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课题是用λ噬菌体作为载体，构建一个百日咳菌的基因库。在这个课题中，我需要将百日咳基因组DNA从菌体中提取出来，打成小片段，接入到λ噬菌体载体中去。整个过程大约要花两个月的时间。
分子生物学我以前很少接触，课题中的一些方法和手段我以前也没有用过，所以，我对这项工作有着很强烈的新鲜感，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整个过程中，我很努力地去适应实验室的新环境，去掌握所有遇到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当我切割的DNA能在紫外光灯下的电泳琼脂胶上显现出来时，我真的兴奋极了。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DNA，第一次能检测出我所提取的DNA啊！我怎么能不激动、不兴奋呢？
基因库建好后，我在方法和技术方面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这让我很想学习和见识更多的东西，仿佛前面的道路无限光明和宽广，有更多更新的东西正在等着我呢。帕克曼教授也为我上手得如此顺利而高兴。
接下来，我需要从构建好的基因库中筛选出一些有意义的基因来。我们准备采用磷酸过氧化物酶显色的方法来筛选，这是一种利用硝酸纤维膜吸印，抗原-抗体反应的方法。由于该方法过于敏感，出现很多假阳性，以至于我最后不能用此法筛选出我们所需要的基因。
随后，我又参加了以克里斯蒂娜为主负责的另外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是将几个含有百日咳有效抗原基因的质粒DNA转入沙门氏菌中，然后去感染小鼠；最后，检测小鼠是否能产生百日咳IgA分泌抗体。我在这个课题中主要负责将感染后的小鼠洗胃洗肠，然后测定这些胃液和肠液中的百日咳IgA抗体。
小鼠的气管和肠管都细得如同一根粗棉线，只能用带圆头的小号针头在灯光下全神贯注、双手不发抖的情况下才能插进去；一旦操作不好，气管就会破裂。真是一个细致活，快赶上眼科手术了。
克里斯蒂娜好像显得有些犹豫，大概是担心我做不了。
“你行吗？”克里斯蒂娜问我。
“我试试吧。”我回答，其实我自己也没多大把握。“我以前在中国做过不少兔子和小鼠的实验。”我的意思是对动物实验还是有经验的。
克里斯蒂娜和帕克曼站在我操作的小手术台旁，看着我成功地做完了两只小鼠，她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大概是认可了。
在国内，我还从来没做过如此精细的动物实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技术上极好的锻炼。这项工作后来已被发表。
随着“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发展，美国对待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政策也在逐渐放宽。后来听说J-1签证的人，也就是中国公派的人员都可以免去回国的要求。我就决定留下来，从访问学者的身份转成了学生，开始准备考托福和GRE。在此期间，我也同时在为佟子健——我的丈夫，办理出国手续，想给他直接办出国留学。当时传说，如果不快一点，很有可能就都出不来了。中国政府正在抓那些“六四”的发起者，他们都在往外国逃；中国政府很可能停止所有办理出国的手续。我很着急，想尽快办理子健申请学校的一切手续。
当时，我很想给他申请计算机系，觉得计算机专业当时正在飞速发展，今后前景一定不错；再说，这也是子健本人的意愿。我匆匆地拿着他的申请材料，托福、GRE和大学成绩单等，去找计算机系的研究生部主任，把申请表以及所有的材料都交给了他；并且说明了当时的紧急情况，希望能够来得及申请明年初的冬季入学。
当时已是1989年的10月份，学校12月份就会结束所有冬季入学的全部手续。
我跟他说了中国现在的情况，如果不尽快地办理接受手续的话，中国政府可能就不会允许他们出来了。这个中年的瘦高个主任看了看成绩单，当时的态度很不耐烦。
“为什么有些科目的成绩只是pass（通过），而不是合格？”他皱着眉头问。
“因为这些科目不考试，没有成绩，只能用pass（通过）或者no pass（不通过）给成绩。”我急切地解释说，“这也就是美国所给的合格与不合格。我认为这可能是翻译上有点问题。”
那主任怀疑地看了看我，没说话。
“你把材料留在这里吧，我们过几天就开研究生审批会，我们讨论讨论吧。”他最后说。
不管怎么说，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至少他同意讨论讨论。
一个月后我又去了，那主任脸上带着有点幸灾乐祸的微笑对我说，他们决定不录取了。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有些绝望。我很难过，也很生气。
