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论尚贤
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战国时鲁国人，曾做过宋国的大夫。他出身低下，自称“贱人”，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传世的《墨子》一书，原有71篇，现存53篇，是汉时刘向、班固先后校定的。书中分为“两经”、“十论”、“墨辩”、“墨语”等，内涵丰富，涉及广泛，可以视为当时的一部百科全书。
《墨子·尚贤篇》是一篇有关人才学方面的思想言论结晶。墨子认为，尊崇贤才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不可以等闲视之。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又说：“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和国祚的长短，与贤才的多少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么，如何去选定人才呢？墨子认为：“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又说：“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换句话说，选定官吏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品德，一是才能，不必考虑家世出身和工作行业，也不以个人恩怨去选人，而应出以公心。即使是耕田的农夫，各行业的工匠，以及从事贸易买卖的商贾，只要有才能，都应无一例外地选拔上来，按品德才能的高下去录用，以功劳的多少去定奖赏和俸禄。在推举贤才出来做官的同时，还要对无能的人加以淘汰，人才机制常态运转起来，国家就会出现大治。
在《亲士》和《非命》诸篇中，墨子还多次论及人才的重要性。他说：“义人在上，天下必治”，“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按照墨子的观点，这个“义”，不是私人之间的哥们儿义气，而是“一同天下之义”，是要为万民兴利除害，要结束“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的纷扰局面。而“士”，这里泛指有品德才能的知识分子。如果主宰国家的天子不能体恤爱惜和尊重任用他们，那国家灭亡就为期不远了。所以，他强调指出：“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墨子在认识事物的问题上，还别有创见地提出判断是非真假的标准的“三表法”，这就是“本”、“原”、“用”。所谓“本”，是“上本于古者圣王之事”；“原”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用”是“发（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就是说：善于从政的人，应该考察历史，吸取前人的经验，研究当前平民百姓的现状，检查政策法令实施后给人们带来的实际效果。这种“三表法”的实际意义，不仅是从政者工作的方式方法，而且已经超出了人才学的范畴，在逻辑思维学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富于条理性和严密性，具有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性质，深为后代人们所重视。
墨子的政治学说强调“兼爱”和“非攻”，提倡“节用”、“好义”，认为国家之间和官民之间，都应该是“兼相爱”和“交相利”，反对统治者“亏夺民衣食之财”，去追求“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为此，墨子曾派出他的学生们去帮助弱小的宋国守城，以防备楚国的进攻。自己呢，也是急如星火地赶到楚都，劝说楚王放弃攻宋的打算。当时，在楚国有位著名工匠公输班（复姓公输，鲁人，又名鲁班），曾先后摆出云梯等9种攻城机械和策略，对宋国都城进行假想性的进攻，但在墨子所制作的器械和防御策略下，公输班被当场击败。楚王目睹墨子的智能大略，又知道墨子的学生们已到达了宋国，只好放弃侵略宋国的企图。
墨子的学说思想是比较接近劳动人民的，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之学在当时也是一门显学，它有严密的组织，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总的说来，墨子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劝说王公大人要尊重贤才和施行善政，“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这种进步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可作启迪借鉴。
庄子以“九征”铨选人才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战国时宋国蒙邑（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他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与春秋时的老子齐名，合称为“老庄”。他很有学问，文章也写得很漂亮。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楚威王曾用千金聘他当宰相，他都没去，而是专心从事著述。现存《庄子》一书，即为他及其后学所作。
庄子虽然只做过漆园吏的小官，思想比较消极保守，但对于人才铨选问题却颇为重视。他在《列御寇》一文里，提出了“九征”。文中假借孔子的口吻说道：“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意谓生当今世，人心险，要了解一个人比知天还难。他认为：“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可以因气候的变化和早晚的不同而加以识别，而人呢，却常常用假象去掩盖实质，“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擐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钎，故去就义若渴者，而去义若热”。就是说，有的人貌似忠厚，而行为骄横；有的人长得并不好看，而心地善良；有的人外貌圆顺，而实为刚直；有的人看去很邋遢，实际上却是个急性子；有的人表面上讲忠孝节义，道貌岸然，而实际上却品德不端，男盗女娼。为此，他提醒执政者，千万不要被假象迷惑，而要善于察选人才。他说：“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意谓执政者在察选人才时，不妨委派他到遥远地方去，以考验他的忠诚；或者让他在自己身边工作，看他是否恭敬；将繁杂的工作交给他，以检验他的才能；或者突然地问他一些难题，以考察他的智力；规定他完成任务的期限，看他是否守信用；试着让他管理钱财，以检察他是否清廉；明确告诉他前途艰险，以考验他的操行；还可以让他喝个酩酊大醉，以观察他的表情和反应。通过以上九种征候去检察一个人，如若是品行不端的人，必然很快地露出马脚。
