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报告是上述男子的相关调查结果。由于是非正式的，所以文体不拘。
黎明之前，确切地说是四点十分左右，我如约到旧陆军射击练习场去送马饲料，对方冷不防提出了委托。本来我就提出调查要下真功夫去进行，所以还算乐意接受。然而我要调查的是妻子的行踪，正巧当时关于调查对象是男还是女，对方并未做任何指示，因此我就认定自己的要求理所当然地包含在其中。一般说来调查中必有与内容相应的权限，对此我只能认为自己总算得到了那份信赖。
而且今晨的马儿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在全长二百四十八米的夯实的射击场上从头到尾不停地小跑，大约跑了八个来回。期间只跌倒过三次，说来还真不容易。
“反正是准备只用后面的两条腿跑的。”马儿喘着粗气，说话断断续续，用脖子上的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一口气喝完了我搬来的纸盒装牛奶，正洋洋得意地只用后脚站立着，轻轻地单腿跳步，“按平时的习惯，总是靠前腿奔跑的，其实那样跑法不好。我觉得像样的着力奔跑应该完全靠后腿，前脚只是稍稍附带地起掌舵的作用。”
射击场呈东西向，像一个长长的山洞，靠近落弹点一侧的壁顶，固定的采光处像列车窗户那样排列着，却仍然显得太暗，尽头的土壁前堆放着好几层沙袋，沙袋前是操纵标靶的深壕。深壕的左右两侧安放着很大的标靶照明器具，照亮场内的只是一侧的灯光。西侧射击位置那头活像一个黑色的洞穴，马儿一溜小跑，干燥发白的地面上双重的黑影就摇晃着变长，看上去就像在蜘蛛网上挣扎的小虫子。
总以为对象应该是匹马，所以面对面相处时并不会发生对抗。可是，与真正的马儿相差太大，他极不匀称，矮胖的五短身材，腰部下沉，两条后腿就像蹲坐在马桶上似的，那副模样，即便是纸质马鞍也会从他身上滑下来的吧。再怎么偏爱，看上去都活像是只患了佝偻病的骆驼仔抑或是只四条腿的鸵鸟。
再说，他上半身穿着胭脂色边的水色男背心，下半身则是前后统一的深蓝色运动裤和白色的运动鞋，而且腰间在衬衣和衬裤连接处厚厚地缠上漂白布掩饰，真是毫无感觉可言。
“确实，试想一下，自行车也是这个道理，若不是先刹住后面的驱动轮，那么下坡时就会相当危险。”
“不过，明天若是再穿上运动鞋又将怎么来回蹦跳呀？”
马儿短促一笑，我可没笑，取而代之的是回响声像喘息似的越过我们。弧形和正方形交错出现的天花板，似乎是考虑到隔音功能，但好像没什么效果，或许这是因为这房子不用屋柱的缘故吧。
马儿嚼也不嚼地吞下生菜火腿肠三明治，然后一边啜饮着暖瓶里不放糖的咖啡一边说，还想再留下继续练习一阵。预定出场的纪念祭还剩下四天，已经相当紧迫了。为了提升效果，他有尽量对迄今为止自己的存在严加保密的意向，不过，从这时尚无窥看射击场的好事之徒这一点推测，这一点是不必担心的。
即将告别之际，我被委托进行问题的调查。对方满不在乎地把一本笔记本和三盘磁带交给我。笔记本是大开本上等纸的，也就是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本子。录音磁带盒背的贴纸上有着相同的〈M-73F〉记号和相应编号，说明使用的窃听器以及其他手段进行跟踪被调查对象的记录尽收其中。
我终于不得不胡乱瞎猜。那帮家伙明明搞到了有关我妻子的信息，却一直佯装不知。一方面叫人觉得可恨，另一方面倒也松了一口气，他们总归让我改变了方针。反正自打妻子失踪，已有三天了，不能再让我不作反应了。我立即返回房间，把拿到手的录音带从头开始放了一遍。共花去两个多小时，听完之后，我又茫然地呆坐了近一小时。
与我的预想截然不同，那些录音当中，没有一丁点儿可认为疑似妻子踪迹的东西。别说是妻子，甚至连女人也不沾边，进行窃听和跟踪的人里，被记录、揭下面具和探究寻找的全是男人。他的咋舌、咳嗽、跑调的哼唱、咀嚼声、恳求、并不发自内心的逢迎之笑、打嗝、抽鼻涕声、战战兢兢的辩解……如此这般，男人的所作所为成为断断续续的片段陈列着。而且，这男人并不是别人，正是东奔西跑地搜寻着消失了的妻子的我自己。
