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他们也有一顶真正的军帽？”蹲在一堵矮墙上的人说。
“是的，他们说不光有一顶，还说他们有三顶真正的军帽呢。”站在地上的人仰望墙上的人说。
“你放屁，这一条街上只有我有一顶真正的军帽。”蹲在墙上的人说。
“他们让我看了，我觉得那是一顶真正的军帽。”站在地上的人说。
“三顶帽子你都看了？”墙上的人问。
“没有，头儿，他们只是让我看了一顶，我看那像是一顶真正的军帽。我看和你这一顶军帽一模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墙上的人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递给了地上的人，“你用你那眼再看看，是不是真的和我的这顶帽子一模一样。”
“是一模一样，错不了，头儿。”地上的人看了帽子以后，把它又递还给墙上的人说，“我没有看错，头儿。”
“这么说，癞瓜也有真正的军帽了。”墙上的人的脸上掠过了一道阴沉的光，看着他的脸色行事的人，都知道要有事情发生了。
当时我们都是蹲在地上的，只有国新一个人蹲在墙上，他是我们的头儿。刚才是灰狗在和国新说话，他是我们的探子，负责打听这个城市各个街区的最新动态的。
我们都在看着1983年的天空。1983年的天空十分阴沉，总是没有晴天，天空就像是尿片子一样被乌云弄得十分凌乱。我们的心情也是十分狂躁凌乱。
国新是那时候我们街区最心黑手狠的家伙，他在我们的街区是孩子王，我们都听他的。他平时都戴着那一顶绿色的军帽，左手上拿着一条闪闪发亮的铁链子，右手的中指上戴着一个长着尖锐的角的铁手锢。
那种东西要是砸到人的脸上，你完全可以想象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听国新话的人有三十几个，我们也都戴着军帽，但是实际上只有国新的军帽是真的，那是他从一个当兵的手里抢来的。一天夜里，我们看着他把那个当兵的给打昏了，然后把帽子抢过来了。
在那一年，街上的人都喜欢戴军帽，可是没有几个人戴的是真正的军帽，我们经常听说街上有人因为抢军帽死人的消息，但是没有谁敢来抢国新的军帽，我说了，他是我们的头儿。
我们不光有头儿，我们这一伙儿还有我们的标志，我们的标志都是戴在脖子上的一条白色的带子，上面锈着一只蝗虫。蝗虫就是我们的标志。
而另一条街区的癞瓜的人也有一个标志，他们的标志是白色的袖章，在袖章上绣着一只红色的癞蛤蟆。
你说，癞蛤蟆有红色的吗？有的，就是癞瓜的那些人。我们经常嘲笑癞瓜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只是一些红色的癞蛤蟆。
我们走过大街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让开，他们害怕我们，这使我们觉得自己很威风，我们像是蝗虫一样漫过大街，没有人在我们的街区牛×。
但是癞瓜的人向我们的人炫耀说他们有三顶军帽，这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吗？国新从墙上跳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干了。
每到春夏之交，在城郊的麦田里都会有很多蝗虫，它们彼此紧紧地拥抱着，从麦田埂里成堆地涌出来，就像一团团蘑菇，亮晶晶的眼睛闪着光。
这个时候我们这些以蝗虫为标志的人，在国新的带领下，会来看蝗虫的繁殖。这是它们的庆典，也是我们的仪式，我们只是静静地看着蝗虫闪亮的幼虫从地里出来，一句话也不说，因为我们的脸色都十分凝重。
没过多久，它们就变成了会飞的蝗虫，飞越了农田，也飞越了城市，飞越了那条季节河，到别处吃庄稼去了。
国新让我们看蝗虫的出生仪式的意思，可能是要我们学习蝗虫的团结和顽强。因为这些蝗虫在地下孕育的时间是整整一个冬天。当然，这是国新告诉我们的。就像国新说的那样：“一个牛×的好家伙，是要到别人的地盘上弄东西吃的，就像那些蝗虫，它们从不吃本市的庄稼。”
我们很快就要和癞瓜的人打交道了。国新先是让我们不断地去癞瓜的街区探听虚实，我们得到的情报是，癞瓜的人手已经增加了，他的人有五十几个，尤其是有一个叫布拉提的哈萨克人，新近加入了他的以红色癞蛤蟆为标志的队伍。
