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荒诞存在价值观道德观和历史观
《反抗者》这本散论企图阐明什么？拒绝什么？加缪明确指出三阐明一不拒：以不可为而出发，以自身的方式，阐明一种为抵消不可为而为的奋斗，阐明一种基本价值，阐明生存以及使人生存的意志，却不拒绝任何现实的东西，正如黑格尔所言：“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什么现实？西方国家的现实，加缪一再宣称：反抗的问题只有在西方国家之内才具有确切的意义，他说：“造反的问题只有在我们西方社会范围内才有意义。因为造反的历史，在西方世界，是与基督教历史不可分割的。比如，法国大革命（1789）把软弱而善良的路易十六当众砍头，等于宣告上帝死亡，却被视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因为国王向来身兼教士，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反观中国古代历史，皇帝被奉为真命天子，一切宗教必须受皇帝管辖：皇帝即上帝，所以中国至今一向没有国教，而西方各国皆有国教，神圣不可侵犯。
因此，加缪在本散论中一再强调，“造反有理”说只适用于西方文化，即在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基督教文化，不适用异域文化。诸如希腊的奴隶，文艺复兴时期的雇佣兵，法国摄政时期的巴黎资产者，1900年代俄罗斯知识分子，抑或现代工人，可能有各种不同的造反理由，他们相逢相识，为承认其造反的合法性而相向而行。换言之，反抗的问题似乎只有在欧洲思想之内才具备特定的意义。总之，世界各大洲各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和国情，各自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历史观必有差异，只可互相借鉴，不可照搬照抄。作为译者的读者，我们只能批判吸收其有益的元素，是为诫也。
有鉴于此，加缪将造反者置于神圣不可触及之前或之后，在圣宠的世界，致力于讨还人类秩序，这意味着一切答案都要符合人性，即合情合理的规定。从此刻起，一切诘问，一切言论，皆属反抗，而在神圣领域，一切言论皆为感恩行为。对人类精神而言，只可能有两个世界，即神威的世界和造反的世界，或用基督教语言来说，圣宠的世界和悖逆的世界。因此，《反抗者》提出的并非道德程式也非教义，只不过肯定某种道德是可能实现的，尽管代价昂贵。作者认为，通过一系列推理，可以为这种肯定正名，即找得到证明合理的东西去对抗虚无主义和凶杀。总之，《反抗者》旨在围绕自杀和荒诞概念对谋杀和反抗、造反、革命及其形而上悖逆进行颇为成熟的思考。
加缪在本散论中把从古至今的圣贤智者聚集在一起，不对他们及其著作感兴趣，而是从中发现他们的结论所具有的共同点。他指出：“我感兴趣的，主要不在于发现种种荒诞，而是荒诞所产生的结果。”继而从荒诞感获得荒诞概念。荒诞感是活泼鲜亮的，就是说，要么活该死亡，要么名扬四海。
一 反抗、造反、革命与形而上悖逆
何谓反抗者？加缪指出，所谓反抗者，起步时，是个体反抗者。他首先说“不”，是拒绝而非弃绝，但他也是个说“是”的人。这个“不”，意味着一条边界线的存在，否则就越出自己的权限了。说到底，边界线奠定权限。这样，反抗者既肯定边界线，又掌握一切并将其维系在边界以内，就是他自我肯定拥有某种价值。于是向这个世界说“不”，向其本质的荒诞性说“不”，向威胁世人的抽象概念说“不”，向别人为我们准备的死亡文化说“不”。
反抗者诉求什么？诉求相对的自由与相对的反抗权利。其实，反抗者根本不诉求完全自由，与之相反，谴责完全自由，并非质疑无限权力，而且允许高高在上者践踏被禁止的界线。反抗者远非诉求普遍独立性，而要求大家承认，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自由有其自由的限制，此限制恰恰就是此人有反抗的权利。反抗之不妥协性的深远道理就在于此。但反抗者以另一种名义肯定完全自由不可能性的同时，要为自身索求相对自由，条件是守本分：“以人的身材高度对话比站在孤零零山峰上独自一人发布极权宗教福音的代价要低得多”，加缪如是说。
因此，反抗的问题跟个体概念的衍变紧密联系在一起，世俗中人，在人的观念中不断觉醒的同时，对自己的权利具有广泛的意识，故而反抗是有识之士的特性。加缪凭自己一生经历，逐渐发现悖逆天理、去神化能体现反抗的作用，于是下结论：“世人通过去神化逐步肯定自己，但永无止境。”个体反抗毕竟想要有自己的自由。
何谓个体反抗？西西弗就是个体反抗的典型，他以否认诸神和推举岩石这一至高无上的忠诚来诲人警世，在没有救世主的尘世上，正如伊壁鸠鲁所言：“我们等待复等待，消耗自己的生命，必将操劳过度而死亡。”西西弗身负重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推举的岩石，每个细粒都披着一道道矿物的光芒，与他本人融合一体了，心里非常充实。这种拼搏本身就是反抗：“他反抗，故他存在”，因为西西弗已成为物质，返回元素了：“实有就是石头”，“就是没有痛苦”，甚至变成“奇特的快感”，即“石头的幸福”，伊壁鸠鲁的结论是：“应当想像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式的个人反抗特征：“人生一半在欲语还休，扭头不看和沉默寡言中度过”，加缪如是说，并加添道：“一个沉默多于说话的人是一个更有价值的人。”
上天真福者们必定认为，西西弗的“我反抗，故我存在”是在刷存在感，确切说是在刷荒诞存在感，因为人的生命“要么上天，要么入地”。概率论者对未来现实许下的诺言越大，人的生命价值就越小，极而言之，一文不值。他们的至福最大源泉是观赏古罗马皇帝们在地狱备受煎熬的场面，这种至福，很遗憾，也是正直的世人们去观看砍头处决的那种快乐，用鲁迅的话来说，用馒头蘸砍头鲜血的乐趣。
那么，反抗的本原究竟是什么？其实，反抗的本原仅限于拒绝屈辱，并且不要求别人受屈辱，甚至肯接受为之承受痛苦，只要正直得到尊重就行。总之，加缪接受或至少参照施蒂纳[1]代表作《独善其身者及其特性》（1845）的主题思想，现概括如下：个体是一切价值、一切思想、一切行为的起源。什么上帝、人类、人民、真理、自由，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而已。利己主义否定所有其他利益，而最好的利己主义莫过于有利于个体自身的利己主义：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因为，大写的“我”是“独善其身”者，即世人取之不尽的虚无。这一绝对个体主义的原则是该书的主题之一：“独善其身者”就是辩证思想的一个极端，即虚无的另一端，可理解为“存在”，所以大写的“我”是存在的主题。
