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世界城市理论的演变
纽约、东京、伦敦等国际大都市，通过汇聚全球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取得了领导者的地位，被称为具备全球影响的世界城市。然而，世界城市的内涵，也即世界城市的精确定义以及判定标准，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加深，在发生着变化。
一、20世纪60~70年代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1915年英国学者格迪斯（Geddes）在其所著的《进化中的城市》中，首先提出世界城市，是指集中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的城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概念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直到20世纪60~70年代，跨国公司得到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英国地理学家霍尔（Hall，1966）重新将世界城市带入了城市学者的视线，此时他所概括的世界城市是指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商业、文化和人口中心，判断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状况以及城市规模等方面的内容。他确定的世界城市主要有伦敦、巴黎、莱茵一鲁尔区、兰斯塔德、莫斯科、纽约及东京。霍尔之后，海默（Hymer，1972）注意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主要强调了世界城市的经济交流，在1972年提出用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的多少来对世界城市排序。
二、20世纪80~90年代
80年代，另一位城市规划权威弗里德曼（Friedmann，1986）吸收了社会学家卡斯特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哈维等人的观点，从新国际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的角度，于1986年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将世界城市看作对全球经济具备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城市。假说认为：（1）城市与世界经济整合的程度及其在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将决定城市任何结构性的变化。（2）世界城市将成为全球性资本流动、连接生产和市场的结点，资本的空间流动为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可能。（3）世界城市的全球控制功能直接反映在产业和就业结构中，世界城市由少数快速成长的产业所支撑，如国际金融、国际交通联运、以及各种工商服务（包括广告业、会计、保险及法律服务等）。（4）世界城市是全球资本的集中地。（5）世界城市是国际、国内劳动力以及移民的主要集中地。（6）世界城市产生空间与阶级的分化。不同的阶层居住在城市内外不同的空间中。（7）世界城市中新移民的涌入，产生医疗、教育等超过政府支付能力的高昂的社会成本。
从弗里德曼的假说（特别是其中的第3点）开始，主流的世界城市研究由先前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概念，转向主要强调经济发展，特别是特定的少数产业的重要作用。社会学家萨森（Sassen）继承了这一思想，于90年代提出金融、保险、房地产等生产者服务业的高度发达是世界城市对全球产生影响的主因。英国拉夫堡（Loughborough）大学以地理学者泰勒（Taylor）为核心组成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 GaWC）也对此推波助澜，在他们对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中，运用生产者服务业中的跨国公司在国际城市间的联系度来测算城市的网络地位作为判定世界城市的标准。其主要贡献是在测算的技术方法上，其理论的根基与弗里德曼和萨森是一脉相承的，仍然主张生产者服务业在世界城市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
20世纪末期的世界城市研究，最具影响的是弗里德曼的假说，之后的学者大都沿袭了其核心思想。然而，在笔者看来，后继的萨森、泰勒等学者的研究中，很少注意到或者论述到弗里德曼世界城市假说中隐含的一个前提，即：从新马克思主义和阶级冲突的视角来看城市发展。后继的学者也许没有和弗里德曼持有完全相同的视角，然而，他们不约而同的将经济发展，特别是金融业等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看作判定世界城市的标准，因而其理论根基仍然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嫌疑。
三、21世纪之后
世界城市既是对一类城市的特定称谓，也是一种城市发展的模型，强调生产者服务业的作用以及全球各种流动要素的影响。21世纪之后，随着人们对消费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的发现和文化经济的兴起，城市发展理论有了一些新的论点。创意城市、消费者城市等一些新的城市发展模型，对世界城市理论形成了冲击。尽管这种交锋不是正面的，而是各自自成体系，但是三者都将经济实力雄厚，具有全球影响的纽约、东京、伦敦等城市作为解释对象，因而这些理论之间的竞争也是显而易见的。
格莱泽（Glaeser，2001）指出在新的世纪里，城市发展将日益取决于能否提供适宜消费者居住的足够有吸引力的环境，提供高水平的餐饮、娱乐等消费服务业和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务业，以及好的气候和交通状况等。具备这些要素的城市被称为消费者城市，在城市发展中最具竞争力。佛罗里达（Florida，2002）将从事艺术、科学、管理等职业的精英概括为创意阶层，指出那些能够吸引创意阶层的城市（也常被称为创意城市），是最具竞争力的城市。科瑞德（Currid ，2007）对纽约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艺术、音乐、时装等文化创意经济一直是纽约发展的重要原因。相较于生产者服务业的重要性呈现下降的趋势，文化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斯多波（Storper，2009）将世界城市与消费者城市、创意城市三种理论概括为当今有关城市发展的最具影响的三种学说，并对三者内部的一致性产生了怀疑，主张对包括世界城市在内的相关理论模型加以改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城市的内涵，由先前部分学者所主张的单纯的生产者服务业主导转向了多种认识的争鸣。按照世界城市、消费者城市、创意城市三种模型，纽约、东京、伦敦等城市的发展动力分别来自于生产者服务业、消费者服务业和创意产业。事实上，三种产业类型在纽约、东京、伦敦中均占有较大比例。根据科瑞德（Currid）的著作，在纽约各行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中，教育、医疗等专业技术服务业排名第一，经营管理业第二，金融业排名第三，艺术和文化排名第四。按照行业的区位商（纽约某行业就业人口比例与美国全国该行业就业人口比例之比）来统计，艺术和文化业位居第一，教育、医疗等专业技术服务业排名第二，媒体业位居第三，生产者服务业中最重要的部分金融业只排名第四。相较于就业人口比例，区位商更能反映行业的竞争优势。因而科瑞德指出纽约最大的竞争优势是艺术和文化产业，而不是金融业或者其他生产者服务业。