庄子还认为，用人要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根据才能的大小，委以相应的职务。他在《庚桑楚》一文中说道：古代的射箭能手后羿，一箭就能射中麻雀。但是，后羿的神箭，却会受距离的限制。如果能以整个天下作为笼子，麻雀就再也无法逃脱了。庄子又以商朝的伊尹、春秋的百里奚为例，说伊尹原是做饭的庖人，百里奚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来的。由于选用恰当，他们发挥了才干，辅佐汤和秦穆公，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
庄子的“九征”告诫人们，看人不要只看长相，只听他嘴上说得好听，而主要的是观察他的行为，检验他的才能和品德，进而窥测他的内心世界。在“九征”的基础上，量才而用，给予信任，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就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得更好。
胥臣苦谏荐人才
公元前600年的一天，在晋国宫殿上，大夫胥臣正在为推荐郤缺向晋襄公苦谏。
“这万万不可！”廷尉出班反驳道：“郤缺是罪臣郤芮的儿子，怎么可以录用呢？”
胥臣见殿上殿下一片摇头唏嘘，就正色说：“父亲有罪，儿子就不能起用么？大禹的父亲鲧有罪，天帝惩罚了他，但是舜还是起用了他的儿子，治水不是获得了成功吗？岂能因为父亲获罪而埋没了人才，贻误了国家大业呢？”
晋襄公说：“郤芮有罪，国家惩治了他。他的儿子一定耿耿于怀，怎么能赤胆忠心为晋国效力呢？”
胥臣说：“士为知己者死。郤芮有罪伏法，是郤芮罪有应得。君王你现在重用郤缺，正表明君王选贤授能，不拘一格。连罪臣的儿子都能重用，天下贤士怎能不策马扬鞭，踊跃前来投奔您呢；再说君王认为郤缺会因家仇废公，这也没有根据。管仲曾经用箭射击齐桓公，按理说齐桓公抓住了他，应将他碎尸万段，然而，齐桓公却不计前嫌，重用他做相国，终于使齐国称霸诸侯。”
晋襄公说：“管仲是天下奇才，郤缺能够和管仲相提并论呢？”
胥臣说：“一斑可窥全豹，一叶可知秋至，察其貌而观其行，即可知其为人。今天我从鲁国归来，见一对夫妇在田里锄草，那女子将饭罐高高举过头顶，十分恭敬地请丈夫进餐。而那丈夫也以同样的礼节回敬妻子。我后来得知此人便是郤缺。夫妻相敬如宾，显示了郤缺的德行。以模范的德行治理百姓，百姓就会讲仁义、尊君王、听命令。一呼而百诺，令必行，行必果，国家何愁不强大呢？”
胥臣的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动了心。晋襄公羞赧地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险些因为世俗的偏见损失了贤才。”于是召见了郤缺，任命他为下军大夫。郤缺果然很有才能，此后为晋国的强盛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奖励胥臣荐才有功，晋襄公把“先茅”之地赏给了胥臣。
周公“一饭三吐哺”
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西周初期人，他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也是文王次子武王姬发的弟弟，因随武王讨伐商纣王有功，食邑于周（今陕西岐山东北），史称周公。又因受封于鲁地曲阜（今属山东），亦作鲁公。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政治家，几乎成为历代贤相的楷模，并被誉为仁义的化身，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理想人物。他在尊贤爱贤上有突出事迹。
周公襟怀坦荡，在周武王死后，他不避嫌疑去辅佐年少的成王。为了安定社稷，开拓边疆，他礼贤爱士，千方百计地搜罗人才。当时被尊为太师的姜子牙（姜太公），本来是一个在渭水支流磻溪上钓鱼的老叟，但他有很高的行政管理和军事指挥才能，又曾写出《六韬》、《三略》之书。因此，周公非常尊重他，举凡有什么疑难不决之事，都虚心地向他求教。又有一位名叫召公奭（一作邵公、召康公）的人，也很有学问，他的思想言论，被收到《书经》的《召诰篇》中，周公也很器重他，经常和人共同磋商国家大事。周公尊重贤者智者的行动，使天下有才能的人都纷纷来投奔他。
周公因为要辅佐成王，只能留在都城镐京（今陕西长安县韦曲乡西北），封地鲁国就由儿子伯禽去管理。当伯禽要奔赴曲阜时，周公意味深长地告诫儿子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这些话的意思是，论身世、权力和地位，我是够高贵的了，有谁能比得上我呢！可为了接纳天下之士，我在洗澡时，曾经多次顾不上沐浴，手里握着湿漉漉的发辫出来迎接贤人；我在吃饭时，也多次放下手中的筷子，吐出嘴里的饭，恭恭敬敬地款待他们。就这样，我还怕对天下的贤人不够虔诚和尊敬，怕失去了贤人对自己的信任。你到封国以后，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官高势大瞧不起人，而是要从心眼里重视贤人啊。
周公尊重贤才的事迹，深受后代们的推崇。曹操渴望贤才帮助建立功业，在《短歌行》一诗中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是谓贤才多多益善，自己要像周公那样一饭三吐哺，就算这样还担心错过了天下的贤士。
周公辅政期间，军事上曾率兵东征，平定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为首的叛乱（史称“二次克商”），政治上完善了分封制，又制礼作乐，制定典章制度，出现了“郁郁乎文哉”的盛世。这些辉煌的业绩，都是在重视贤才基础上取得的。
秦穆公羊皮换贤
公元前655年，秦穆公派公子絷到晋国代自己去求婚。晋献公把大女儿许配给秦穆公，还送了一些奴仆作为陪嫁，其中有一个奴仆叫百里奚。他是虞国的大夫，很有才能，晋献公本想重用他，但百里奚却宁死不从。这次，有个大臣对晋献公说：“百里奚不愿做官，就让他做个陪嫁的奴仆吧。”