《西西弗神话》的主题恰好涉及荒诞与死亡的关系，恰好涉及以慢性自杀来解释荒诞的一切手段。其深层思想则是形而上悖逆所引起的悲观主义丝毫不会引起对世人必然的绝望，恰好相反，因为可以把荒诞哲学与顾及人类完善的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并突显其乐观主义。在形而上范畴内，需要某个原则，一定要有这个原则的存在。赫拉克利特与尼采深信生命是一场游戏，却很难知道游戏规则。加缪的荒诞存在哲学旨在找到这种游戏的一种规则。
反抗者肯定自身反抗的内涵价值之后，使他能够超越自我而潜入他人。这既非否定的，亦非相对的，而且本真的。西西弗，第一位个体反抗者，自己惩罚自己；普罗米修斯，第一位造反者，拒绝惩罚的正当性，背离宙斯，窃取火种，投奔凡人，向世人奉献火种之后，与世人一起生活和奋斗。他的存在成为“我造反，故我们存在”。这时，反抗者从词源上讲，就是一百八十度转弯，就是从简单的反抗，经过衍变，升华至造反，起了质的变化，一下子投入“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失去一切”。在自己反抗的衍变中意识到一种价值，跃入造反境界，成为“得到一切”的造反者而顶天立地，被世人认同和接受；失败了，“失去一切”，被钉在高加索的山崖上，让恶鹰折磨，痛苦三千年之久。这说明，造反失败，被统治者的力量降服，不得不接受死亡。简言之，造反者获得生与死的自由和权利，这可是关乎人生价值呀。
反抗者为了反抗而反抗，而造反者并非为造反而造反，后者不诉求生命，却诉求生命的缘由，因为挑战死亡，归根结底是诉求生命的意义，并为建立行为规则和一统性而奋斗。“我造反，故我们存在”：造反者一旦出击，就把世界切割为两半，以人与人身份认同的名义揭竿而起，随后又牺牲身份认同而在血泊中认可差异。造反者深陷于苦难和压迫，他唯一的存在寓于这种同一性：我寓于“我们存在”。反之，“如果我们不存在，我也不存在”，从而陷入孤独之中。
造反者，悖逆者也。何谓悖逆者呢？悖逆者，悖逆天理和世道者也：悖逆上帝、诸神及天理，同时悖逆人神主宰的世道。所以造反者在思考造反不可思议的意图以及死亡本身时叹道：“唉，故我们孤独无援。”在神圣的世界，之所以没有造反的问题，是因为确实找不出任何形而上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一次性解决了，即被形而上神话取代了，不再有疑问，只有答复，以及永恒的诠释：“《圣经》。”但世人一旦置身于神圣事物之外，就产生疑问和反叛了。悖逆者，即被神道抛弃者也，致力于人道诉求：一切答案皆属人道。人的思想有两个世界：圣神的世界（或用基督教的语言来说，圣宠的世界）和反叛的人世。其中之一个世界的消失等同于另一个世界的出现，也就是“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失去一切”，以其最严格要求落实到位，必须选择，无妥协之余地。
何谓形而上悖逆？形而上悖逆是把上帝与部分悖逆的世人等量齐观，应当承认此时的上帝处于跟世人相同的受辱遭遇，上帝徒有虚名的权力等同于我们浮生若梦的状况，屈服于我们质疑问难的压力，轮到上帝俯就悖逆的那部分世人，无望永世稳定，因为上帝也是荒诞的。此话大逆不道，悖逆天理，却导致加缪挤入尼采、司汤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悖逆者之行列。
同样，世上的造反派一直陷入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出师无名又后退无路。在加缪看来，历史上斯巴达克思造反是一场典型的荒诞造反：斯巴达克思率领部队从西西里一路打杀，节节胜利，直捣罗马城下，吓得罗马人惊慌失措，准备付出高昂代价。罗马城被攻克指日可待。出乎城内外所有人意料，大军首领转念自问，圣城一旦拿下，何以替代？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正义神灵哪！于是，茫然不知所措，一念之间，最终决定不战而退，干脆反方向一路返回西西里。没过多久，代表道德原则的克拉苏将军率领罗马大军将其全部歼灭。
何谓革命？加缪的定义是：“革命在原则上是唯一合情合理和前后一致的行为”，“革命死心塌地服务于人身上决不卑躬屈膝的那个部分，是革命者主宰自己时代的一种尝试。革命就是把一个政府完全转移到另一个政府”。比如，1793年1月31日把享有神权的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等于“把上帝送上断头台”，加缪如是说。大革命山岳派领袖之一韦涅约[2]回答国王：“不，陛下，这不是造反，而是革命”，韦涅约还说过：“革命就像农神，吞食自己的孩子们”，不久轮到他被送上断头台，历史没有记载他临死前是否惊慌。反正，路易十六吓得屁滚尿流，而宣告他死刑的圣茹斯特[3]轮到自己走向断头台时泰然自若。因为，圣氏深信革命者只有一种胜利，那就是永恒的胜利，尽管是他永远不可企及的胜利。总之，圣茹斯特是最具悲剧性的革命家，他说：“所有凿出来的石头都是为构建自由，你们可以用同样的石头为自己建造一座神庙或一座坟墓。”圣茹斯特为自己凿出革命的大道理，却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断头台。
那么，革命与造反有何区别？加缪认为，二十世纪革命声称依靠经济，但革命首先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按功能而言，革命不能避免恐怖以及对现实采取暴力。革命一概从绝对出发，造反则相反，基于现实以持久的战斗向真理行进。前者力图从上往下自我完成，后者则试图从下往上自我完善。两者本质不同之处在于革命从思想过渡到历史实践中，而造反则从个体经验过渡到思想。造反的历史，即使是集体的历史，始终是无所作为地介入历史，又是暧昧不明的抗议史，既不触动体制又不触及法理。造反的天地是相对的天地，一再重复说一切皆有可能，并且在某种界限之内，还得为可能的事情作出牺牲；革命则是一种企图心尝试，按一种思想促成行动，按理论框架塑造世界。