21世纪之后，在学术界，纽约、东京、伦敦等世界城市的发展不再被一致看作生产者服务业所主导，文化产业、消费者服务业等的作用被日益重视。由于文化产业强调文化氛围的作用，消费者服务业强调教育、医疗等社会发展指标的重要性，这些新的理论模型所论述的城市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事实上，随着文化、经济、社会的交融，更多的指向了城市文化、社会发展方面。目前，如斯多波（Storper）所期待的，整合相关理论模型，建立新的世界城市发展理论尚未明确提出。然而，我们在分析国内城市（比如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时，需要注意这些新的动向，而不是固守20世纪的学说，才能从世界城市更深层次的内涵出发，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提出更为切合的建议。
综上，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社会的发展，世界城市的概念和评价标准有所变化。早期世界城市是指世界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的崛起和新国际劳动分工的确立，世界城市是指跨国公司总部聚集地和全球金融中心。21世纪之后，随着文化经济的崛起和人们对消费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性的再认识，世界城市有了新的内涵，正在从单纯的经济中心，转变为集聚科技、文化、娱乐、教育和医疗等多种高端人才的中心。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不仅仅是发展金融业和总部经济，而是要从多方面人手，建设富有活力、利于创新、适宜居住的现代化的国际都市。
第二节 世界城市的发展模式
全球化与本土化是构建全球城市地理版图的两种关键力量。世界城市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在经济、社会、文化、信息等各种流动要素的节点上取得的一种平衡。这意味着世界城市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具有全球化时代的空间节点的共性，比如第三产业高度发达、集聚跨国公司总部、吸引高端人才、创新能力突出等；与此同时，由于各地本土文化、制度、经济基础等有所差别，世界城市的形成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发展模式。
举世公认的三个世界城市中，纽约强调在市场经济作用下自由发展，其世界城市地位的确立是伴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不断集聚全球各种资源，特别是欧美的资本、人才、科技而发展起来。伦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与纽约类似的，依靠着连接欧洲和美洲的桥梁作用，汇聚全球金融、人才，成功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城市。与纽约相比较，伦敦城市发展中较多接受了规划的指导，因而其发展可以概括为规划引导模式。东京的发展模式与纽约和伦敦有很大的差异，作为东亚文化背景下的国家首都，其发展中强调集体主义的作用，国家在东京经济发展中，以及其全球城市地位的确立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是一种国家战略的发展模式。
一、纽约的自由发展模式
2008年纽约的GDP为1133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13.7万美元，居世界第一。纽约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在过去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它位于连接美洲和欧洲大陆的咽喉，是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第一大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各种资本、人才、信息要素汇聚于此。同时，纽约是世界城市中惟一不是首都的城市。因而，其发展更多的是自然的过程，其世界城市地位主要是受到市场力量的自然驱动而确立的，较少受到政府、特别是国家政府的干预。
（一）产业结构自然变迁
纽约历史上曾经是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工业城市，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新国际劳动分工逐步在国际经济中确立，跨国公司将制造业逐步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同时，将公司总部集中在信息、资本更为发达的像纽约这样的大都市。这样的背景下，纽约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集聚了全球最大的25家国际银行中20家，10家最大的证券机构中的8家和219家国际银行的分支机构。保险、房地产等处于全球绝对领先的地位。
21世纪以来，纽约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正在兴起新一轮服务业升级，更加积极发展文化创意、卫生、教育休闲等服务业。这与著名社会学家丹尼斯·贝尔分别对应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提出服务业发展三阶段论，即由个人服务和商业服务到金融商务服务，最后到休闲服务和公共服务是一致的。纽约休闲和公共服务业在以下两个方面发展最为迅速：
首先是文化产业，纽约逐渐成为全球文化中心城市，集文化艺术中心、保健教育中心、室内设计中心、时装中心、旅游中心、信息中心等多功能为一体。目前纽约有着众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科学研究机构和艺术中心，美国三大广播电视网和一些有影响的报刊、通讯社的总部都设在这里。
其次是专业服务业。在2010年，医疗服务业已经成为纽约就业量最大的产业部门，有60万雇员，有美国最领先的医疗机构。教育方面，纽约有美国最大的大学城，现有学生62万人，100所大专院校人驻。金融危机后，纽约大力促进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的融合发展。纽约市正着手发展美国最大的生物医药研发基地，利用当地9大学术研究中心和美国最大的医学研究机构，保持纽约生物医药的领先地位。
