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佟子健就到了论文答辩、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了。由于子健学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如果不想今后作教授的话，就没有必要再读博士了，硕士对于找公司的工作会更容易一些。
公司一般不会需要博士来做工程师，除非是做一些高技术的研发项目，不然的话就大材小用了，就算你自己愿意被大材小用，公司也不愿意这样做。在美国，这被称作所谓的“over-qualify”，也就是超资格聘用的意思。所以，一般的情况下硕士足已。
子健很快就顺利地答辩完论文，开始找工作了。当时，1992年到1993年期间，美国经济不景气，失业的人很多，找工作很不容易。而且，我们是外国人就更不容易了。
当时，美国最大一家电视台NBC的一位华裔女主持人，康妮·陈，在NBC的电视节目中以主持人的身份发表言论说：“这一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成了一批美国的华裔新移民，他们中间可能暗藏着许多潜在的、红色中国的间谍。他们会潜伏下来，在必要的时候刺探重要情报，特别是一些高科技性情报。大多数这些中国学生都在科技界，他们虽然现在身份不明确，但一旦中国召唤他们时，他们就会为中国工作。”看着她在电视上振振有词的样子，好像全美国除了她以外，其他华人都是间谍一样。
这样的言论从电视上一出来，就像在这批华裔新移民头上响起了一个炸雷，搞得所有的中国人都紧张起来，人人自危，生怕被怀疑是中国派来的特务。很多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都发现自己家里的电话受到了监听，人人走在大街上都低垂着头，忍受着从旁边射过来的怀疑目光。
本来在美国生存就艰难的中国学生，现在更是举步维艰，在本来找工作就不容易的情况下，这更是雪上加霜了。许多公司都不太敢雇用这批中国人，生怕招进来一个间谍。所有的华人都对康妮·陈的这种言论义愤填膺，不知道是有人指使她这样说的呢？还是她自己真这样认为的？无论怎样，作为一个华人，这样公开地中伤自己的同胞实在太让人寒心。许多华人都联名写信给NBC，对康妮·陈进行质问和抗议，并要求取消她主持人的资格。
后来，因抗议声浪太强烈，NBC在压力下不得不让康妮·陈引咎辞职。其实，我觉得她也挺可怜，这绝对是美国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只不过借她的口说出来而已。可怜我们这些从来都不知道间谍是怎么回事的中国人，今后在美国的生存道路上恐怕是坎坷不平、充满荆棘了。在当时，若有谁毕业后找到了工作，那就是特大喜讯，被视为“幸运儿”，消息会一直在中国留学生中传上好几个月。
子健有一个有利的条件，他所学的专业是电机工程，美国比较缺这方面的人。而且，他不仅学此专业，在中国国内已经有7年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子健写信给美国几家公司，很快就有一家公司给他回音，并让他去面试。我们开始忙碌起来，给他作去面试的准备。在国内，大学毕业后直接被分到工作单位，谁也没有面试的经验，现在还真有些紧张，不知该准备些什么。只是听人说，应该穿正式一些，准备一些专业技术方面的资料，以便公司面试人员问起可以对答如流。
我赶紧陪子健出去买西服。虽说出国前也做了一套，但现在拿出来一穿不成样子，太单薄了，晃哩晃荡的没法看，只好重新买一套。在西服店里看了看，吓一跳，高级一点的要几千美元一套，一般点的也要几百美元，我们那里买得起。转了一圈后，我们买回来了一套80多美元的深色西服，当时觉得已经是挺贵的了；但一想，找工作不投点资怎么行。
子健把资料准备了又准备，最后穿上西服去了。这一家公司就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附近，正是子健准备要去的哈蒙公司。当时子健穿上西服上车时，被学校村里的不少人看见，有人跟他妈说：“你儿子穿上西服还真帅”。子健本来长得高高大大，五官端正，浓眉大眼，再穿得正规一点，说他帅也不错。
子健去了。我和儿子，还有子健的母亲，当时她还在，都在家里满怀希望地急切盼望着他能成功带回一个工作来。这个工作对于子健，对于我们全家，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它与一般的毕业找工作不同，它是我们走出校园后是否能在美国真正生存下去的基础和保障，是我们在这里实现“美国梦”的必要条件。