公子絷带着百里奚等回国时，半道上百里奚却偷偷逃走了。
秦穆公和晋献公的大女儿结婚后，在陪嫁奴仆的名单中发现少了百里奚，就追问公子絷。公子絷说：“一个奴仆逃走了，没什么了不起。”
朝中有个从晋国投奔过来的武士叫公孙枝，把百里奚介绍了一番，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贤才。于是秦穆公一心想找到百里奚。
再说百里奚慌乱中逃到了楚国的边境线上，被楚兵当作奸细抓了起来。百里奚说：“我是虞国人，是有钱人家看牛的，国家灭亡了，只好出来逃难。”楚国见这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一副老实相，不像是个奸细，就把他留下来看牛。他还真有一套牧牛的本领，把牛养得很肥壮，大家给他送了个雅号——“放牛大王”。楚国的君主楚成王知道后，就叫他到南海去放马。
后来秦穆公总算打听到百里奚的下落，就备了一份厚礼，想派人去请求楚成王把百里奚送到秦国来。
公孙枝说：“这可万万使不得。楚国让百里奚看马，是因为不知他是个贤能之士。如果您用这么贵重的礼物去换他回来，不就等于告诉楚王，你想重用百里奚吗？那楚王还肯放他走吗？”
秦穆公问：“那你说说怎样弄他回来？”
公孙枝答道：“应该按照现在一般奴仆的价钱，花五张羊皮把他赎回来。”
一位使者奉命去见楚王，说：“我们有个奴隶叫百里奚，他犯了法，躲到贵国来了，请让我们把他赎回去办罪。”说着献上五张黑色的上等羊皮。
楚成王想都没想，就命令把百里奚装上囚车，让秦国使者带回去。
百里奚拜见秦穆公后，秦穆公想请他当相国。百里奚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和蹇叔的儿子西乞术、白乞丙。秦穆公拜蹇叔为右相，拜百里奚为左相。没多久，百里奚的儿子也投奔到秦国来，被秦穆公拜为将军。
五张羊皮换来五位贤人的事，成为千古佳话。
秦始皇废除逐客令
秦始皇（前259—前210），名政，秦庄襄王之子。十三岁时，即位为王，相国吕不韦和宦官嫪毐把持国政。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亲政，平定嫪毐之乱。罢免了吕不韦相职。任用李斯为相，命令王翦等大将推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十年之间，消灭了称雄割据的韩、魏、楚、燕、赵、齐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
“逐客”风波发生于秦始皇执政之初。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人才流动是一种普遍的正常的现象。即所谓“良禽择木而居，贤臣择主而事”。一些有志于争雄称霸的国君，都大胆使用从各国投奔过来的人才，这些人被称为“客卿”。秦国地处西陲，早在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王时，就曾任用各国人才。商鞅就是从卫国投奔秦孝公的。
早在秦王政元年（前246），战国末期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接受韩国的命令到秦国游说兴修水利的事，目的是借此消耗秦国的力量，以阻止对韩国的兼并战争。当时秦始皇还年轻，在郑国主持之下，秦国征调大量民工修渠，从谷口（今陕西礼泉县北）起开凿河道，引泾水直到中山（今陕西三原西），又向东通到洛水，整个灌溉渠，长达三百多里，灌田四万顷以上。在工程进行过程中，秦国发觉了郑国修渠的阴谋，准备杀他。郑国说：“我这样做，只不过使韩延缓几年亡国的时间，但是渠修成以后，可以给秦国带来万世之利。”秦王听后，让他继续主持水渠的修建。水渠完工以后，把含沙量多、肥效丰富的泾水，灌溉在含有碱性的土地上，“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名曰‘郑国渠’”。可见这条渠的修建，对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秦王政十年（前237），也就是秦始皇亲政的第二年，宗室大臣又旧事重提，纷纷向秦始皇说：“从各国来报效秦国的人，都是替他们自己的国家到秦国来游说当间谍的，请把他们一律赶出国境。”秦始皇于是下了一道逐客令，幸亏由于李斯上疏《谏逐客书》，才避免了这场驱逐人才的灾难。
李斯本是楚国上蔡（今属河南）人，他在吕不韦当权时就已来到秦国。李斯曾对秦始皇说过：“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就像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灭掉六国，建立帝业，统一天下，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还为秦始皇出谋划策，因此得到信任而被任命为客卿。当时李斯也属于被驱逐之列，他一怒之下，在离开秦国以前写出了传诵千古的名篇——《谏逐客书》。文中一开始就回顾秦始皇的先辈穆公、孝公、惠王、昭王重用大批外来的士人的事例，说明这些客卿在秦国历史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接着他笔锋一转诘问道：为什么“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他继续写道，“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意思是：现今你抛弃人民去资助敌国，拒宾客是让他们去替诸侯建功立业，使天下的士人退缩不敢西来秦国，这真是“借兵给寇，送粮给盗”了。秦始皇读了这篇《谏逐客书》，发现自己错了，毅然决然地派人去追赶李斯。赶到骊邑（今陕西临潼骊山之北），才将李斯追上请回朝廷，恢复了他的官职，并当众宣布废除逐客令。秦始皇对李斯更加敬重，采用他的计策，后来还提拔李斯为丞相。说明秦始皇这时还是能够虚心纳谏，敢于改正错误的。
秦始皇对茅焦的态度，也是能体现他的这一优点。茅焦本是齐国人，嫪毐作乱平息以后，秦始皇在盛怒之下，准备将与嫪毐私通的赵太后迁到雍城并杀其二子，还下令：“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但茅焦却冒死请谏说：“车裂假父（指嫪毐），囊扑二弟（以囊盛其人，扑而杀之），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秦始皇听后觉得自己的处理有错误，便马上把茅焦扶于上座，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废除逐客令以后，许多怀才之士都来投奔秦国，秦始皇给他们以官职，以美食。如韩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人尉缭，就受到秦始皇的宠信，甚至“衣服饮食与缭同”。这是因为尉缭曾向秦始皇建议，为配合远交近攻、各个击破以一统天下的战略，请秦始皇派出能言善辩之士去游说各国，并用黄金美玉等财物去收买各国大臣，一方面分化各国之间的联盟，削弱他们对抗秦国的实力；另一方面离间国君与臣下之间关系。果然，在秦国强盛的条件下，各国之间互相猜疑，君臣之间彼此离心，使秦国的政治攻势取得了很大的效用。秦始皇勇于纠正过失和敢于大胆起用各国人才的思想作风，无疑是他获得成功的要素之一。
