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原则的坚守。
一、无产阶级运动全过程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党的政治建设，但贯彻其党建思想的主线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阶段，革命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掌握政权以后，其重心转移到经济方面的政治，即运用政权力量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过程。”1872年，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严厉驳斥了那种主张工人阶级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的“政治冷淡主义”。恩格斯同样也指出：“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证政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政治。”1871年，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中强调，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要有自己独立的目的和政策，才能实现消灭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目标。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由其先进性决定的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1]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特点，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他们认为，共产党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党不等于工人阶级本身，而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集体，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员也不是一般的工人群众，而是工人群众中最优秀的成员。“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共产党的先进性还表现在：“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3]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党的队伍的扩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不可避免地涌到无产阶级政党中来，这就容易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些恶习带到党内来，影响党的性质。
为了确保党的先进性，马克思、恩格斯对要求加入党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提出以下两个条件：“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作用。……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4]对于那些“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的冒牌货，“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该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5]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共产党内可以吸收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但决不能容纳代表各阶级利益的集团。党把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吸收进来是要“溶化”他们，而不是让他们用本阶级的面目来影响、改造党。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列宁强调，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
列宁认为，党之所以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就在于党的组织性，在于党是由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先进的分子组成的，是一个严密的有组织的整体。列宁说：“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6]“党是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这个组织下面又分成一个密如蛛网的各种地方的和专门的、中央的和普通的组织。”[7]列宁在建党中十分重视组织的作用，他指出：“……无产者单枪匹马是无能为力的；无产阶级的百万大军才是万能的。”[8]“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个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9]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要为实现工人阶级的理想而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组织起来。为了巩固以重大损失和艰苦奋斗换来的一切成果，也必须组织起来。保持政权比夺取政权更困难。我们从历史上的许多例子可以看到，常常工人阶级夺得了政权，但是不能保持政权，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充分强大的组织。”[10]如果不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核心，无产阶级就不能自觉进行斗争，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二）执政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者
坚持共产党在本阶级和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地位，发挥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领导作用，这是列宁一贯的思想。在俄国共产党执政后，列宁认为，党必须坚持对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进行领导，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一个突出贡献。
列宁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楚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谈不上领导革命。列宁说：“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11]因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12]1921年3月举行的俄共十大上，列宁又十分鲜明地强调了党的领导作用。他说：“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13]后来，斯大林在阐述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更明确地指出：“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14]“党的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毫无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引向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15]
列宁认为，坚持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必须正确处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间的关系。党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居于领导地位，起着领导作用，但决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也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混同起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个国家概念，党是个先锋队组织，二者不是一个东西。列宁强调，执政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进行领导，是通过苏维埃来实现的。正确处理党和苏维埃的关系，是坚持党对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进行领导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于主张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的错误观点，列宁强调指出：“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16]“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17]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党代替苏维埃的做法和倾向，列宁说：“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经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18]斯大林后来也强调说：“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并不是直接实现这种专政，而是借助于工会，通过苏维埃及其支脉来实现这个专政的。”[19]因此，不能把党的领导“了解为党是越过国家政权，不要国家政权而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不能了解为党是越过苏维埃，不通过苏维埃而管理国家的。这还不是说，可以把党和苏维埃，把党和国家政权等同起来。党是政权的核心。但它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不能是一个东西”。[20]
列宁还认为，坚持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必须正确处理共产党和工会、青年团、妇女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对于把工会变成国家机构附属品的“工会国家化”观点和取消党的领导地位的“国家工会化”观点，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等著作中给予了严肃的批判，论述了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列宁指出，工会是执政阶级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总之，这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而较为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21]列宁还明确指出，工会和党组织是不同的，不是国家政权组织。“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22]在无产阶级阶级专政体系中，工会处于党和国家政权之间，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个人群众，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是把党和群众连接起来的“传动装置”[23]。“工会就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来说，是站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党和国家之间。”[24]同时，工会又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为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提供干部的源泉。“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25]“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极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么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连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26]
