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聘书里让我1997年1月2日就职，我也就没有太多的时间耽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搬家迁移到波士顿去。还好佟子健在中国的项目已经完成，回来听到这一消息也非常高兴，我们马上就开始着手搬家的事情了。
其实，我们还是没什么东西可搬，虽说子健已工作三年了，但要养一家人，还要还新车的贷款，没什么剩余的钱置家当。这样也好，家搬起来比较简单。搬家那天，小区里的几家中国人都赶来帮忙。院子里一共住了十来家中国人，平日关系处得不错，谁家有事大家都愿意帮忙。这一下听说我们马上要走了，大家还真有点舍不得。
本来我们虽住得很近，但毕竟都不认识，对面碰到也就是打个招呼。直到有一次，老唐的母亲提议，过圣诞节时把院里所有的中国人都叫来一起聚一聚。从那以后，大家就开始有了联系。其实，大家都背井离乡、远离亲人，不免孤独，这种邻居和朋友的友谊有时显得很重要。慢慢地，大家也就开始熟悉和了解了每家的情况，彼此有事也都有个关照，逢年过节大家就兴高采烈、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共度良宵。
记得有一次过感恩节，准备在我们家聚会。我们家公寓太小，装不下这么多人，于是，我们就跟隔壁的冯启林和他太太商量了一下，两家合起来办，地方就宽敞多了。我们家烤了两只十几磅重的大火鸡，准备了主食和饮料，冯家准备了许多小吃，我们两家就这样合起来，一起来招待大家了。客人们每家都带来了一道拿手菜，各色各样，丰盛极了。我们就这样大人孩子几十号人挤在两套公寓里，高高兴兴地欢度感恩节。
晚饭后，大家一起聊天，唱卡拉OK。唱到七八十年代的老歌时，勾起了大家对家乡、亲人和旧时的怀念；唱到“东方之珠”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香港太太竟流下了眼泪。我们每人都沉浸在一种欢乐、愉快的气氛中。看得出，大家都很欣赏和珍惜这种在异国他乡建立起来的友谊。虽然我们在美国还算穷人，生活条件也不算好；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充实，都相信会有光明的未来，相信奋斗会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我们不仅在一起欢乐，也互相排忧解难。有一次，杨广富出差，太太怀孕七个月在家。突然有一天，杨广富太太打电话来说“水破了”，情况很危急。我们跟冯启林太太一起赶紧赶到他们家，把杨广富太太送进了医院。第二天，小孩生下来了，母子平安，一切都没什么问题，只是小孩早产了一点。等杨广富闻讯赶回来时，一切都已办理妥当了。
我们就这样在一起欢乐，相互帮衬，彼此依靠着，结下了难得的友谊和情感。“远亲不如近邻”的老话在这里尤为突出，也真是恰如其分。现在一下说要走了，我们还真有点舍不得了。
东西都搬上了车，大家在一起吃了最后一次匹萨饼。子健拿出像机给大家一一都留了影。最后，我们跟大家一一相互拥抱告别，大家一直目送我们上了车。车都开出了路口，大家还一直在向我们招手，我真忍不住要掉眼泪了。若不是去工作，我真有点不想离开他们。
我、子健和佳佳三人坐在U-Haul的大搬家车的驾驶室里开出了路口，上了通向麻萨诸塞州的高速公路。第一次开这种大卡车，子健觉得很刺激，感觉像开坦克似的，驾驶舱比较高，能居高临下，把周围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没想开得太快，沿路都停下来休息休息，子健开久了有点累，我就上去开两小时，换换他。