“一个红色的哈萨克癞蛤蟆？”国新听到这个消息狂笑了起来，因为在整个市区的几条重要的街区，还没有哈萨克人加入我们的帮派，现在，有一只红色的哈萨克癞蛤蟆了。
“头儿，那个布拉提有一米八五高，他是民族中学的，他只有十五岁，可是他妈的居然长得那么高。”灰狗对国新说。
“可是他照样是一只癞蛤蟆。”国新十分坚决地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了。”
我们在街上经常可以看见从山上下来的哈萨克牧人，他们是下山来买酒喝的，他们往往在一个小酒馆里喝个大醉，然后再在怀里揣上一瓶酒，翻身上马，又上山了，从来都不招惹我们。
我们蹲在大街上的十字路口的边上，他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而我们知道，如果他看了我们一眼，他就会有麻烦了。
可是看来布拉提不同，他是一个城里的想有所作为的哈萨克人。我们知道了他每天要走的路线，然后对他进行了一次伏击。
我们有四个人埋伏在布拉提必经的街角，当他转过街角的时候，我们就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他，用砖头砸昏了他的头，抢走了他的军帽。
说实话，我特别喜欢听到砖头砸在人头上的闷响，那种声音就像是埋在土里的瓶子碎了，声音十分干净。然后，我们伏击的对手就像一摊泥一样地倒在地上了。
布拉提的军帽是假的，国新在这顶假军帽里撒了一泡尿，然后让灰狗给送回癞瓜那里了。
但是灰狗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个让我们琢磨不透的消息，癞瓜准备和我们握手言和了，他准备在同样既不由我们耍威风也不由他们称霸的另一条街道上的一个饭馆，请我们吃大盘鸡。
大盘鸡是在脸盆那么大的盘子里放上鸡肉块和白色的拉条子拉面，然后拌着吃。我们觉得这是最好吃的东西了。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我们不相信癞瓜会轻易地和我们讲和。癞瓜和国新比起来，在心狠手辣上一点都不逊色。
布拉提被我们收拾以后，缺了两颗门牙，再也不在街上露面了。
但是癞瓜却想和我们握手言和，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陷阱？
国新决定带着我们赴宴，他说：“我还真的想看一看癞瓜的军帽是不是真的，这下我有机会了。”
大盘鸡宴会在一个回族人开的拉面馆里进行。国新带了我们最得力的十几个人，而癞瓜的人已经到了，他们有二十几个。国新和癞瓜一见面，假装十分热情。他们十分虚假地握了握手，然后坐了下来。
“我们不要再打了，我们联手吧，”癞瓜说，“我们的人加上你们的人，这里的街区就全归我们管了。”
“我先看看你的军帽，行不行？”国新十分傲慢地提出了这个要求。
癞瓜哈哈一笑，就把头上的帽子取了下来，递给了国新。我们都围坐在国新的两边，我们在他们的地盘上，因此我们都很小心。
国新仔细查看着手里的军帽，轻轻旋转着，把那顶帽子看来看去，末了也笑了一下：“这只军帽是真的，你从哪里弄的？”
癞瓜的脸上都是粉刺，一脸都是，红色的巨大的疙瘩，十分恶心人。“我姐夫是军分区的连长，这顶帽子是他给我的。你要是想要这顶帽子，我就送给你。”
国新冷冷地一笑：“我只要抢来的东西。我可没有一个当兵的姐夫舔屁股。”
我们紧绷的脸上绽开了笑容，毕竟是我们的老大，在他们的地盘上仍旧十分牛×。癞瓜的人立即十分紧张地把手伸进了口袋和怀里，我们知道那里有铁链子或者是刀子。但是癞瓜却毫不在意：“国新，你看，我们两帮人马要是联合起来，就能够把城关的木胡塔尔的人给收拾了。这就是我和你联手的真正的想法。”
木胡塔尔是在城关街区称霸的维吾尔人，那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家伙，听说和我们一般大，只有十五岁，但是已经干过一百个女人了。
他的人有六十几个，在城关一带活动。我们的人要是去了那里，一般都会被他们把牙齿打掉几个。我们都是经常开战的。
“这个想法不错，”国新有一些动心，木胡塔尔的人一直也让他十分头疼，“可是我并不信任你呀！你有什么绝活？”