因此，革命只是形而上悖逆合乎逻辑的连续，继续不断进行绝望而浴血的斗争。革命思想根据不可避免的逻辑摒弃上帝而选择历史。选择历史就是选择革命，而革命始于思想，并将其注入历史经验之中。造反运动的历史，即使集体造反的历史，始终是介入事件无门的历史，既不介入体制又不顾及缘由，是一种不明不白的抗议史。而革命则企图根据一种道德观来规范行为，在革命思想的框架下改造世界。加缪经过这番推理之后，得出以下结论：“造反导致一些人死亡，而革命则既毁灭世人，也毁灭原则。”可以这么说，历史尚未有过大写的革命。最终的革命只能有一种：看似完成环转的运行，就在政府组成的当口儿已经成为新一轮的翻倒转移。因为，政府与革命，从直接意义上讲，是互不相容的，而“政府只在反对其他政府时才是革命的”，加缪如是说，他在别处还说过：“人类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世人接连不断造反的总和。”
然而，造反和革命都是一次性的，造反一开始便是短命的，革命却一劳永逸，直到完成筋斗运动重新开始新的倒转，即完成从造反到革命终止，开始新的倒飞筋斗。由此，加缪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世人的历史只是不断造反的总和”，他同时指出：“一切革命的永恒未完成至少会以负面的方式使我们了解适用于造反价值本身的特性。”从不断造反到不断革命，这就是加缪的荒诞革命论，实际上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翻版。因为托氏名声太臭，在《反抗者》极少提及，但明眼人萨特一针见血训斥他：“你骨子里是个托洛茨基分子。”
二 加缪荒诞存在思想来源
加缪批判继承克尔恺郭尔和谢斯托夫，尽管他的荒诞存在思想主要来源于他们的存在主义，但他断然否认他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因为他的荒诞存在哲学与存在主义截然不同。他认为存在主义哲学家们通过奇特的推理，在理性的残垣断壁上，从荒诞出发，在对人性封闭和限制的天地里，把压迫他们的东西神圣化，在剥夺他们的东西中找出希望的依据。没有宗教本质的人都抱有这种强制的希望，而他，加缪是无神论者。
何谓荒诞？“荒诞，是悟者的形而上状态，不是通向上帝的，即荒诞是与上帝不搭界的罪孽”，加缪如此与谢斯托夫得出相反的定义。谢氏在其《钥匙的权力》中指出：“唯一真正的出路恰恰处在人类判断没有出路的地方。否则我们需要上帝干吗？我们转向上帝只是为了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至于可以得到的，世人求助于同类。这就是一切存在的基本荒诞性。”于是谢斯托夫下结论：“这就是上帝，还是拜托上帝为上策。”无神论者加缪则说“这就是荒诞”，进而得出独特的结论：“若有荒诞，必在人间。”克尔恺郭尔警世晓喻：“假如世人没有永恒的意识，假如在一切事物的内部只有一种野蛮和沸腾的力量，在莫名其妙的情欲旋涡中产生万事万物，伟大的和渺小的，假如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隐藏在事物的背后，那么人生不是绝望又是什么呢？”加缪认为克氏的呐喊阻挡不住荒诞人，因为荒诞人不像驴子那样充满美丽的幻梦，荒诞人不会迁就自欺欺人的谎言，更乐意心平气和地接受“绝望”：这就是荒诞。有神论者克尔恺郭尔的绝望观被无神话者加缪反其道而照单全收，辩证地全盘接受。由此产生加缪的荒诞概念。
何谓加缪荒诞概念的本质？首先，加缪断定荒诞概念是本质的，精神上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人始终是自己真情实况的受难者，一旦被承认，就难以摆脱。人一旦意识到荒诞就永远与荒诞绑在一起了，一个人没有希望并意识到没有希望，就不属于未来了。这就是荒诞概念的本质，实属天意；而世人竭力逃脱自己创造的世界，这是一种荒诞精神，也属天意。
何谓荒诞精神？荒诞精神在于世人对荒诞既不那么理性，又不那么非理性，而且是既不可理喻，又界限分明。荒诞确认自身具有清醒理性的界限，界于跳跃之间，就是抱有希望存在于跳跃前的微妙时刻，善于在令人眩晕的山脊上站稳。
那么，荒诞人如何生活处世呢？荒诞人严以律己，仅仅凭借他知道的东西生活处世，眼见为实，随遇而安，不让任何不可靠的东西掺和。人家对他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可靠的。他回答，至少此话是可靠的。于是，他与这份可靠性打交道：他渴望知道是否义无反顾地生活，若遇困难，勇敢面对，决不绝望。
如上所述，对存在论学者而言，否定是他们的上帝。换言之，上帝只靠否定人类理性才得以支撑。而非理性主题，恰如存在哲学者们所设计的那样，就是自乱阵脚的理性，就是自我否定的同时自我解脱的理性。于是世人陷入自由的二律背反：两者择一，要么我们不是自由的，这样，万能的上帝要对邪恶负责了；要么我们是自由和负责的，这样，上帝就不是万能的了。对该悖论的不可置辩性，一切学派的微妙论证没有一丝一毫的增加和减少。存在主义哲学仅在于承认和认同荒诞，但如此悖论的不可置辩性，一切学派的微妙论证没有一丝一毫的增加和减少。存在主义哲学仅在于承认和认同荒诞，但如此立足的荒诞要求被承认却不被认同，故而存在哲学不等于荒诞哲学，因为存在思想在投向上帝的那一刻便变为荒诞，立足的荒诞要求被承认却不被认同，以致变得踌躇满志。而大写的荒诞是不可以踌躇满志的，荒诞是确认其极限的清醒理性。不妨进一步分析两者南辕北辙的形态：
谢斯托夫认为，上帝之伟大，令人摸不着头脑；上帝的证据在于精通人情世故，结论是，证实荒诞等于认同荒诞。于是，谢氏把荒诞观与道德及理性对立起来，妄称荒诞就是真理和救世，进而陶醉于非理性，痴迷于使命感，使荒诞背离了洞若观火的精神，以致断言：理性徒劳无益。加缪虽然认同谢斯托夫的推理，却不接受他的结论，因为既有非理性，就有理性哪。两者之间必有跳跃或逃脱。他说，这种跳跃使我们看清荒诞的本质。加缪的另一位思想导师克尔恺郭尔本人也跳跃了，他年轻时敬畏基督教，晚年却回归上帝：荒诞成了“智力牺牲品”，他的结论是：“信仰者在失败中取得胜利”，十足的阿Q精神。
