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我邀到左边半间寝室兼书房的屋子里，然后到右房把一群正念书的小学生放了学，看他们一个个挟起蓝布书包欢喜跳跃而去，便回来向我道歉。我正在他案头默默翻阅牛皮纸封面的陈旧的《新青年》五卷合订本，立刻立起来再招呼他：
“你在教书吗？”
他又很窘苦地微笑了一下，支吾着说：“身体不好，待在家里没事情做……”
一个读《新青年》的蒙馆先生！我在心里惊了一下。原以为在这无声的小城里，我是唯一的带回了《新青年》的了。
我们的谈话从上海那位朋友开始，说到我们在上海合办的一个可以通邮借书的小小的图书馆。我才知道他正是这小图书馆热心的借书人。他告诉我，他要捐些书给图书馆，说着，就走到床边，在书架上，觅出蒙着尘灰的一大叠线装书，是同文版缩印的一部《东华录》和一部《续东华录》，一部明刊的《漱玉词》。
“你自己不要用吗？”
“不，我没用处，我打算再找些送去。”
“新出版的书能常常见到吗？”
“不，这里很难见到。”
“教书忙吗？还做点什么工作？”
他红了红脸说：“最近想搜集一些历代田租制度的材料。”
说着，就在桌上找出一本破旧的账簿似的册子，里边夹着很多小纸条，密密写满了秀丽整洁的小字。我翻了一翻，他嗫嚅着说：“这些都是从古史里摘下来的。”
“是很大的工程！”我随手看了几条，放下了。
这大概是我们初次会面的情形。以后他也到我家来过一次，又送来一大叠捐书，又从我的书架上借去几本新书。因为他是很沉默的人，每次只是很简单地答复我的问话，然后默默对着我，再没有话说了。于是，对坐了一会，就告辞了。我在家没有久留，和他的交谊也及此为止。只从邻人的嘴里，约略知道，他的四五个哥哥，大都是当银匠的，他最小，病在家里，教蒙馆度日，景况并不好。
从此，我没回家乡，一直到1927年北伐军到达浙江，军阀官僚的气焰，在民众勃兴的大风暴前暂时收敛。在上海，正是工人第三次暴动的前夜，整个城市笼罩在大恐怖中，我带着半避难的性质，回到家乡工作。原在军阀统治下不大得志的一些小绅士、讼师、小学教员之类，现在都变成了革命的官，我就被当作激烈的一派，工作在他们中间，而且接触到平素很难有机会接触的农民、盐民、铁路工人、手工业者、商店职员等。这时候，我第二次遇见朱亚之。他已停止了自己教蒙馆的生涯，在党的区部做宣传工作。
他对家乡各阶层社会情形比我熟悉得多，特别在下层群众中更多接近的机会，因此，我们的工作得到他不少的帮助，特别因为他的提示，使我对自己周围的人，在他们慷慨激昂的革命姿态的背面，发觉他们生活的另一形象：怎样奔走于税局长与商会长之门，怎样在尼姑庵内吃花酒，而时时警惕着。在我们所主持的职工、农民的斗争中，他也常常提供宝贵的情报和意见。我和他的友谊，因为工作的关系，非常迅速地增进起来。
有一次，他提议为一位七十年前农民暴动的领袖，做阐扬的工作。那是正当太平天国军到来之前，率领全县农民为反抗满清官僚地主发动武装斗争，而终于在残酷镇压下悲壮牺牲的无名英雄。为了这件事，我同他到这位英雄出生的村子去访问过唯一的遗族，侄媳，晋谒了英雄夫人的孤塬。——一整天旅行又把我和他的关系加深了一层，他特地把历年搜集的英雄事迹的材料送给了我。但我们准备工作还没有头绪，四·一五事变的风暴也吹袭到小城市来了。在一天比一天恶劣的形势中，我虽还能镇静自处，却也不能不感到身边的沉寂。我终于没被这沉寂所吞噬，完全是亚之的力量。
在危迫中，他和我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了。他几乎每天到我家来，我们也常常一同散步，到十里外一个小湖畔，做半天遨游。
终于，最后的警报到来了，我已不能不立刻离家。在漾漾细雨的火车站上，他把一顶黑雨伞低低掩住面孔，轻轻对我说：“你安心去吧，这里有我们呢。”
在反动的大恐怖时期，他一直艰苦地坚持在家乡。在年终，离县城数十里北乡饥饿的农民，发生了一次暴动。我这时已离开上海，在遥远的海外，从此失掉了和亚之的联系，只间接听到，他被捕，但立刻又脱逃了。详细情况直到他来上海才知道。那时他已无法在家乡潜伏，流浪到上海来了。
