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漫话，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悲喜剧，一场跟着一场，直至死亡。然而，人们对于这些悲惨至极欢乐至极的悲喜剧却有着某种奇妙的偏好，永不嫌弃，乐此不疲。到头来，在这些戏剧里既找不到开场，也找不到结尾。因为这一场戏剧冲突的缘由是由上一场戏剧的结果引发的，要算也只能算上一场戏剧的延续。它看似将近结束，却又即将开始；看似偶然，却又必然；无厘头引发下一个冲突，新的剧情就此从头开始，只不过上一场戏的主角、配角和跑龙套的，连妆都不用卸就转换了角色，配角变成了主角，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只能跑龙套了。
柳氏兄弟和侄儿侄女坐在大枣树下面哄堂大笑，震得门洞台阶旁侧的两棵喇叭花也抖了三抖，一朵紫色的喇叭花就被震落下来。喇叭花滚了几滚，顺势滚到台阶根儿。
笑声悠长，嗡嗡地回荡，传递很远很远，在不经意的共鸣中摇动了另外两个人的心旌。
这两个人，曾经与他们关系密切却又久无联系。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各自的道路上行走。年轻时他们都接受了一个共同而庄严的思想，并且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终于在某一地区或者某一系统成为最主要的领导者。那时候他们的言行举止差别不大，而今老了，却在讲究自我讲究个性化的环境里毫无知觉地朝着各自认定的方向发展下去。
其中一个充分地发挥了头脑灵活的优势，把自己的特长发展到了极致，任凭别人怎样想象都不过分。因为连他自己对历史的记忆也模糊了，经常把别人办过的好事记在自己的账上，把自己办过的错事记在别人的账上。他还学会了写回忆录，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构思，就把模糊不清的往事写在了稿纸上。虽然许多事件普通，依然凭借他天女散花的本领把情节写得神秘出彩。他向属下说，这就是事情的本真，除此之外没有再比这个更真实的了。对于他来说，历史就是画笔不间歇涂抹的油画，即使添加了一些颜色，只要不影响画面的美感就无所谓，至于后来的颜色是否掩盖了先前的颜色，更不需要考虑。他毫无顾忌，甚至认为先前本该就是这种颜色。历史画卷在他的回忆中变得五彩斑斓，不但谈不上一致，甚至大相径庭，让后人乃至学者扑朔迷离，无所适从。这个人就是刘樾。
那天下午，风和日丽，刘樾坐在家中撰写他的回忆录。他家坐落在东四北大街的一条胡同里，四合院位于胡同中段，不仅院落结构优美，而且还有清丽的对景。门是金柱大门，带有雀替，墀头墙突出，戗檐透雕醒狮。青石踏步三级，带有卷云纹。门墩为挂印封侯抱鼓墩，高大厚重而精美：繁茂的松树，一只猢猴蹲坐树根，仰望松枝上悬挂的大印思索、等待和期盼。朱红色大门饰有黄铜六角扁叶环，状如铜钹，还有铁包叶。门板上有一副对联：敷不算福，环海镜清。只是对联雕刻的形式古怪，每边四字，四方排列，高雅之士看了都说酷似两枚印章，而胡同西边的老中医则认为像两贴膏药，胡同东边因斗殴被判一年徒刑的张戈罱却硬说是两爿烙在北宋流犯脸上的刺字。门槛很高。柳黪就跟刘仲藜说：“你家门槛这么高，让我这个平民百姓的儿子哪里还敢进呀？”刘仲藜理都不理他，一抬腿儿自己先进去了。柳黪迟疑一下，跟在刘仲藜屁股后儿，怀揣一只小兔子，蹑手蹑脚地踩着方砖走了门洞。
门洞幽深。黑暗里，柳黪看见迎面有一座磨砖影壁，在灿烂的阳光里发出耀眼的白光。
柳黪偏过头来，看见大门东侧有两间房屋。刘仲藜告诉他说这两间房屋叫作塾，《尔雅》里有这样的记载：门侧之堂谓之塾。院门东侧往往是家塾之所在。现在这两间房屋归属前院那户人家。
出门洞向左拐是月亮门。进去，有南房三间。西边对面也有一个月亮门。刘仲藜告诉柳黪，里面有个一丈见方的小院，北墙有一块太湖石，石边有一棵石榴树，很优雅。柳黪听了很向往，就要过去看看，刘仲藜却说：“不着急。”刘仲藜带着柳黪往里院走。垂花门犹如一座精美华丽的亭榭，两边是一溜覆盖筒瓦的青砖墙，把一座大院隔成里外两进。柳黪迈进垂花门，视线却被屏风挡住了，根本看不见里院什么模样，只好跟着刘仲藜从东面出口走进里院。
里院很方正。北面有三间正房，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垂花门与东西厢房正房之间有曲尺形钻山游廊。厢房与游廊之间还有盝顶，其实就是耳房。盝是盒的意思，可见其小。刘仲藜说，西面盝顶是厕所，东面盝顶是厨房。
正房有跨草屋顶，两侧有耳房。耳房虽然比正房小许多，但房前有小院，靠着厢房山墙摆着盆景，有山有水有亭有榭还有船。小小的院落立刻被这一盆景彰显得格外的清幽典雅。
要进客厅时，刘仲藜指了指东面耳房过庭说：“后面还有罩房，由另外一家住了。”柳黪歪着脖瞅了瞅刘仲藜，说：“这么前后夹击，你也住得舒服？”刘仲藜不以为然，说：“怎么不舒服？有人住碍你什么事？何况两家人都是热心肠，你刚说有点儿什么事他们就跑过来帮忙了。那天我爸只挪动了一下花盆，就被后院的张叔叔看见了，匆忙跑过来，把手里的东西往地上一丢，就帮我爸搬花盆，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嘟囔：‘以后再搬花盆，让刘仲藜打个招呼，由我们来搬，哪儿能让首长亲自动手干这些琐碎的小事呢！’”柳黪问为什么？刘仲藜却闭口不答。后来柳黪得知两家主人曾是刘樾的警卫员，一直忠心耿耿地守护他们。