那么，加缪本人又是如何看待理性的呢？他对理性的态度是：“我即使承认理性的限度，也不会因此而否定理性，因为我承认理性的相对威力。”在他看来，荒诞只在平衡中才有价值，而绝对否定理性，徒劳无益；理性有自己的范畴，在人类自身的范畴里是有效的。这正是人类经验的范畴。总之，荒诞人既承认斗争，又不藐视理性，尽管同时也接受非理性。既然绝望既非事实，而是状态，“未来”便是先验的了。加缪的结论是：“未来是不信上帝的世人唯一的超验性。”然而，一切哲学皆为行动！每个人都想得到所有人的承认，正如为生存不断斗争直到被所有人承认，这种被所有人承认的斗争将标志历史的终结。人类的全部历史是漫长的殊死斗争，为的是争夺普世威望和绝对权力。
总之，我们可以用三位高人相同意义的话来归纳加缪荒诞存在思想的核心依据：“上帝唯一的托辞，就是上帝并不存在”（司汤达语）；“上帝一无所用，既然上帝一无所需”（尼采语）；“假如没有上帝，一切皆许可”（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三句话一个意思：上帝死了，可以理解为：假如没有永生，就没有赏与罚，也没有善与恶。他的结论：“没有永生就没有德行，没有德行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就可以无法无天。”陀氏一句话真正开创了现代虚无主义的造反历史，而虚无主义蕴含着绝望和否定。另外，既然上帝和永生均不存在，就该许可新人成为上帝，既然“一切皆许可”，后果势必随之而来，造反走向行动。加缪的结论是：“一切哲学皆行动！”其实，加缪真正的哲学出发点，说穿了，与绝大多数法国思想家，比如萨特一样，也是“我思故我在”，不过理解有所不同罢了。加缪因为肯定反抗是一切行动的活力和动力，得出的结论便是：“我思故我在即反抗”。
三 加缪荒诞存在历史观和价值观
加缪荒诞存在世界观和历史观是怎样形成的？加缪亲身见证和体验的两次世界大战皆由欧洲发起。他二十岁时，希特勒上台，接着西班牙内战，墨索里尼上台；1939年战争爆发时，法国被德军占领四年之久，他从事地下斗争四年，贡献卓然。他的自身教育就是这样完成的。最后由原子弹烟火宣告大战结束。他这一代人投入没完没了的体验，靠的是叛逆的力量，因为这一代人什么都不信了，却大家都认为自己有理。至于社会的传统道德，这代人觉得它一直就是，要么自暴自弃，要么异常虚伪。“我们这代人就生活在虚无主义之中”，加缪如是说。虚无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既像大写的历史服从于一种君主式辩证法，又像大家一起迈向一个终极目标。虚无主义者的思想和行为遵循黑格尔原理：“人天生为了大写的历史，而不是大写的历史天生为了人。”政治和伦理的现实主义，曾经和现在，引领着世界的命运。自从尼采声称上帝死亡之后，用大写的鲜血不停地书写欧洲人傲慢的悲剧。一切错误思想与鲜血同归于尽，就是这个地球的正义。但问题在于始终用他人的鲜血同归于尽之后构成的正义，就是说正义建立在他人的泪水和血泪之上。
在二十世纪的喧嚣和狂暴中，每种意识为了自身存在，都想要别的意识消亡，这种势不两立的悲剧是荒诞的，在诸多意识形态之一种消亡时，胜利的意识形态并不因此得到更多的承认，既然不可能让不再存在的意识承认获胜的意识了。两难推测必然是荒诞的，加缪说：“必然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弄不好非把一个人活煮了不可。”黑格尔神化拿破仑之后，把自己也神化了。虚无主义尽管竭力全盘否定，却始终实现不了。正因为实现不了全盘否定，反倒适用于世界。哲学，即使奴性的，也会遭受自身的滑铁卢，然而任何东西都扼制不住人心对神性的渴求。这说明，一切若符合逻辑，一切皆事出有因。加缪赞同魏德尔的观点：“虚无主义应定位为唯理论的蒙昧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却把主义高高置于物质之上，这样的学理变成了教理和盲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把这种虚无主义推至极端，把国家建立在这样的概念之上，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历史只是阴差阳错。因此，道德的二律背反根据介质价值也不清自清，善不可与真分离，不然就成为恶的本原；善也不能绝对与其同化，不然就自我否定了。说实话，这种价值一旦被造反揭示，终究不能凌驾于生命与历史之上，并不甚于历史和生命凌驾于道德价值之上。
何谓荒诞存在历史观？加缪下的定义是：道德观念加伦理哲学。他指出：“我们革命最坚定的纪念碑是哲学。”二十世纪革命任意地把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分离了，为了达到征服超限度的目的，绝对自由嘲笑正义，而绝对正义否定自由。这两个概念为了富有成效必须彼此之间找到各自的限度：生存状况若不正义，就没有人肯认可其自由；同样，生存状况若不自由，就没有人肯认可其正义。不过，历史依然可以恢复自由这个唯一不朽的价值：人为自由而死，死得其所，因为死者不认为自己完全死了。这里道出“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之间本质与价值的历史辩证法。可见加缪认同历史辩证法，却不认同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受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影响太深，因为黑格尔认为历史只为上帝而存在：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只能在于历史和世界之外的观察者眼里方始存在。而他，加缪，是无神论者，深信尼采名言“上帝死了”，所以理论上他是自相矛盾的。假如自由本身就是价值，那么只要目的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吗？历史思维听凭悬而未决，怎么或谁能为“目的”正名？造反者回答：手段。荒诞剔除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恰恰跟客观事实本身紧密相连，故而荒诞存在本身就是荒诞的，这也正是荒诞存在的历史价值。
西方的历史价值观主要是，通过效力意志，即权力意志或统治意志，体现出来的。这是把效力置于价值顶峰的哲理，是死亡哲学。不妨重复和补充一下西方哲学的根子是“我思故我在”，加缪挑明说，“我思故我在”即反抗，而反抗即价值，因为反抗是首要真理，唯有反抗才有创造，而创造又是首要价值。上帝死了，为上帝牺牲毫无价值。