随着狼狈感的退却，我的无名怒火升腾起来，这真是太不靠谱，只能认为自己是被人戏弄了一把。倘若要寻找妻子，首先得寻找自己才对。不过，我要寻找的恰巧并非什么复杂的东西，只是住处而已。一个人找自己的居所，不是活像扒手扒窃自己的钱包、刑警给自己戴上手铐吗？事到如今再来搞这种规诫真是无聊透顶！
再说，他还给我设置了一些煞有介事的条件，比如自打我提出为自身利益不要歪曲事实的要求之后，就希望我答应尽量参与测谎器的测试，进而又加入这样的要求：要尽量避开固有名词，谈到自己时原则上得使用第三人称，也就是说，要用“他”来表示我，用“马儿”来表示他。这是否想给我塞上堵嘴物，不让我和马儿以外的任何人谈条件呢？他们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呢？
然而，最终我还是这样开始写上了，尚无法断言这是我极不情愿接受的要求。今天早晨的马儿的态度多少令人觉得颇有诚意，并未带有那种讨价还价的意思，他对于练习充满热情，谈到调查事件时的表情，也让人感到他那实实在在的体谅，而且还不应该忽视马儿首次使用了“事件”一词，这就意味着他承认了我所处的困境，尽管是间接的。哪怕是如此奇妙的自我调查，也不能不考虑制作更加精确的受害申报的需要，按照第三人称提出要求，或许旨在能增加受害申报的可信性，唤起组织中的相关人士——应该是防止犯罪、统管、规则方面的担当者——的注意。过分婉言谦辞的话，则容易被混同于是在故意找人麻烦。
我觉得最好能按照他的要求，在明天早晨之前形成像样的报告，打算将磁带上记录的那些片段，用只有我才知道的事实加以修复，把被称作为“他”的我被追赶至迷宫的状况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出来，的确，我也感到那些用第一人称令人有所顾忌的事儿，用第三人称就可迎刃而解了。
好了，这些引言，若不需要可以删除，那就要依靠马儿的判断了。
某年夏天的早晨，不记得有任何人呼叫过，救护车却突然驶来，载走了男人的妻子。
真是晴天霹雳。在被突如其来的鸣笛声惊醒之前，夫妇俩都睡得很死，没有任何的准备。被带走的妻子本人前前后后没有任何自诉的症状，可是抬着担架进屋的两名救护人员可能因为睡眠不足而显得颇为不悦，摆出一副对急症病人没做好充分准备是理所当然的样子，全然不由分说，而且，救护人员们头戴别有徽章的白色帆布帽，身穿浆过的白大褂，戴着大大的药棉口罩，更何况他们出示的卡片上正确地写着妻子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此刻已经没有再让夫妻俩有表示异议的余地了。
只能听天由命了。妻子可能会因为自己身上缩得皱巴巴的睡衣感到羞涩吧，她听从指示并拢双膝躺在担架上，救护人员立即用白布裹上她，之后，夫妇俩连吱声的机会也没有了。
担架留下奎宁水与甲苯酚混合的气味，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沿着公寓的楼梯下行。丈夫想起妻子是穿着内裤的，放下心来。不一会儿，救护车一闪一闪地亮着红灯，响起两声相连的鸣笛奔驰而去。男子战战兢兢地在房门缝里目送着妻子，他瞅了瞅时钟，时针指着凌晨四点零三分。
（以下的对话取自第一盒磁带的B面，录音机上刻度表显示是七二九。时间是事件发生当天下午的一点二十分，地点在男子妻子被收治的医院的副院长室。副院长口若悬河地、缓慢低声地说着，偶尔不那么雄辩时，那部分听上去就有讥讽的味道。我的话音急切，却富有情绪，相当不赖，只是语尾缩拢嘴唇的习惯要改掉才好。放在麦克风近处的时钟发出的焦急的嘀嘀嗒嗒的声音，很是扎耳。）
副院长：可是，真叫人难以理解啊。为什么不在现场采取措施呢？
男子：已经按下热水壶的开关，还是觉得心慌意乱。
副院长：你要是一起乘上救护车就好了。
男子：打一一九询问时，对方也是那么说的。
副院长：那是理所当然的。
男子：不过忌讳救护车，您不认为是常有的心理吗？
副院长：要是我的话就不会忌讳。救护车那种东西，你要愿意想，它就是不亚于灵柩车的伪装，用来犯罪是再好不过的小道具。在那个行驶中的密室中，一个只有一根和服细腰带的年轻女子与戴着口罩的三个强壮的男人同处。要是放电影，接下来的镜头就很恶劣了。照你的说明，夫人穿着薄薄的泡泡纱料子的睡衣，那玩意儿通气性好，爽爽的，却一点儿也不结实，前面很容易敞开露出来的。
男子：请不要说令人恶心的话。