刘樾端坐在写字台前用心写作他的回忆录。与三十年前相比，院落比刚搬来时老旧一些，瓦垄里长出几丛北京芒草。一到冬季，芒草枯黄，宛如铁丝一般铮铮颤动，大院的冬天就被它衬托得越发枯寂与寒冷。不过这并不妨事，除去让人倍感世事沧桑之外，也显示了院落主人的神秘。刘樾对他的构思相当满意，发誓要把这部纪实性回忆录写得与众不同，不但所记之事要件件真实，而且语言表述要极为恰当，同时还要格调诙谐。蹉跎岁月过早地改变了他的容颜，先前英俊的青年，如今已经呈现出老态龙钟的迹象，或许换个说法，棱角分明的脸庞正在变得慈祥，只不过那一双聚精会神的眼睛还像从前那样漆黑明亮，这一点反倒与日益柔和的面容不大般配了。甚至有时黑亮的眼神一闪，便透露出些许狡诈抑或阴险来。
刘樾对他的回忆录充满信心。他虽然不老，却几乎参与了中国革命的每一重要阶段的斗争，因而他有充分的理由将自己参与的每一阶段的革命经历列为一个章节。如此，他的回忆录就划分了八章：第一章初识马列，第二章土地革命，第三章抗战，第四章解放，第五章社会主义，第六章挫折，第七章文化大革命，第八章改革开放。现在他已经完成了前面六章。他很欣赏自己在革命中的表现，就在回忆录里竭尽全力地描述他的所有传奇经历的细节和思想变化的节点。唯一让他遗憾的是，土改中愤怒的农民一时冲动，在混乱中打死了卢执信，这让他受到了行政降级的处分。不过他旋即在南下中立了功，并且很快官复原职。让他最自豪也让他最看重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那一阶段他曾经左右摇摆，前后变化极大，简直判若两人。在别人看来，老革命发生这种情况十分奇怪，而他却认为这是人之常情。那些思想和行为上的巨变，正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正是他政治成熟的表现。他很满意自己在这一时期的作为，甚至认为可以用两个褒义词来概括：智慧与成熟。
他手握一支带有墨绿色冰花笔管的大金星钢笔，伏在写字台上一笔一画地写了一气儿，然后抬起头来凝视玻璃窗，慢慢地回忆下一节的内容。渐渐地他又进入了佳境，就往案头上一伏，唰唰地写起来，就连湖南辣妹给他端来一杯刚刚沏好茶香四溢的茉莉花茶也全然不知。他挥笔写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就稀里糊涂地被造反派打倒了。那一天，机关干部召开批判走资派大会，我成了主角。但是我不服气，就在暗中跟他们较劲儿。两个造反派拧我的胳膊，把我推到了前台。当时我的两只胳膊被他们撅得生疼，就想：有理说理，凭什么拧我胳膊？我在暗中较了较劲儿却没较动。拧我胳膊的是两个奘小伙儿，而我一个半大老头儿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胳膊被他们拧得受不了，我就挣扎了一下。见我来回扭胳膊，坐在下面的造反派就喊：“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造反派一喊口号，两个奘小伙儿就让我坐飞机。什么是坐飞机，你一定不清楚吧？坐飞机就是由两个造反派，一只手抓你的手腕，一只手按你的肩膀，使劲儿地抬手腕压肩膀让你低头认罪，直到把你的脑壳扣在钹棱盖上为止。他们要是兴奋起来，兴许还要抓你的头发，让你仰脸。那样的话，你的面目就变得极其狰狞丑陋了。在这种极其悲愤的情况下，你的丑陋面孔又不得不面向群众时，你是什么感觉？我在那时候想死的心情都有了。我不但肢体被撅得难以忍受，而且连心灵也被撅得难以忍受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在暗中和他们较劲儿。我越较劲儿，两个奘小伙儿就越使劲儿，我的胳膊腰椎大腿根儿就越疼痛。痛苦之下，我开始调节心态，自己跟自己调侃：“坐飞机能怎么样？十八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这种待遇呢。你们说，你们谁有啊？你们让我坐飞机，是嫉妒了吧？哼，羡慕嫉妒恨。那就嫉妒吧，那就恨吧，气死你们。”
我这么一想就骄傲了，身板往上挺了挺。
两个造反派看穿了我的心思，就使劲儿撅我胳膊往下按。我不得不低头弯腰顺他们的劲儿，要不然两只胳膊就得被他们齐唰唰地撅断了。但是这么一来，大腿就发生了情况，肌肉和腿筋立刻被抻得难以忍受。不过，我很坚强，他们的土飞机也不过如此嘛，怎么比得上国民党的老虎凳呢！但是我还是蜷了蜷腿，那样大腿筋会稍微缓和一些。没承想立刻有人在后面踢了我两脚屁股。我当即绷直了双腿，那个像鹞鹰展翅一般的姿势实在让人难受，我快要撑不住了。就在这时我灵机一动，趁他们使劲儿向上撅我的胳膊时顺势跪在地上。虽然下跪让我感到了屈辱，可是他们也只能喊口号，不能让我坐飞机了。因为我跪下了，这说明我认罪投降了。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既然我投降了，就用不着让我灭亡了。我用大智慧欺骗了愚蠢的造反派，我用暂时的屈辱赢得了以后站起来的机会。有人以死抗争，虽然壮烈，但也永远地失去了赢得最后胜利的机会，得不偿失。
