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教育完全停顿，学校有不能开学的形势。这时候忽然有故乡的友人写信给我的朋友，问我什么时候离京，现住上海何处；他把从报上剪下的一节纪事附寄作为凭据，说上海的什么拳术会在某处开会，会长周启明演说云云。我的不会打拳，那朋友也是知道的，但是中国习惯，做会长的反不必一定要会打拳，所以他就疑心我做了拳术会长而且居然演说起来了。我写了一封回信，声明我并未出京，但是在故乡里相信我还在做拳术会长的人大约也还不少。
现在我又成为“活人无算”的儒医，或者因此有人同仲贤先生一样要疑心我“精通医理”。在我既不懂医，更不是儒，凭空得到这样的一个头衔，实在不免惶恐，不过只要这于我实际上没有什么妨害，譬如他的医书不错寄到我这里来，我的信件不错寄到他那里去，那就不成问题，尽可任其自然，各做各人的事。
因为姓名相同，要求别人改名，固然是不可能，便是自己改名，也似乎并非必要。倘若依年岁来讲，恐怕非由我让步不可，因为我这名号实在不过用了二十二年，要比别人的更为后起，（虽然只是推想如此，）但是我也用惯了，懒于更动了。
然而也有例外，倘若我忽发奇想，读起医书来，而且“悬壶”于北京城内，成了一个正式的儒医，那时为对于同业的道义的关系上当然非另取一个名字不可了。
十一年十二月
别名的解释
刊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
署名荆生
收入《谈虎集》
近来做文章的人大抵用真姓名了，但也仍有用别名的，——我自己即是一个，——这个理由据我想来可以分作下列三种。
其一最普通的是怕招怨。古人有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现在更不劳重复申明。我的一个朋友寻求社会上许多触啮的缘由，发明了一种“私怨说”。持此考究，往往适合；他所公表的《作揖主义》即是根据于“私怨说”的处世法，虽然因了这篇文章也招了不少的怨恨。倘若有人不肯作揖而又怕招怨，那么他只好用一个别名隐藏过去，虽然这也情有可原，与匿名攻讦者不同，但是不免觉得太没有勇气了。
其二是求变化。有些人担任一种定期刊的编辑，常要做许多文章，倘若永远署一个名字，那么今天某甲，明天又是某甲，上边某乙，后边又是某乙，未免令读者减少兴趣，所以用一两个别名把它变化一下，我们只需记起最反对用别名的胡适之先生还有“天风”等两三个变名，就可以知道这种办法之不得已了。
其三是“不求闻达”。这句话或者似乎说得有点奇怪，应得稍加说明。近来中国批评界大见发达，批评家如雨后的香菇一般到处出现，尤其是能够漫骂者容易成名，真是“一觉醒来已是名满天下”；不过与拜伦不同的，所谓成名实只是“著名”（Notorious）罢了。有些人却不很喜欢“著名”，然而也忍不住想说话，为力求免于“著名”，被归入“批评（或云评骘或云平论）家”伙里去的缘故，于是只好用别名了。我所下的考语“不求闻达”虽似溢美之词，却是用的颇适当的。
至于我自己既不嘲弄别人，也不多做文章，更不曾肆口漫骂，没有被尊为“批评家”的资格，本来可以不用别名；——所以我的用别名乃是没有理由的，只是自己的一种Whim罢了。
十二年十二月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刊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京报副刊》
署名易今
收入《谈虎集》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知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广义的，并不单指文字上的做法，）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列宁、马克思、斯妥布思、爱罗先珂，也要弄出毛病来的。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
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对淫书说“一见‘金瓶梅’三字就要手淫”一样，所以非深闭固拒不可。诚然，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有如淫书之引起淫念，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未免如蔼里斯所说“把自己客观化”了，因跌倒而打石头吧？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与共产社会主义之扰乱治安，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禁书，无论禁的是哪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
