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端端的开平煤矿被英国人骗占，中国人是很不甘心的，所以先后举行过三次“收开”活动。其中第二次“收开”时，中英双方和中方内部各方面势力的争斗和分歧最为复杂。当时各个层面的各种人都站出来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他们都给自己和开滦煤矿留下了历史的足迹。探究第二次“收开”各方的主张，是了解中国煤业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一课。
英国人萌生知难而退之意第二次“收开”最接近成功
第二次“收开”与滦州煤矿的开办大有关系。清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九（1908.5.8）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在这之前该矿的试验性土煤井陈家岭矿开凿时，就遭到了英国资本家的反对和阻挠。他们坚持说张翼所订的《移交约》及其德璀琳等人所订的《卖约》有效，说开平旧局章程有“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的规定，而马家沟、赵各庄等地在移交约上又属于开平矿范围，所以不准滦州煤矿开采，必须立即停工。滦州煤矿拒绝停工，英国资本家便通过英外交部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但是，晚清政府中以袁世凯为首的直隶总督杨世骧、陈夔龙等一些“收开”强硬派，坚决不买英国人的账，对他们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抵制。英国资本家眼见滦州煤矿轰轰烈烈地开工并出煤销售，“那个一向被认为最挣钱的煤炭市场正在逐渐被中国人挤占”，而外交抗议又遇到了晚清少有的上述几个硬骨头人物，此时他们也意识到以后的日子会有很多麻烦，经营利润必会因为滦矿的竞争而受到影响。对于英国资本家来说，开平煤矿这块肥肉自然好吃，并且是已经吃了多年还吃得津津有味，但是当他们面对暗淡的前途时，也会考虑放弃的。所以，他们在对滦矿和晚清政府蛮不讲理施加压力的同时，在内心里也不是绝对地毫无顾忌，英国人正在寻找退路，想着最后捞一把而“体面”地收手。
当然，对于强盗来说，到手的东西即便是不得已而放手，也不会那么痛痛快快地放。在形势对英国资本家很不利的情况下，开平煤矿总经理那森单方面拟订了一个合同，递交给了清政府外务部，却被清政府“驳而不认”。这个合同里说是要建立一个中国矿务总局，将开、滦两矿都收归给这个总局，“设委办一人主持其事。如委办与国家有所争议，应由英公使解决判定。所获余利悉归委办处理”。这种办法表面上看是中国政府收回了矿山，实际上则是以开平矿吞并滦州矿，一切有争议的问题由英国人说了算，其结果是整个开平煤田都会落入英国人手中。这样的合同当然不被认同，怕是那森在拟定这个合同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未必有底。
当直隶总督陈夔龙提出了收回开平煤矿的办法后，开平资本家和英国外务部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最后提出索价270万英镑让中国人赎回开平矿的方案，要求以中国政府担保的五厘债券支付，债券期限是30年。而且，随后又将最初的索价270万英镑降到了178.2万，降得接近于陈夔龙第二次给出的160万英镑（第一次陈出价143万英镑）。双方讨价还价，价格差距越来越小，眼看就接近于拍板成交了。正如某大臣给皇帝的奏折中所说：“该公司始索二百七十余万镑，嗣减至一百七十余万镑，闻已允给者一百四十余万镑，则相去亦不甚远。探英外部意颇欲及早了结。该公司骤允减去百万，则其知难而退已可概见”。对于这一点，后来办理“收开”事宜的钦差大臣载泽和盛宣怀亦持相同看法。他们也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英国人“以诳骗始，以美利终”，英国人没有吃亏，看来他们要见好就收了。
总之，从英国资本家同意中国人赎回开平矿到答应降低赎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二次“收开”活动的前阶段，英国人对继续侵占开平煤矿的事确实萌生了知难而退之意。进而也可以得出结论，即中国人第二次“收开”基本接近成功。