批判会结束之后，我是瘸着两只脚一步一挪地走回家的。我的腰椎像是被拧断了，我的膀子像是被摘下来了，我的脖颈酸痛得几乎支撑不住脑壳了。一进家门我就瘫在了沙发床上。以前这只沙发床是那样的柔软，而今天这只沙发床却让人感觉是那样的坚硬，好像床屉里面藏满了尖石头，硌得我挨哪儿哪儿疼挨哪儿哪儿难忍。我睡不着觉，就思考“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要我说，这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就是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来了。怎么办？错误是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也可能有，但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到啥时候俺也不承认这一点，承认了，俺还怎么为人民服务啊。有人说俺纯粹是个贱骨头。呸，俺不是贱骨头，俺是硬骨头。这么一想，我就顺劲儿在床上翻了个身。没想到只是顺一顺劲儿，身上却觉得不那么疼了。我就问自己：“批判你时你为啥不像现在这样顺着劲儿来？”硬扛是一种勇敢，顺劲儿却是一种智慧。在当今这种形势之下硬扛是不行的，要懂得顺劲儿，要有策略，就像当年打游击一样，不能硬拼，要学会保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消灭敌人的机会。思想一通，灵活性就来了。这一点让我自豪。我从不死板，从不死记硬背马克思语录，从来都是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的观点看待和分析所发生的现象和问题，马克思说过要根据实际情况攫取，马克思没说过的要根据实际情况创新，这样方能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生搬硬套不是马克思主义。
不久，刘樾真的有了创新。在一次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架着他的两条胳膊把他推到前台，只要有人一喊打倒刘樾，他立刻趴在地上，拽都拽不起来。人家说还没打倒你呢你怎么就倒了。刘樾说我是纸老虎，不用打，吹口气就倒了。人家又问为什么是趴在地上而不是跪在地上。刘樾说我是被革命小将打翻在地的，都打翻了还能跪着吗。然后刘樾反问：“为什么你们说了不做？”革命小将听了异常的愤怒，就质问他：“我们怎么说了不做了？”刘樾知道他说走嘴了，就赶紧补充说：“你们确实没说，可是其他地方惯常都是再踏上一只脚的，你们心地善良就没踏。”这一回革命小将高兴了，就说：“那么好吧，就再踏上一只脚。”说完了真的就把脚踩上去了。批斗大会结束之后，造反派叫刘樾站起来他不站。造反派就又问：“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刘樾回答：“我现在已经变成一堆臭狗屎了，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刘樾这样回忆，有他一定的真实性。其实，他对造反派批判他的那些错误很不买账，他们说他光会吹喇叭抬轿子，他不敢当面反驳，只能点头称是。他们让他说他是怎样吹喇叭抬轿子的，他就有了一肚子的委屈。一开始，他是一心一意想抬轿子的，无奈官职小了一点儿，人家根本瞧不见他。人家不用他抬轿子也是有充分理由的。那时候想当轿夫的人太多了，轿领班，他肯定不在此列，就连不敢放屁的轿二他也靠不上前，而走路像写八字的轿三和昏天黑地的轿四又实在委屈了他。思来想去，他就决定先吹喇叭，即使这样，轮了几次还是轮不上他。这就是说，在事实上他连吹喇叭也没吹上。造反派就是不实事求是，你说这能不冤枉吗？能不委屈吗？能不记恨吗？
现在，他要回忆的就是造反派如何如何地迫害他，他如何如何地与造反派巧妙地进行周旋，他要竭力证明造反派是多么的愚蠢，多么的残酷，而他又是多么的勇敢，多么的智慧。他始终认为当初他做的那些事情都是正确的，符合历史的规律，而且历史已经证明了他是对的。只有做得对的人，才能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而现在他就是最终的胜利者。虽然三上三下，不免显得曲折，但是这正好说明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还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无论如何，他始终都是正确的，真理在他这一边。
就在刘樾不无得意地撰写革命回忆录的时候，在东北鹤城，另外一个人物也在回忆。不过他没有写什么革命回忆录，他觉得和那些牺牲了的烈士相比，自己并无值得骄傲之处，也无记录的必要。他躺在病床上，像过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回忆他光荣而又平凡的历史片断。
他与刘樾不同，越老越好认死理了，用东北的话说，就是一条道走到黑。要说他和刘樾的关系还很近呢，可是他和刘樾的秉性却是那么的不同，刘樾是该灵活的灵活，不该灵活的也灵活，而他正好相反，该原则的事情他讲原则，该灵活的事情他还讲原则。以前他见了刘樾叫二姐夫，却搞不清是啥二姐夫。到了鹤城之后，他掰扯清楚了。鹤城那些说话带有浓重的大味儿的属下，能够把亲戚关系分辨到极致，哪怕你出了五服，他们也能喊出相应的称谓。让他们一说刘樾是他的姑舅姐夫。鹤城有句俗话说：姑舅亲，砸烂骨头连着筋。他们说你说你和刘樾亲不亲？他们还说，要是在鹤城你们可是很实在的亲戚呢。当然，这种关系比起连桥来要差那么一点儿。鹤城还有句俗话说小姨子半拉屁股，谁能随便地拥有一个女人的半拉屁股呢？
但是他始终不能原谅刘樾。
他是平躺着在铁路医院的病床上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的，病床边上就坐着他的鹤城媳妇。