对于第二国际和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把党的领导蔑称为“一党专政”，叫喊要用“统一战线”代替党的领导的观点，列宁批判说：“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象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27]很明显，“一党专政”是列宁借用反对者的话来阐述“一党领导”的原理，其基本精神是强调共产党不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斯大林指出：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由一个党，由共产党来领导，才能成为完全的专政，共产党不和而且不应当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28]。斯大林在解释“一党专政”这个问题时，指出：“（1）列宁使用党专政这个词并不是指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凭借暴力的政权’）而言，而是指其转义而言，即指党独掌领导而言；（2）谁把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曲解列宁的意思，就是错误地给党加上对整个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职能；（3）谁给党加上这种党本来所没有的对整个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职能，谁就是违背了先锋队和阶级之间、党和无产阶级之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起码要求。”[29]
（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解决党执政后根本任务的保证
列宁认为，共产党执政后的根本任务是领导经济建设，但前提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30]“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31]列宁还强调，“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32]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及时指出，共产党执政后的根本任务是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也是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领导地位的具体体现，也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列宁说：“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33]并且列宁始终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根本任务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党的根本任务的实现，使党在思想上得到提高，组织上得到巩固，作风上得到锻炼。
列宁在分析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同性质革命中的不同任务时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消极的、破坏的工作，而组织新社会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工作，则是由资产者或有产者来完成的。相反，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广大人民的主要任务，则是进行积极的、建设性工作，即建立新的组织系统，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
列宁根据俄共（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变化分析了党的任务的变化，指出党有三大阶段性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说服大多数人相信党的纲领和策略正确，第二个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且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第三个任务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现在“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回了俄国——为了穷人，为了劳动者，从富人手里，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34]这里列宁所说的管理就是指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经济的任务：医治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恢复生产力，调整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归结为经济改造的任务。”[35]列宁还指出，说服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和镇压反抗的剥削者这些过去重要的任务，现在已过渡到把管理国家作为首要的任务。“从说服人民群众这一过去列为首要的任务和夺取政权并对反抗的剥削者进行武力镇压的任务，过渡到管理国家这一现在列为首位的任务，正是这种过渡构成我们所处的时期的主要特点。”[36]在列宁看来，管理国家，即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根本任务。列宁明确指出：“现在（在文明民族的现代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所说的管理，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具有主要的意义。”[37]
列宁认为，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任务是解决俄国落后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俄共（布）夺取政权，建立了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但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然是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正如列宁指出：“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但是，在经济方面还十分落后，因而必须“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38]
列宁认为，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已经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强大物质基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苏维埃是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起步的，这就要求党在夺取政权后，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所以，列宁说：“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39]
列宁认为，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任务是实现党的最高纲领的必然要求。俄共（布）在十月革命中领导俄国人民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但这只是实现了党的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就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40]
列宁认为，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任务是对付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保卫新生苏维埃国家的必然要求。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政权处于十分危急的国际环境中。以德国为首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实施经济封锁、军事恐吓以致于武力侵略，国内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因极端仇视社会主义而举行武装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我们就会被打败。”[41]
1920年春，在高尔察克、邓尼金被消灭以后，苏维埃国家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在国际工人阶级的声援下，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也破产了。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和俄共（布）中央又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根本任务提了出来。1920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宣布：在取得对联合起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后，我们现在可以大胆放心地执行当前和平经济建设的任务。同年4月，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又指出：“当前时期的基本特点，就是从迄今苏维埃政权全力以赴的军事任务向和平的经济建设任务转变。首先应当指出，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时期。我们已是第二次回过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历史第二次把和平建设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42]但是，几个月后波兰反动军队的入侵又使夺取战争的胜利成了俄共（布）当时的首要任务。
1920年底，帝国主义战争和反武装干涉战争的最后胜利，使苏维埃俄国获得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列宁这时指出：“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必须“把全部注意力转到这一经济建设上去”[43]。1920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实现电气化的宏伟计划，列宁把它称之为党的“第二个党纲”。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制定和通过了新经济政策。至此，俄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就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
列宁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我们曾经几次作过这种尝试：1918年春季作过一次，今年春季在实践中提出劳动军问题的时候又以较大规模尝试过一次。现在我们必须再一次把这种转变提到首位，并尽一切力量加以实现。从国际观点，即从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变革最重要的任务。”[44]