晚上十点左右，我们到了波士顿，找到了我和子健三周前来租好的公寓，准备卸车。这下惨了，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只有我们三个人，我和子健加一个小佳佳。装车时那么多人帮忙，一点问题都没有，几下就装完了，现在，黑灯瞎火、天寒地冻，到处是冰，我和子健两人要把东西一件件抬下来，再搬进屋子，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什么办法呢？在这里我们人生地不熟，谁会来帮我们呢？只好我和子健加上七岁的小佳佳，三人连拖带拉地把东西好不容易弄进了屋。幸好我们也没什么太多家当，只有那个买来的二手沙发死沉死沉的，我们三人都抬不动，只好拖进屋。这个时候我得顶个男人用，没得可指望的。等把东西都搬进屋，已经是下半夜了，我觉得胳膊都要断了。我们就随便和衣躺下来睡了一会儿，第二天起来再接着收拾。
三天后，我就去公司报到了。公司位于剑桥市的中心，离麻省理工学院很近，离哈佛大学也不远。公司周围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生物技术公司，就我们公司所在的那栋大楼里就有四五家公司。除了津冉枚公司以外，其他公司大约都在几十人左右，不到一百人。据说，这些小公司多数都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做出发明或专利后出来领一些人开的。这些小公司如果发展得好，之后就成了大公司。
我走进了大楼的玻璃门，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那几颗高大挺拔的棕榈树，我有点惊奇，这好像只有在热带才有嘛，怎么会在波士顿这种东北地区生长呢？这个巨型的大厅实际上是一个楼中间的庭院，大约50米见方，四周是一个六层的环绕型的楼房，彼此联通。这个厅并不是露天的，楼与楼之间的天顶用透光的玻璃覆盖了，所以厅里的空间有六层楼高，可以种树。从楼上房间外面的走道上可以将底下厅里的景致一览无遗。
我进了大厅，向电梯走去。我们公司在第六层。看着来来往往奔走的人们，看着一张张踌躇满志的面孔，我不禁有些激动和兴奋。
这里的景象和气氛确实比较生机勃勃、蓬勃发展，不像匹斯堡那么沉闷和保守。
我想，我大概是到了一个能施展我智慧和才能的地方了，想着想着，心里不由地汹涌澎湃起来。
公司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PE.Inc. ，它已经跟另外一家专门搞蛋白提纯的公司合并了，改名为DEPE corp.公司。公司包括搞行政的人员在内大约四十来个人。在波士顿，也就是我们的所在地，主要是研究部门和公司的首脑办公室；在弗吉尼亚，主要是一个专门搞大规模蛋白提纯的部门。公司有两个总裁，一个是原来PE.Inc.的总裁艾德华.卡隆，现在担任我们研究部门的总裁；另外一个总裁鲍伯.史密斯，主要负责弗吉尼亚的那个部门，他以前就是那个公司的负责人。公司的董事布莱德是以前津冉枚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公司的这个规模比我以前想象的要小一些，不过，公司的人员组成我还是满意的。
公司小一点，也有小一点的好处，容易变形和改进，将来才可以有大发展，公司现在刚合并，一切都刚开始。我如果能与一个小公司共同诞生、共同发展，那也应该是一段挺有意思的经历。等公司以后发展起来了，我们大概也就成为公司的元老了。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与公司共创未来。
到了公司，鲍勃让瑞嘉领着我到各个实验室和办公室去转了转，参观了一下。我看见了上次来面试时见过的奥托和菲娜，他们都跟我打打招呼。我看着这一间间的实验室和办公室，心想，这将会是我今后工作和奋斗的地方了，不免有些摩拳擦掌。
公司里十来个搞技术的人，我没几天就熟悉了。跟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是一个50岁左右的高级研究员埃德。他是一个白人，中等个子，秃头，脸圆圆的，戴着一幅金丝眼镜；平时穿着比较正规，衬衣总扎在皮带内的。他性格比较温和，很少正面跟人发生冲突，有时显得有点唠叨，有事不高兴就自己在底下叨叨。他是个老单身，不知是结过婚离了呢，还是根本就没结过婚。听说他以前曾经做过大学教授，后来不知为什么就转到公司来做了。