九方皋相马
众所周知，伯乐是我国古代一位善于相马的人，《战国策·燕策》中有“伯乐一顾，马价十倍”（原文为“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的说法。伯乐曾著《相马经》，又在太行山发现了一匹被用作拉盐车上山的千里马。他见到这匹汗水交流、疲乏无力的千里马，连忙流着眼泪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披盖在马身上。唐朝文学家韩愈有感于人才难得，曾为之慨叹道：“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于是，后人以“伯乐相马”比喻善于识别人才和爱惜人才。而“九方皋相马”则更有一番意义：
有一天，秦穆公对伯乐说：“你年老了，你的子孙中还有会相马的人吗？”伯乐回答道：“一般的好马，总是可以从它的形状和筋骨上去察看和分辨出来的。至如天下难得的千里马却不同，它好像没有什么标准，也令人难以捉摸，它跑得很快，跑时马蹄上不沾尘土，跑后也不留下蹄印。我的子孙都是才能低下的人，要看看一般的好马还可以，但却不会挑选千里马。我有一个经常在一起挑柴担菜的朋友叫九方皋，他的相马本领不在我之下，请您召见他。”
秦穆公见过九方皋之后，便派他到各地去寻找千里马。在第三个月的时候，九方皋回来向秦穆公报告说：“我已找到了一匹千里马，是在沙丘上发现的。”穆公问：“是什么样长相的啊？”九方皋答道：“是一匹黄色的母马。”
穆公听罢，忙派人到沙丘看马，原来竟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他心里很不高兴，便派人去把伯乐找来，说：“太糟糕了，你所推荐相马的那个九方皋，连马的颜色、马的性别都搞不清楚，又如何能辨认千里马呢？”
伯乐十分诧异地长叹了一声，然后高兴地说：“哎呀，他真的竟然达到这种高深的地步了吗？比起我来可要高出千万倍还不止了。九方皋所要探究的，是事物本身蕴藏的深奥哲理。他相马时，要求的不是事物的皮相而是本质，注意的不是事物的外表而是精神。他相马时，只看他所要看的，而不看他所不必看的。对马进行审视的时候，也只是观察他所应该观察的，舍弃他不必观察的。像九方皋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实在有比相马更加重大的意义啊！”
不久，马被牵回来了，果然是一匹千里马。
可见察事、察物、察人必须观其本质，只有这样，才能识其真货，选到优秀的人才。
汉武帝求贤任能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景帝刘启之子。他4岁时被立为胶东王，7岁时被立为皇太子。16岁时即位。在位凡54年，占去西汉王朝约四分之一的时间，他在统治期内，采取许多措施，厘定改革制度，反击匈奴，开拓疆域，使西汉王朝处于鼎盛时期。历来人们常常“秦皇汉武”并提，“汉唐盛世”联称，这是因为汉武帝所创造的功业，堪与秦始皇、唐太宗相比，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帝王之一。他为了光耀先帝圣德，成就一番大业，十分注意选拔和擢用各种人才。元封五年（前106）所颁《求贤诏》曰：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意谓要建立不平常的功业，需要有才华出众的人。有的马奔跳着踢人，却能日行千里；有的士人被世俗讥笑议论，却能屡建功勋。力大性悍的烈马往往把车翻覆，不拘小节的壮士可能不安分守己，也只在如何驾驭使用罢了。为此，各州县地方官要察举下属和百姓中优秀杰出的人才，选拔那些能够担任将相和出使异国他邦的人。汉武帝这份诏书，言简意赅，是他本人雄心未已和求贤若渴的表现。
其一，确立和完善“察选”之制。武帝仍然重视“贤良”、“孝廉”二科之选。建元元年（前140），他诏令丞相、御史、二千石等各级官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前134），又下令“贤良”之士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如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就是以儒学起家，经过武帝测试而被大用的。武帝对于“孝廉”一科更为注意。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举孝廉一人”。元朔元年（前128），武帝又诏令说：举孝廉乃是“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凡二千石、礼官、博士等官员如“议不举者罪”。又批准了有司的疏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另据载：武帝还明令规定，各郡国要根据人口总数每年向朝廷察举孝廉三至六人。察举可分四种：一曰德行高洁，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可以看出，武帝已将察选制度规范化，增多了门类，而且突破了过去受资产所限制的做法。
其二，发展“征召”之制。这是一种对有才能而又不肯“出任”当官的人所采取的方法。武帝即位之初，就征聘处士枚乘和鲁申公。其后，这种办法屡多实行。如元狩六年（前117），武帝下令实行普遍征召，并派了6名博士分巡各地，“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从仪式上给予隆重的礼遇。武帝还常常亲自召见，并授予官职。这样，武帝网罗了许多有用之才。
其三，创设“公车上书”之制。公车，即公家的车马。武帝为了奖励天下吏民上书言事，特设公车司马一职，属卫尉，秩六百石。武帝这种做法，旨在“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于是，一时之间，上书言事者多达千数。如东方朔一人，就上书言事“凡用三千奏牍，公车（司马）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像东方朔、主父偃、朱买臣等一批栋梁之才，就是因公车上书而被擢拔重用。