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不失时机地、真正地、毫不动摇地把党的根本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即使是在一个极短暂的和平时期。正如列宁所说：只有这样，十月革命以来我们在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取得的一切经济成果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国有化的一切措施，才能巩固。也只有这样，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胜利结束，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巩固。
列宁不仅提出了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经济建设，而且还根据当时苏维埃俄国的具体情况指出了实现这一任务的具体措施：实行党政分工，提高党员素质，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党和国家的一切组织和成员要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商品交换，提倡“文明经商”；提倡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和高薪雇佣资产阶级专家；提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积极推广劳动竞赛，提倡物质奖励和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等等。列宁指出：对俄共（布）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45]
列宁认为，俄共（布）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严格的计算和监督，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认为，俄共（布）夺取政权后，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要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46]列宁认为，这个任务是无比艰巨，当然也是无比重大的。“很明显，这个任务是无比重大的，这个任务不完成，那就还没有社会主义。”[47]要实现这个无比重大的任务，具有决定意义的物质条件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认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严格的计算和监督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如果“不做到这一点，便谈不到实施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同样非常重要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48]。同时，列宁还认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正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49]
列宁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任务，必须反对“革命空谈”。列宁说：“我们应当同过去诀别，着手进行真正的经济建设，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并且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宣传。要知道，现在用言语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50]列宁在揭露“革命空谈”实质时指出：“革命空谈就是在这种事变发生转折、既成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51]在指出“革命空谈”这种唯心主义本质的同时，列宁进一步揭露了他们的阶级实质，指出：“这些空喊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帮凶”，他们的行为不是代表苏俄人民的利益，而“是在替异己阶级服务”。鉴于这种情况，列宁提出了“我们应当反对革命空谈，必须反对革命空谈，一定要反对革命空谈”的口号。他告诫人们：“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
二、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传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有其鲜明时代特征，更有党的历史传承。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那样，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
（一）“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在1929年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对当时红军中那种将军事与政治对立起来，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好的观点，进行了严肃批评，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并将“政治观念没有错误”作为新党员入党的重要条件。[52]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毛泽东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无产阶级政治家。他指出：“使我们的干部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要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并为他们做事，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53]
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回答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提出的“抗大学习什么”的问题时表示，首先要学习的是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再次是要学点战略战术，因为抗大是军事学校，要学做一个军人，学点军事本领。他指出，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这三样东西，“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他在纪念抗大成立3周年时，更是明确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54]确定为抗大的教育方针。随后他进一步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55]。
毛泽东认为，党的领导是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三位一体的统一，是中央、地方、基层三级党委实现领导的全方位统一，只有坚持这种统一，才能形成党的坚强领导核心。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56]他还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57]“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58]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并要求“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59]
（二）“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
邓小平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十分注重从政治上判断形势，分析和处理问题，“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是他的一贯思想。
1989年9月，邓小平指出：“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针对各自为政问题，他尖锐指出：“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党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
在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60]随后他又强调，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61]
1986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时又明确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62]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63]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即席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步调整齐一致”“组织起来”都需要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这一“顶梁柱”。
在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64]“只有讲政治，才能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总揽和驾驭全局的能力。”“讲政治，对共产党人来说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这也是针对当前党内一些干部的现状而言的，是有的放矢的。”[65]“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加强政治学习，增强政治敏感性，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66]
胡锦涛同志指出“学习是基础，政治是大局，正气是保证”。[67]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七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胡锦涛指出，要扎实开展“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学习教育活动，严肃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确保政令军令畅通。
（三）“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深刻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任何时候都讲政治，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了党的高级干部要讲政治：“党的高级干部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使自己的政治能力与担任的领导职责相匹配。”