既然任何向我们推荐的东西都不能使我们获益，既然我们整个社会或因怯懦或因残忍都注定大开杀戒，并在欧洲的舞台上耸人听闻地大行其道，那么必须在我们自己以及他人身上准确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找到为反对凶杀而斗争的理由。反抗者既是这种成果的体验者，也要千方百计超越这种体验。这才是具有反抗精神的道德观一大进步：促使世人反思世界充满荒诞和表面无谓。悲剧属于个体自选，而造反的衍变一开始就意识到属于集体，属于所有人的冒险；与所有人分享“人的实在”，自己若与集体有距离就会备感痛苦，个人的苦恼就会变成集体的瘟疫。只有世人配得上为世人作出牺牲，这是共谋互动和同舟共济的道德观。
可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无情的：尼采主义，即个人权力意志的理论，是注定要纳入集体权力意志之中，没有世界这个帝国就没有一切。尼采明白，人道主义不过是取消最高赦罪的基督教，但没有想到，社会主义（此处系指初期纳粹主义）解放学说必须运用虚无主义必然的逻辑，将尼采的梦想作为己任，造就超等人类。好在历史是公正的，纳粹只不过是短命的所谓继承者，是虚无主义狂暴性和戏剧性的结尾。其实，此类先例早已有之，法国大革命暴发不久，圣茹斯特下了大赌注：“借以审判国王的意图必将与借以建立共和国的意图相同”，进而干脆提出：“专制君主是罪恶，甚至就是罪恶本身”，“任何人都不可能清白无辜地统治”。他在论述为创造而杀戮的必要性时干脆说：“断头台即自由”，不杀不立。他自己的悲剧下场出于高大上的理由，却缘起更深远的需要。这似乎说明有史以来的哲学认为价值是行动结束时夺取的，如果价值是可以被夺取的话。上帝通过国王们参与历史，而世人把上帝的历史代表杀掉，国王不复存在，象征这段历史去神圣化以及把基督去躯壳化。圣茹斯特说：“道德比暴君们更强大”，“道德一旦形成，必定狼吞虎咽”，“要么德行，要么恐怖”，“必须使自由变得冷酷无情”。此外加缪引用孟德斯鸠和别林斯基的话，前者说：“法律就其本质而言，是注定要被践踏的。”后者指出：“历史要么全盘理性，要么毫无理性，这是必然的”。反抗的功利主义在于世人选择人类秩序去对抗上帝秩序，这是反抗运动过渡到形而上悖逆的社会存在逻辑。俄罗斯恐怖主义分子看到自己的同志们在苦役犯监狱受鞭笞，以自杀进行抗议，这份慷慨精神充分说明“人是自身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加缪语）。反过来说：“上帝是‘我’的一种异化”（施蒂纳语）。这就是荒诞人，对他而言，只有一种道德可以认可，就是须臾不离上帝的道德，因为是自律的，而荒诞人恰恰生活于上帝之外。
加缪认为，人的这种荒诞是指非理性与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这种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的呼唤响彻人心最深处。荒诞从被承认之日起，就是一种激情，最撕心裂肺的激情。但，全部问题在于人是否能靠激情生活，还在于是否能接受激情的深层法则，即激情在振奋人心的同时也在焚毁人心。行为的后果使行为合乎情理或使行为一笔勾销，所有的道德都建立在这个理论上，并随时准备付出代价，但不承认罪责：“一个人的失败不能怪环境，要怪他自己”，加缪如是说。
最后涉及荒诞存在终极性问题，何谓荒诞存在的价值观？荒诞存在哲学是唯一不说谎的思想，却是一种不结果的思想。在荒诞世界里，观念的价值或生命的价值是根据不结果的程度来衡量的，不同的存在有不同的价值，关键在于选择。加缪步克尔恺郭尔的后尘，论述的逻辑充斥二律背反，诸如：“要么上帝和时间，要么十字架或枪杆子”，“要么不得不与时间共存亡，要么为一种更伟大的人生而摆脱时间”，“要么什么都要，要么什么都不要”，总之，人是自身的目的，要想做有价值的人，就在人生中进行奋斗。征服者谈论战胜和征服，实际上人生最大的价值在于“征服自我”，战胜自己是荒诞存在的人生终极价值。
四 加缪荒诞存在思想撞击马克思主义否定超现实主义
“历史上有些哲学一经诠释就被曲解了”，加缪如是说，这句话也非常适合加缪本人，比如他称赞马克思纠正了尼采，选择了只对历史说“是”，不再对全体创造物说“是”。加缪先前肯定马克思在尼采之前就提出无阶级社会，但后来又怀疑和曲解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未来。
加缪如何评价和曲解马克思学说呢？他承认马克思是很有文化修养的人，坚持认为欧洲各种文明之间有深厚的一致性，揭示了比经济学更为广阔的自然连续性，而冷战时期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即斯大林主义）否定文明的贡献，否定科学和艺术，更否定异端天才，因为要摆脱历史，《真理报》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修改历史，连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都不再版了。总体而言，加缪基本肯定马克思学说，却否定列宁之后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加缪认为，马克思既是资产阶级预言家，又是革命预言家。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成为“资本主义最大的敌人”，曾经雄辩地颂扬资产阶级（参见加缪青年时的床头书《共产党宣言》），后来成为反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认为旧资本主义已经过时，另一种秩序必将建立。马克思肯定唯物主义这一武器使理性获胜，理论也同样可以造就武器，“思想的运行只是现实运行的反映，被转移到人的大脑而已”。加缪看似正面评价马克思学说，认为是科学论断，但笔锋一转，更倾向于贝尔迪亚也夫对此论断的攻击：“无法转移”，因为“辩证法与唯物主义不可能协调一致，唯有思想才有辩证法”。这是加缪骨子里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在作怪（萨特曾嘲笑加缪不读黑格尔原著），进而干脆否定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独创之处恰恰在于肯定历史既是辩证的，又是经济的，加缪并不否定这个说法，但更赞同黑格尔的论断：历史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况且历史正因为是精神的才能是物质，反之亦然。但马克思否认把精神视为末端实体，从而肯定历史唯物主义。加缪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犯下根本性错误，但这是思想认识问题，即世界观问题，甚至可以说学术问题。