说起他和媳妇的婚事，还是省军区司令员做的媒呢。媳妇长得很筋道，也很漂亮，像只瓷娃娃。瓷娃娃又泼辣又豪爽，还能歌善舞。结婚第三天，她站在那里刷碗，嘴巴一张就唱了起来：大姑娘美来大姑娘浪……刚唱了一句，卢桂铭就像豹子一般从里屋窜出来了，皱着眉头，嘴巴喷出一团火：“你唱的是什么歌，什么浪呀浪的。大姑娘要是都这个样儿成何体统了？”媳妇马上闭住了嘴巴，只管低头刷碗，不敢再哼唱。后来他几次心血来潮，想听一听后面的歌词到底唱些什么，可是媳妇再也不唱了。再后来他到老丈人家说起这档子事，老丈人磕了磕烟袋锅说：“真是书呆子！你这号样儿的怎么就当上铁路局局长了呢？”当年的大姑娘现在变成了老太婆，想浪都浪不起来了。他问她当初她是怎样想的，老伴儿眨眨老眼皮反问他：“有这么一回事吗？”
他是部队在鹤城站稳脚跟之后来到铁路局的。四野南下打锦州，在那些运输大炮和高粱米的军用物资列车里有好几列是他发送的。当年他从古北口步行了好几个月，直到深冬才到达鹤城，而今他用火车从鹤城往锦州运送物资只两天就送达了。他终于体验到了火车的厉害。他热爱这一职业。虽然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群众的批判，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他喜欢火车运行时发出的那种咣当咣当的声音。他听得习惯了，不但不觉得枯燥和单调，反而觉得那是一首嘹亮的长歌，一支美妙的弹拨乐。这么多年的鹤城生活，也给了他一些遗憾，那就是东北的严寒侵蚀了他的健康的肌体，不但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还让他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前几年还因为剧烈的咳嗽咳出血来了。最近，他又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再加上战争期间他负的几次伤时时发作，他终于扛不住了。他现在是百病缠身，他感觉这一回指定不行了，他过不了这个年了。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在迷糊与清醒的交替中，他梦见了许多往事，这些往事也时而清晰时而混沌，极不连贯。
书上说，东海一八七〇年修建的吴淞铁路是中华大地上的第一条铁路，然而这条铁路命运多舛。不知道怎么搞的，一向聪明的英国人这一回犯了糊涂，竟然背着中国政府采取欺骗与蒙混的手段修筑这条铁路，结果可想而知。但是出乎人们的意外，中国政府出钱买回了铁路，然后把它拆除。英国人的宏伟计划由此破产了，而中国人则白白地掏了二十八点五万两白银，连个水漂也没打。
铁路从温润的南方来到了粗犷的北方，李鸿章在唐山修建了一条不足十公里的铁路。吴淞铁路是一场表演，唐胥铁路则让它回归了铁路的本真——人们终于可以从天津卫坐火车去唐山了——在第一批以购票方式坐上火车的人群当中，妇女和儿童占据了一多半。
无论从哪种角度上说，东北铁路都带着一点儿血。一八九六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成了钦差大臣。临行前慈禧召见了李鸿章，于是有了《中俄密约》，这是东北铁路及其附属地的源头。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中东铁路在吉林省东宁县三岔口举行了开工典礼。三岔口距俄国滨海省波尔塔夫哥萨克村六俄里，是预定出境地点。那一天，三岔口的中国官员、俄国中东铁路建设局官员尤戈维奇、乌苏里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海参崴行政官员、乌苏里驻军代表和法国驻海参崴舰队司令等各色人员正装莅临，合影留照。参加者还象征性地修筑了一条两俄里长的路基，作为中东铁路的奠基。近代日本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之后，立即把中国东北作为了攫取的目标。日本认为，满洲虽然不乏忠诚之人，由于他们醉心佃户生活，对于保护国土不甚关心，因此日本人要尽快夺取满洲的支配权，完成称霸东亚的梦想。其贪婪和野心昭然若揭。俄国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势必与旨在夺取满洲的日本发生冲突。当年八月间日俄谈判。所谓谈判，其实是战争的先声。第二年二月五日，日本宣布中止谈判，与俄断交。当日，日本出兵朝鲜仁川，占领汉城。东乡平八郎则率领舰队在旅顺口外面等待时机。八日，俄国沙皇召集御前特别会议讨论对日作战问题，决定开战。就在同一天夜里，日本偷袭了旅顺口俄军的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爆发。让人奇怪的是清廷，竟然宣布局外中立，划定辽河以西由北洋大臣派清兵驻守，交战双方不得侵越；辽河以东是局内地区，为战场。一九〇五年六月，美国总统出面调停。八月双方在美国朴茨茅斯谈判，九月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日本迫使俄国重新划分东三省的势力范围，吐出长春以南地区，从而改变了俄国独霸东北的局势，形成了日俄各霸一方，南北对峙的格局。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当年就与日本签订了条约，将伪满铁路交付日本管理。
新中国的铁路生活是火热的。虽然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故事经过岁月的研磨现在听起来不那么新鲜不那么动人了，却依然如故地在他心中翻起了波澜。在铁路上前行每一厘米都依靠钢轨的撞击完成，所经之处无不有人须臾相守。这些行走在钢轨上的人就是火车的守护神。火车从此站到彼站经过的大多是旅客并不知晓的工区。这些工区通常只有一栋房屋，或许房前还有一个花坛，但是屋后肯定会有一片菜园。花园是城市的点缀，菜园则是工区的依存。巡道工的蔬菜就是来自这些菜园而不是别处。