旗帜鲜明讲政治，要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要求：“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都要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不能搞假大空，不能随意化、平淡化，更不能娱乐化、庸俗化。”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主心骨’，纪律规矩是‘顶梁柱’，没有了这两样，必然背离党的宗旨，做人做事就会走偏走邪，思想就会百病丛生，人生就会迷失方向。”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三、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凸显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政治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坚持党的领导，根本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权威，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键是坚持“四个服从”。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需要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来维护和坚持。党章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四个服从”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核心是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全党服从中央，是坚持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条件。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要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决定，服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而不能各行其是，不能改变或否定作为全党意志体现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可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决定或对外发表主张。
全党同志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四个意识”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思想基础。对全党同志而言，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是最大的政治、最重要的大局。“四个意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只看表态、更要看行动、关键看成效。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就是要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党的基本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看齐的“基线”，必须以实际行动保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核心是自觉服从党中央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只有自觉服从党中央领导，才能保证党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确保全党保持正确方向、形成强大合力。自觉服从党中央领导是具体的，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体现到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自觉服从党中央领导是纯粹的，不能阳奉阴违、三心二意，而是要一心一意、表里如一。一旦党中央作出决定，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就要坚决执行，不能某个决策不符合自己的意见、不对自己的胃口就不执行。进一步健全和认真落实党的领导制度，完善和执行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各人民团体党组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制度，坚持和认真落实省级党委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制度。
要坚决防止和纠正自行其是、各自为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行为。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必须同各种违反这个重大政治原则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必须明确，全党只有党中央权威，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决定权在党中央，必须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党的任何组织和成员，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凡属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部署，都要以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做到令行禁止，决不允许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
（二）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有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首先要保持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必须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党员不准搞封建迷信，不准信仰宗教，不准参与邪教，不准纵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其活动。”作为党员干部，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自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决防止信仰缺失，不信马列信鬼神、信风水，决不允许参加任何宗教组织，参与任何封建迷信活动。
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应严格遵守和维护党章。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都要牢记自己是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时刻用入党誓词约束自己。坚持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查问题、找差距、明方向，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权利和领导干部基本条件要了然于胸，并作为必须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经过长期实践，我们党形成了系统的规矩，包括：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执行。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这些都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对此，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各级党组织还应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这既是对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针对当前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出的“药方”，揭示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本质特征，突出了党内政治生活在新形势下的基本要求。
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之间既有各自的规定性和明确要求，又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丰富内涵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政治性是灵魂，决定着党内政治生活的方向，如果没有灵魂，一切就无从谈起。时代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离开时代性，党内政治生活就失去生机活力。原则性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准绳，没有原则性或者原则性不强，就等于丧失或者模糊了是非曲直的标准，那就会陷入混乱。战斗性是检验党作为一个战斗组织的重要标准，没有战斗性就没有战斗力，就不能实现党的方略和使命，也不可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保持党的先进性。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党员干部要坚定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不断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坚定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党员干部要在把握时代特征中坚定党性立场，深入分析和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条件下党内政治生活的新特点新要求，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利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现实针对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党员干部要坚持党规党纪面前人人平等、遵守党规党纪没有特权、执行党规党纪没有例外，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毫无例外地遵守党规党纪、维护党规党纪，严格按照党规党纪要求规范言行、开展活动。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党员干部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用好用足用活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坚持实事求是，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坚持“团结——批评——团结”，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严肃认真提意见，满腔热情帮同志。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倡导清清爽爽的、真诚纯粹的同志关系。党员干部应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向党反映和报告情况，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反对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坚持五湖四海、开放包容，团结一切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决不允许以人划线，不得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坚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坚决反对相互掣肘、彼此拆台，甚至背后“捣鬼”；坚决反对争功诿过，见名利就上、见困难就躲的行为。坚持自觉维护班子团结，使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团结和谐、纯洁健康。
（四）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制度保证，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根本在于落实和坚持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制度上的具体体现。集体领导制度，指的是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带头坚持集体领导，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则办事、按集体意志办事。