其四，兴办太学以育人才。博士董仲舒曾向武帝提出兴太学的建议，他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儒林传序》记载丞相公孙弘不仅提出要为博士官置弟子生员的人数，还提出了有关考课和毕业后迁转为官员的具体建议。武帝接受建议后，在京师创设太学、置五经博士，在郡国亦置熟通五经的百石吏史以教授生徒。这样，使政府的官员能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
正因为他重视人才，一些人就敢于自荐，以便发挥个人的才能。如主父偃是一位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家里很穷，许多人都瞧不起他。当时，另两名知识分子徐乐和严安也上书言世务。于是，“上召见三人谓曰：‘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真可谓求贤若渴。对于有实学真才的人，他不拘一格进行擢升。如主父偃一年中就四次升迁。清代赵翼说：“而当时禁网疏阔，怀才者皆得自达。”就是说当时对知识分子的钳制不那么厉害，有相对的自由，可以毛遂自荐，不至于动辄得咎。东方朔的上书是足以说明问题的，他介绍自己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如此“文辞不逊，高自称誉”，遇到别的皇帝说不定就要获罪。汉武帝对他竟很欣赏，给予重任。正因为汉武帝重才爱贤，因而形成了一个人才济济一堂为他出谋划策、为他效力疆场的局面。如主父偃提出推恩令；军事家卫青、霍去病率兵打败匈奴；经学家董仲舒提出统一思想，建立太学，以便培养和选拔人才；公孙弘原为讲解《春秋》经义的老儒生，因向武帝建议关心人民生活、重视农业生产、明赏罚等而受到重用，官至丞相；理财家桑弘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先后理财四十年，对支持武帝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起了很大作用；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文学家司马相如曾出使西南夷……没有这些文臣武将们的竭忠尽智，汉武帝就不可能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
汉武帝和历代帝王相比，在对待人才问题上还有他独特的地方，就是重视科技人才。如武帝晚年下诏：“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他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农官），因为赵过创建了代田之法。这种种植农作物的办法，是在田间长条形的土地上形成垄与沟，沟处播种；次年改沟为垄，改垄为沟，仍播种于沟中，逐年依次更换，即使地力恢复，又可抗旱保墒，提高产量。赵过还改进农具，制作出犁地与播种同时进行的曲辕耧犁。由于武帝的重用、提拔，赵过成为对我国农业技术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农业科学家。他任用盐商出身的东郭咸阳和冶铁商人出身的孔仪，主管盐铁专卖。唐都、落下闳精研天文律历，武帝将他们召至宫中修订律历，使他们发挥才能，有机会在天文方面作出成就。由此可见，武帝用人不计较出身高低贵贱，不拘一格，量才录用。
汉武帝求贤任能的思想主张与方法，使得一大批贤能志士聚集在他身边，为西汉的兴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萧何月下追韩信
韩信，淮阴（今江苏淮安北）人，少年丧父，母亲也因负病交加而死。韩信受“胯下之辱”后，投奔项羽营中。项梁败死，他几次向项羽进策，不被采用，于是悄悄弃楚归汉，从军至蜀，在汉军中任一小官。在西行路上曾有幸与萧何交谈几次，萧何十分钦佩他，认为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未能重用。韩信责怪汉王不识才，被定为死罪。后虽免死，但不能重用，韩信收拾行装出走。
韩信连夜逃离汉营的消息让萧何知道了，他跨上马背就去追赶韩信。
韩信是私自离开军营的，按军法应当斩首。但是萧何去追韩信，决不是要抓他归案，而是要向刘邦推荐重用这个人。
萧何一边想着韩信的往事，一边策马奔驰，追了两天两夜，才追上韩信，好言好语地把韩信劝回军营。
刘邦听人说萧何逃走了，几乎急出了眼泪。正在自叹自怨时，萧何来见刘邦。刘邦责怪说：“我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你也跟着人家逃跑呀？”
“臣没有逃跑，而是去追逃跑的韩信。”萧何解释说。
刘邦气得大骂起来：“一个韩信，小小的治粟都尉，值得你去追回来吗？”
“大王怎么能这样看待韩信呢？”萧何趁机向刘邦说起韩信的好处来，“要说人才，眼下全国没有第二个能超过韩信的。大王如果要与项羽争夺天下，韩信是帮助你成全帝王之业最合适的人才了。大王到底有没有重用韩信的打算呢？”
刘邦听萧何这么一说，才动了心，高兴地说：“我就封他个将军，怎么样？”
萧何严肃地说：“这还不够。”
刘邦为了自己的事业，下了最大的决心，说：“我拜韩信为大将，你把他叫来，当场就拜。”
萧何提醒刘邦说：“拜大将是件大事，不可马虎草率。大王应该挑选吉日良辰，斋戒沐浴，搭设像样的拜将台，举行隆重的拜将仪式，韩信才能行使大将的职权，为大王的帝王之业出力效命！”
刘邦都照着萧何说的去办了。
韩信拜将以后，果然不出萧何之所望，在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楚汉战争中屡战屡胜，为建立西汉政权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陈蕃“悬榻”待徐稚
徐稚，字孺子，东汉豫章南昌（今属江西）人。博学多才，诸子百家无所不晓，然性情高洁，不阿谀权贵。当时，桓帝刘志在位（146—167），宦官专权，政治十分腐败。州郡长官多次征聘他去做官，他终不肯出仕。因此，时人称他为“南州高士”。
当时零陵（今湖南宁远东南）、桂阳（今湖南郴州市）地区爆发农民起义，朝中权贵以为应派兵弹压。尚书陈蕃上疏说：二郡“赤子”之所以“为害”，皆由于牧守令长“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所致，建议严惩贪官污吏，另选清廉爱民之人，“可不劳王师，而群贼弭息”。陈蕃的奏议，有忤桓帝和中常侍（即宦官）之意，故被出徙为豫章太守。他一到任，便问“南州隐士”徐稚住在什么地方，自己要亲自去拜访他。手下的主簿等人要陈蕃先到府里视事。陈蕃说：“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意谓周武王为了去拜望殷朝的贤人商容，忙得连席子都还没有坐暖，我这样礼贤下士又有什么不对呢！