一列火车风驰电掣地驶过一座小站，把一切的一切都甩在了身后。小站越来越模糊，愈加显得冷清。
他去过伊勒呼里山脚的一座小站。在发黄的照片里，小站像一幅水墨画。但是告别了一时的喧嚣之后，就只有高大的榆树依偎它了。再有，就是依偎护栏凝神远眺的巡道工。苍茫中，他忽然感受到那些瘦削的铁路工人的高大之处——他们在平凡与寂寞中奉献着最宝贵的人生。沿着大兴安岭东侧的山坡有一连串的古驿站，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然而在车站职工的心中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桃山驿。它的名字来自于旁边的那座小山岗。山形如桃，春天里桃花灿烂，火红如海，争奇斗艳。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有一百多名铁路职工在山前安营扎寨，他们凭借“一点儿也不差，差一点儿也不行”的精神，信守铁路人的职业诺言，终于获得了路局先进中间站的称号。他们热爱这里的生活，在车站栽植了桃树，还修建了假山和凉亭，在橙色光晕的夜晚，列车进站宛如驶入了仙境。一场洪水冲垮了古伦河上的桥梁，七个桥墩坍塌了三个。他当即决定暂时以枕木搭建，尽快通车。抢修那天，工人全体出动，轮班作业。第二天就退休的老工人任强想出了妙策，先将石料装入平板车，然后用轨道车拖至桥闸，装得多，运得快，一趟顶得上十二辆大卡车，工人们自豪地称它木牛流马。
激情燃烧的岁月是玫瑰色的。那一年由他提议，选拔青年女干部和优秀女职工组建了鹤城路局第一个女子包车组。有人吹冷风：“成天跑车，有啥前途？”还有人说：“莫不是图个新鲜吧？”而他却鼓劲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只要我们坚持，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她们没有辜负他的希望，用具体行动赢得了旅客的赞誉。每一趟车她们都比男子组多打扫两三遍，把每一节车厢擦洗得通明透亮。她们还想了许多办法，一定要超过男子组。列车一启动，她们就检票，把旅客到站的站名和人数默默地记下，到站之前两报站名，通知旅客做好准备。酷暑当头，旅客要饮水，而有些车站没有上水设备，她们就用水桶往车上提水。谁有困难她们就帮助谁，扶上车，搀下车，有的贫困旅客少买了车票，她们就自掏腰包给他们补上。乘客感动了，给路局写来表扬信。一位外籍教师这样写道：我今年六十多岁了，什么样的火车没坐过？可是我没见过有你们这好的乘务员，你们为新中国添了彩！高山仰止，她们就是一座精神的高山。
他心中升起一团火，一翻身就又想起了路局车辆段的故事。鹤城路局车辆段列检组和鹤城站转运组相隔不远。那一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列检组在内部报纸上检查了自己配合作业中的问题，也诚恳地指出转运组的不足。
他们写道：
亲爱的鹤城站转运组的同志们：
目前我局正在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检验组坚决响应路局号召，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增产节约任务而奋斗。在竞赛中，我们越来越感到配合的重要，因为我们企业生产的每道工序都是密切配合的，如果有差错就会影响生产计划的完成。例如前日，一火车进站，你组通知我组提前十分钟开车，可是我们仍然按照日常习惯工作，结果耽误了发车。为保障运输计划，我们向你们保证，进一步学习快速检修法，做好材料和工具准备，以便同你们密切配合。同时，我们也感觉你们按照预约列车解体时间办事不够严格，扣定检送红票不够及时，有时也影响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希望在今后的生产中，你们严格执行联合作业办法，如有临时变动，及时通知我们。
让我们密切配合，为共同完成和超额完成增产节约计划而奋斗！
此致
敬礼
车辆段列检组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几天之后，鹤城站转运组做出了回应。
亲爱的鹤城路局列检组的同志们：
十月二十八日，从报纸上看到你们的友谊来信，给予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你们的话语是那么的真诚，你们的保证是那么的坚决。我们表示：一定与你们密切配合起来，为完成和超额完成鹤城路局提出的增产节约计划而努力。一接到你们的来信，我们迅即开会，检查了作业中存在的问题。过去我们存在本位主义，对联合作业法执行不力。检查起来，你们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创造了相当的条件，而我们却错误地认为，第一是列车编组，第二是解体列车，第三才是给你们送红票车。这样做的结果，等于把配合放在任务之后，而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及时将红票车送到工场修理也是任务的一部分。今后我们一定把送红票车列入计划，配合你们为完成增产节约任务而奋斗。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美好生活而共同前进吧！