英国方面商定对付中国人的办法后成竹在胸，英资本家与英外交部穿到了一条裤子里而步调一致，但中国人“收开”阵营内部却像一部大合唱出现了不协调的音符，有的甚至唱出了反调。
中方内部“收开”矛盾错综复杂“收开”主将陈夔龙全盘筹划
与英方相比，中国方面是十分复杂的。中国内部分为直隶官方、矿方、直隶京官、重要的人物张翼个人，最后是晚清朝廷及其钦差大臣，这些单位、人员和他们代表的阶层对于“收开”的主张五花八门、各有不同，有的相互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各方为了自己和所代表的势力进行了激烈的争斗，正是这些矛盾和斗争，导致了第二次“收开”功败垂成。
第一个要说的是陈夔龙，他是第二次“收开”的重要人物。
英国驻华公使通过清政府外务部提出停止滦矿开采，双方争执了两年多。宣统元年十月十二日（1909.11.24），清政府外务部迫于压力据情上奏，建议由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订出妥善办法，解决开平煤矿的问题，清政府当天就批准让陈夔龙来办理。陈夔龙奉旨办事，先奏请熟悉开平矿案的张翼（此人是经手人不得不请，却又明摆着跟陈夔龙不是一条心）、周学熙以及律师马尼尔，还有矿区稽查英人庆世理，来共同研究解决方案。尽管张翼极力反对，两个外国人也未必从心眼里支持，但拟定方案的权力在陈夔龙手里。宣统二年三月十六日（1910.4.25），陈夔龙向开平公司提出了两项条款：
一、中国国家接受有限公司之矿及一切财产并欠款，以该公司最后年总结账之日为断，债票亦在其内。一俟财产移交时，中国国家发给该公司100万英镑中国国家担保之债票，长年七厘行息，五年之后、二十年之前赎回。该公司原有之债票四十万英镑，或全数由中国国家还款，或全数换给中国国家担保之七厘新债票，或分别还款换票，均听原票主自便。
二、中国国家接受有限公司之矿及一切财产，以该公司最后年终结账之日为断。中国国家即设立一中国公司，名“北洋官矿公司”，将有限公司交出之矿和滦州公司之矿一并开采。因此，滦州公司之价值与有限公司交出之财产作为同价。北洋官矿公司资本作为二千万两，每股十两；以一百万股分给有限公司，以一百万股分给滦州公司。北洋官矿公司接受有限公司一切欠款，亦以该公司最后年总结账之日为断。至于有限公司原有之债票，或还款，或换给北洋官矿公司之债票，听原票主自便。北洋官矿公司应用合宜之官督商办之法办理。其股东之权利、利益及责任，遵照中国矿务章程办理。
简单说，陈夔龙的这两项条款，其实就是“收开”的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让英国人交回矿山，由国家担保发行债券，用这些债票弥补英国人在开平公司的实际花销；第二个办法是让英国人交出管理开平煤矿的权力，由中国组建新公司按中国矿章管理，而给英国人一半的股票。总之无论采用哪个办法，英国人都将失去到手的开平矿权。
英国外交部于1910年5月19日召开会议，随后开平公司也召开会议，就陈夔龙提出的办法研究对策，这才提出了允许中国人赎回开平矿的办法。陈夔龙见自己提出的两个办法没有结果，只得同意收买开平矿，双方进行了讨价还价的谈判（见前文）。当谈判的价格接近成功的时候，陈夔龙很高兴，他通知派往伦敦跟英国外交部谈判的马尼尔律师加快谈判进度。宣统二年八月初六日（1910.9.9），觉得“收开”成功在望的陈夔龙给朝廷汇报了进展情况，并请求朝廷命令外务部、度支部、农工商部妥善筹划接收矿山、码头和发行债票的办法，提前做好准备。陈夔龙对清政府说，虽然我们不得不靠发行公债来“收开”，但全部矿产收回来以后对国家的好处那是太多了。此时，过去反对以任何付出形式对英国人补偿的官员和绅士，见开平煤矿眼看就要回到国家的怀抱，都改变主意，开始支持陈夔龙了。这个局面，堪称第二次“收开”的高潮。
张翼连上三奏折阻挠“收开”说履行《副约》等于拥有开平煤矿
但是，正当赎回开平矿的价格就要谈成的时候，丢失开平矿权的张翼跳了出来极力反对。
张翼原是通州的牧马儿，后来到醇王府当仆人并升到大管家，他大字不识，靠他第二个老婆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而当官。还有一个民间传说是在1875年的清廷变故中，张翼“曾肩负着光绪爬过墙垣”逃命。就凭这些，他在开平矿务局铸成了大错，却仅仅被清廷免职，轻松了事。当年他为了在八国联军的屠刀下保命和为了获得高额回报，私签了《移交约》和《副约》。英国人答应让张翼终身担任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的驻华督办，给他高额酬金，还给他贿赂其他中国官员的大笔款项，这些他都接受了。事后5个月，他蒙骗朝廷说开平煤矿是“中英合办”。“龙旗事件”后朝廷了解了实情，责令他赴英打官司收回开平矿，但张翼在英法庭上只是强调《副约》的执行（《副约》对他自己当终身督办有利），对收回开平矿则只字不提，失去了收复矿权的一次机会。不仅如此，他还“与律师商订清单，复索个人损失二百万元”，直把代表国家赴英打官司的事当成了谋私利的勾当，以至于后来“直省绅民闻张翼姓名，痛心疾首，指为‘矿贼遗臭’”。