据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群强报》的一节新闻，说某地施行新学制，其法系废去伦理、心理、博物、英语等科目，改读四书五经。某地去此不过一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报上都还不见记载，但《群强》是市民第一爱读的有信用的报，所说一定不会错的。那么，大家奉宪谕读古书的时候将到来了。然而，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
十四年四月
何必
刊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世界日报副刊》
署名岂明
收入《谈虎集》
半农前天因为“老实说了”，闯下了弥天大祸，我以十年老友之谊很想替他排解排解，虽然我自己也闯了一点小祸，因为我如自由批评家所说“对于我等青年创作青年思想则绝口不提”。夫不提已经有罪，何况半农乃“当头一棒”而大骂乎？然则半农之罪无可逭已不待言，除静候自由批评之节钺（“Fasces”）降临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排解又有什么用处？我写这几句话，只是发表个人的意见，对于半农的老实说略有所批评或是劝告罢了。
《老实说了吧》的这一张副刊，看过后搁下，大约后来包了什么东西了，再也找不着，好在半农在《为免除误会起见》里已经改正前篇中不对的话句，将内容重新写出，现在便依照这篇来说，也就可以罢。半农的五项意见，再简单地写出来，就是这样：
一，要读书。
二，书要整本的读。
三，做文艺要下切实的工夫。
四，态度要诚实。
五，批评要根据事实。
对于这五项的意见我别无异议，觉得都可以赞成。但是，我对于半农特地费了好些气力，冒了好些危险去提出这五条议案来的这一件事，实在不能赞成。
第一，这些“老生常谈”何必再提出来？譬如“读书先要识字”，“吃饭要细嚼”等等的话，实在平凡极了，虽然里边含着一定的道理，不识字即不能读书，狼吞虎咽地吃便要不消化，证据就在眼前，但把这种常识拿出来叮咛劝告，也未免太迂了。
第二，半农说那一番话的用意我不很能够了解。难道半农真是相信“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加上博士的头衔”应该有指导（或提携）青年的义务？而且更希望这些指导有什么效力么？大学教授也只是一种职业，他只是对于他所担任的学科与学生负有责任，此外的活动全是个人的兴趣，无论是急进也好缓进也好，要提携青年也好不提携也好，都是他的自由，并没有规定在聘任书上。至于博士，更是没有关系，这不过是一个名称，表示其人关于某种学问有相当的成绩，并不像凡属名为“儿子”者理应孝亲一样地包含着一种意义，说他有非指导青年不可的义务。我想，半农未必会如此低能，会这样地热心于无聊的指导。
还有一层，指导是完全无用的。倘若有人相信鼓励会于青年有益，这也未免有点低能，正如相信骂倒会于青年有害一样。一个人到了青年（十五至二十五岁），遗传，家庭学校社会，已经把他安排好了，任你有天大的本领，生花的笔和舌头，不能改变得他百分之一二，就是他改变得五厘一分，这也还靠他本来有这个倾向，不要以为是你训导的功劳。
基督教无论在西洋传了几百年之久，结果却是无人体会实行，只看那自称信奉耶教的英国的行为，五卅以来的上海、沙基、万县、汉口各地的蛮行，可以知道教训的力量是怎么地微弱，或者简直是没有力量。
所以高谈圣道之人固然其愚不可及，便是大吹大擂地讲文学或思想革命，我也觉得有点迂阔，蒋观云咏卢骚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即是这种迂阔思想的表现。半农未必有这样的大志吧，去执行他教授博士的指导青年的天职？
那么，这一番话为什么而说的呢？我想，这大约是简单地发表感想而已。以一个平常人的资格，看见什么事中意什么事不中意，便说一声这个好那个不好，那是当然的。倘若有人不以为然，让他不以为然罢了，或者要回骂便骂一顿，这是最“素朴与真诚”的办法。
半农那篇文如专为发表感想，便应该这样做，没有为免除误会起见之必要，因为误会这东西是必不能免除，而且照例是愈想免除反愈加多的。总之，我对于半农的五项意见是有同感的，至于想把这个当作什么贡献，我以为未免有迂夫子气；末了想请大家来讨论解决，则我觉得实在是多此一举。
十六年一月十六日夜