“那就请您把材料还给我吧。”我对他说。
我心想，你既然不同意，当时就不应该收我的材料，耽误我这么长时间。
我拿着材料立刻就往电机工程系跑，找到了研究生部主任，又把情况说了一遍。这个主任是一个50岁左右、神情和蔼的人；他听我说完，看了看成绩单，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是pass（通过），而不是合格？”他问。
我给他解释了；可我也知道，我的话很难让人相信。我跟他说，如果这里能够找到中国来的教授，我就能让他们来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系正好有两位从中国来的访问教授，你可以请他们来解释。”主任立刻说。
没想到这么巧，我像找到了救星一样。
“好的，我马上去。”我说。
我立刻去找到了这两位教授。说来也巧，其中有一位教授正好是从佟子健毕业的那所大学来的；另一位是熊教授，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人。两位教授很欣然地同意为我解释和证明此事；他们立刻找到了研究生部的主任，说明和解释了此事。后来，电工系还专门请这两位教授作了一次讲座，讨论关于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现况。
就这样，子健顺利地被电机工程系接受为硕士研究生了。当时已经是11月份了，没想到竟然还是赶上了当年的接受录取。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签证了。当时的签证是一个巨大的难关；出国留学就如同古时的“鲤鱼跳龙门”，只有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的人能够跳得过去。除了录取通知书以外，还需要有奖学金和经济担保人等，才有可能签准。我冥思苦想了好久，没别的办法，只好去找帕克曼教授。
我跟她谈了当时的紧急情况，并且告诉她，想请她作经济担保人。她浏览了一下担保书，然后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我想当时我一定是满脸焦急的神情。她脸上的神情仍是那么和蔼亲切，看不到任何不悦和厌烦的痕迹。她又低头看了看担保书，思量片刻，二话没说就在担保书上签了字。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分量，其实这个签字并不像在中国那么简单随便，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如果子健来了，不能自食其力的话，帕克曼是必须供养他的。签字之前，帕克曼一定也是有压力的，一定也想到过这些后果。她凭着对我的信任和想要帮助我的愿望，在担保书上签上了名。
现在就差奖学金了，这可就难了，特别是工科。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去试试。
我又去找到电机工程系的研究生部主任，他已经认识我了，很客气地把我让进了屋。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耽误，寒暄两句后立刻切入正题，我告诉他，现在签证非常困难，如果没有一些奖学金是根本无法签准的。他听完后考虑了一下。
“我可以给他一种免去外州学费，每学期还有250美元的奖学金。”他说。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真的吗？”我问。
“当然。”他笑了笑说。
他立刻拿出公函填写上，注明奖学金是给佟子健的。然后，他就把信递给了我。
我拿着信，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非常、非常地感谢！这下问题应该都解决了。”我激动地说。
我千恩万谢地走出了办公室，高兴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在美国，工科几乎是没有奖学金的，就是有，也是非常非常的少。这虽然不是正规的奖学金，但免去了外州费已是免去了很大一部分学费；而且这多少也可以算是一种奖学金了。
我把所有办好的材料都寄给了子健。结果，他非常顺利地就拿到了签证，可以说是一次性成功，这在当时的访美签证中是很少见的。美国大使馆签证官一看录取书、美国教授的经济担保和免外州费的奖学金，立刻就给了签证。于是，1990年2月，佟子健就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了美国。
直到子健来到美国之前，我还是住在那栋房子里。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同学、朋友来访，可都认为这里的条件太糟糕了，特别是做饭的厨房。可是，很奇怪，楼里的人都毫无怨言地住在里面；而且，还有人排队想进来。大概是这里的房价太诱人了吧。