子健回来了。他刚一跨进门，我们都蜂拥上去，迫不及待地询问面试情况。你一句，我一句，弄得他不知该回答谁。最后他说：“还可以吧，但是没有把握。看他们给不给我答复吧。”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全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回音。可是，几天过去后没有任何回答。我们失望极了，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正当我们感觉失落时，另一家公司，联合·斯威特，又打来了电话，请子健去面试。我们又激动起来。子健重整旗鼓，准备第二次面试。
联合·斯威特公司在滨西法尼亚洲的匹斯堡城。匹斯堡是美国的钢铁城，50-60年代时，这个城市很发达，是美国的重工业城市之一，也是出产钢材的重要基地。现在这个城市逐渐衰落了，美国基本都靠进口钢材。但是，以前的基础还在，还留下来一些公司在当地，特别是钢铁和铁路行业的。
子健去联合·斯威特公司面试回来后，感觉还不错，说技术考试问题都能回答得出来。公司里有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工程师，也跟他谈了几句。结果没两天，这个公司就给了他回音，说公司已经决定录用他，让他两个月后就去上班。
接受得这么顺利的主要原因还是多亏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工程师。这个工程师很能干，在公司表现很不错。他是一个20世纪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做电机工程方面很出色的工程师，20世纪80年代因亲戚关系出了国，现在已经是这家公司的骨干力量。公司对他很信任，只要他说可以，公司一般会尊重他的意见。由于他的缘故，公司对中国人的印象也很好，没有过多的顾虑和怀疑。
得到录取回音的当天，我们全家欢欣鼓舞，烧上几个好菜庆祝了一番，感到有一种不再是悬在半空中，两脚真正踏在了这块土地上的踏实感，感到通向美好的未来真正有了希望。这对我们全家来说确实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在美国，如果找不到工作，就没有生活来源，就算有了绿卡也无法生存下去。有一个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全家的依靠。
这个喜讯被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整个校园。人们纷纷来道贺，来取经，这仿佛已经不是我们一家的喜事了，而是全校中国留学生的喜事。这让他们感觉振奋，感觉有希望。
哈蒙公司始终没有给子健回音，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也许比较保守，从来没用过什么外国人，不太敢用吧。其实，如果这家公司能接受的话，应该更好一些，它离我们居住的哥伦比亚小城很近，开车两个来小时。如果在那里工作，周末都可以回来看看。我当时还在读博士，不可能马上完成，还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可事与愿违，也没有什么办法。当时的情况是你找工作，不是工作找你；能找到一个工作已经是很幸运，已经是被很多人羡慕了。一切都只能是以工作为重了。
1992年底，子健买了一辆深蓝色崭新的日本本田车，准备去匹斯堡上班了。我记得当时我跟子健一起去买车的情景。这可是我们的第一辆新车，子健挑选得特别仔细，从价钱、型号、颜色等等方面一一地跟汽车代理商谈论，恐怕就是选老婆都没这么仔细呢。最后，我们以15000美元的价钱谈下来了。
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只能是向朋友借钱交了底金，再凭公司的聘书贷款后分期付款，才算是把这辆车拿下了。
开着新车，子健欣喜若狂、激动不已，尽情地欣赏着。我想，他现在的心情一定是最舒畅、最愉快、最春风得意的时候，找到了工作，刚买了新车，立刻要去奔赴崭新的岗位，大有一翻前程似锦的感觉。我在旁边真有些嫉妒了。
就这样，佟子健怀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去了匹斯堡，去准备打开美国生活奋斗的新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