在我们对面有另外一间办公室，有另外两个高级研究员。一个是40岁左右的白人男子——杰姆，个子很高，棕色头发，也戴了一副金丝眼镜。他性格也比较温和，爱聊天，善于跟人相处，只是平时显得有些惰性，不怎么勤奋工作。他娶了一个德国太太，据说是他在德国做博士后时认识的。另外一个高级研究员是一个白人女子—菲娜，就是上次来面试时跟我谈过话的。她个子不高，金黄色的头发齐腰长，大眼睛、高鼻梁，长得还算漂亮，打扮也很年轻。乍一看，你会觉得她像二十几岁，但近看，你就会发现她脸上的细纹。她大约在三十五六岁，性格活跃、好胜，比较爱说话，也比较讨人喜欢。她是加州大学博士毕业，在MIT做了两年博士后，不久前到这个公司来工作的。我们四人合用一间大的实验室，平时相处和接触的机会最多。
我们隔壁的一间办公室和实验室是高级研究员，丹尼和一个小技术员在用，他们专门做提纯方面的研究。丹尼，白人男子，37～38岁，中上等个子，身材魁梧，头发有些早白，但不显得老气。他人很和气，见人总是笑眯眯的，给人一种忠厚正派的感觉，工作也比较兢兢业业。他娶了一位泰国老婆，有一个七八岁大的女儿，很可爱。
沿走廊再走过去，还有两个办公室和一个实验室，是奥托、瑞嘉和查尔斯在用。
奥托，我来面试时见过面，一个40多岁的白人男子，他和瑞嘉都是从PE.Inc.公司一起过来的老人。他们原先在PE.Inc.就工作了快十年，公司合并后就一起过来了。
奥托其实应该是主任级的人物，但目前公司刚合并，还没定职务。奥托人看起来比较严肃，工作态度也比较严谨，主要负责公司的一些常规技术，如DNA序列测试等。
瑞嘉，白人女子，40岁左右，高级研究员，也是公司的老人，我已经见过了。她中等个子，身材瘦削，脸上表情不多；人很内向，平时话也不多。她穿着很朴素，留着没烫过的短发。据说，她在MIT做博士后时，就跟着鲍勃一起出来开了PE.Inc.公司，一直干到现在。她手上管着公司里的一些杂务，如保存实验记录、实验菌种之类的事情。
查尔斯，白人男子，三十岁左右，高级研究员，也是刚进公司的，MIT博士刚毕业就招进来了。他人不高，黑头发，戴着一幅黑边眼镜，看起来比较精神、有朝气。他说起话来很幽默，常常弄得大家大笑，但自己却不笑。听说他家里很富有，也算是豪门子弟了。
公司里除了这几个高级研究员外，还有几个技术员。艾迪.洪和斯塔.李是美国出生的华人；他们不会说中文，懂一点点广东话。他们也是公司的老人了，大学毕业后就进了公司，已经工作几年了。他们都很年轻，也就二十六七岁。
艾迪有着典型的华人像貌，个子不太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衣着整洁，头发剪着现代的高平头，看起来蛮精神的。斯塔就不同了，虽说是华人，可头发有点带卷，皮肤有点发黑，很有点像墨西哥人。如果他不说，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墨西哥人。他穿着比较随便，经常是T恤、牛仔裤；性情比较开朗，成天嘻嘻哈哈的，没个正经。
艾迪负责配制试剂、培养基和高压消毒等，也兼管一些订购杂务的事情。斯塔是实验员，基本上跟着奥托做实验。另外还有几个女技术员，都是二十七八岁的白人女子，都有硕士学位，她们跟着研究员们一起做实验，谁忙就帮谁。
公司里还有几个女秘书和几个搞财会的财务人员。剩下的就是那些大头头们，总裁、副总裁一级的；由于公司比较小，平时跟这些大头们碰面的机会还是比较多；开会、听讲座都能见到。
进公司一个多星期后，我就正式投入了实验室工作。我的顶头上司、直接的领导就是副总裁鲍勃。他是一个懂理论、懂设计，但不太懂具体实验和技术的人。我们之间的搭配也算是合理搭配，他出方案和设计，我负责实验技术和实施。
鲍勃交给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构建PT9肽链库，是将一段九个氨基酸的肽链群插入到噬菌体蛋白Ⅲ的N末端，构建成一个肽链库。鲍勃把设计交给了我，并且订购好了所需的核苷酸片段。我向同一办公室的老埃德打听公司的实验系统和方法，当时是他负责带我熟悉工作环境。
“公司里是否有成规的构建肽链库的程序和方法？”我问。
“没有。”他说。
他只是把他上次作过一次实验的记录给我看。公司一般都有自成体系的一套技术和方法，这里怎么会没有呢？也许是新公司吧。我看了看他的记录，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就是那一套构建DNA库的常规方法，而且库容量只有106。
