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我决定去一趟密苏里，再去改改我的论文。在匹斯堡这里鞭长莫及，也不知道乔恩到底要的是什么。去到那里，我天天守着他改，看他还能怎么叫真。
然后，我就接着在那里进行论文答辩。计划好后，我就起程了。
到了密苏里，我住在了帕克曼家，她非常欢迎我的这次来访。她像母亲一样地关心着我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她也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搏的时候了，多么希望我能顺利地完成学业啊。自从我从中国来到她的实验室后，她就像对我负有责任一样，希望看着我渡过每一道沟坎和涧壑，为我担忧，也为我骄傲。
所幸的是，这次见到帕克曼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虚弱，好像比以前还精神了不少。
也许休养休养还是有用。看着她如前的温和而慈祥的眼神中略带有一点点欣喜，我心里宽慰不少。
“您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我看着她的脸说。
“治疗效果不错，感觉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她微笑着对我说，带有几分兴奋，“这对我来说是个奇迹，也许上帝在眷顾我吧。”
我想起了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理解她所说的，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她真实地相信上帝在冥冥中帮助和保护着她。我有时会感到有些惊奇，一个搞自然科学的学者会如此相信上帝的存在。科学和上帝之间矛盾吗？也许并不。
我每天都去实验室改我的论文。我又反反复复地按照乔恩的意思改了好几轮，心想，现在跟乔恩闹没什么好处，再忍忍吧，就一切照他的办！最后，他终于认可了。我好像如释重负，终于舒了一口气。
接下来，就是准备论文答辩了。这一次答辩与上次的考试不一样，要仔细得多，难度也要大得多。不过，这些都是自己做的东西，应该也不会太难。我把要讲的东西都准备成一张一张的幻灯片，其中有些是图解、计算机彩色分子结构图片，还有论文的解说等。这一切过程都要由我自己独立去完成，进暗室照相，准备图片等都得我自己去做。乔恩说了，不许罗伯特帮我，我得自己去完成。乔恩是对的，以后如果我出去自立门户，谁能帮助我呢？只能靠我自己。虽说我以前从未做过这些事，但学起来也觉得蛮有意思。
我也像从前一样，把要讲的东西都先看好；然后，开始琢磨怎么讲、怎么回答一切问题。当然，我还是预先讲给乔恩听了一遍，他认可了，我才去召集委员们。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生怕乔恩再给我来一次上回的“重考”。
“您觉得怎么样？”我眼睛盯着乔恩，小心翼翼地问。
我希望他有什么问题现在就说，不要等到答辩的时候来个突然袭击，让我不知所措。乔恩摸了一把下巴上的胡子，开始说话了。
“我看可以了。不过，你还应该考虑一下突变集中在A/T上的问题。”
“好的。其实我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我仍然小心地回答说。
“你可以去召集委员会了，让他们来听你的论文答辩吧。”他最后像给一个特赦令似地说。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就要进行我的毕业论文答辩了，这要比我上次考试困难和艰巨很多。但不知怎么的，我不是那么紧张。我也知道，这关系着我五年来的努力和奋斗是不是能有最后的成果，也关系到我最后能不能拿到这个学位。可是，我好像一点也不害怕、不担心，怀着极大的信心去做着每一件准备工作。也许是因为我对自己做的工作有把握、有信心的缘故吧。
这一天，我早晨起来，把短发好好地梳理了一番，吹出一个大弯自然向后，看起来庄重大方，又不显得平淡；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真丝衬衫，领边带有浅蓝色刺绣小花，外面罩上了一件近似深天蓝色的西服，下面穿了一条黑裤子，一双黑皮鞋。当学生时，我从未这样穿着过，那天这么一穿，大家都很惊讶，感觉像换了一个人，看起来庄重大方，又透着点秀丽，给人一种女学者的儒雅气质。
我的论文答辩是在生物系进行的。那天，除了我的研究生委员会的委员以外，还来了二三十个教授和研究生，阵势不小；可我并不紧张，心里只想着如何发挥好我的演讲。
答辩开始了。我抬头看了一下听众，放上了第一张幻灯片，开始了我的讲解。我从我研究工作的背景、现在的研究进展，以及我工作的目的，开始了我的演讲；随后，又讲到我工作的设计，实验的结果及分析，等等。我就这么一步一步引人入胜地将听众引向深入，让他们了解我的实验目的，看到我的实验怎么一步一步地完成，最后让他们明白这些实验结果又是如何证实了我们的设想。
