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初，在我四十七岁的时候，人生跌入最低谷。
和我关系最好的弟弟前一年夏天酗酒而亡；我写了一部无人问津的小说，卷入一场商业纠纷，随时处于破产的边缘。
傍晚，我独自一人驱车行驶在蒙大拿的高速公路上，开始思考保险理赔的问题，突然意识到自己死了比活着对家人更有价值。我打算开车朝快车道的桥墩撞过去，路上积雪皑皑，灯光昏暗，没人会怀疑我是自杀。
但就在这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妻儿站在风雪里的画面。我回心转意了。下高速时，我全身不受控制地颤抖。在崩溃的边缘，我低下头，向上帝和全宇宙祷告求助，祈求一个助我超越小我的故事，一个让我全身心投入其中的故事。
信不信由你，就是在那天晚上的晚宴上，在蒙大拿博兹曼——偏偏是在那么一个地方，我听到了一个故事的几个片段。这个关于二战的传奇故事从未有人听说过，主人公是位年仅十七岁的意大利少年。
皮诺·莱拉那二战期间为期一年又十一个月的传奇经历，肯定是编造出来的，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否则大家早就应该听说过了。但之后我又得知，六十多年之后，皮诺（意大利语发音皮亚诺）依然健在。他在加利福尼亚的贝弗利山庄和马默斯莱克斯住了大约三十年后回意大利了。
我拨通了皮诺的号码。起初，他并不愿意谈起这段往事。他表示，自己根本不是什么英雄，而是个懦夫。这只让我更加想追问下去。通了好几次电话之后，皮诺终于答应见我一面，前提是我必须去意大利。
于是，我乘飞机到了意大利，在米兰北部马焦雷湖畔莱萨镇的一栋老宅里，我与皮诺共度了三周的时光。皮诺当时七十九岁，依然高大强壮、潇洒迷人、风趣幽默，但常常也会含糊其辞。听他回忆往事每次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有些事他记忆犹新，听他讲述，仿佛身临其境。有些则浮光掠影，需追根问底，才会水落石出。有些事、有些人他显然有意回避，还有一些似乎根本不敢谈起。在我的不断追问之下，老人只得重拾那些痛苦的岁月，聊到惨绝人寰之处，我们俩常常不由自主地抽噎起来。
那次去意大利，我还拜访了米兰研究大屠杀历史的专家，采访了天主教神父和意大利抵抗运动成员。我与皮诺造访了每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地点。我们去阿尔卑斯山登山滑雪，重走当年的逃亡线路；我们去了洛雷托广场，在那里，老人悲痛万分，还好有我及时扶住，他才没有瘫倒在地；我们去了斯福尔扎城堡，在附近的大街上我看到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我们还去了他最后一次看见墨索里尼的地方；最后在米兰大教堂外，我们给殉难者点起了蜡烛，我发现他的手一直在颤抖。
从头到尾，我一直亲耳聆听这位老人回忆他人生中那非同凡响的两年时光。他十七岁成人，可到了十八岁就好像一下子老去，人生起起落落，经历过磨难，收获过成功，领会过真爱，也体验过心碎。相较于皮诺那深不可测的年少时光，我的个人烦恼，乃至我的整个人生都显得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了。他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有着深刻的洞见，这也赋予我一个全新的视角。我获得了治愈，还和皮诺成为了挚友。回到家中，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接下来的十年，我利用创作间隙又四次造访意大利，为皮诺的故事搜集更多的相关资料。我去了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以色列最大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与教育中心，向那里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我咨询过意大利、德国、美国的历史学家，还在这三国以及英国的战争档案馆中花了几周的时间查阅资料。
为了确证皮诺故事中的各种事件，我竭尽所能寻找幸存的目击者，对他们进行采访。如果目击者多年前就已去世，我则尝试联系他们的后人和友人，这其中就包括英格丽德·布鲁克，那位神秘纳粹将军的女儿，正是因为她的父亲，皮诺的故事才变得如此纠结复杂。
我一直尽可能地尊重从档案馆、采访以及证词中收集来的史料。但我很快发现，由于二战结束之际大量与纳粹有关的文件遭焚毁，有关皮诺个人的过往经历，只残存下来一些零星、散落的书面记录。
整个意大利民族在那次战争之后似乎患上了一种集体失忆症，这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市面上出版的书已经是汗牛充栋，讲的要么是诺曼底登陆日，要么是盟军在西欧的军事行动，抑或是其他欧洲人冒着生命危险英勇救援犹太人的故事。然而，在意大利被纳粹占领期间，意大利人如何利用天主教徒修建的地下铁路拯救意籍犹太人的历史，却不曾受到重视。六万盟军士兵为解放意大利献出了生命，十四万意大利人在纳粹占领期间悲惨罹难，然而却几乎找不到意大利反法西斯战争的记载，意大利因而常常习惯性地被历史学家称为“被遗忘的前线”。
这种集体失忆很大程度上是幸免于难的意大利人造成的。一位参与过意大利抵抗的老战士告诉我，“我们当时还年轻，一心想要忘却过去，把那些经历过的痛苦置之脑后。没人谈论意大利二战，也就没人记得这段历史。”
我得知这个故事之时，大量相关文献已被焚毁，人们普遍遗忘了这段往事，故事中的许多人物也相继过世，因此在创作情节和对话时，有时能依靠的只有皮诺几十年后的回忆、一些零星散存的证据资料、我在调查中被激发的想象以及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猜测。为了叙事的连贯性，我把一些情节浓缩之后放在一起，又对一些原本断章取义、语焉不详的部分进行了戏剧化处理。
因此，读者即将要读到的不是一部纪实作品，而是历史传记体小说。不过，小说的内容与主人公皮诺·莱拉在1943年6月到1945年5月期间的真实经历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