我决定主体还是采用他们的方法，这样我可以熟悉他们的实验程序，但关链步骤我准备用乔恩实验室的方法。就这样，我熟悉工作环境和他们的实验程序，顺带完成进公司后的第一个项目。两周后，我成功地构建了PT9链库，检测结果显示所建的PT9肽链库的容量达到108。我对这个数字并不满意，在乔恩实验室建的肽链库一般都能达到109，最高的时候能达到将近1010。
可是，公司的鲍勃、奥托、艾德华听说能达到10，已经惊奇得眼睛都睁大了：“什么？108！真是出乎我们预料”。以前他们构建的肽链库容量只能达到105～106，当然10，对他们来说是个奇迹。我想，大概是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上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阻碍了他们获得大容量的肽链库。肽链库的容量是噬菌体筛选技术的一个关键，容量越小，从中选出所需肽链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容量越大，选出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就好比一个图书馆，如果容量小，你要借到所需书籍的可能性就小。所以，大容量的肽链库才是筛选成功的关键，才是一个有功能或功能强的库。
鲍勃自建立公司以来还从未做过这么大的库，显得特别地高兴和兴奋。他对我是一个劲儿地称赞。
“那你应该请我吃饭啦。”我开玩笑地说。
“对，你想吃什么？听说中国城有一家餐馆做的蒸鱼很棒，要不要去尝尝？”鲍勃立刻说。
“好啊！”见他很有诚意的样子，我答应了。
其实，只是一句玩笑话而已，并没真想让他请，不过，从他的表情和眼神里我感觉到了欣赏和叹服。
消息很快传开了，公司总裁也知道了108肽链库的成绩，上上下下都很为这一飞跃兴奋不已，认为今后公司在这项技术方面就会有一个突破和发展了。这是我进公司后完成的第一个项目，也算是一炮打响，一鸣惊人吧。我想，我应该是没给乔恩丢脸，这里的老人都是他的同行和朋友。
紧接着，鲍勃给了我第二项工作：构建FSE小蛋白库。小蛋白结构是由五十六个氨基酸组成，由于分子量较大，在构建库时大大增加了难度。
“如果你能拿到108就相当不错了。”鲍勃一边对我说，一边把设计交给我。
“试试看吧。”我说。
实验结束后一检测，库容量竟然达到3×108，比预期的还要好。
从这以后，公司对我的技术能力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肯定。他们清楚我对于公司的价值，也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公司是不可多得的。
公司当时的结构我有点不太喜欢。一般机构的正常结构都是金字塔式的，上小、底大，而我们公司的结构是一个倒金字塔，上大、底小。上面有很多的大头，总裁、副总裁等；中间有十来个高级研究员，底下就只有几个技术员。平均几个高级研究员要合用一个技术员，一忙起来，技术员不能帮助每一个人。许多辅助性工作、许多该技术员干的工作我们也得干，有时工作量一大就会忙不过来。我跟头提出要招一名技术员，他们商量了一下，同意了，让我自己去物色一个。
为了招一名得心应手的技术员，我托朋友帮助打听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最后，挑到了两名。当然，我都是在中国人里挑，这样相互之间比较容易了解、容易沟通。一个是女的，薇薇，三十来岁，正在大学里做技术员，另一位是男的，老李，正在大学做博士后。
我本来不想考虑老李，不想招一个博士后来做技术员，但朋友说他是自愿的。他已经快五十了，人长得丑，嘴又笨，面试时没人想要他，想找研究员一级的工作大概是不可能了。他自己早想通了，只要能进公司，技术员的工作他也愿意干。可是，就算他愿意，也没有人想要他，都喜欢招一个学位低、年轻一些的。老李成了“老大难”。