徐稚素来仰慕陈蕃要“扫除天下”的壮志，对于陈蕃的来访亦报之以礼，陈蕃要他出任郡功曹史，主掌全郡总务，并参与铨选人才等政务。为了优礼相待，陈蕃特意设置一张床榻，专为徐稚来访时使用。当徐稚离府以后，立即将榻悬挂起来。他日徐稚来访时，再以“下榻”之礼迎接。后来，当陈蕃返回朝廷任尚书令以后，徐稚也不再出仕，宁愿亲自耕稼，衣食所需皆由自己劳动所得。有人要举荐他任太原太守，他也婉言谢绝。果然不久，朝廷相继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陈蕃亦因诛杀宦官集团未遂而被害。
陈蕃悬榻待徐稚的故事，被后人传为美谈，而“悬榻”、“下榻”一词亦成为优礼尊重贤人的代称。南北朝人庾信《园庭》中的“倒屣迎悬榻，停琴听解嘲”诗句，以及唐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徐孺（子）下陈蕃之榻”之语，均出自此一典故。
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
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少时丧父，和母亲靠贩草鞋和织布为生。刘备是个胸怀大志、雄心勃勃的人，一心想中兴汉室。无奈力量弱小不是曹操的对手，经常失败，屡遭挫折，渴望有一位贤士为其谋策。
在屯军新野期间，谋士徐庶和名士司马徽向他推荐了在隆中隐居的诸葛亮，称其是辅佐君主成功统一天下的奇才。刘备喜不自胜，便带关羽、张飞去隆中恭请诸葛亮出山。
第一次来到隆中卧龙岗诸葛亮的茅屋前，书童出门说：“先生今早出去了，踪迹不定，归期也不知道。”
刘备很失望，嘱咐书童说：“如诸葛先生回来，只说刘备拜访。”便带关羽、张飞回新野去了。
过了几天，刘备派使者打探消息。使者回报说：“卧龙先生已回来了。”刘备很高兴，传令备马去拜访。
张飞不满地说：“一个小小乡下村民，哥哥何必亲自去拜见，派人去叫来就是了。”
刘备责备道：“诸葛亮是当代贤人，岂能召唤？！”说完上马，关、张只好相随。
当时正值严冬，乌云密布。走了几里，北风劲吹，雪花飘落。张飞说：“天寒地冻，不如回去避避风雪。”
刘备说：“我正要使诸葛亮知我真诚重视贤才的心愿，这是用人的第一要着。如你们怕冷，先回去好啦。”
张飞说：“我死都不怕，还怕冷吗？只是怕哥哥空劳神思，徒费精力罢了。”
刘备说：“不必多说废话，只相随同去就是。”
三人走进茅庐，又没遇见诸葛亮，只看到他的弟弟诸葛均。
诸葛均说：“昨天家兄与友出外闲游去了。”
刘备说：“何处闲游？”
诸葛均说：“往来莫定，不知去所。家兄返家，当来回礼。”
刘备说：“怎能劳驾诸葛先生？过几天，我还要来。”说完，借了纸笔手写留言，以表敬慕诸葛亮贤才之心。写罢递与诸葛均，辞别返回新野。
光阴如箭，很快到了新春。刘备选择黄道吉日，斋戒三日，沐浴换衣，再去卧龙岗拜访诸葛亮。
关羽说：“兄长两次亲去，礼节算是到顶了，想来诸葛亮有名无实，故意回避。”
张飞叫道：“何劳哥哥去，我拿根绳子把他捆来就是了。”
刘备斥道：“不要无礼！古代齐桓公拜访东郭野人去五次才见一面，何况我要见大贤人呢！你今天不要去，我带二弟去。”
张飞说：“哥哥们都去，小弟怎敢落后？”
刘备说：“你要去，不可失礼！”
三人快到茅庐时，碰见诸葛均，说是诸葛亮正在屋里。刘备大喜，书童却说：“先生在草堂睡觉。”
刘备关照书童不要惊动，只是下马站在门口石阶下等候，等了好久还不见诸葛亮起床。
张飞大怒道：“这家伙如此傲慢，待我去屋后放把火，看他醒也不醒。”
关羽再三将他劝住。刘备足足等了两三个时辰，才见到诸葛亮。诸葛亮为刘备的诚心和谦恭所感动，对刘备说出一番关于天下大势的隆中对策后，终于答应出山辅助刘备。
刘备善于让贤才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用人之道，的确是大智大谋。
曹操用人不疑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是西汉后代曹参的后代。
曹操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之所以能成就大业，统一北方，威震华夏，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用人方面任人惟贤，惟才是举。
张绣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曹操第一次攻打南阳，张绣被迫投降了曹操，不久，张绣又反叛。宛城之战中，曹操中张绣计，儿子曹昂、亲侄曹安民和爱将典韦战死，曹操也被射伤。但后来，张绣又投曹操时，曹操不计前仇，为了使张绣安心，又与他结为儿女亲家，封张绣为扬武将军。
自此，张绣死心塌地跟随曹操。
刘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投靠了曹操，曹操的谋士主张杀掉刘备，荀攸入谏曰：“刘备，英雄也，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操不答，攸出，郭嘉入。操曰：“荀攸劝我杀玄德，当如何？”嘉曰：“不可，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惟仗信义以招俊杰，犹惧其不来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穷而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士，闻而自疑，将裹足不前，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
曹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心。”次日，即表荐刘备领豫州牧。
程昱谏曰：“刘备终不为人之下，不如早图之。”
曹操曰：“方今正用英雄时，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与吾有同见也。”遂不听昱言，以兵三千、粮万斛送与玄德，使往豫州到任。后来，刘备以图扩大势力范围，进兵屯小沛，招集溃散之兵，准备进攻吕布。
当刘备再次为吕布所败，没有办法时，又投到曹操帐下，曹操仍然以礼相待，平定吕布之后，曹操又引刘备觐见汉献帝，拜左将军，封宜城亭侯。
当谋士们再次要求杀掉刘备时，曹操坚持拒绝。后来，刘备叛离曹操，部下要追击，曹操却淡淡一笑说：“彼既去矣，若再追，恐成怒矣。”
再说陈琳，是一个很有文才的人，他为袁绍谋士时，起草过讨伐曹操的檄文。
檄文传至许都，时曹操方患头风，卧病在床，左右将此檄文传出，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后来袁绍兵败，陈琳被俘，曹操问陈琳：“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操之左右要杀陈琳，曹操却爱其才，不仅不杀，还任命他为从事。
曹操大破吕布后，俘虏了猛将张辽，见面后张辽怒骂曹操，曹操大怒，欲杀张辽，刘备、关羽为之求情。
曹操掷剑大笑曰：“我亦知文远忠义，故相戏耳。”并亲自解开绳子，自与衣穿，说：“纵使杀我妻子，亦不计仇。”遂拜张辽为中郎将，赐封关内侯。