国新说这话的时候，在嘴里翻转着一个燃烧的烟头，他可以用舌头把殷红的烟头在嘴里翻一个个儿，也不把它弄湿了，更不会烫着自己的嘴。我们都不会这一招，总是要把嘴和舌头烫伤。
“你的功夫厉害，”癞瓜看着国新从嘴里拿出来烟头继续抽的时候，表示佩服。这个时候，大盘鸡和拉面上来了，癞瓜微微一笑，他说，“我也来一个绝的。”
他用筷子挑起了一根很细很长的白生生的拉面，往嘴里一吸，长长的拉面就不见了，他又一顿，只见从他的两个鼻孔中，两条拉面又钻了出来，在桌子上的调料碗中蘸了一下调料，那两条拉面又重新被吸了进去。
这他妈的可真是恶心透顶的一个绝活，我们都恶心坏了，而癞瓜的人都鼓起掌来。
这种吃面的办法我们都不会的，国新也笑了：“癞瓜，真有你的！”
于是，我们开始吃大盘鸡了。
我们握手言和了，接着我们商量着把城关的木胡塔尔的人给收拾了。
在嘴里翻转烟头的招数和用鼻孔吃拉面的功夫立即传遍了整个城区，很多小子都认为这两招十分牛×，按照现在的话说叫作很“酷”，大街上的小混混都在学着这两个招式，但是，我们蝗虫帮和癞瓜的癞蛤蟆帮的人正在策划针对木胡塔尔的人的行动了。
这在1983年的夏天是一件类似暴雨将至的事。只是谁都没有察觉。
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和癞瓜的人握手言和以后，整个街区到处都是我们的人了。连哈萨克小子布拉提也和我们握手言和了。
为了收拾木胡塔尔的人，我们整整策划了一个星期，我们选好了日子，决定出击。
那天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整个白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到了晚上，我们全部出动了。
木胡塔尔这天晚上要带着他的小兄弟去县城的影剧院看电影，那天放的是一部印度歌舞片，我们就准备在影剧院门口动手。
我们的人有一百多个，他们有三四十个，我们埋伏在暗处，看见了木胡塔尔带着他的女朋友，那个女孩一头卷发，看上去十分风骚。我们想，待会儿也叫你尝尝被我们上的滋味。
他们蹲在影剧院的门口抽烟，这个时候，一声尖利的口哨声响了，我们的人从埋伏的地方出来，亮出了手里的家伙，包围了木胡塔尔的人。
平心而论，木胡塔尔也是一个汉子，那天他十分镇定，他的人团团把他围住，但是我们的人太多了，我们手上的家伙开始飞舞，我们开始收拾他们了。
木胡塔尔的人十分顽强，但是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我们把他们都给打趴下了。我们的人还带走了木胡塔尔风骚的女朋友，他们把她拖到一边的小树林给干了。
其中一个干了那个女孩的家伙说：“她的屄可真松，我们干她的时候，她哼哼着比我们还快活。”
我们大获全胜，我们把他们很多人都给打残了，我们在警察来临之前就已经彻底把木胡塔尔的人给收拾了。从此，木胡塔尔也要改个名字了，他要叫作“断腿木胡塔尔”了。
警察来临的速度就像是姑娘的例假一样慢，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撤退了。
我们彻底制服了木胡塔尔的人，他的人后来都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到了晚上，我们几乎都在大街上晃荡，喝酒、斗殴、拍婆子，或者去抢军帽，因为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们关心的事情，我们就是这样整天在大街上晃荡。然后，街上总有我们斗殴留下的血迹。
但是军帽已经不时兴了，现在我们都喜欢戴着头油把帽子浸湿的那种军帽，我们在里面垫上一圈纸，这样帽子的边缘是一个圆箍，上面的一圈深绿色的头油的颜色，我们当时觉得像今天的“酷”。
我们都不怎么去学校上课，几乎天天逃课，因为即使是我们去上学，下场也和我们根本就看不起的父亲们的命运一样。他们的生活难道不像是一条狗的生活？
就在昨天，牛蛋和我们都蹲在街边的水泥墩子上，我们现在都学会了用舌头翻转燃烧的烟头，把它拿出来接着抽。
出于无聊，牛蛋决定抢劫，他当着我们的面，在马路边一共六次拦住行人，用刀子逼着他们交出钱来，但是抢了六个人一共才抢了二十五块钱。他们都没有钱给他，我们也都没有钱。
