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励松
题记：写这类文章，自知极不够格。因为在特区的筹划和创办过程中，我只是作为普通一员参与其事的。但是，我对特区怀有浓厚的感情。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在广东几个特区街头徜徉的时候，那多彩多姿的大厦，鳞次栉比的厂房，络绎不绝的车流，总是催人思绪，不由得想说点什么。在上层领导者的推让下，于是斗胆提笔录下几点或许鲜为人知的往事，以志特区创建十周年。
“杀出一条血路来”
“经济特区”一词，早已为世人所熟悉。但是我敢肯定，知道它最初并非如此称谓的人并不多。至于经济特区的由来，了解的人则更少。
1979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我随广东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到汕头市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事项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在被唤醒的希望与社会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使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汕头曾经是南部沿海享有盛名的港口城市。然而，如今映入眼帘的却是破敝的街巷，昏暗的夜晚，在待业中挣扎的人群。此情此景，令人感慨系之。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既已确定，能不能从中探索出一条路子，振兴困境积重的社会经济？像汕头这样一个对外开放历史悠久、只是因为闭关自守才逐渐式微的港口城市，能不能在再一次对外开放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问题提出来了，答案很快也有了。我们设想，可以划出一块地方，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这个现在看似寻常的思路，在当时无异于头一个“吃螃蟹”。所庆幸的是，竟得到广东省领导层的赞同，一致认为只要中央授权，实行对外开放，广东完全可以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并且提出，不光是在重要侨乡的汕头进行试验，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也可以进行试验。同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广东汇报了这个设想，并获首肯。于是确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授权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试办特区。邓小平同志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7月，党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广东的报告中，对上述设想予以正式确认，同意试办“出口特区”。
被指定负责筹划特区的几位同仁，旋即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包括特区的模式、目标、任务和地址选择等，都反复进行了商讨研究。大家的思路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冲破闭关自守的桎梏才有出路，要充分利用特区这个窗口，加强与世界各地的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二是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不宜照搬国外“出口加工区”的模式，应该从工、农、商等各个经济领域进行综合性试验；三是特区区域范围不妨划得大些，按高标准分期分批进行开发。议论之余，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给我们的特区定个更贴切的名称。10多个可供选择的名称提了出来，经过一番筛选，最后提议似可改称为“经济特区”。1980年4月，国务院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采纳了这个提议。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于是，“经济特区”成了中外辞典中的一个新词汇。它的出现，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办的是在经济领域多方面进行改革试验的特区，不是一般的出口加工区；是吸取海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所用的经济特区，不是全盘西化的政治特区。
试办特区的初衷
兴办特区，意味着要同外部世界打交道，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知之甚少。打开大门一看，确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我们在描绘、设计经济特区的时候，根据中央意图，始终强调两点：一是向海外一切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法令、法规和政策措施学习，力争使我们的特区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在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二是坚持从国情、省情出发，不甘落后，奋发图强，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点贡献。基于这两点，曾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首要的一个话题是“资为社用”。这一命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是否站得住脚？我们查看了不少经典著作和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没有一条截然的界限，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及其管理方法来建设和发展自己。列宁著作中有一段风趣盎然的话，他说：“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列宁的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实质，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举办经济特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思想武器。