冷战时期，占据法国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法国共产党给他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法共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已经完全晚期斯大林主义化了。作为法共同路人的加缪挺身而出，独树一帜，运用马克思学说批判横行一时的日丹诺夫[4]主义（他不敢点明斯大林主义），是了不起的事情。比如当时苏联意识形态部门一概否定和批判西方一大批科学发明创造，诸如否定物理的不定性原则，否定狭义相对论，否定量子理论（尽管在实践中利用从量子理论引申出来的原子科学），批判海森伯，批判波尔，批判爱因斯坦等等。另一方面则打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旗号大肆宣扬李森科[5]等一大批伪科学。
然而，很不幸，加缪政治正确却走向反面，亲身体验了一次自己的荒诞存在理念，即更加怀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更加怀疑马克思对未来的科学预言，更坚定认为马克思的梦想不科学，说什么“唯有语言是力求科学的”。一口一个乌托邦，嘲讽马克思学说三大来源之一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骨干傅立叶的空想：“沙漠变成沃土，海水可以饮用，并且味道甘美，春天永驻。”可惜加缪英年遇难早逝，要是他再活十几年，即活到七十年代，沙特阿拉伯等国已把海水变成饮用水，而且味道甘美，含有更多的矿物质，同时也开始实现把沙漠变成沃土，同时期以色列等国开始实现大面积蔬菜水果大棚种植，已是春天永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实证明，正如加缪经常引用黑格尔的话：“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他错误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仅在于对现时的社会进行批判，对未来的社会只能做一些假设，才不至于使科学思想出差错，什么都要眼见为实，甚至说：“推测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弄不好非把一个人活煮了不可。”请允许我们再引用一次加缪对未来悲观的名言。
那么在政治上，加缪受谁的影响最深呢？毫无疑问是巴枯宁[6]，他自己说过：“我有点像巴枯宁。”这始于错误评价伟大的巴黎公社领导力量。众所周知，1871年3月1日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在由马克思主导的第一国际发动和领导下进行的，但实际参加武装起义的领导骨干却是蒲鲁东派、巴枯宁（已被马克思赶出第一国际）派、拉萨尔派和工联派，一个马克思派骨干都没有参加。在法国人眼里，正如加缪的观点，巴枯宁和蒲鲁东尤其功不可没，尽管大多数法国人尤其学术界赞同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一书《哲学的贫困》，但依然认为他们，尤其蒲鲁东，是有历史贡献的人物，巴黎就有以蒲鲁东命名的大街和以巴枯宁命名的小巷。
众所周知，马克思跟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进行了无情的斗争，斥责巴枯宁的同伙聂察耶夫是“兵痞共产主义者的典型”，因为他们刻意创立一种教派，希望有朝一日从中涌现一个新的救世主，聂氏高调指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只有一条路：或死亡于斯，或新生于斯。”为了革命，可以把爱情和友谊彻底抛弃，并更露骨地指出“为了让人变成神必须使受害者堕落为刽子手”。巴枯宁却赞道：“聂察耶夫倒是真正的为革命服务，是唯一的善。”因为这符合巴枯宁的主张，“为了创造一个坚不可摧的社团”，不得不以马基雅维利[7]的权术为基础，并采用耶稣会那套办法：“对肉体施加暴力，对灵魂灌输谎言。”马克思叹道：“一个社会光知道刽子手是最好的捍卫手段，该是多么可悲呀！”
好在加缪高度赞扬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始终认为把俄罗斯共产主义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宗旨等量齐观是错误的，后者表现为由刽子手自己颂扬刽子手，是“灭绝人性的非理性野蛮”；前者有最深刻的本原，旨在解放全人类的同时临时性控制所有人。加缪正确指出：“二十世纪法西斯革命不配称为革命而俄国十月革命毕竟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区别在于前者从虚无主义遗产中选择了把非理性奉为圭臬，唯独神化非理性，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马克思的预言理性化，寄予与日俱增的信仰。马克思预言的要义在于革命胜利之后等级消失了，阶级斗争却依然存在。加缪加添道：“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伟大意图：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他一向高度评价列宁以及列宁主义，青年时代的两本床头书之一《国家与革命》一直是他革命思想的源泉之一。他甚至赞成认为列宁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学说，从而创立了列宁主义，特别同意认为列宁最大的贡献是突破马克思的预言：“在欧洲大陆各国连片建立统一的国家”，而是在俄罗斯一国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几乎是法国左翼人士的共识。但苏联解体之后，越来越多的人重新相信马克思的预言，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加缪如何看待斯大林呢？他本人以及法兰西人民始终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举个象征性例子：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不久，就把斯大林格勒改名为伏尔加格勒，一直沿用至今。巴黎有个著名的地铁站名为斯大林格勒，当年跟风暂时改为伏尔加格勒（是用塑料印刷纸覆盖的），但一年多以后就恢复原名，至今仍是斯大林格勒。笔者见证了这一幕，但感觉到德国人对戈尔巴乔夫评价很高，法国人却不太买账。这很能体现加缪的性格。