（二）非政府组织助推公民参与
纽约城市治理中凸显小政府的特点，因而其发展是伴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而进行的。1890年，移民及其在纽约出生的子女占纽约市人口的80%。大多数外来移民在“美国化”过程中遇到艰难和困苦。为了摆脱困境，也为了组织起来互助，他们建立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社会重构。这些组织包括环境保护、人权团体、照顾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学术团体等。
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经常主动找到政府官员表达他们的观点。政府官员也希望与市民谈论他们的计划和目标。一方面，政府官员要政绩上有所建树，就必须深入基层；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在个人职业和社会交往中，也经常接触各种团体的领导人。这些接触使得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有了额外的机会向政府官员施加影响，表达愿望。
（三）注重城市环境建设
纽约市的崛起离不开城市良好的环境与要素支撑。纽约注重交通、场馆等硬件环境的建设，也注重政策法规等软环境的培育。这是纽约政府主要关心的领域。
在硬件方面，纽约主要投资在教育、环境保护、交通建设等领域。在2002-2011年，纽约市政府在中小学教育方面投入133亿美元用于改善学校校舍、运动场、图书馆等设施，以及加强治安维护。在交通运输业投资106亿元左右用于桥梁和公路的建设；投资92亿美元用于环境保护，其中45亿美元用于水污染控制。
在软件方面，在纽约市政府的杰出工作之下，社会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社会治安等领域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特别是社会治安的改善，为纽约打造宜居的城市环境，维护其世界城市的地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纽约曾经是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纽约的社会治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但成功遏止犯罪，还成为美国最安全的大都市之一。纽约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一体化的警察机构，创新治安管理模式，通过扩大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范围，建立社区法院等手段，迅速扭转了不良的治安状况。
二、伦敦的规划引导模式
作为英国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伦敦的发展历程是英国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缩影。“二战”后伦敦60多年发展的历史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即建立一个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具有其独特风格的国际性大都市必须要有一个长远规划，一个指导原则并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规。英国政府和伦敦市政当局对伦敦的城市性质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即巩固和加强伦敦作为国际商业、金融及贸易中心的地位，使其成为国际性的旅游、观光、消费、休闲城市。
建设和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市政、交通、环境、商业等各个部门的协调合作。英国是一个实行自由市场竞争的国家，但政府对城市发展的宏观管理和政策指导还是相当严格的，不能允许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政府同时通过各种法律、法令、法规对诸如城市建筑的高度、汽车尾气的排放、公共绿地的比例、商业网点的布局、公共交通的线路设置作出严格的规定。伦敦的世界城市建设可以概括为规划引导模式，其突出特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产业发展规划
大伦敦地区受英国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因而其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的选择也受英国政府的影响。1997年7月，英国政府成立文化媒体体育部，新当选的布莱尔首相亲自担任“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主席，并于1998年11月提出《创意产业图录报告》。通过这种方式，大力推动英国和伦敦创意产业的发展。2002年，英创意产业增加值达809亿英镑，成为英国第二大产业（仅次于金融服务业）。2003年，英国首相战略小组指出，以就业和产出衡量，伦敦创意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金融业。
（二）交通规划
针对世界城市规模庞大、交通拥堵的普遍问题，伦敦设计了多种交通方式有机结合的高效率的交通体系。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放大枢纽的作用，伦敦非常重视综合型现代化枢纽建设，给予了大量倾斜性扶持政策。
一方面，伦敦非常重视硬件建设与经营，在停车场库建设方面，政府直接将土地划给建设方使用，同时将道路停车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补贴日常经营。另一方面，伦敦重视枢纽方案优化设计等软实力的提高。围绕换乘目标，精心布设线网，尽可能满足市民多方式、多向位的便捷换乘要求。无论是对外重要交通节点，还是市区换乘节点，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尤其是城市轨道交通之间以及城市轨道交通与道路公交之间的换乘十分方便。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思想和一流设计水准，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伦敦公共交通的运输效率。
（三）文化品牌的宣传和推广
如同为产品建立品牌识别一样，有一个清晰、富有个性化的品牌识别是城市品牌化的最终目的。国家品牌专家西蒙·安霍尔特发起的第二届全球年度城市品牌指数报告中，伦敦再次击败纽约、巴黎等强劲对手，蝉联全球城市国际品牌形象调查第一。这与伦敦重视城市品牌的营销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伦敦建立了特有的城市品牌识别系统，找出伦敦的亮点进行品牌定位。分为初步分析、建立品牌核心价值、根据核心价值创建识别符号三个阶段，历时二十周对伦敦的城市品牌进行了设计。品牌建设的专家组采用定量化的方法来进行初步分析并阅读了大量的文件资料，比较伦敦与其他竞争城市的不同，然后，在巴黎、纽约、汉堡、东京四个国际都市对商界及政府领袖进行了广泛的意见调查，以测试品牌定位是否符合伦敦形象。其次，伦敦政府的每一个外事活动都不遗余力宣传伦敦。伦敦市长每年都要安排出访计划，参加各类活动宣传推广城市品牌。