我们的厨房在地下室里，墙是由一些凹凸不平的石头砌成的，由于岁月的侵蚀和油烟的熏燎已经发黑。屋内光线昏暗，只有两个露在地面上的半截透气窗能透进一点点微弱的光，就是在白天也需要开灯才能看清屋内的一切。屋里只有一个油腻腻、黑黢黢的煤气灶和一个油乎乎的吃饭桌。每当走下厨房时，都仿佛是走进一个什么地洞，一开灯，就会听见“刷”一声，煤气灶上和桌子上的蟑螂们就拼命往墙角逃去。有时甚至在桌上吃饭时，也会有几个胆大的蟑螂走出来抢食，连打都打不走，真是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有一次，一个朋友怯生生地跟着走下来，战战兢兢地连腿都不敢迈；他皱着眉头说：“我怎么觉得下到了地狱。”还真有点形象。看来，美国不仅有“天堂”，也会有“地狱”，就看你看到的是哪一面。
每一次走进卫生间时，我都有一种哪里都不敢碰的感觉，特别是在淋浴间里；因为到处都是黑黢黢的，生怕自己沽到点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碰呢，每次进去都有点像耍杂技似的。尽管老刘的太太也经常打扫，但还是无济于事。我以为只有我有这种感觉，后来听见萌萌和米莎都这么说。
我住的小房间虽然没有厨房那么糟糕，但也好不了多少。到了深秋季节，一下雨就开始有烦恼了，屋外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子健没来前，我用一个盆在里面接雨；他来后，铺了一个地铺，雨就正好滴在铺上，简直无法睡觉。房东后来找人修了一下，可也没修好。说实在的，我在中国都没有住过这么破的房子；没想到，到了“天堂”反而有机会住住。
我们实在没法儿再住下去了。再说，这小屋也无法住两人，实在不是什么长久之计。我跟子健商量了一下，准备搬出去。我们申请了学校的公寓，没几天就搬进了学校的研究生生活村。在那里，我们开始了我们真正的留学生涯。
不久，我的梦想之一又很快地实现了：通过托福和GRE的考试我正式被录取为一名博士研究生。如果说我来美国是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如更准确地说我是来追求知识和学位的。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从“文化大革命”的封闭中走出来，对知识有着一种狂热的追求，既崇拜又渴望，热情一点都不亚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甚至把知识和美好生活等同起来，认为有知识才能有美好生活。我从小对那些留过洋的学者都是高山仰止，打心眼儿里佩服和崇拜，总想有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能有这样的殊荣和尊敬。现在，我人在美国，怎么能不拿到学位就回去或干别的什么呢？尽管当时我英文说不太好，也不能全都听得懂，可是我决心已定，这个博士我是一定要拿的，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
两个月后，经帕克曼教授的介绍，我们在一家修车行里买了一辆二手车，是一辆1982年的、已开了十几万英里的白色美国雪佛兰车。车行的人把发动机换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以500美元的价钱卖给了我们。车虽然老，但能开，供我们在小城里购购物是足够了。于是，子健开始跟熊教授学车，然后教我；我们就这样有了第一辆车，也都学会了开车。不幸的是没过多久，我们的第一辆车在一次小车祸中被毁掉了。
那一天，我和子健两人都刚考完试，又碰巧是端午节；下午5、6点钟的时候，我们就想出去买点什么好吃的回来庆祝一下。刚开到市中心，远远的一个红灯，子健当时有点走神，也许是因为刚考完试没回过神来吧；虽刹了一下车，但没刹死，让车子继续往前滑，结果撞到了停在前面的车屁股上。其实撞得并不厉害，已经刹过车，没多大的冲力；可我正好没戴安全带，一头撞在挡风玻璃上，把挡风玻璃都给撞裂了。我当时就像脑子要裂开了一样的巨疼，疼得大叫，可是，十几分钟后就基本回复了正常。
当时，警察和救护车都来了，要把我送进医院；可我们知道车祸的错在我们自己身上，不敢去医院，保险公司是不会报销医药费的。我们执意不去。
“你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警察说。我固执地摇摇头。
说来也奇怪，前面那辆车，看起来一点事也没有，我们只是撞在了它的后保险杠上；而我们的这辆车却是一副惨状。也许是老车不经撞吧，除了前车玻璃撞裂了以外，两个前车灯也掉了出来，因为有电线连着，没有掉到地上，像是挂在眼眶外的两个眼珠子，那状态惨极了。万幸的是人没受什么大伤，车也是旧车，就不去心疼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保险公司还赔了前面的车1000多美元，真想不通。不过也没别的办法，谁让我们自己不小心一点呢。我们把前车灯塞进去，又开了一阵，就以200美元的价钱卖掉了。