我决定跟他见一面再说。见到面后，我觉得确实跟他们说的差不多。看上去人还算忠厚老实，给人的感觉不太像读书人，倒像是个干粗活的人。他脸黑黑的，已经开始有皱纹，两颗有些暴的门牙露在嘴唇外，走起路来背有些勾，手掌上好像都有了老茧，显得一幅干苦力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为了能赚些钱，他常常跟着别人一起去修理房子，打打短工之类的，也真挺不容易的。我又了解到，他太太是建桥中文学校的老师。
中文老师在美国不会有什么正式的职业，都是在中国人自己民办的业余学校里教中文，薪水很少，其他的医疗保险等根本谈不上。鉴于这些情况，我准备考虑他。
时间定好之后，我让他们俩都去公司面试了一下。公司最后决定招收老李，我也不反对。虽说现在让他进来作技术员亏待他一点，但今后公司发展了，他也能得到晋升，再过几年他就能当上研究员了。这样也算是帮助了他，以及他家庭今后的生计问题。
老李进来之后，当然是由我带着他熟悉环境、熟悉工作，还要教会他一些常规的技术和方法。他人不笨，也比较勤快，没多久也就都掌握了。
FSE库完成后，有一天，汤姆跑来找我，想让我从瑞嘉手中接过IgG的к片段的筛选项目。汤姆是弗吉尼亚那个部门的副总裁，这个项目是他负责。项目交给瑞嘉后，在她手上已经大半年了，什么也没筛选出来，汤姆想让我试试。我想了想对他说：
“行，我试试吧，不过不敢保证一定能筛选出什么来。”
我和老李接过来了к片段的筛选工作，我负责筛选，老李负责检测。我决定用我构建的PT9肽链库来进行筛选。不出一个月，我们就筛选出了к片段的阳性株。
汤姆觉得很惊奇，为什么我能选出来，而瑞嘉选不出来呢？他兴奋地跑来打听我是怎么选出来的。
“怎么你就能选出来呢？”他问我。
“也许跟所用的肽链库有关系，她的筛选方法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我跟他说。
“可是，会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我也不清楚，要看看她的筛选方法才知道。”
瑞嘉是公司的老人，她用的方法自然代表着公司的技术，我不好过多地评价。这个项目是公司内部的一个筛选项目，阳性株选出后就交给提纯组去做进一步的研究了。
在筛选к片段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另外一个阳性株。通过检测发现，这个阳性株不是к片段的，而是BSA的阳性株。瑞嘉手上正好也有另一个项目，是给津冉枚公司筛选BSA配体，在她手上也已经半年多了，还没选出任何阳性株来。津冉枚都已经准备终止合同了。
这株BSA阳性株虽说是我们筛选中的副产品，但对瑞嘉却很重要。有了这株阳性株，我们公司跟津冉枚的合同就可以延续下去了。我挺高兴地拿着这株BSA阳性株去送给瑞嘉，让她们去做进一步的检测，确定后她们就可以用了。
不料，两小时后，汤姆跑来跟我提出了一个让我非常意外的要求。
“能不能让老李到瑞嘉那里去，帮她把这株阳性株做一下大批量培养。”他说。
我一听，心里就有点不痛快了。这株阳性株是我们帮她选出来的，给了她，她自己去做就完了。再说，她手下还有一个女技术员，为什么还要把老李调过去帮她做呢？
真不明白。
“这是她的项目，与我们无关，如果她真要老李去做的话，那干脆把这项目转交给我们得了。”我跟汤姆说。
过了一会儿，汤姆又来了。
“那可不行，这是她们的项目，得让她们完成，只是让老李过去帮着大量培养一下。”他说。
“不行啊，我这里还有好多事没做完呢。”我回答说。
汤姆不太高兴地走了。我想，我大概有点太直了，婉转一点大概会好一些。可是，这种情况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呢？如果我同意，那之后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弄到最后，我手下反倒没人干活了。虽说大家合用技术员，可要让别的技术员来帮我干活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跟头顶着恐怕也不妙，真是左右为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