在法租界污秽的马路边，一家小小的烟纸店里我找到了他，颜色显得更加憔悴了。他在这家亲戚的小店里，帮着亲戚料理一些上门的顾客。见了我，马上带我走进店后暗弄内，走上喀吱喀吱响的楼梯，我的鼻子立刻闻到一阵焚马粪一样的气味。
“这里是一家燕子窝，吃红珠子的。”
他指了一下梯边的亭子间，亭子间的门半开着，可以望见满屋子的烟雾，烟雾中满排着床。床上地下都有人躺着吸烟，烟灯发出鬼火似的幽光。
他的寝处在三层阁楼，楼上两张双层床，他在一只床边低头坐下，便谈到家乡几年来的情形。
“你是怎样脱逃的？”我急着问他久蓄的疑问。
“那个……”他还照旧窘苦地笑了一笑。
“是王世和带了来的，在门口问，我一听知道不对，正打算从后门走，已经来不及了。二哥霸在门口，回说我不在家，只听来人一声呵斥，打我二哥一记耳光，就有人闯进来，把我捕住。因为二哥骗了他们，也一起被捕了。一副手铐，铐住了我们两个，带着就走。沿龙山过孙棣桥。王世和先去了，只剩一个侦探押在我们身后，离开有两三步……我慢慢地把被铐的手，缩起来转动，转动，因为我瘦，脱出来了。二哥说：‘你走吧，反正我没有关系。’我拔脚往山上跑。侦探要顾住二哥，又要追我，急着吹警笛、叫警察……我一直跑上山顶，翻到山后，警察已经兜上来了，我闪进一家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女人，我说：‘对不起，嫂嫂，我在那边打牌，警察来捉赌，让我躲一躲吧……’这样，我就躲过了……后来就到这儿来了。”
“生活好么？……有钱用没有？”
“不，钱没有用处……只是找人找得很苦……杨树浦，小沙渡，天天跑腿……”
从此一个短时期，他来和我一同为一个报纸工作。虽然他来上海不久，但很快就熟悉了工人区域的情形，供给这方面的新闻。每天傍晚我到报馆里，他从远远的市外，跑了新闻回来，帮着我改稿、校对，有时写短评，一直弄到很晚，就一同半带散步回家。
他的灰布长衫愈来愈褴褛了，鞋头露出了破洞，我从袋里摸出几块零钱，塞进他的手里。
“不要……我连电车也从来不坐，钱没用处。”
经我强迫，才勉强收下了。
但我们的报馆不久就受到打击，我和他也分开了，只偶然有见面的机会，随便谈到家乡和私人的生活。
有整整四年，我和外界的生活完全隔绝，自然也一点不知道亚之的消息。卢沟桥的炮声使我有机会回到隔绝十年的家乡。
家乡那些左右逢源的人们，以为时代又回复到1927年。我被许多崇奉的颜色和言辞，闹得昏头昏脑，躲在家里的小楼上，翻阅那些已堆了十年的破书，连大门也不敢出，忽然记起了亚之，我就独自悄悄去访问。当我过上海的时候已一度探访，有人说他在牢狱里，有人说他已经死了，也有人说他还在家乡。为了证实最后的猜测，我又摸进那扇小小的墙门。
院子已经荒凉零落得很，当然再没有小学生念书的声音，有些屋里好像已经住进外人，当我问朱阿小的时候，都推说不知道。最后，不顾无人接应，我推进从前做蒙馆的那扇门里，走出一个矮小的中年妇人，回答我的询问。
“朱家是在这里，不过已经没有人，都死光了。”
“做银匠的呢？”
“做银匠的是我二哥，死了两年了。”
“我是来找阿小的，阿小在家吗？”
她迟疑地望了我好一回，忽然回答：
“他么，他不在啊……在上海。”
“我是刚从上海来的……上海的人说他在家里……”
她又支吾地说：
“真的……他不在家……”
我看她的神情似乎故意隐瞒，但我也只得失望而走……正要退出，忽然后间的门轻轻推开来，在室内的阴影中隐约看到一个像人样的瘦长的东西，慢慢地移动出来。我突然站住，这不是亚之吗？可他已完全变了样子了。
他没有穿上衣，上身完全是赤裸的，两条手臂好像两条木柴，一条垂在身边，一条弯曲着压在胸口。胸口每条肋骨都显明突露着，像科学馆陈列在玻璃橱中的骷髅，除了罩上一层蜡黄的皮。脸色也一样蜡黄的，更明显地显出骷髅的轮廓。颈后的脊骨似乎已无法支持这沉重的头颅，他的头向前斜斜屈倒，好像颈子里长了疮的人一样。只有一对显得更大更黑的眼，像两枚钉子似的钉在我脸上，表示他像丝缕似的生命还和人间联系着。我感到周身凝冻似的寒冷，几乎喘不过气来，看他举起右臂，扶着墙，摸到一只小床边坐下。
“你为什么病成这个样子啦？”
刺破沉寂的场面，我说出这样一句。
“病，第三期的肺痨……”他把低倒的头颅抬了一抬，发出蚊子一样的声音。
