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8封信中，朱光潜认为文艺创作应以形象思维为主，以抽象思维为辅。他认为形象思维就是想象，在西方，古罗马的菲罗斯屈拉特，近代英国的培根都强调过想象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在我国古代，屈原在《远游》中和杜甫在《咏怀古迹》里都使用过想象这个词。形象思维就是运用形象进行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形式，但它们的功用是相同的，就是通过开动脑筋来掌握和解决面临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它们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
不同的是它们所运用的形式此外，作者在书中表现出来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品和学品，也值得我们学习。作者在前言中写道：“‘四人帮’反党集团被一举粉碎之后，我才得到第二次解放，怀着舒畅的心情和老马伏枥的壮志，重理美学旧业……但今年已经八十二岁，毕竟衰老了，而且肩上负担还相当重，要校改一些译稿和文稿，带了两名西方文艺批评史方面的研究生，自己也还在继续学习和研究……”在如此高龄、如此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抽空为普通读者写美学普及的小册子，有何名有何利？还不是为了美学、美育的理想吗？这本书的本身，就是“美”的体现。我们握着这本书，难道不感到沉甸甸的吗？这不但因为这是大师的名著，更因为这是“道德文章”。
四精彩文段推荐。
（一）怎样学美学？
西方有一句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足见通罗马的路并非只有一条。各人资禀不同，环境不同，工作任务的性质不同，就难免要走不同的道路。学美学也是如此，没有哪一条是学好美学的唯一的路，我只能劝诸位少走弯路，千万不要走上邪路。“四人帮”在文艺界进行法西斯专政时，我们都亲眼看到一些人在买空卖空，弄虚作假，公式随便套，帽子满天飞，或者随风转舵，哪里可谋高官厚禄，就拼命往哪里钻，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这是一条很不正派的邪路，不能再走了。再走就不但要断送个人的前途，而且要耽误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业。
我们干的是科学工作，是一项必须实事求是、玩弄不得一点虚假的艰苦工作，既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恒心，也要有排除一切阻碍和干扰的勇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末尾曾教导我们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到这里人们就应该排除一切疑虑；这个领域里不容许有丝毫畏惧！’”归根到底，这要涉及人生态度，是敷敷衍衍、蝇营狗苟地混过一生呢？还是下定决心，做一点有益于人类文化的工作呢？立志要研究任何一门科学的人首先都要端正人生态度，认清方向，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一切不老实的人做任何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都不会走上正路的。
正路并不一定就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阻，要绕一些弯，甚至难免误入歧途。哪个重要的科学实验一次就能成功呢？“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的教训一般比成功的经验更有益。现在是和诸位谈心，我不妨约略谈一下自己在美学这条路上是怎样走过来的。我在一九三六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曾写过这样一段“自白”：从前我决没有梦想到我有一天会走到美学的路上去。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大学生，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艺术史，学过符号逻辑，用过薰烟鼓和电气反应仪器测验过心理反应，可是我从来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我原来的兴趣中心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因为欢喜文学，我被逼到研究批评的标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自然，内容与形式，语文与思想等问题；因为欢喜心理学，我被逼到研究想象与情感的关系，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文艺趣味上的个别差异：因为欢喜哲学，我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诸人的美学著作。这样一来，美学便成为我所欢喜的几种学问的联络线索了。我现在相信：研究文学、艺术、心理学和哲学的人们如果忽略美学，那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事隔四五十年，现在翻看这段自白，觉得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最后一句话还只顾到一面而没有顾到另一面。我现在（四五十年后的今天）相信：研究美学的人如果不学一点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那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