张辽是一勇将，自此归顺曹操，为曹操成就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曹操是一个很讲信用的人，他与关羽的友谊也留下千古佳话。
关羽是迫不得已投降曹操的，曹操爱关羽骁勇。为了笼络关羽，曹操拜关羽为偏将军，表奏封为汉寿亭侯。同时，还把关羽视为贵宾，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赠骏马美女，上马金、下马银地热情款待。但是，当关羽得知刘备的消息后，挂印封金，要去找刘备。对关羽离去，曹操部下多忿忿不平，有的主张追而杀之，曹操力排众议，不仅不杀关羽，还亲自为关羽送行。
曹操十分敬佩关羽的“义”，他认为：“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并教育部属“汝等皆可效之”。
曹操还对部下说：“吾昔日许之，今日故舍之。若追而杀之，天下人皆言我失信也！”
曹操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天下贤士，于是帐下人才济济。谋士们为曹操出了很多计谋，这些谋略为曹操一统大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唐太宗秉公用人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唐高祖李渊次子。隋末劝李渊起兵，推翻隋王朝。李渊即帝位，他被封为秦王。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建成、元吉，同年高祖让位于世民。太宗在位期间，知人善任，虚心纳谏。
唐太宗对官员的选用十分重视，他强调官员不在多而务贤。为此，房玄龄等将文武官员数减为640人。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也曾叫封德彝举荐人才，但一年过去仍无音讯。当唐太宗追问此事时，封德彝不以为自己失职，却以没有人才为借口。唐太宗马上反驳道：“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意谓前代君主用人是取其所长，当代亦必有贤才，怕的是自己不识才，怎么能说天下无人才。唐太宗这一席话，说得封德彝羞愧而退。
唐太宗认为，理想的人才应该是“才行俱兼”的“四善”之人：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和“恪勤匪懈”。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用其所长，舍其所短”，要全面公正地了解其人。在一次会议之后，他对当时几位重臣曾评价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机敏果断，但用兵非其所长；高士廉通今博古，雅有节操，但不能直言切谏；刘泊为人坚贞而有信义，但重私情。另外，唐太宗用人“不私于党”，不计较出身和资历，而且赏罚有据。他曾说：“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又说：“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如堂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于位居自己之上的房玄龄、长孙无忌表示不满，唐太宗指出，评定功勋官职应该“计勋行赏”，对皇亲国戚“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然后，他对叔父摆出房玄龄、长孙无忌二人的才能和功勋，以及指出叔父带兵无能和临阵脱逃的情况，说得淮安王心服口服，情愿当个闲官。对于高祖时封为郡王的几十个皇亲国戚，除卓有功勋者仍封为王以外，其他一律降为县公。又如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的外甥赵节犯了死罪，他知道以后，下诏将赵节处以死刑，并将曾为赵节开脱的宰相杨师道（唐太宗的姐夫）降为吏部尚书。他认为只有“赏赐不避仇敌，刑罚不庇亲戚”，才能把国家的大事办好。
再如在一次上书切谏会议上，他发现中郎将常何所提的20多条意见，言皆中肯，文有条理。询问之下，原来是常何的一位孤贫落拓的门客马周代笔。于是，他马上召见这位出身寒素的人，授他官职。常何也因发现人才有功，被赐帛三百匹。后来，马周果然机敏正直，敢于谏诤，而位至宰相。另外，他十分重视地方官吏的选用，认为自己“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为了做到“赏当其劳”、“罚当其罪”，他一方面吩咐随从把各地的都督和州官的姓名书写于寝宫的屏风上面，将了解到的政绩好坏随时记入名下，以便量才升迁，论功行赏；另一方面，他多次派出黜陟大使，到全国各地去巡察地方吏治的政绩，“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
唐太宗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纳谏进贤，同时注意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国家形成了一个政治清明、刑法宽平、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肃顺延揽人才
肃顺（1816—1861），爱新觉罗氏，字豫亭，满洲镶蓝旗人。历任内务府大臣、尚书等职，受咸丰帝信任，以协办大学士名义管理工部、户部政务。咸丰十年（1860），随帝至热河。次年咸丰帝死，受命为辅政大臣，因反对东、西两太后垂帘听政，被杀。
据载，肃顺其人当时在朝中确是盛气凌人、骄恣不检、蛮横不可一世的飞扬跋扈之辈。但他“才气开朗，勤于任事，论治则袭申韩法家之绪余，以严为尚。盖欲承帝意以求起积弊于衰靡之世也”。他还有一个当时一般昏庸官僚所不及的优点，就是好贤礼士，善于延揽人才。
肃顺拔识人才，一反当时清廷上层统治者中重满轻汉的狭隘民族心理，他较早地看到满族入关后王公贵族及八旗子弟中，很多人因骄奢淫逸而不学无术的现实，意识到要想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必须进一步打破民族界限，从有胆识、有真才实学的汉族知识分子中网罗、选拔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因此，他特别注意荐举、提拔“汉员”。