超现实主义，经过其造反运动，之所以意义重大，不仅因为企图传承兰波唯一值得怜爱的一面，而且发现了洛特雷阿蒙（真名伊齐斯·迪卡斯）的手稿《马尔陀萝之歌》。超现实主义从论述通灵者的信件及其涵盖的方法，得出造反的苦行规律；揭示了生存的意志与毁灭的欲望之间的斗争，是与非之间的斗争，他们在造反的每个阶段都一再证实这种斗争。阿拉贡说：“我们是造反专家。”他指出作为覆灭精神的机器，超现实主义首先锻造了“达达”运动和贫血浪荡（即始于1916年的达达主义）的代表人物雅里，是形而上浪荡公子的化身，与其说他是个天才，不如说是个怪才。超现实主义反对一神论，首先确认自身建立在世上绝对无罪的理念之上，必须向世人归还“能使世人拥有像上帝一词那样的全部威力”。他们拒绝一切规定性，只接受个体的决定及欲望。拒绝一切至上，只接受无意识至上。无所为而为之的行为理念使绝对自由的诉求如愿以偿。超现实主义者先走向革命之后认为需要马克思主义，“先皈依而后读马列圣贤”。他们的不懈努力旨在与马克思主义协调一致。对他们而言，共产主义是美丽的神话，令人神往。艾吕雅写道：“革命如同爱情，是真正的生活。”他跟阿拉贡一样，自己的创作从未受日丹诺夫主义的影响。
布勒东是多个《超现实主义宣言》的起草者，他主张调和马克思的“改造世界说”和兰波的“改变生活论”，然而认为马克思致力于征服世界的“全体性”，而兰波则致力于生活的“单一性”。布勒东，他选择了兰波，并进一步提出超现实主义不是行动，而是苦行和精神体验。布勒东所谓的超现实是指梦想与现实的融合，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古老矛盾的升华。进一步解释了具体的非理性与客观的偶然性融合一体，所以精神恐怖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一脉相承。这些看法和主张与其他超现实主义骨干们大同小异，也得到加缪的认可。
然而，布勒东所指的革命是“要么大写的一切，要么大写的全无”，主张用一种新的道德替代流行的道德，因为现世的道德是一切弊病的起因。此公一向特立独行，单枪匹马坚持到底。结果非但创建新道德的企图没有成功，所谓致力于使世人崇高起来也就无的放矢了，以致自我孤立，特立独行变成光杆司令，自己又偏偏堕落下去，众叛亲离之后，他陷入了专营“性爱”研究，远居异乡（美国），躲避战争，孤家寡人高谈性爱，然而这是叫人提心吊胆的伦理。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加缪似乎认可以上的分析，不去理他就行了。但他笔锋一转猛烈攻击布勒东的狂言：“手持左轮枪上街，随便朝人群开枪。”这句话出自1933年超现实主义团体编撰的一本书，名为《维奥莱特·诺齐埃尔》，因为此人杀死父母被处极刑，书中的一篇报导说，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勒东对死刑判决极度不满，狂怒之下道出这样的疯话，但布勒东很快公开道歉，并表示后悔不已。谁也没想到，差不多二十年之后，加缪翻出老账，毫无顾忌地对布勒东这位多年左派同路人进行人身攻击，很明显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引起法共强烈不满，对加缪群起而攻之。众所周知，绝大多数超现实主义者，要么因绝望而自杀，要么走向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多数加入法国共产党。很明显，加缪借批判布勒东之名，攻击以阿拉贡为首的法共文艺工作者，但阿拉贡向来不把加缪放在眼里，根本不屑与这位阿尔及利亚出生的小子理论，以沉默表示自信，以无语回答很不专业的责难。
五 地中海精神与超越虚无主义
环地中海文明，就其宗教而言，源于公元前十九世纪祖先之一亚伯拉罕系，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覆盖这个区域，即一个祖宗三门后代，《圣经·旧约》的上帝善于调动世人的活力：世人完成悖逆智者生涯之后，必须皈依亚伯拉罕，其意为“多国之父”，所以三教的信徒们将其视为圣人。然而，三教之间自盘古至今一直你死我活斗个不停，依旧各自坚持一神教而存在，并且始终保持一个共同点，即相信未来存在“末日审判”，一个世人的德行或罪恶必将得到应有的回报或惩戒。
那么所谓地中海思想文化指的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系指古希腊和古罗马以降的思想文化。古希腊文化认为造反是最坏的恶行，因为亵渎神明者反倒让基督教执意把猜忌之神从历史舞台赶走，把世人捧上了天。更有甚至，埃斯库罗斯借普罗米修斯之口说：“降临于我的任何灾难无一我预见不到的”，“我把世人从死亡的顽念中解脱出来”，“由于太爱世人而得罪宙斯”。虽然“时间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歌德语），但尘世却充满血腥恶斗，悖逆神明是要掉脑袋的，所以世人必然要为自己的存在正名。加缪指出，人必须由其他人承认。一切意识就其本原而论，是渴望被其他意识承认的，渴望受到其他意识礼遇的，是他人孕育了我们。可是只有在社会中，我们得到的价值是高于动物价值的人类价值。因此，人类的基本关系是纯粹得天独厚的关系，一种永恒的斗争，为使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承认是要付出死亡代价的。