那天，我确实忘记了我在进行答辩，而是觉得我在给人们讲述一个我亲身经历和体验过的、精彩动人的故事一样；我一步步地抓住了听众，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论证让他们折服。一直到结束，我看见听众们还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地注视着我。我心里踏实了，知道今天的演讲是成功的。正像乔恩曾经对我说的：“你很有演讲的才能，别人讲时通常都会比自己计划的时间早结束，一紧张就会忘掉一些东西；你却不然，会比自己计划的时间晚结束。你逻辑清楚、思路清晰、表达流畅，能把自己的演讲发挥到极至。”我想，今天的演讲一定没有辜负乔恩的这段评价，也没有让听众失望。
随后，听众们又问了一些问题，我都一一流利地回答了。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工作，我很了解，没有什么太难的问题会难倒我。
演讲结束后，我与我的委员们又走进了小会议室，继续回答问题。当然，现在的问题会比刚才的要仔细、专业、难对付得多；但我也一一作了回答。果然不出所料，委员们的确提出了为什么突变集中在A/T上的问题。我沉着地、胸有成竹地开始回答。
“从突变结果看，视乎突变是集中在A/T上，但请别忘了，这个结果不仅仅是突变结果，它还是筛选结果。这些看起来集中在A/T上的突变实际上是筛选所致，而不是突变所致。也就是说，是因为筛选出来的克隆突变发生在A/T上的比例较高，或者说，这些克隆比较容易被筛选出来。”我说。
我偷偷看了一眼乔恩，他脸上有笑容；我知道他满意我的回答。委员们相互看了一眼，表示也满意我的回答。最后，乔恩跟我说，让我出去一下，他和委员们要商量一下。我出了会议室，上楼去实验室了，让他们好好商量商量吧。
我来到了实验室，看见实验室里的人已经在准备给我庆贺答辩成功了，摆上了香槟、汽水、蛋糕等。罗伯特特别积极，忙前忙后的。
“你们怎么知道我一定能过呢？要万一过不了呢？”我问正在忙的罗伯特。
“没关系啊！那我们就再庆贺一次呗。”罗伯特笑着说。
过了大约半小时，乔恩和委员们来了。我正在喝着一杯汽水，奎因博士走过来说：
“穆兰……”这时我端杯子的手不禁哆嗦了一下，洒了一点饮料出来。我虽说不紧张，但还是有些担心到最后他们做出一个我需要重新再考一次的决定。奎因博士一定看见了我的哆嗦，话语断了一下，打了一个顿，心里一定在窃笑呢。
“祝贺你答辩成功，现在你正式获得了你的博士学位！”他接着说。
“谢谢。”我赶紧说。
每一个委员都过来跟我握一握手，表示祝贺。对他们每一个人我都恭敬地说了一声：“谢谢。”的确，我对他们都很感谢。我的学位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他们都付出了心血，都给予过我帮助和指导，特别是乔恩和帕克曼。
这时候，乔恩打开了一瓶香槟，给每人满上了一杯。办公室里气氛达到了高潮，实验室里的人都跑来跟我碰杯，表示祝贺。俄国专家沃纳锐走近我，隔着厚镜片用一种很特别的眼神看着我，好像他今天才真正认识我一样。他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摇了几下说：“太好了！你今天的答辩真是太棒了！祝贺你。”他又神出胳膊搂了一下我的肩，表示了一下亲昵地祝贺。
今天的这个时刻，对我来说是多么地不容易啊；为了今天的庆贺，我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代价啊。我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有着太多的感慨。不管怎么说，这还是值得高兴和兴奋的日子，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答辩结束后，乔恩跟我说，想请我和帕克曼一起出去吃顿午饭，当然，这也是他想要对我祝贺的一种表示。他了解我与帕克曼之间的关系，知道我的学位与帕克曼的付出也是分不开的。于是，那天我们就在乔恩选择的一家餐厅里吃了一顿很丰盛的午餐。
答辩完后，我没有马上离开，我要等着参加五月的毕业典礼。好不容易获得了博士学位，怎么能不参加毕业典礼就走呢？虽说只是个仪式，但它有象征意义，它象征着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一天，我把头发又吹了一下，还稍微画了一点淡妆，描了一下眉，抹了一下唇，精神多了。我穿上黑色毕业礼服，戴好了博士帽子，就只有佩带没戴了，按规矩，这个佩带应该在典礼时你的指导教授给你戴上。
典礼开始了。体育馆里装点一新，坐满了人，底下坐的都是穿着毕业礼服的毕业生，看台上坐的都是亲戚朋友和观众，气氛隆重而热烈。首先是校长讲话，然后是学生代表讲话。最后，仪式开始了。军乐队奏起了音乐，职业摄影师架好了摄影机。博士们将由校长来亲自颁发证书。就听见台上庄重地宣读出每一位博士的名字，博士们一个一个地走上台去领取证书。
乔恩这天也很正式，穿上了专门给教授的黑色礼服和博士帽。他异常耐心地在台下陪我坐着，等待着给我戴上佩带、成为博士的那一刻。乔恩一定也经历过这一刻，知道这一刻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这包含着一个人对科学和知识的追求与付出，他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叫到我的时候，我慢慢地走上了台，在台上跟乔恩握了握手，乔恩把准备好的深蓝色镶金边的佩带给我戴在了肩上。我又走上前去，跟校长握了握手，从校长手中接过了博士学位证书。
