了许多美景，看过了许多美女，埋葬了记忆，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看来，唐伯虎已度过了一生中最低潮的时刻。
我们可以在这里简单复盘一下那场科举作弊案的历史影响。苦难劫厄，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科举案后，唐伯虎彻底回归体制外，人生获得了大解放。
科举求名之路从此断绝，使他摆脱了先人的期望、家族的责任；他离婚、析产，斩断了人事上的羁绊，从此“落拓迂疏不事家”；由于不能占鳌头、登台省，他自动卸下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责任，可以去追求个人艺术上的独树一帜。
科举案，作为标注在他身上的不良记录，也消除了他内心的道德禁忌。
唐伯虎之所以是唐伯虎，是因为他能将一个负面事件，以自己非凡的识见、奇思和胆量奋力反转出一片新天地。
所有人对他喊失败者的时候，他却迎来了最大的成功。在他的表面颓放之下，掩藏着对人生的精心设计。而这种人生示范意义，注定垂范百年，在李贽、袁宏道等人身上得以发扬光大。
读历史的人，总喜欢做些自私的假设。在唐伯虎身上，我也会这样“庆幸”地假设—
如果没有1499年的科场案，唐家也许会走出一个大官，而世间则少了一位大才子。
5
世界再大，大不过桃花坞。
旅行归来，唐伯虎退回内心，过一种随心随性的生活—卖画为生。
要感谢明朝中期发端的资本主义萌芽，给了不事生产、不走功名道路的人一条生路。都市繁华，资本涌动，文化绚烂，他们可以靠市场经济谋生。
写小说的，写鸡汤文的，写科举指南的，写喜联的，画画的，都有得活。一些人写写画画，还成了流行大咖，生活滋润得很。
唐伯虎红过，他的画一度卖得不错。
市场活跃，反过来也塑造了人的思想。有学者用“市民性”的概念来解读唐伯虎的思想，很有意思，说唐伯虎对个体的关注是一种新兴的价值观念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着眼于个人，而不是集体国家。
恰好生活在人性大解放的前夜，唐伯虎从中受益，并引领推动了这股风气的发展。
当世俗眼中的失败者，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别人已经无法左右他的人生。
你认为，他原本是根正苗红的青年，现在成了社会畸零人、多余人，这得多可惜。但他不这样想，你认为他失去的东西，他压根不在乎了。
他看上了苏州城北的桃花坞，在那里遍植桃树。靠着卖画积攒的钱，又跟朋友借了些，他在那里相继修建了桃花庵、梦墨亭、蛱蝶斋、学圃堂，又在草堂周围种上梅兰竹菊。
他自号桃花庵主，时常邀请祝枝山、文徵明、沈周等好友在桃花庵饮酒作诗。
在那里，他有时对着落花大声痛哭，有时又狂笑大叫—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换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多么潇洒的人生。魏晋风度是仗着士族底气，才能成形；而唐伯虎，一个落魄文人，以一己之力，最早书写了明朝风流，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他的一生，没有小说电影所虚构的秋香陪伴，但他此后续娶的第三位妻子沈氏，贤惠持家，伴他终生。
人生，再度按着他设计的轨迹滑行。
6
如果，命运不再捉弄他的话。
以下事件，搁在哪个人身上，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唐伯虎挺过来了，所以我可以平静地叙述下去—
正德三年（1508年），弟弟唐申过继给唐伯虎的长子不幸去世，年仅12岁。唐伯虎传宗接代的希望彻底湮灭。
一年后，唐伯虎亦师亦友的沈周辞世。
又过了两年，年仅33岁的好友徐祯卿去世。
悲伤和痛苦是一定的。但此时的唐伯虎，已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正德九年（1514年），江西的宁王朱宸濠征召天下文士，唐伯虎鬼使神差地应召而去。在南昌宁王府，他每日写诗作画，待遇优渥。不到半年，宁王不时暴露出造反的倾向，唐伯虎觉察出自己进了贼窝。他想走，又走不了。于是，装疯卖傻，日日纵酒，做些违规逾矩之事。正史的记载叫“佯狂使酒，露其丑秽”。这牺牲也蛮大的，把下半身都暴露出来了。但他做起这些背德之事，全无压力。
连宁王都受不了，最终把他打发走了。
5年后，宁王果然起兵谋反，很快被汀赣巡抚王阳明俘虏。
唐伯虎因为早早脱身，没有被牵连，但他内心亦曾有过难以言说的名节之痛。余生转而彻底投入诗酒书画的怀抱，在文艺中抒发苦闷的心情。
世人都说唐伯虎风流成性，实际上是被他的表象迷惑了。他确曾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然而，这名号背后的辛酸苦痛，恐怕只有自己明白。他颓然自放，然后说“后人知我不在此”。寄希望于后世的人懂我，而我们真的懂他吗？想想也蛮悲伤的。
他晚年有些过气，字画卖不动了，生活穷困潦倒，但仍执着地搞创作，坚信“万里江山笔下生”。他仍然深谙调侃的艺术，以内心的丰富去抵御外界的贫乏。他的诗，越老越辣，不学古人说话，只照现世的人说话，不揣度别人心里的意思说话，而只说自己心中想说的话。
他已进入了哲学思辨的层次，参透，放空，日渐脱离浮华现世。他曾写道：“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他唯一追求的是，真诚与率性。仅此而已。
50岁那年，他作诗自况：
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
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
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多道我神仙。
些须做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
他从来不是一个嘻哈成性的喜剧人物，透过他狂放的躯体，或许我们才能抵达他颠沛、曲折、苦闷、随性的复杂灵魂。
命运一次次捉弄他，而他把它当作自我淬炼的工具。这个社会畸零人、失败者、浪子，最终成了明朝乃至中国历史的文化象征。
在诗歌方面，他与文徵明、祝枝山、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在绘画方面，他和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明四家”；在人格追求与生活选择方面，他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时代。
致敬，唐伯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