坚持集体领导制度，是党实现正确领导、有效治理国家的根本保证。集体领导作为党委（党组）领导的最高原则，强调的是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由党委（党组）民主讨论，不得由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个人分工负责作为党委（党组）决策的执行原则，强调的是个人对集体和集体决策的负责，决策执行的主体是个人，只有严格地科学地实行个人分工负责，才能充分发挥每个党委（党组）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保证党委（党组）决策的落实。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是一个有机整体和完整过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割。实践中，既要坚决反对和防止独断专行或各自为政，又要坚决反对和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还要坚决反对和防止以党委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
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应落实党委常委会（或党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凡属重大问题，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集体讨论、按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不允许用其他形式取代党委及其常委会（或党组）的领导。根据党章和有关文件要求，科学合理地划分不同议事形式的职责权限，明确议事决策的范围，紧紧围绕议题确定、酝酿、讨论、表决等重要环节，严格规范议事决策程序，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水平。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努力避免决策失误。建立上级组织在作出同下级组织有关重要决策前征求下级组织意见的制度。
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起着关键作用。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应树立当班长而不当家长的角色意识，充分发扬民主，组织好个别酝酿，引导提高会议讨论质量，严格按照程序决策、按规矩办事。在研究讨论问题时要把自己当成班子中平等的一员，不能仅以自己的意见拍板定案、一锤定音，鼓励各种意见的交流和碰撞，最大限度凝聚一班人的智慧和力量，尽量求得一班人思想上的共识，同时既服从多数又尊重少数，善于从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中捕捉和吸收合理成分，用以补充和调整多数人意见中的缺陷和不足，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决策。
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人人都负有重要责任。应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在研究工作时充分发表意见，积极谈自己的真实想法，敢于发表独立见解，努力为集体决策贡献智慧，而不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不能趋炎附势、看他人脸色行事。切实增强全局意识，关心全局工作，自觉以大局为重，时时把自己作为集体领导的一员，主动将自己分管工作纳入全局工作来考虑，主动将自己分管领域的重大问题提交班子集体讨论，而不能只想到自己那一块工作，不能只当分管领域的代言人，不能为了局部利益而损害全局利益，防止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倾向，不准把分管工作、分管领域和地方当作“私人领地”。坚决执行集体决策，决策形成后一抓到底，不得违背集体决定自作主张、自行其是，不管自己的意见是否被采纳，都要自觉服从、坚决执行，不能讲价钱、搞拖延，不得挑肥拣瘦、离开决策另搞一套。切实增强合作意识，共同维护集体领导权威，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尊重、相比帮助，主动“补台”不“拆台”，做到分工不分家，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形成工作合力，增强领导班子的整体功能。
（五）自觉把讲政治贯彻党性锻炼全过程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抓住了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为官用权的关键，为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指明方向。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动员全党同志自觉加强党性锻炼，经常进行党性分析，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
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对党忠诚，首先要不忘初心，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深入学习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科学理论中获取理想信念的真理支撑、精神动力、精神支柱。要忠诚党的宗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作决策、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忠诚于党的组织，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要时刻摆正个人在组织中的位置，正确看待个人的进退去留，坦然接受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选择，绝不能把党的事业当作个人进步的“垫脚石”。
坚守个人干净的为官底线。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权为民赋、权为民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真正从思想深处解决权从何来、为谁用权、怎样用权的问题。敬畏法纪，把对党纪国法的敬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坚持在法律约束下用权、在制度笼子里用权，做到谨遵法纪不出轨、严守法纪不越界。经常自警自省，对照“三严三实”要求反思自己、检讨自己。坚持慎独、慎微、慎友，时刻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牢记人情里面有原则、交往之中有政治、亲情里面有底线、感情面前有原则，始终做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强化敢于负责的担当精神。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要强化责任意识，尽责守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干在实处、走在前列，面对急难险重任务要敢于负起责任、挑起重担，打头阵、啃“硬骨头”、涉险滩，用行动诠释忠诚、用担当彰显信仰。
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讲政治必然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有很强的政治能力，提高政治能力就成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政治能力，就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就是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政治能力训练，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要注意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把政治能力训练贯穿党性锻炼全过程，使自己的政治能力与担当的领导职责相匹配，确保党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胜利前进。
创新案例
贵州省遵义县：“三举措”强化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新时代党的建设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鲜明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执政党建设的时代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近年来，遵义县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提高党员干部执政能力和改进作风作为重要抓手，“三举措”不断提升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
一、长征精神坚定干部理想信念
紧盯党性教育核心，充分利用革命圣地、战斗遗址大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刻体会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感知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激发党员干部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和创先争优的昂扬斗志，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的凝聚力。2017年以来，依托苟坝会议会址、抢渡乌江茶山关战斗遗址、刀靶阻击战遗址、金遵特支及遵义会议、息烽集中营、四渡赤水纪念馆、习水土城战斗遗址等红色资源，组织开展“重走真理路”“重走长征路”“重温入党誓词”“上党课、忆党史”等系列活动200余场次，教育党员干部近3万人次。
二、警钟长鸣筑牢干部思想防线
充分利用县委党校、干部夜校、道德课堂等阵地加强党员干部对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市委十二项规定和县委关于作风建设相关要求的学习；还通过组织开展上廉政党课、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集中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等方式，教育党员干部时刻绷紧预防腐败这根“弦”；并切实加大违规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筑牢党员干部防腐拒变“防火墙”。2017年以来，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镇（乡）党政主要领导交叉讲授廉政党课100余场次，组织观看《算好人生七笔账》等警示教育专题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近200场次；查处违规违纪干部330人次。
三、真帮实扶深化干部为民情怀
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深入开展“干部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把干部当亲人”“百村大宣传”“千组大帮促”“万户大走访”等活动，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民生需求，力所能及为群众办理实事好事；并充分利用“5+2阳光村务、8912349为民服务热线”等平台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并切实将党的“好声音”传到基层、送到一线，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2017年以来，全县党员干部“结亲”11232对、走访群众20余万人次，为群众办理实事好事2764件、化解矛盾2539起，协调项目375个、落实资金6245.58万元，落实“小康电”94个、“小康路”23个、“小康寨”4个、“小康水”51个，惠及2.8万户11.3万人。（陈国宽）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