肃顺对汉族官员表现尊重，“一见汉吏，立即改容致敬，或称先生，或称某翁、某老爷”，殷勤备至，优礼有加。作为封建大官僚，肃顺也是纳贿的，而且胃口很大，但“其索贿亦唯满人，若汉员之一丝一粟，不敢受也”。受过肃顺保举、推荐、提拔的，除了有后来成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外，还有郭嵩焘、王闿运、高心夔、陈孚恩、匡源、焦佑瀛、黄宗汉等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支撑清王朝统治的骨干，为稳定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咸丰年间，左宗棠会试入京，上书指陈时事。因多触忌讳而激怒了咸丰帝，咸丰下谕将左“革举人，命顺天府五城逮捕治罪”。肃顺深知左是个人才，为保护他，“阴命文襄（即左宗棠）逸，次晨旨下，而文襄已出国门矣”。
曾国藩在皖南作战初期失败后，朝廷内外交相弹劾，咸丰帝一度也举棋不定，有将曾撤换掉的打算。肃顺出面极力为曾转圜。他提出，“胜败兵家之常，临阵易帅，兵法大忌，不如使之戴罪立功可也”。由于肃顺的保奏，咸丰帝没有撤换曾国藩，终于成就了曾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功业”。
肃顺爱才遐迩闻名，“邸中客常满”，“一时名士，咸从之游”。他在咸丰帝面前，一有机会就高唱“满将帅腐败不可恃，非重用汉臣不可”的论调，借以影响咸丰帝，用汉臣来支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他的建议，很多为咸丰帝所采纳。
肃顺的人才观虽是为镇压农民起义、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他识才、惜才、举才的做法，在当时是有过人之处的。所以当时就有人议论，对清王朝来说，“肃顺有大功于国，实隐成中兴之业”。
张之洞力保冯子材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芗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1882年后，历充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兼署江宁将军，1907年入阁任军机大臣。
张之洞是仅次于李鸿章的洋务派大官僚。在后来的湖广总督任内，他曾依靠英、德等国的借款及技术，创办了湖北枪炮厂，湖北铁政局，大冶铁矿和湖北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此外，他在中法战争中任两广总督时，保荐起用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一事，说明他又是一个知人善任、慧眼能识英雄的人物。
冯子材在道光三十年（1850），曾在广西聚众反清，并于次年加入天地会起义军，后投降清朝。19世纪70年代，法国侵略者妄图吞并越南，而清政府派出援越的官吏，却个个贪生怕死、勾心斗角。冯子材愤而还乡。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后，深知冯子材是难得治军之才，马上奏请起用冯子材，命其在钦州招练部队备战。后冯子材随广西巡抚潘鼎新入越境对法作战，潘鼎新受李鸿章指使，不战而退，日夜兼程，遁回南宁。法军蹑踪而来，一举攻陷了龙州、镇南关。潘鼎新并未与敌接战，却谎报苦战受伤，并将败退之责诿过于冯子材、王德标两人，说他们不听调度、坐视不援。清廷听信了潘鼎新的一面之词，发谕旨称：“冯子材、王德标经潘鼎新飞催不至，可恨已极，着张之洞、潘鼎新传旨严催援剿，倘再玩延，即照军法从事！”
张之洞接谕后，深知冯、王二人之冤，他力陈道：“前敌所恃唯冯、王两军，今若此，大局不可问矣。”并为冯子材等剖白，奏明“并非冯、王不听调度，实由潘抚调度乖方”，陈明了潘欺上邀功的谎言。由于张之洞的辩白，清廷才了解了事情真相，复下旨“褫潘职，冯、王释不问”。
冯子材不负张之洞所望，果然在镇南关前大败法军，歼敌1000余名，随后又乘胜追击，取得了凉山大捷。当时人评论法军的狼狈情况时说，法军“蔽野抛戈铤，匍匐泥淖中”。这一仗重伤法军统帅尼格里，消灭不少侵略军，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物资，使中法战争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张之洞在对法战争中，能慧眼识才，推举保奏，同时能做到用人不疑。在冯、王受诬陷之际，不惜抗命，力辩其冤，使清廷临阵不易将，终于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光绪罢斥庸官玉铭
光绪帝（1871—1908），名爱新觉罗·载湉，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譞子，庙号德宗。于1875年至1908年在位。1889年西太后“撤帘归政”后，他曾希望有所作为，励精图治“以湔国耻”。1896年6月后，他受康有为等的影响“毅然有改革之志”，“不甘作亡国之君”，1898年下诏颁行新政。同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于瀛台。从此，戊戌维新彻底失败。
清末期，社会各方面已呈现出种种败象。在西太后撤帘归政之时，光绪帝为了推行维新主张，组成自己的政治班底，一直在千方百计地网罗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才。他曾先后提拔了康有为、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并革除了一批排阻新政的顽固大臣及庸碌无能之辈。他选拔人才的标准，鲜明地体现了变法维新的策略思想。
清末政治腐败不堪，其中一大弊政就是捐官。据记载，“先是辇金鬻官者，必资望稍近始敢为之”，但到后来“弛纲解弢，乳臭之子，汛埽之夫，但有兼金，俨然方面”。当时京城有个隶籍内务府的满族大木厂主，叫玉铭，入赀得同知职衔，捐到四川盐茶道的肥缺。在其谢恩召见时，光绪垂问他“向在何署当差？”玉铭这个人却也天真，他直言奏对：“奴才向在××（××为木厂字号）。”光绪不知××为何，殊不可解。玉铭说：“皇上不知××乎？××者，西城第一大木厂也，奴才向充管事上。”光绪听罢，“哂曰：‘然则木厂掌柜耳，木厂生意甚好，何忽弃而作官。’”玉铭干脆回答说：“因闻四川盐茶道之出息，比木厂更多数倍耳。”以下记载更令人啼笑皆非。“上是时已怒甚，然犹隐忍未发，复问：‘尔能国语乎？’曰：‘不能。’‘能书汉文乎？’嗫嚅良久，始对曰：‘能。’上乃以纸笔掷地，令一太监引之出，于乾清宫阶上默写履历。待之良久，始复命缴卷，仅有奴才玉铭某族人数字，大如茶杯，而脱落颠倒，不可辨识。”“即玉铭两字，亦复错讹，不能成书。”光绪帝大怒，当场罢斥了玉铭盐茶道官职，改授别人。
光绪罢斥玉铭一事作为个例，当然不可能改变晚清吏治腐败的现状。但他希望选拔贤才、淘汰昏庸无能之辈的愿望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