另一个话题，办个什么样的特区。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理所当然地要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达到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目的。但如果仅止于此，未免没有抓住举办特区的根本。我们国家那么大，几块小小的特区经济再发达，出口创汇再多，但对改变整个国家穷困落后局面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于是，我们把特区的任务和作用概括为“观察、学习、试验”六个字，即通过这个“窗口”，观察外部世界经济、技术、市场的发展变化；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在这个基地上试验各种改革，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探路，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基于这个设想，应该把特区办成为世界各地技术装备和科学管理的“博览会”，最富活力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培养各种有用人才的大学校，我们理解，这才是中央决定举办特区的重大意义所在。
还有一个话题，特区怎样办好。特区始创时期，由于缺乏有关这方面的实践，讨论难以充分展开，但主要思路还是明确的。例如：市政设施作为特区的载体，规划设计要先行，并力求现代化，在做好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分期分批组织实施；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准则和惯例，简化对投资者的行政管理，逐步加强法制建设，为国际资本提供一个赖以生存、发展的良好环境；特区是联结国际市场的枢纽，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应比内地更加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便较好地实行“接轨”；对于外来的文化，亦应采取有所引进、有所抵制的态度，凡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我们应积极地吸取、创新，凡是有损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思潮和伤风败俗的生活方式，我们则坚决抵制。特区建设十年的事实证明，上述思路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应该制订一个很有权威的法规
这是筹划特区一开始就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坚持认为，特区同国际社会打交道，不能没有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法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法规，仍旧是无法可依，特区宁可缓办甚或不办。我们国家高度集中而法制极不健全，过去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办的蠢事实在太多了，现在总不能在试办特区问题上开“国际玩笑”。基于这一认识，从1979年8月开始着手进行研究，按照我们设想的框架，全力以赴地从事特区基本法规的起草工作，即后来形成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个条例从研究起草，征求海外人士意见，到省人大审议，国务院讨论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制订涉外经济法规无疑是十分严肃的事，在一年时间内能够完成立法程序，在当时条件下，算是很快的了。但现在人们却很难想到，这个只有1000多字的法规，是从纯青炉火中炼出来的，可以说字字千金。艰难之处在于：一是要不要赋予特区以充分的自主权，如果不能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特区被捆住手脚，开放、改革的试验势必流于空谈；二是对海外投资者的优惠政策待遇如何定得适度，如果在税收、劳务、地价等方面不比邻近地区有更强的吸引力，人家肯定不会来；三是囿于传统观念，由于担心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在某些提法上不得不作斟字酌句地推敲。例如：“地租”的“租”字是犯忌的，因为过去有“租界”、地主“收租”之类的称谓，经过冥思苦想，只好改为“土地使用费”，这在当时也可算得上是个“发明”。录用职工需签订劳动合同的规定，也有忽视工人阶级作为主人翁地位之嫌，费了不少唇舌才勉强说服了人家。这个《特区条例》，本来是吸收海外出口加工区的基本做法草拟的，后来又邀请海外人士举行座谈，征求意见，并从鼓励外商投资的角度再作认真修改，前前后后搞了13个草案的版本。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1980年8月26日。这是不平凡的一天，意味着我国正式揭开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
广东几个特区的筹建工作，包括草拟《特区条例》，始终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进行的。谷牧副总理多次亲临视察、指导，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国家进出口委员会江泽民副主任率领的考察组，于1980年9-10月间对世界各地几个著名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几位领导同志对我国举办特区如何统一认识、发展方向和经营方针、管理体制和经济立法等问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指导性意见，为特区的起步和后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深圳特区从何处起步
经过勘测规划，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确定深圳特区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而实际可供开发的面积，约为110平方公里。原来设想，最好在靠近打算开辟为口岸的皇岗北部划出一片土地进行开发，并作出了详尽的规划方案。但是开设皇岗口岸，在当时只是作为一种构想向港英当局传递过信息，双方实际上没有认真会谈过，也没有作任何可行性研究，因而此方案不久自然告吹。于是，唯有面对现实，最终选定在通往香港的罗湖、文锦渡两个口岸之间一带，搬山填地，先行开发。