此致
敬礼
鹤城站运转组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日
他为铁路工人的这种高尚品德感到骄傲，就又翻了翻身，就想起他为工务段书写的那副对联：主席著作人人学习人人用，革命红旗代代相传代代红。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榜样感染和净化了社会风气。走进他们，就是走进一个光辉的时代。火龙岗工区计划更换大石桥上的三百个锈蚀铆钉，可是工人在翻查枕轨时又发现了二百一十二个。有人问更换不更换？更换，没有那么多备料怎么办？老班长领着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愚公移山》之后，工人们的意见就统一了：凡是已经锈蚀的铆钉一律更换。只要有决心，就有办法完成任务。没有汽油，已经五十五岁的老工人陈清耀就搭车去鹤城背汽油。没有铆钉，年轻的共产党员乔善就连夜跑回工务段领取铆钉。其他人则起早贪黑连续大干了十九天，硬是把五百一十二个锈蚀了的铆钉全部更换了，比计划提前了一天。
新中国的铁路工作是火热的，也是恬淡的，在火热与恬淡之中隐藏着一个宗旨，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在恍惚中，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假定人们看了他的回忆，有谁还会说只有私有制才能让人认真工作呢？
那么大锅饭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在他的脑海里一闪，他的躯体立刻就在病床上蹦了几蹦。他惊讶地问自己：“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想起这些话来？”他在脑海里搜索，想得头脑发胀。猛乍他想起来了，在他住院前，一贯牛头鳖棒的张长芦跑去跟他说只有私有制才能让人认真工作。往日的谦谦君子发怒了。他一怒就将手指头杵在了张长芦的烂鼻头上，嘴里骂：“放屁，你胆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我就像当年砸烂日本鬼子的狗头一样砸烂你的狗头！”张长芦吓得缩一缩脖儿转身跑了，手里还拎着礼品呢，啪嗒一声掉在屋地上。他喊老伴把东西从窗户扔出去，才喊了两声，心房就打颤了。他的手一捂胸口，人就扑腾一声摔倒在地上。他想站起来却挪不动腿脚，脸巴子一阵阵地发麻。
他闭了一会儿眼睛，又想起一件事。他认定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新中国，在美国是绝不可能有的。
事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某一天。他接到滨城路局的一个电话，说是凌晨时分火车接近乌鲁布车站，一位非洲朋友在洗漱间洗脸，把金表放在车窗上。火车一震动，金表掉出车窗。滨城路局请求鹤城路局设法寻找。他知道这事小意义大，立即通知鹤城铁路公安处派人寻找。公安处的同志告诉他，乌鲁布铁路派出所已经闻讯，干警们甚至连早饭也没吃就奔向漫长的铁路线了。他了解乌鲁布派出所，立刻就放心了。
赵长颖所长把手下的五名干警分成了三组，沿着乌鲁布与樟岭之间的铁路线搜索。赵长颖是个小个子，眼睛也不大，但很有神。赵长颖瞪着小眼睛，一步一低头地寻找，遇到草棵就蹲下来用手摸一摸，遇到小溪就脱掉鞋子下水查看。溪水清清，只有一块块的鹅卵石。就这样赵长颖带领五名干警搜寻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金表。
金表到底掉在哪儿了呢？公安处把情况汇报给他。他想，还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他指示公安处和地方联系。乌鲁布公社的社员发动起来了，工务段电务段的职工发动起来了。养路工古有熊一边巡道一边找金表。他刚撬开石砟，眼睛就被亮光晃了一下。啊，金表藏在石砟里。古有熊欣喜不已，朝着大山顶上的一棵樟子松喊：“非洲朋友放心吧，你的金表在这儿睡觉呢。”亮晶晶的金表，跟随一颗颗爱心回到了非洲朋友的手中。非洲朋友嘴唇颤抖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蹩脚的汉语：“这种奇迹只能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他听了这句话，心中就像有一潭热泉在翻滚。
新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就像电影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脸上不时地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
五十年代，中国就像世界铁路实物博物馆，所有的老旧蒸汽机车同时奔跑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解放前，各铁路公司对车辆各有各的要求，因而呈现在中国人眼睛里的车辆，就像川剧变脸似的抹抹脸就变换一种；即使解放初期，车辆仍然有点儿零乱，直到六十年代才被新中国生产的21型客车逐渐取代。这种车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造型简练，色彩明快，朴实耐用。