“半年多了，是这样一副情形，怎么见得了人，又担心他的安全……”中年妇人替自己辩护刚才的欺瞒。
“我的姐姐……家里的人都没有了……”
他又蚊子叫似的告诉我。
“四个兄弟都死了，也没有后代，只剩下这样的一个，待在我这里。”她姐姐似乎打算倾诉胸头的愁苦，但我没给她搭腔，就问他在上海的情形。
他曾长时期在一个特别部门工作，当大恐怖的浪潮激荡汹涌的时期里，工作的主持者被捕而且立刻“转变”了，他一个个吸收去自己的“部下”。也属于他“部下”的亚之，没有追随主持者到南京去荣任官职，就只好悄悄逃回了家乡，就这么一直病到现在。他慢慢叙述着，又抬头向我严厉地一望：
“你怎么现在就出来了？”
我把详细情形告诉了他，又告诉了他大局的形势。
“打起来了？”他的眼里好像射出一道奇怪的光，立刻低下头去低声干咳了几下。
“看医生吗？”
“没有用的了，只好等日子。”他的姐姐从旁插嘴回答，“医生说，也不用吃药了，想吃就给他吃点，可是哪来的钱呢？”
“精神还好，大概还可以好起来的。”我说了。
他把头摇了摇，似乎想做一个窘苦的微笑。但是脸上的皮肤似乎已经僵硬，略略牵动了一下，没有笑成。
我刚刚离开人间阴森的地狱，脑子里还鲜明印记着地狱里的形象：长夜中四处凄然的咳声，从窗口走过病萎的行列，和用担架抬到太平间去的同伴。可这一切好像也不及眼前的悲惨。我再没有勇气用眼睛去望这个活人的骷髅，我也没有可以安慰他的话，我只能默默地坐了一会，从衣袋里拿出所有几张钞票，都塞在他的手里……
“买一点滋补的东西吃吃吧，我过几天再来看你。”
我逃也似的离开了他，整整几天，失却了幽居中的宁静，焦躁地和亲友们商量，想找一个医生去看他。一个熟悉他家情形的人告诉我：“你替他着急是没有用的，他姐姐连饭也没给他吃饱呢……给他钱吗，也没有用，等你转身，就被没收了……”
但我的心总是平静不下来，几次想再去探望，总是失掉了勇气，迟疑不决。不多几天，卢沟桥的炮火已蔓延到上海，全国抗战的形势成熟了，遥想炮火的光焰，我又向异地流浪去了。朱亚之被委弃在角落里，煎熬着生命的滋膏，一天天干涸下去，从此再也没有音讯了。无疑地，他是像灯火一样消灭了。但在他临终的床上，他也许已听到了那最初的炮声，这中间也有他一份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炮声呀！
1941
记一个双十节
我过了三十七个双十节，只有一个到现在还在怀念不止的，是三年前，抗战刚胜利，宣布双十协定的那一个。
我跟浙东纵队离开自己的家乡，撤退北上，是九月二十一日从四明山中的上虞县城出发的，一路行军，十月一日渡过杭州湾海，到浦东的奉贤县城，休息了五天，六日清晨重新行军，渡过黄浦江，越过沪杭线，又冲过京杭公路，一口气步行了三十四小时，横跨奉贤、南汇、上海、松江、青浦五个县境，到达了离上海市二十三里的青浦县属的观音堂镇，休息了两天，后来又开到相距五里的重固镇去，就在重固过了这个可怀念的双十节。
观音堂和重固都是富庶的市镇，附近一带也都是丰沃的鱼米乡，秋风波荡四野的稻穗，一片金黄的大海，老百姓夹道迎接我们的队伍。这儿是淞沪支队的老根据地，使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忘记了一路的疲劳和紧张。原来部队是根据协定，为了争取全国的和平民主而胜利撤退的，国民党却一心想在路上消灭我们，一路行军，头上总跟着大队的飞机，虽没投弹，却连黑夜也不肯放松，和我们分路走的几个支队，就在浙江瞰浦的海滩边遭遇了背信的截击，经过十八小时的冲杀，结果只是使队伍添上了几百名俘虏。这另外的一支队伍就在重固跟我们会师了，连同而来的，是在山西解决阎老西三万八千人的大胜仗，和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电讯。
整个重固镇都喜欢得疯狂了，老百姓准备以通宵提灯游行来庆祝国庆和欢迎我们。纵队的何司令员原是江抗的领导人，抗战前期就在这一带打游击，老百姓像家人一样地迎接他，走在路上，连小孩子也远远地喊着何司令，张着两臂向他扑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