三、东京的国家战略模式
国家战略的需求在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首都东京的崛起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在本国政治力量的干预下，东京作为首都，击败大阪，发展为国家第一经济中心；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集聚大量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总部不同，东京依靠本国企业的全球扩张，发展为日本的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地，成为世界城市。其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世界城市建设的国家战略模式，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合一
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合一是东京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因素。东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是出自国家对全球经济力量的衡量，以保持国家自主权为主要考虑。日本制造业发端于私营企业，但是国际化过程受国家政策的引导。很多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将制造业部门转移到其他国家，但是，将总部留在了日本的中心城市，特别是东京。
（二）控制金融体系，引导产业发展
日本是一个有着深厚家庭主义根基的社会，在日本建立现代经济的过程中，国家发挥了核心作用，但不是通过国家所有制这种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引导高度竞争的国内市场经济的运行（Dicken，2001）。日本特殊的经济体制，通常被定义为政府主导型。政府对大企业给予特别优惠政策，促进大垄断企业实现超高速增长。垄断大企业同政府紧密合作，使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机能充分运转。日本企业的运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市场本身的投入产出规律，而是保留了强大的政府干预，获得了份外的支持力量，并得力于大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使得它们能够借助团体的力量在短时间内集中资金，将新式产品迅速打入国际市场，实现经济起飞。
（三）规划引导城市布局
东京都市圈人口有3000多万，占日本全国的四分之一还多，GDP占全国50%以上。东京都市圈的规划，既关系到其世界城市地位的确立，也关系到整个日本的发展。历经五十年的日本东京都市圈的规划建设，是适应了日本经济与城市化发展需求的，它对促进经济的可持续与人口在空间的合理配置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都市圈规划的核心是要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过渡。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京就确立了以分散、均衡、协调为目的的“多中心”发展模式。据此，东京都在其制定的三次“东京都长期规划”中，提出为了避免城市功能向东京中心区的过度集中，在东京建设多个各具特色的副都心，使其形成一个多核心的开放式的城市布局。伴随着东京西部郊外大规模住宅区的开发建设，形成了池袋、上野、新宿等副都心。
四、对北京的启示
纽约、伦敦、东京三个世界城市的发展有很多共性，但是也有不少差别。其共同点主要表现在经济高度发达、国际化程度高、对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均有强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然而，这几个城市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形成过程是不尽相同的。由于文化传统、国家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差别，纽约和伦敦的城市发展建立在自由放任的经济基础之上，东京则更多体现了国家政治的意志，受到了政府的干预。
我国和日本的经济体制中都存在较多的政府调控行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似乎应该走东京的国家战略模式。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资，对于国际资本持有相当开放的态度；而日本对外资则严格控制，只购买国外的生产许可和先进技术，这一点北京和东京是根本不同的。因而，北京的城市发展模式注定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它强调吸引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同时，它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引导产业升级。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需要以产业发展为核心，走一条大国特有的包容式的宏观调控道路。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一个新的动向，长期以来，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被认为是世界城市经济的核心。然而，张晨光等（2011）和赵继敏（2011）均曾指出21世纪以来，以纽约为代表的世界城市服务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改变，即更加积极发展文化创意、卫生、教育、休闲等服务业。这并不是说北京不需要发展金融，金融仍然是而且将来一定是北京的支柱产业之一，而是说需要更加重视发挥自身优势，更加重视发展体现城市功能定位的服务业。北京的服务业要在世界城市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充分体现首都“四个服务”的特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释放历史文化名城的潜力；大力发展高技术研发服务业，发挥人才聚集优势，用好中关村各项先行先试政策，在若干领域走在世界最前列。这是未来城市竞争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