《谈美书简》代前言。
五文学成就。
《谈美书简》是在广泛研究西方现代文学基础之上来谈论美及美学的。强调通俗性，以平易亲切的口吻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作者没有罗列专用术语，而是先从“谈人”开始的。作者是从人类学和古代社会的研究来看艺术和美的起源。
作者有着丰厚的中西学文化功底。因此，在书中尽可能为读者提供开阔广博的知识背景，熔各家的学说于一炉，使读者在欣赏和研究美学问题时不再是枯燥乏味，而是兴趣盎然，这有助于对抽象美学概念的深入理解。如《谈人》中写道：“世间事物最复杂而难懂的莫过人，懂得人就会懂得你自己。希腊人把‘懂得你自己’看做人的最高智慧，可不是吗？人不像木石只有物质，而且还有意识，有情感，有意志，总而言之，有心灵。西方还有一句古谚：“‘人有一半是魔鬼，一半是仙子。’魔鬼固诡诈多端，仙子也渺茫难测。”短短一段文字，有参照对比，有比喻引用，有分析说理。笔法看似轻灵，然而行云流水之后，却已透彻精辟地论出了人的复杂及变幻莫测。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既体现了一流美学大师扎实的美学功底，更凸显“美学老人”献身学术，执著探索的可贵精神。
六名家点评。
光潜先生理论以外的文字确实另有一种气象。他和宗白华先生一样，都提倡“不通一艺莫谈艺”，对文学尤多会心，又曾是现代“京派”的中坚，倘若卸去理论的华衣，他还是一个过硬的词章家，不像后来的“美学工作者”，除几条半通不通的理论外，谈到文学艺术，简直要隔上十万八千里。光潜先生的文章，尽管有时轻于变化，不能持论，但济之以学识，增之以藻采，从容不迫，明白晓畅，又实在是一个优点。
郜元宝《〈朱光潜〉编后记》
《语文常谈》
现代汉语的入门读物。
作者：吕叔湘。
文体：散文。
成书年代：1980年。
一作者介绍。
吕叔湘（1904~1998），中国语言学家。近代汉语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江苏丹阳人。曾就读于丹阳县高等小学、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1922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就读于外国语言文学系，1926年毕业。毕业后曾在丹阳中学、苏州中学任教。1936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修读。1938年回国后，历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所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语文》杂志主编等。
二作品档案。
吕叔湘在云南大学任教期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从此走上了语言研究之路。其后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吕先生一直孜孜不倦于语言教学、语言研究和语文知识的普及工作，他笔耕辛勤，著作有《中国文法要略》、《文言虚字》、《语法修辞讲话》、《汉语语法论文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现代汉语八百词》、《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语文论集》、《语文常谈》等。其中，他的成名作《中国文法要略》是探索汉语自身特点的经典著作之一，对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文言虚字》则秉承了他普及语文知识的宗旨，是一部极有助于语文入门学习以致登堂入室的著作。
《语文常谈》一书中的八篇文章原是1964年应《文字改革》月刊之约而做，因为文革，当时只登载了前七篇。1980年以后，作者为了进一步普及语言文字常识，才将八篇旧稿重新整理，集篇成书出版。因为文章写作的时间较早，受当时普及文化、扫除文盲的影响，书中的部分内容比如不必“谈音色变”、文字拼音化在今天看来已经意义不大，读者在阅读时应注意分析。不过，也同样是因为成文于上世纪60年代，本书内容平易实用，文笔晓畅易懂，极其适合作为现代汉语的入门读物。
三内容概要。
《语文常谈》是一部讨论汉语常识问题的文集，书中分章阐述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汉字读音、文字三要素、语句的结构、词义与句义、古今语言变化、方言与普通话、汉字改革与拼音化等几个问题。采用聊家常式的口吻与语言，叙述精要，深入浅出，生动幽默，澄清了很多错误观点和认识，对提高语文水平很有帮助。
第一章是关于语言和文字的内容。吕先生认为只有人类有真正的语言，只有人类才能使用语言来交际。鹦鹉可以学习人类的语言，但它只是将它学到的东西作为现成的公式来说，不会加以变化。文字不同于语言，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和语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文字是为语言服务的，不可能超脱语言。文字起源于图画，它产生之初就紧紧地和语言结合在一起了，文字从一出生就注定了其服务于语言的命运。文字和语言也不完全一致，语言不能超越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文字可以达于四方、播于古今，但文字没有丰富的表情，无法记录说话时的语气、态度。要使语言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必须语言和文字两条腿走路。