在这整个过程中，摄影师抓拍了两张照片，拍得非常好，抓住了我从校长手中接过证书的那一瞬间。有一个朋友曾经说：“你看，照片上你笑逐颜开的样子，真是一个美梦成真的表情。”的确是这样，我不是一个虚荣的人，博士的名誉并不能让我如此地喜悦，而是这个学位包含了太多的东西，它有我的汗水，有我的心酸，有我的牺牲，也有我的成功。它见证了我在美国艰苦奋斗的历程，它是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从这里，也许我就能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就能去追逐那属于我的梦了。
我的论文送去装订了，订好后，我把它送到每一个委员会委员的手中，顺便跟他们告了别。随后，我又离开了密苏里，去了匹斯堡。我当时以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告别密苏里了，可是，谁也不会料到命运将会安排我再度光顾这里。
回到匹斯堡后，我就认真开始找博士后的位置了。现在我也不去想直接找工作的事了，还是踏踏实实做了博士后再说吧。我知道现在要找正式的职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通过熟人打听到匹斯堡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有一个姓洪的教授，是一位台湾来的华裔教授。他是做基因治疗研究的，当时这个领域非常地新，也非常地被看好，我想去他实验室学习做这方面的工作。另外，我也想看看是不是能把我学过的东西应用上去。
我打听到洪教授的电话，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明了我的目的，他很欢迎，希望我去面试一下。过了两天，我去见他了，结果还行，我们双方感觉都不错。可是，过了一阵，我还是听不到他的回音，又打电话去。这次不知怎么回事，他冷冷地在电话里说，他由于研究经费缺乏，不能再招人了。我觉得很吃惊，为什么会这样？听起来明显有搪塞的意味，他不是基本都答应了吗？怎么又变卦了呢？
我有些不知所措，难道我就找不到工作了？连博士后也找不到吗？心里难受极了。难道我就这么惨吗？读完博士什么也干不成了？坐在家里带孩子？那还不如回中国去。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安于做家庭主妇的人；再说，靠子健一人的工资也不够啊。我还是没有甘心，又通过熟人找到了药学系的另外一位教授—沙博特博士，他是做新药开发研究的。虽然他的领域不如洪教授的那么热门，但对我博士所学的东西还是很有应用潜力的。乔恩的技术对于药物的开发和发现应该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可以成为药物开发方面的一个有力工具，所以，我去沙博特教授实验室其实是正对路子。我去跟沙博特教授谈了谈，他立刻就决定聘用我了，并让我两天后就去上班。我真有点喜出望外，这回总算找到工作了，哪怕是博士后也行。
这一段找工作的经历使我对匹斯堡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压抑和不愉快的印象，一想到今后再找工作就不禁打一个寒战，一种从心底里面的厌恶感不由而生。难道在美国找工作这么难吗？那以后该怎么办？一想到这些，我就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出国前，我们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找工作的经历，大学毕业后国家就把工作给你分配好了，你只要去上班就行了。当然，喜不喜欢都得去，没有什么选择。可是在这里，毕业后全靠你自己，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太多了。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关系网，本来找工作对于美国人都是一件头疼的事，那就更不用说我们外国人了。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好多学生不敢毕业，因为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再说，找工作是需要技巧和经验的，你再聪明，学得再好，不等于你就能找到工作或找到好的工作。这要看你怎么找，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技巧。我们在这方面都是零起点，从头学起。
这次找工作的经历，让我在美国头一次体会到了找工作的艰难和窘迫。有时候，我倒觉得能分配一个工作就好了，不管好不好，至少可以先干着，生活有来源，不至于饿肚子。这也许就是资本主义的残酷性吧，我们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除了适应它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