张翼虽然被免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直到第二次“收开”时，他依然有很大的势力，依然靠开平煤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如果按照陈夔龙的办法收回开平矿，张翼的好日子就算过到头了，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为了保证自己的所得利益不受损失，他在第二次“收开”时否认自己出卖开平矿，让人代笔给皇帝连上三个保密奏折，攻击陈夔龙赎回开平矿的做法。同时把收不回开平矿的责任推在已经罢官回家的袁世凯身上，说袁世凯在张翼“打赢官司”后就应该马上根据英国法庭的判决收回开平矿权，但是参奏过张翼的袁世凯挟私报复，为了把卖矿的罪责推到张翼头上故意拖延“收开”的时间，错过了最好机会。这实际上是倒打一耙。
张翼还在奏折中说，德璀琳当时为了执行张翼保护矿山的指示，跟外国人假定《卖约》保全了开平煤矿，其《卖约》是谁都不承认而心知肚明的，但是袁世凯、周学熙等人为了利用滦州煤矿谋私利，故意将《卖约》弄假成真了。张翼同时在奏折中为自己辩白，说自己在全体矿工为躲避八国联军而逃走、矿井即将被淹的紧急情况下，为了保全煤矿才跟德璀琳签署《移交约》和《副约》，如果当时不多此一举，任由开平矿像天津其他企业一样落入八国联军之手，自己就没有今天这些麻烦而冤枉地背上卖矿的罪名了。张翼重复地要求朝廷“特派大员，切实妥筹”办法，解决开平煤矿问题并为自己洗冤，可以说他的要求对后来朝廷派遣载泽和盛宣怀重查开平矿案件起到了很大作用。
张翼最反感说他卖矿，他反复在奏折中说，我根本就没有卖矿，“惟‘卖’之一字无根，故赎之一法无用”。现在，陈夔龙让国家担保发行债票“赎开”，每年要付12.5万英镑那么高的利息，假如以后开平矿出煤少了或者是煤价降了，这些钱从哪里来？178万英镑本金又从哪里来？发行债票就是“公家永负无年限之债矣”。张翼说政府根本没有必要“赎开”，因为开平矿权根本就没有丧失。现在只要坚持让英国人承认《副约》并按《副约》办事，实行中英合办，就等于“不费一钱”而拥有开平煤矿。所以，“以责认《副约》为有利，而以给款收回为受害”。他说花大价钱赎回来的效果，跟承认《副约》的效果一样，最后都是中英合办，所以赎回开平矿的计划毫无必要。
事实上，这个时候开平煤矿中国人大部分的股份已经在英人骗占后卖给了外国人，剩下的“不过十之一二”，《副约》所强调的中英合办是不可能了。
当陈夔龙跟英人在价格上你来我往，一方要到178.2万，一方给到160万英镑，谈判接近成功的时候，张翼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私下向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索要赴英诉讼时的“赔偿”30万英镑，并跟英国外交部说如果不给这笔钱，开平公司产业就不要交给中国人！他这个举动，让英国人目瞪口呆，成为谈判终止的重要原因之一。陈夔龙因此骂他“胆大妄为，始终专图私利。置国家疆土主权、直隶绅民公益于不顾。干犯清议，贻笑外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平矿英人总经理那森又缠上了张翼。那森的主张是必须先停滦矿，整个开平煤田由英国人继续开采。那森将私拟的开、滦两矿归并办理合同“密示张翼”，两人共同商量修订。那森暗示张翼，答应两矿归并办理后的“委办”一职要让张翼来担任。这个“委办”就是前文提到的两矿收回之后设定的所获余利全都归其处理的“委办”，好处自然很多。张翼十分高兴，阻挠第二次“收开”的劲头更足了。
尽管张翼如此表现，昏庸的朝廷依然认为“张翼为原经手之人，届时仍应赴北洋会商办理，不得置身事外”，这给张翼创造了进一步阻挠“收开”的机会。
载泽、盛宣怀奉旨重新调查开平矿案清廷甩包袱给滦矿而否定陈、张办法
从宣统二年九月初八日（1910.10.10）后的两个月内，清廷接连5次下达谕旨，要载泽和盛宣怀重查开平案件。在给他们谕旨的同时，还将张翼三个奏折的抄件以及直隶京官刘若曾等人的上书抄件交给他们参考。载、盛二人都是清廷重臣，载泽是皇族、度支部尚书，盛宣怀是交通邮传部尚书，他们接旨后“派员至秦王岛、唐山等处实行考察并随时备文咨查”，经过反复研究，于十二月初五日（1911.1.5）给清廷呈上了奏折，对张翼和陈夔龙的“收开”办法分别进行了批驳，然后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主张，即让滦州煤矿“增筹商股”或借款来负责收回开平矿。