第二章介绍了字音的“声、韵、调”。这一章中，吕先生从人们熟知的绕口令说起，首先解释了存在于联绵字中的双声和叠韵：双声就是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叠韵就是两个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接下来很自然地谈到了给汉字注音，并且对各个汉语拼音字母的功能作了详尽而简明的阐述。第三部分提到了字音的三要素：声母、韵母、声调，这三要素都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许多方言和古代语言中的声调不同于普通话的声调，或者调类不同；或者即使调类相同，调值也不同。吕先生由此谈到了声、韵、调在文学上的应用，指出：文学上的“韵”不同于通常所说的．“韵母”。
第三章介绍了汉字的三要素：形、音、义。汉字的形、音、义关系十分复杂，吕先生将三者纷繁纠葛的现象概括为异体字、异读字、同音字、多义字四种。
第四章介绍了语言的字、词、句。三者都是汉语中最重要的单位，吕先生对他们从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作了详尽的阐述。
第五章介绍了意义的问题。吕先生认为字义是约定俗成的，字义和词义在语言中辗转相生，这里的“字义”实际上指的是语素义。即什么音与什么义结合是任意的，一旦结合形成之后又必须强制遵守；“字义”以词的身份进入句子以后就变成了具体的“词义”，“词义”与“字义”关系复杂，比如“跑”在“跑腿”、“跑码头”中就不同。关于意义，除了“字义”、“词义”的纠葛外，还有语境义、隐含义、言外之义等。
第六章是关于语言古今变化的内容。吕先生在本章中分别介绍了古今“字”的变化，最后还有书面语体的变化，提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发展过程。
第七章是关于方言不同的问题。汉语有许多种方言，吕先生认为，各方言间语法差异不大，主要是语音和词汇方面差异很大，而其中语音差异最突出。词汇差异要注意日常语汇和文化语汇，另外各方言间的词汇也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第八章是关于文字改革的内容。吕先生热情呼吁实现汉字拼音化，他列举了许多汉字的弊处，认为汉字应该走上拼音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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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也就是说话，好像是极其稀松平常的的事儿。可是仔细想想，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正是因为说话跟吃饭、走路一样的平常，人们才不去想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这三件事儿都是极不平常的，都是使人类不同于别的高等动物的特征。别的动物都吃生的，只有人会烧熟了吃。别的动物，除了天上飞的和水里游的，走路都是让身体跟地面平行，有几条腿使几条腿，只有人类直起身子来用两条腿走路，把上肢解放出来干别的、更重要的活儿。同样，别的动物的嘴只会吃东西，人类的嘴除了吃东西还会说话。
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一位“能文”的大师兄，在一篇作文的开头写下这么两句：“鹦鹉能言，不离于禽；猩猩能言，不离于兽。”我们看了都非常佩服。后来知道这两句话是有来历的，只是字句有些出入。又过了若干年，才知道这两句话都有问题。鹦鹉能学人说话，可只是作为现成的公式来说，不会加以变化（所以我们管人云亦云的说话叫“鹦鹉学舌”）。只有人们的说话是从具体情况（包括外界情况和本人意图）出发，情况一变，话也跟着变。至于猩猩，根据西方学者拿黑猩猩做试验的结果，它们能学会极其有限的一点符号语言，可是学不会把它变成有声语言。人类语言之所以能够“随机应变”，在于一方面能够把语音分析成若干音素（当然是不自觉地），又把这些音素组合成音节，再把音节连缀起来，音素数目有限，各种语言一般都只有几十个音素，可是组成音节就可以成百上千，再组成双音节、三音节，就能有几十万、几百万。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分析外界事物及其变化，形成无数的“意念”，一一配以语音，然后综合运用，表达各种复杂的意思。一句话，人类语言的特点就在于能用变化无穷的语音，表达变化无穷的意义。这是任何其他动物办不到的。
人类语言采用声音作为手段，而不采用手势或图画，也不是偶然的。人类的视觉最发达，可是语言诉之于听觉。这是因为一切倚赖视觉的手段，要发挥作用，离不开光线，夜里不成，黑暗的地方或者有障碍物的地方也不成，声音则白天黑夜都可以发挥作用，也不容易受阻碍。手势之类，距离大了看不清，声音的有效距离大得多。打手势或者画画儿要用手，手就不能同时做别的事，说话用嘴，可以一边儿说话，一边儿劳动。论快慢，打手势赶不上说话，画画儿更赶不上。声音唯一不如形象的地方在于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在原始社会的交际情况下，这方面的要求是次要的，是可以用图形来补充的。总之，正是由于采用了嘴里的声音作为手段，人类语言才得到前程万里的发展。
节选自《语文常谈》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