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比闹钟早一秒钟醒来，醒来后第一件事，是确定自己是否还活着；他总是到固定的早点铺，坐在同样的位置，以同样的姿势吃同样的早餐；他总是做同样的噩梦，梦里的他握着狙击枪一动不动地潜伏着，然后，他在瞄准镜里看到他自己。
人最深的恐惧，就是不得不面对自己；一个优秀狙击手最深的恐惧，就是在自己的瞄准镜里，看到有另外一把狙击枪正对着你。
他是个狙击手，以不可思议的长距离精准狙击而闻名，他一击必杀，弹无虚发，就像古代游侠小说里一剑穿喉的剑客。他是方滔，比利时领事馆里一名小小的文员，平时总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表情木讷，少言寡语，一看就是老实人。
当然，他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事实上，在这样的时期，很多人、很多事不能只靠眼睛看。只相信自己眼睛的人绝对不会长命。1939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此时，上海、武汉、广州已相继沦陷。失去所有东部沿海的中国，陷入举步维艰的险境。这时的上海滩，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已经沦为孤岛，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繁华外表下，到处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街头巷尾随时都可能发生枪战。而最令人提心吊胆的还不是那些无法防备的流弹，而是身边的人。那个平日里对你服服帖帖的管家，很可能会是潜伏了很久的日本特务；那个时常帮你打酱油的邻家小弟，很可能会成为揭发、举报你的无知小孩；这一秒还是在和你谈笑风生的贴心挚友，下一秒就可能会背叛你；甚至就连你的父母或子女，也很可能有着不为人知的身份和秘密。没有人是可以永远信任的，除了你自己。
方滔又做了那个噩梦，梦里的他被自己一枪击毙。他挣扎着从梦中醒来，看了看窗外，又侧头看了看床头的闹钟，然后将那即将炸响的聒噪铃声扼杀在了摇篮里。
他起身，迅速地将改装的驳壳枪零件一件一件地细细擦拭，然后装进摄影箱里，随即又将子弹压进了弹匣，这才合上了摄影箱。这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仿若用筷子吃饭一样顺理成章。对于一个狙击手而言，枪就是命，保自己的命，也要别人的命。
整理好了装备，方滔快速地下了楼，刚刚走到旧公寓的街口，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那里。方滔看了开车的女子一眼，默默地上了车。那名女子叫向非艳，她和方滔一样，都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九行动组。
向非艳发动汽车的同时，递给了方滔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些照片和资料，照片的下面写着“卢光洁”三个字。方滔的目光盯在照片上，目不斜视地问，“曾奎和小韦看过这些资料了吗？”
向非艳说，“还没有，待会儿接上他们后你给他们看看。”她边说边把车停在一个路边摊旁。小韦抱着从小摊上新买的两个陶瓷罐子上了车，与此同时，曾奎也从不远处的一家胭脂铺子里钻出来。他远远看见向非艳的车子，托起身旁的麻袋快步走过来。
曾奎上车后，将刚从胭脂铺里买的珍珠粉递给方滔，方滔看了看，说，“这个管用吗？”
“滔哥放心，绝对管用。”曾奎边说边拿了两把斧头给小韦。小韦将挎包打开，取出一支驳壳枪和两个弹匣给曾奎，又拿出一把撸子和弹匣递给向非艳，他将自己的驳壳枪别在腰间，这才将斧头装进挎包。
小韦一边将铁蒺藜装进陶罐子里，一边问，“按照一号计划去老半斋吗？”
向非艳说，“我来之前，冯老板和祝炳卿谈过了。祝炳卿说，我们不能在法租界里杀人，如果他默许了我们这次的行动，那么共产党也会在这里杀人，日本人也就有理由在租界杀人。所以我们只能实施二号计划，在日占区动手，然后从浙江路桥撤回租界。”
方滔冷静地点了点头，对此一点都不吃惊。祝炳卿是法租界的总探长，他能在日本人、法国人、国民党军统特务、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以及青帮等各种势力林立的上海滩游刃有余地做了八年的探长，为人处世、审时度势的功力可见一斑。在法租界，无论是谁，总要买他几分面子。祝炳卿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不如一枪打死我算了”！可八年了，他的脑袋依旧待在脖子上，且牢固得很。
方滔说，“曾奎，钥匙？”
“哦，在这儿。”曾奎说着，递给方滔一把钥匙，这是他提前租下的一个旅店房间的。房间在二楼，就在他们的伏击点旁，那是最佳的狙击位置。
方滔接过钥匙，一脸的凝重。
曾奎忍不住问，“怎么了滔哥？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
方滔严肃地说，“二号计划是在日占区行动，不比租界，大家都要小心。曾奎、小韦，你们负责吸引前面一辆车的保镖。下辆车的保镖都交给我。我们在日占区里，时间是最重要的，什么时候撤，听非艳的。”
曾奎大咧咧地笑笑，“有你这个神枪手在，我一点都不担心。滔哥，把命交给你，我们放心。”
方滔望着车窗外，不再说话。别人把命交给你，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