这个决定却招来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指责说，罗湖一带地势低洼，年年暴雨成灾，在这里搞开发，无异于将大把钞票抛进湖里。罗湖本来不是湖，也许数百年前这里是一个海湾，至今确实比别的地方低洼，但是挖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地，总土方量80多万立方米，并不是花费很多的难事。1980年7月27日夜一场暴雨，坚定了我们先开发罗湖的决心。那一次，我们的住地泡在齐腰深的水里，工程师们呕心沥血得到的规划设计图纸被洪水毁掉了，来自香港的旅客不得不卷起裤腿在粪便浮起的车站中穿过。在祖国的南大门见到此情此景，令人羞愧难当。孕育中的深圳特区，决不能容许这种任由大自然肆虐的情形再现。不久，挖土机、推土机出动了，罗湖呈现了一派移山倒海的气势。尽管还有人横加干预，挑起争论，并多次下令停工，最终也只好接受了现实。而今广厦林立的罗湖，就是这一现实的延续。
这在深圳建设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本来没有必要公之于众。但是联想起其他方面的一些无休止争论，不能不使人感慨良多。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不足，是我们举办特区的重要教训之一。这倒不光是在于特区建设从何处起步的争论问题。狭隘的农民意识，陈旧的观念，这同建设特区的整体设想和长远利益的取向，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深圳特区一起步就波澜迭起，珠海、汕头特区当然也不是风平浪静的，个中的细节，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借鸡生蛋”与“滚雪球”
建设具有现代化基础设施的特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土地，搞好“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电讯、通排水、通道路和平整土地），为外商投资办企业提供生产、生活服务设施，这是吸引外商的起码条件。在国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或由国家拨款，或委托某家企业承包经营。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调整时期，特区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只能主要靠特区自己筹措，这就迫使我们想方设法，另谋出路了。
蛇口工业区的开发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1979年1月，早在国家决定试办特区之前，就批准香港招商局开发经营蛇口工业区。招商局是家百年老企业，为谋求新的发展，打算在“船”字上做文章，包括拆船轧钢、船用油漆、锚链制造等，但是苦于在香港找不到一块合适的地方，于是提出了在靠香港最近的蛇口开辟工业区的设想。他们要求利用招商局留返的部分利润，首期开发1平方公里的土地，建设来往香港的客货运码头、变电站、供电线路、自来水厂和引水工程、直拨香港的微波电话系统，以及一些商品住宅和生活服务设施。在施工过程中，他们率先引进国外通行的竞争机制，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在人们新奇而又疑惑的目光注视下，破天荒地创造了蛇口模式。
深圳罗湖的开发经营，实际上参照了蛇口模式。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和部分地方财政投入只是作为“酵母”，在罗湖先从0.8平方公里着手进行土地开发，主要提供给外商兴建金融、商业、旅游、住宅等服务设施，我们收取土地使用费。基础设施投资当时每平方米约120元人民币，土地使用费每平方米收取5000港元，特区就用从中赚得的钱，继续进行罗湖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开发上步工业区，上步工业区当时规划占地2.7平方公里，计划建成以电子、轻工产品为主的出口加工区。这种利用银行贷款“借鸡生蛋”，以及边投资、边收益、再投下去扩大收益的滚雪球办法，解决了深圳特区建设初期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条量力而行、讲求效益的路子，为稍晚一点起步的珠海、汕头特区建设解决资金问题提供了经验。
老朋友总难忘却
广东几个经济特区从筹划到创办，得到港澳和海外各界朋友的热忱支持，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试办特区的消息早在1979年秋就有所披露。从那时开始，不少有志于中国经济振兴的人士纷纷来访，或交换意见，提供资料；或试探投资事宜，帮助开发建设，拳拳赤子心，感人至深。
诸多关注特区的老朋友，而今难以一一列举。我想，不能不提及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原董事长庄世平先生。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对国家事务的批评往往慷慨陈词，甚至尖锐刻薄；而为国家办事尤其是对试办特区，又是倾注一腔热血，竭尽全力，以年迈体弱之躯，不辞劳苦地来往奔波。他向我们提供的有关世界经济动向和经济性特区的资料，难以数计。深圳建设开始后，他坚持要求南洋商业银行进入特区设立分行。在当时国家金融体制僵化模式的框囿下，这无异是一种自吞苦果的冒险。尔后数年间，南洋商业银行驶入特区之船一直在暗礁中挣扎，苦果的滋味难以言喻，以至庄老先生亦曾慨然长叹：我平生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深圳设立分行。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特区事业的发展，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的业务日益扩展，这该使庄老先生宽慰释然了。
前来商谈经济合作的人多了起来，除了与我们合作经营房地产外，开发小梅沙旅游区、福田工业区、沙河工业区等，都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已故的港商黄振辉先生在香港曾经成功地开发了康乐园和锦秀花园，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实业家。根据几位朋友的建议，他于1979年10月踏上深圳的土地，花了几个月时间，亲自勘察地形，选择了福田北部一片丘陵地带，按照建设工业园区的设想进行了精心的规划设计，并表示愿意投资开发。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幅蓝图未能付诸实施，但黄先生为此付出的心血却难以磨灭。
最使我们始料不及的，是东南亚某国一位华裔高级官员，也抱着惊喜的眼光关注着中国的特区。1980年11月，他专程来到香港，约请我方负责人前往交谈，阐述他的一些看法。他对中国包括试办特区在内的开放政策是衷心赞同的，他始终认为，中国的繁荣昌盛，有利于改善华人在海外的处境。但是他强调，西方的资金、技术、文化可以引进，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决不能丢，恰恰相反应该发扬光大。这位不便署名的先生一席话，至今忆起，仍发人深思。
可以这样说，没有诸多海外朋友的关注、帮助和支持，中国经济特区的起步就难以顺利开展，也不会取得像今天这样显著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