副院长：笑话！我是个现实主义者，不大会隐匿不同寻常的事情。
男子：可那辆有问题的救护车到达医院的事实，医生也应该知道的。
副院长：记录上那么写着的吧。
男子：那么，那个门卫是随口说说的？
副院长：没有证据的预测是不被认可的。
男子：不过我妻子确实在医院里。连衣服都没有换，怎么可能跑到外面去闲逛呢？再说那段时间只有常用门开着，门卫不正在门口守着的吗！
副院长：若是要提取广播资料，我随时可以提供。但是一个成人大白天的，居然会在医院里迷路！这种事情，我看警察也不会理会的。
男子：难道不会因为误会导致强制住院之类的事情发生吗？
副院长：可尊夫人不是拒绝诊察吗？
男子：如此细节，医院之外的人怎么可能做到呢？
副院长：眼下唯一清楚的是有人拨打了一一九。
男子：什么意思？
副院长：事实上，这是飞来横祸。要是能帮上你，我愿意帮忙，为此，首先得有依据。门卫的情况我们也正在调查，你可相信我们。比这更重要的，眼下先得证明你的清白。
男子：你这是讹赖。
副院长：我只是在议论可能性。
男子：我是个受害者。
副院长：所以说，这是否能归咎为医院方面的过错。
男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副院长：还是先与警卫谈谈吧。倘若没有亲眼确认的现场，那将是有失公允的。反正时间与地点是特定的，我们自以为能再次还原事实，正在向候诊室周边的人打听，说不定很容易会找到一两位目击者的。
（这次见面之后，副院长要开会，离开了房间。我，即“男子”由秘书领着，被介绍给了警卫主任。当时的情况我都想详细报告，不过，暂且还是想摘抄一段目击男人妻子被收治的门卫的供述。与刚才那盘磁带相同的A面、刻度表为二〇六，其内容随后经过测谎器检定，证明是可信的。）
——当时，如果副院长先生进一步详细询问的话，我打算毫不隐瞒地说清楚。若是那样，事件就可以及时地加以解决，真是太令人遗憾了。
首先我说一下您打听的患者来医院时的情况。接获急救中心希望我们接受患者的要求大约十三分钟后，救护车于四点十六分到达，患者正与救护队员们激烈地争论着什么。按救护队长的说法，救护车在医院的夜间进出口停下之前十分安稳的患者，突然喧闹起来，说自己不是病人，完全是个健康人，因而发展到拒绝下车。我也赶到现场，努力向她说明外行的自我诊断不妥，还是让值班的医生诊察为好，可是患者不听，所以我们不得不解除了所有的呼叫值班医生和护士的联络。接着，救护人员们开始提出，他们不能老这样耗下去，要撤回。我说自己很为难。但对方说他们没有运送非患者的义务，我无法反驳，加上与大野队长熟识，所以就在移交传票上盖了个确认章，做了暂行收容的处置。我想到近来拒绝收容的患者又被转送到别处的案例也不稀罕，所以并不认为这样的处置有何不当。门卫室有与护士办公室联系的有线对讲机，告诉对方取消收容，得到了对方的理解。
患者是位招人喜欢的（此处订正了“招男人喜欢”）小个子女性，圆圆团脸，肤色白皙，大圆眼睛，虽然穿得单薄，却还多少出了点汗。她只穿着浴衣（薄薄的棉纱或化纤布，粉红的底色，黑色郁金香花纹），系着细腰带（黑绿相间的网眼状腰带），棉质女式短裤（橙色比基尼），别无其他用品。救护传票上确认她年龄为三十一岁，而姓名、地址因本人不配合，未能得到确认。
患者与我二人相处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羞涩，连胸口都泛起了红晕。我这样说，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患者的人品。接着她又说想与丈夫联系，提出要借用警卫室的电话，然而，不巧与院外联系只能用会客室的红色公用电话，我礼貌地向她作了说明，她就问我借十圆[1]的硬币，还情绪激动地说，只要丈夫来接，可以还你百圆、千圆。那天我身边只有千圆钞票，想借也借不成。我想开开玩笑，就说会客室的长凳子下或许能找到一两枚十圆的硬币，她就真的跑去那儿，我可怜她，借给她凉鞋，劝她说，留在这儿等，你丈夫总会来接你的，可是她听不进，强行离去。责任使我无法离开工作场所，同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就没有随后追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