中国的火车票是在一九二一年统一的，选用了埃多蒙桑车票，长度没变，但宽度缩小了一点儿，为五十七毫米乘以二十五毫米。车票以票基的底纹颜色实现档次分类：软座客票为浅绿色，硬座客票为浅红色，市郊客票为浅紫色，简易车客票为浅绿色，棚车客票为橙黄色。现在，他手里就攥有一张浅紫色的市郊客车票。那是他第一次到鹤城郊区视察时乘坐火车的客票，他留存下来做了纪念。就是那一天，他第一次面对面地与火车司机攀谈起来。当他们谈到兴致之处时，火车司机挺着胸脯雄赳赳地对他说：“我是上尉。”他有点儿糊涂，问怎么回事？司机告诉他，他们的级别相当于连长，国民党连长是上尉军衔。他听了就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做一名人民的忠实服务员好。”
他躺在病床上，喃喃地重复了一遍他曾经说过的这句话，就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他魄动心惊。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他接到路局的电话。电话里说，嫩江县哈达阳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特大暴雨的袭击，导致山洪暴发，水库决口，鹤城通往根河的636次列车失踪！他焦急万分。就在此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之音向世界播报了一条新闻：昨日，中国大兴安岭地区连遭暴雨袭击，引发特大山洪。洪水暴发之时将一列载有六百余人的列车吞没，旅客和司乘人员全部遇难。目前没有发现生还者的踪迹。“呸！你怎么知道的？造谣！”他愤怒地骂了一句。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晚十点三十五分，鹤城火车站，送行的人们和铁路职工送走了由鹤城开往根河的636次列车。列车在狂风暴雨中启程，正点到达根河的时间是次日上午十点四十五分。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雨中出行和值乘，列车上无论是旅客还是司机乘务员都是这样想的。这趟列车总共载有六百名旅客，司乘人员恰好是鹤城铁路局客运段三八红旗包车组，列车长就是曾经的鹤城铁路局团委副书记袁梅，今年二十八岁。
列车在黑暗中前行。暴雨抽打着黑色的蒸汽机车，白色的蒸气和黑色的雨雾撕扯在一起，无形之中产生了一点儿世界末日的效果。列车穿过嫩江县城，年轻的列车长接到鹤城铁路局调度的命令：前方是哈达阳石桥，列车缓行，时速五十公里。列车慢如人行。
清晨来临。淅淅沥沥的小雨骤然狂暴起来。看不见雨滴，只有白色的水流从黑魆魆的天空倾盆而下。狂风缠卷的暴雨，变成了一头狂怒的吼狮。火车司机觑觑着双眼，紧盯前方。
列车在狂风暴雨中缓慢前行。列车通过了哈达阳石桥，火车司机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蓦地，有红色的灯光在闪晃；暴风骤雨中有紧张的声音在呼喊：“前方路基穿孔，列车停止前进！前方路基穿孔，列车停止前进！”
司机紧急刹车。咣当，列车停在石桥上。车头在桥西，车尾在桥东。
大雨如注，洪峰翻滚。
火车头退至桥东。隆一声，石桥在洪峰中崩塌，四方的大石块在浪涛中翻滚。
列车退入新庆火车站。站长告知：“这里是危险区。山洪随时可能暴发。水库有决堤的危险。听到枪声，立即撤离。”话音未落，暴风骤雨中传来三声炸雷似的枪声。西北方向一道白茫茫的水墙，声如群狮怒吼。旅客惊愕了。
水如高楼，劈面而来。旅客眨了眨眼睛，眼前的房屋就消失了。山坡上，几棵一抱多粗的樟子松连根拔起，宛如墨绿色的山东大葱一般在水流中翻滚。
列车后退。洪水卷着浪花在车边追逐。
忽然，茫茫大水中钻出一群人来。有的光着脊梁，有的被蓝色或黑色的衣裳紧紧包裹，浪涛遮盖了他们的脸庞，宛如一群蓝精灵。
火车停下。蓝精灵爬上火车。山坳里一片汪洋。人们饥寒交迫。
洪峰漫过粮库，墙倒屋塌。洪水将面粉袋冲到山坡。有人跳入洪水，奋力扛回十几袋面粉。餐车厨师烙出一张张香喷喷的大饼，乘务员捧着大饼分发给了旅客和灾民。旅客和灾民啃咬着烙饼，惶恐地等待救援。乌云散去，一架飞机在蓝天盘旋。人们发现了飞机，飞机发现了列车。
他站在办公室里注视着窗外。满眼是房舍、铁轨和车辆，看不见停滞在大山里列车，但是他还是站在窗口旁边站了一天一夜。忽然，电话铃声响了，他一个箭步跨了过去。电话里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列车找到啦！”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鼓胀的胸脯缓缓地回落。
他猛然感到一阵轻松，就像人在深渊里浮出了水面，在窒息中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他忽然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致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他的脸色愈来愈平静，最后一丝微笑永久地滞留在了他那苍白的脸庞上。或许他认为他实现了保尔所说的那种人生的最高境界了。可是，他的老伴却极度地慌张起来，匆匆站起，腿腕碰倒了木椅。老伴抱住了他的脑壳，紧张地呼喊：“老卢！”但是他不回答她。
就在这时，卢松在闯进了病房，他匆忙而慌张。
他刚下火车，就匆匆忙忙地赶往了铁路医院。但是他还是来晚了，父亲已经永远地闭上了慈善的双眼，他再也聆听不到父亲娓娓道来的战斗故事以及意味深长的教诲了。