基督徒以及形形式式的世俗激进主义者必然要征服自然，而希腊文化则是顺应自然的。起初，当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融合之后，各教派蓬勃发展：世人与自然完美的平衡，对世界的顺应掀起全部的古代思想，使之辉煌灿烂，但后来却首先被基督教为了历史的利益而粉碎了。希腊堕落之后，统一的思想被割断，接着把分裂的思想留给了欧洲，迫使欧洲也随之堕落。那么基督徒与希腊人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对前者而言，自然被人控制以便服从历史；对后者来说，自然催人服从以便控制历史。人类只能在自然的群体内自我解放，革命一旦失去平衡，必然衰败。自古希腊以降，自然始终在演变中取得平衡。
历史绝对主义，尽管节节取胜，却始终不断与人性不可征服的诉求相抵牾，而地中海则保存着人性的秘密，因为那里智慧是炽热的阳光姐妹。因此，加缪偏爱造反精神，把造反者理想化，其中心思想在于“造反者拒绝神性”。他以造反者自居，“我们将选择依塔克岛”。相传古希腊荷马笔下的奥德赛的故事发生在这个岛上。特洛伊战争之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十年，经历种种艰险，终于回到该岛，夫妻团圆。这是加缪心中的伊甸园：忠实的大地，大胆而素朴的思想，有自知之明的行动，世事洞明者的慷慨大度。在光明中，尘世依旧是我们最初也是最后的爱。加缪油然而生的情怀是：“我们的兄弟们跟我们在同一个天空下呼吸，正义生机勃勃。于是，奇特的欢乐油然而生，有助于生与死。从此，我们将拒绝把欢乐推延至未来，怀着曙光，在持久的战斗中，重新塑造这个时代的灵魂。”
哪位圣贤能体现地中海精神呢？加缪自问自答，体现地中海精神的人，唯苏格拉底莫属，因为苏氏为现代人留下了榜样和得救之路。他指出，生活包含阴暗面和光明面，人不可自作主张支配一切，必须向世人证实其虚荣心，因为世人一旦通晓一切，终究会把一切都毁掉。事实上，苏格拉底死后，希腊社会开始衰退。现代的欧洲把许多苏格拉底扼杀了，因为象征唯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苏格拉底精神对我们的凶杀文明构成威胁。苏格拉底语重心长地说：“没有对话，就没有世人。”古希腊和古罗马早已被繁殖力人格化了，所以把地中海与欧洲对立起来，确实是个徒劳无益的勾当：欧洲足以表明不可没有地中海，就像没有浮士德就没有海伦娜，反之，没有海伦娜也不会有浮士德，确实不假。
加缪认为，如果说历史的岁月不是由收获的时节构成，历史确实不过是稍纵即逝的影子，冷酷无情的阴影，人在其中就没份儿。谁献身于历史，等于献身于虚空，反转过来自己什么也不是。但是，谁献身于自己生命的岁月，献身于由自己捍卫的家族，献身于活人的尊严，此人就是献身于大地，并且从大地得到收获，便可重新播种和养活世人。加缪说：“历史只是一种机遇，关键在于以审慎的反抗使机遇产出丰硕的成果。”
被卷入历史大旋涡中的加缪，以大人物自居，嘲笑他的政敌们为小人物：造反派一旦忘却其宽宏豪迈的根本，便听任自身被怨恨所感染，否定生命，奔向毁灭而让一群嘲笑造反的小人物得势，这些奴隶的杂种，加缪指出，现如今竟在欧洲所有的市场上待价而沽，不论什么奴役的活儿都肯干。一种新的造反派以限度和生命的名义成为神圣不可侵犯了。“我们正处于这个极端，让我们大家超越虚无主义，在其废墟上养精蓄锐准备复兴吧！”这就是加缪发出的号召。
然而，“懂得个中缘由者甚少”。“甚少”是几个？他们是谁？加缪在本散论结尾列举四个历史机遇，即暗喻抓住机遇而后超越虚无主义颇有建树者只有四位，明白人一听便猜得出，他们是尼采，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那么，加缪是否也算得上抓住了历史机遇呢？他自己没有明讲，也没有暗喻，但豪情满怀地说：“我们怀着曙光，在持久的战斗中，我们重新塑造这个时代的灵魂以及一个不排外的欧洲。”因此，加缪似乎至少算得上一位“历史灵魂工程师”吧，是的，正如加缪所言，他已超越了自我，但并未超越虚无主义。很可惜，处于历史机遇的加缪荒诞存在反抗理论陷入为反抗而反抗的死胡同：荒诞的反抗变成反抗的荒诞。为此，他付出了代价，自我烦恼一生，最后以一起荒诞的死亡而告终。这是加缪的人生悲剧。好在他为世人留下一座文学艺术的丰碑，以其理论和创作的成就已被公认为挤入欧洲乃至世界文学大师行列。有关加缪文学艺术的杰出成就，我们将在《悖逆与艺术》——《加缪文学艺术散论集》的导言中详尽诠释和论述，请看下卷分解。
沈志明
二〇一七年仲夏于巴黎
注释
[1]施蒂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批判费尔巴哈的人类中心论（人类学），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批判，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2]韦涅约（1753—1793），大革命山岳派领袖之一，被判上断头台。他的名言是：“革命就像农神，吞食自己的孩子们。”
[3]圣茹斯特（1767—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议员，1794年7月24日被捕，次日被处决。
[4]日丹诺夫（1896—1948），苏联领导人之一，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30年起历任联共（布）委员、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1944年起任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党中央书记。著有关于哲学、文学和艺术问题的著作多种。
[5]李森科（1898—1976），苏联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谴责经典遗传学，否定孟德尔［（1822—1884），奥地利遗传学家奠基人，创立非获得性状遗传］把遗传政治化，从而臭名昭著。
[6]巴枯宁（1814—1876），俄罗斯著名革命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7]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其著名《君主论》主张不择手段建立统一和强大的君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