国新很快和癞瓜发生了冲突，传说他们的父亲在“文革”那个时候就是死对头。现在，收拾了木胡塔尔的人，国新和癞瓜也要分个胜负了。
这是迟早的事，他们因为刺青的事不和了。
国新要把蝗虫这个标志刺青到我们的身上和癞瓜发生了争吵，而癞瓜的意思是把癞蛤蟆刺到我们的身上。
但是我们都不想在自己的身上刺一个癞蛤蟆，如果非要刺青的话，我们宁愿刺一只蝗虫，因此，他们两个人差一点就要动刀子了。
他们之间很快就互相地猜忌起来，然后就是有一天，国新听说癞瓜已经打算将他打残的时候，决定先下手为强。我们看见国新用他的铁手锢把癞瓜给打残了，癞瓜的一只眼瞎了。
但是癞瓜还是逃脱了，他离开了这座城市。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现在，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就像是蝗虫一样。我们都在身上刺了一只蝗虫，这只蝗虫被我们每个人刺在了身上不同的位置，到底刺在哪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要看你喜欢你的哪个部位了。
人们把我们叫作“蝗虫帮”，但是我们在1983年不过是一些无所事事的半大的少年而已。我们都不喜欢蝗虫，可我们谁能够拒绝在自己的身上刺一只蝗虫？
在那一年，非常奇怪的是，在白天，城市里到处都是蝗虫，而到了晚上，我们又出动了。整个城市变成了蝗虫的天下，但是，这是两种不同的蝗虫，对不对？
那些蝗虫过去是从不在城市里出现的，所以它们在白天疯狂地从夜晚埋伏的地方出来，把城市当中的绿色的一切都啃光，它们比我们要厉害得多。
我们十分吃惊，因为国新过去说过，那些蝗虫是喜欢到别的城市去吃东西的，就像我们故意到别人牛×的街区去惹祸一样。我们问国新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想了好久，没有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可能他也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就在这一年的8月28日，晚上我们照样在大街上溜达，突然，警车的警笛声在全城响着，他们开始抓人了。
我们中间一些机灵的家伙就跑了，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避避风头，很久以后才回来。但是大多数人都被抓起来了。我们后来才听说那一次叫作“严打”，是专门对付我们这些在街上无所事事的小流氓的。
我们的头儿国新也被抓起来了，牛蛋也被抓起来了。
让我们惊奇的是，他们从甘肃的酒泉，还抓回来了癞瓜。原来，他跑了那么远。他又是被谁举报的？
国新、癞瓜和牛蛋他们十几个人，以流氓团伙罪，都被判了死刑。其中有两个人都是因为抢一顶军帽杀了人，现在，他们也完了。
他们其实还是孩子，但是碰上“严打”了，你就认命吧。很多年以后，当时幸存下来的人还记得他们被剿灭时的情景。
枪毙他们的时候街上简直是人山人海，我们少数漏网的事儿不重的人躲在人堆里看。在押往行刑地点的解放车上，我们看见国新和癞瓜一脸的冷漠。而他们身上的死刑犯的牌子实在是太大了，都快把他们压倒了。
“和他们两个人的爸爸在十五年前‘文革’中被枪毙时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听见大人这么在人群当中说。
倒是牛蛋已经软了，他在车上丢人地哭着。他抢了六个人，一共二十五块钱，现在，他要为此而受惩罚了。
后来，那些白天的真蝗虫和夜晚我们的“蝗虫帮”都消失了，来来去去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就像蝗虫吃过的草后来都长出了新绿，我们消失了。
又过了几年，街上走着的都是簇新的人。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我们。我们洒在街上的血，也早都没有一丝气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