郊外
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语丝》
署名岂明
收入《谈虎集》
怀光君：
燕大开学已有月余，我每星期须出城两天，海淀这一条路已经有点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时出门，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桥，五分慈献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叶赫那拉氏坟，五分黄庄，十五分海淀北篓斗桥到。
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别好，在郊外的秋色更是好看，我在寒风中坐洋车上远望鼻烟色的西山，近看树林后的古庙以及沿途一带微黄的草木，不觉过了二三十分的时光。最可喜的是大柳树南村与白祥庵南村之间的一段S字形的马路，望去真与图画相似，总是看不厌。
不过这只是说那空旷没有人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门外或海淀镇，那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淀为尤甚，道路破坏污秽，两旁沟内满是垃圾及居民所倾倒出来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没人管理的地方的景象。街上三三五五遇见灰色的人们，学校或商店的门口常贴着一条红纸，写着什么团营连等字样。这种情形以我初出城时为最甚，现在似乎少好一点了，但是还未全去。
我每经过总感得一种不愉快，觉得这是占领地的样子，不像是在自己的本国走路；我没有亲见过，但常常冥想欧战时的比利时等处或者是这个景象，或者也还要好一点。海淀的莲花白酒是颇有名的，我曾经买过一瓶，价贵（或者是欺侮城里人也未可知）而味仍不甚佳，我不喜欢喝他。我总觉得勃兰地最好，但是近来有什么机制酒税，价钱大涨，很有点买不起了。城外路上还有一件讨厌的东西，便是那纸烟的大招牌。我并不一定反对吸纸烟，就是竖招牌也未始不可，只要弄得好看，至少也要不丑陋，而那些招牌偏偏都是丑陋的。就是题名也多是粗恶，如古磨坊（Old Mill）何以要译作“红屋”，至于胜利女神（Victory），大抵人多知道她就是尼开（Nike），却叫作“大仙女”，可谓苦心孤诣了。我联想起中国电影译名之离奇，感到中国民众的知识与趣味实在还下劣得很。把这样粗恶的招牌立在占领地似的地方，倒也是极适合的罢。
十五年十月三十日，于沟沿
宋二的照相
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语丝》
署名岂明
收入《谈虎集》
前几天卫戍司令部枪毙肇事兵士，还将他枭首示众，挂在中和园门口。我当时就想引责备贤者之义，写一封信给于先生，劝他枪毙尽管枪毙，只是不要切下头来，挂起来做这个已经欠雅观的北京的装饰。因为救济然眉的事忙，终于还未写信，今日去却在报上又看见了宋二赴法场的照片，不禁瞿然警觉，觉得我的意见不免有点背时，不免有点“恶人之所好”了。
普通一般的市民总喜欢看杀人，虽然被强盗所训斥，“人家砍头有什么好看！”也不见怪，所以在往天桥去的敞车后面总跟着许多健康快活的市民。不过这个机会是一时的，有不能普及之恨，那么对着一颗割下的人头，或是一张尸体的照片，仔细赏鉴，也慰情聊胜无，可以稍满足知识欲（？）而补救向隅之缺恨。这种好办法是现代所谓文明国所没有的，大约也是稀世的东方文明的一部分罢？我何敢一定要违反民意而硬主张取消这些玩意儿，我只惭愧没有充足的国粹的涵养，不能与众同乐这种有趣味的展览。
十五年十月末日
奴隶的言语
作于一九二六年，刊一九二八年“北新”初版本
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虎集》
斯忒普虐克（Stepniak，字义云大野之子，他是个不安本分的人，是讲革命的乱党，但是天有眼睛，后来在大英被火车撞死了！）在《俄国之诙谐》序中说，息契特林（Shchedrin-Saltykov）做了好些讽刺的譬喻，因为专制时代言论不自由，人民发明了一种隐喻法，于字里行间表现意思，称曰奴隶的言语。喔，喔，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发明！现在的中国人倘若能够学到这副本领，可以得到多少便利，至少也可以免去多少危险。是的，奴隶的言语，这是我们所不可不急急学习的，倘若你想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