他站在父亲的病床边，他对父亲竟然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只有一些零星的记忆碎片。那些碎片好像海滩上的石子，在阳光下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艳。
他想起来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被姥姥出其不意地从托儿所领回了家。一个陌生的人坐在他家的椅子上朝他微笑，他急忙躲到姥姥的身后。姥姥呵呵地笑了，跟他说：“松在，喊爸爸。”
爸爸？没有印象。这种称呼他只在同班的小朋友嘴里听到过。他问那个陌生人：“小朋友的爸爸都在北京，你为什么不在？”父亲猛然愣了一下，继而微笑着告诉他，是毛主席安排他在东北工作的，他不能随随便便地跑回家来看他。他瞪着眼睛问：“为什么一定听他的话？”父亲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说完父亲就轻声唱起歌儿来，那是一首悠扬的陕北信天游：“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他歪着脑壳想了一下，说：“我知道这个歌儿，我也会唱。”说完他就高声唱了起来，“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嘿哟，哪里人民得解放。”
声音稚嫩，还跑了调，父亲却将他一把搂进了怀里。
他看了父亲一眼，他好像睡熟了。
他想起父亲曾经写给他的那一封长信。这是长长的一封信啊，可是信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却都是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书写的。
他去内蒙古插队之后，父亲给他写了这样一封厚厚的长信。就是在这封长信里，父亲讲述了他当年是如何到达延安的，如何与贫下中农结合的。他称赞他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为革命青年带了个好头。他还鼓励他永远扎根草原。父亲在信里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革命措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你决心奔赴农村，奔赴边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是革命的行动，是我当年奔向延安投身革命的继承和延续。你的这一行动值得鼓励，值得赞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屯垦戍边自古有之，古代赵充国曾三上屯田策，当今聂荣臻元帅、王震将军也曾经上书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屯垦戍边。农村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大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你可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风俗冲锋陷阵，可以为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大显身手，可以在思想革命化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父亲的话似乎是口号，也似乎是号角，谆谆一席话说得他周身热血沸腾，顿时豪情万丈。
他又看了父亲一眼，父亲依然熟睡。他就想起上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
他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了，父亲特意约他来鹤城。在吃晚饭的时候父亲拿出一瓶北大荒酒来，说：“我们祝贺一下，祝贺我们的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他奇怪，就问：“爸，难道你不是大学生吗？”父亲沉思了一下说：“我虽然是大学生，但是没有毕业。而你却不同，你是双学士。”看他莫名其妙，父亲又说，“你看，贫下中牧推荐你上了大学，这说明你农村大学毕业了。而现在你又拿到了北京大学的毕业证书，按照国外的教育制度，这不是双学士学位吗？可是你不要骄傲，与工农相结合是一辈子的事，永远没有毕业的那一天。”他郑重地点了点头说：“爸，您说得对，我会牢记您所说的话。”父亲摆一摆手说：“不，你要永远牢记毛主席的话，把一生交给人民。”他明白了，父亲不就是这样吗？他远离家乡，把一生交给了鹤城人民，而从未想过索取。
他又一次低下头认真地看了一眼父亲，父亲的遗容是那么的安详。忽然，他的心头有些颤动，就看见父亲的嘴角动了一动。“父亲临终前一定有话要对我说的，”他这么想着就转过身来询问满脸泪痕的母亲：“爸爸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母亲摇了摇头，说：“没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临终时他只是灿烂地笑了笑，却一句话也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