后来，在电子工程学院一个研究生的帮助下，我们买了另外一辆二手车，一辆1984年的丰田卡罗拉，花了1600美元，一直开到了我们毕业。我们跟这辆车很有感情，它一直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漫长的留学生活。我们开着它去过很多地方，去过怀俄明州的黄石公园；去过圣路易斯；去过堪萨斯……毕业后，我们又开着它从密苏里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匹斯堡，也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居住城。
后来，又在一次小车祸中，佟子健与另外一辆车斜撞，把它彻底地毁了。当把这辆车拖到废车厂去时，我们全家三口都很难过，像告别遗体一样，目视着躺在废车堆里的车子好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我和子健各自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中。第一学期的课我没想选得太难，选了一门3字头的课（初级研究生课）和一门2字头的课（大学生高级课程）。美国大学的课程都有数字代码；本科生的课初级一般是101、102…高级一点的是201、202…研究生的课初级一般是301、302...…高级是401、402…开学的第一天，我怯生生地走进了生物化学课的大阶梯教室，看见前面黑压压一片晃动的脑袋，有黄色的、有褐色的、有黑色的，心里不觉有些紧张起来。我悄悄在后面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洋学堂，教室是以前中国大学教室的5～6倍大，讲台上的黑板都是四块拼到一起的；座椅也不像以前中国的那种一个课椅配一个课桌，而是像剧院里一样，只有一排排的靠椅，每个靠椅前面都带有一个连椅把的小写字台。讲台前除了黑板外还有一台投影仪，老师好像不在黑板上讲课，而是要直接在投影仪上讲。
我环视着周围的一切，一种神秘的、近乎于幻想的美好感觉袭遍了我的全身；这一切似乎笼罩上了一层神圣而高深莫测的气氛。这是不是就是我想象中的神圣的知识殿堂啊？
上课铃响了，进来了一位50多岁、矮胖、戴着深度眼镜、梳着分头的白人男子。这个教授看起来很渊博的样子。很不幸，一堂课下来，我一句也没听懂。尽管我努力地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还是像听天书一样，“飞机”坐得连吨都不打。
完了，彻底完了，我的英语能力离听懂讲课还差得远呢；因为它不仅是语言，还是在这种语言基础上的逻辑思维和专业术语。怎么办？我的心开始悬了起来，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担心我是否能把这门课上得下来。本来我以为我是生物化学的本科毕业，上这门课是捡学分的；没想到，这门2字头的课却把我给难住了。
这门普通生物化学是美国大学生的核心课程和必修课程，许多今后想学医的好学生都得学这门课，竞争很厉害。你如不太掌握大学生的学习方式，还真有可能搞不过他们。首先，我的英文能力较差，加上这门课的老师虽看起来很渊博，但是一个非常呆板、缺少教学技巧的老师；几乎整堂整堂的课你就看见他在投影仪上抄写着那些基本概念，讲课和解释非常有限。他可是我见过的最呆板、最没有讲课技巧的老师了；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
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硬着头皮上下去，大多靠课下自己看书。虽说上课过程中英语能力提高得很快，到了后半学期也能听懂大半；但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了，败局已定。其实，当时我也不太有经验，我如果能照着他抄写的都抄下来，死记硬背，考试时把它们一模一样地搬上去就行了。可是，我照着我理解的意思回答上去，他不给分。
结果，我的这门课就只能拿C的成绩了。虽说C已是及格，但研究生是不允许拿C的，我最后只好把这门课退掉了。
记得我当时找到那位任课老教授去撤销课时，看见他那厚眼镜片后面眯缝起来的双眼和那有几分得意的面部表情，我心里难受极了。我心想，是不是我真的有些自不量力，竟然想跑到这里来拿博士学位？我有点被吓着了，就上了一门大学生的课就吃了一个C，那上到研究生的高级课我还活得了吗？我可是要拿博士学位的人啊，我真有点泄气了。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拿得下来这个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