载泽和盛宣怀在奏折里首先把收不回开平矿的责任，推给已经被逼回安阳洹上村钓鱼的政敌袁世凯，说张翼“赴英涉讼得直归国”后，本可以趁打赢官司收回开平矿，但是袁世凯跟张翼作对丧失了“收开”时机。这个说法跟张翼的说法如出一辙，他俩在这一点上认可并套用了张翼的说法。
接着，载、盛在奏折中指责了陈夔龙不预先请示就跟英国人谈赎回开平矿价格，尤其对他跟开平公司商讨由国家担保发行债券赎买开平矿的做法表示了不满。说“陈夔龙已于本年八月奏折内具陈，并言密喻洋员注重第一条件办法——债票由国家担保者，即国债票也。以商办之煤矿，而出国债票，一不可也；国债票而出七厘重息，二不可也；大清银行而代出外洋债票，三不可也。故无论煤矿有利无利，度支部皆不当为。盖有利则当藏富于商，无利又不当贻祸于国，二者皆非部臣所应出！此是直督（指陈夔龙）所定之第一条件，实有难行。”他们认为陈夔龙的第一个“收开”办法，其要害在于挣钱了是滦州煤矿的，赔钱了由国家来担保，这道理讲不通！但是，载、泽二人对于陈夔龙提出的第二个办法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对其部分内容采纳，认同了以开、滦两矿矿产作抵押，让滦矿出面筹资“收开”，收回后合二为一由滦矿办理。
载、盛二人认为张翼提出的坚持履行《副约》“实行中外合办”的主张已经过时，因为中国人手里的股票已经很少了，没有股份何谈合办。但是，他们认为张翼也有很多对的地方。例如，张翼说已经采掘了30来年的开平矿好煤即将采完，以后采掘成本越来越高，此时的开平矿已经不值钱，陈夔龙要花巨资赎回这样一个矿不值得，赎价太高了。载、盛二人认为这个说法没错。
他俩认为，“若谓副约效力可不费一钱，臣等实不敢信张翼一面之词；如谓收回自办宜不惜重资（指陈夔龙的主张），臣等亦不能不为直省筹万全之计。”总之，载泽、盛宣怀对张翼的主张和陈夔龙的方案都进行了批评，但都有选择性的采纳。他们折中地拿出了自己的“收开”办法：就是“责成滦州煤矿迅速加筹商股五百万两，连滦矿原有股份五百万两凑足商股一千万两，并作‘开滦煤矿公司’，即以两矿产业作为抵保出立债票，分年清还英商应得之款”。除去这个办法外，载、盛还想了另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不这样招集商股的话，就直接“借轻息之款”还给英商，至于滦州煤矿到哪里去借款，有没有人低息借给，二位大臣是不管的。这个办法大概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载、盛二人还认为，“收开”这事儿拖得越久越有利，说等到开平煤矿资源枯竭和竞争的影响，开平公司股票必然贬值，到时候再“收开”就很容易了。
下面说说朝廷的态度。
皇帝对载、盛二人差不多是言听计从，所以载、盛的主张和办法也就变成了朝廷的批示。此二人的奏折递上以后，皇帝当天就进行了批示，而且这个批示有部分文字还是照搬了载、盛的奏折（而载、盛的奏折有一部分是抄自张翼奏折）。开滦档案馆所存朱批抄件全文是这样的：“庚子之后该公司改为中外合办，奏明有案。张翼赴英涉讼得直归国，英使愿为调处，袁世凯狃于成见，不肯实行助力，以致始终不克收回，实属失机太甚。该矿本系华商公司，此次陈夔龙遽议发给国家重利债票，并不预先请旨，殊属非是，应毋庸议。至所拟滦州矿局加招商股，即就开、滦发给公司债票归并办理，如有把握尚属可行。惟中外公司从前款目轇轕甚多，张翼为原经手之人，届时仍应赴北洋会商办理，不得置身事外。倘或英公使要求无厌，该大臣等不妨坚持定见，徐筹抵制。总之，此矿被占，英公堂判为诳骗，公道自在，当无虑其久假不归。著外务部、北洋大臣及张翼按照载泽等所奏各节，妥筹办法，毋稍迁就。原折片着抄给阅看。钦此。”分析皇帝的朱批，从其内容看，朝廷还是相信以前张翼“中英合办”的鬼话，也认为收不回开平矿的责任在袁世凯的那里，同样表达了对陈夔龙让国家担保发行债票的“收开”的不满，批评陈夔龙“不预先请旨，殊属非是，应毋庸议”，决定对他的方案根本就不再讨论了。
为什么陈夔龙这个可行并接近成功的赎开方案，这个让朝野反对派都改为支持的方案，会惹得晚清政府如此反感呢？原来，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已经是风雨飘摇，没有那个能力和心思再为一个煤矿担保发行几十年期限的债票了（陈夔龙提出20年内赎回债票，英人提出30年后赎回债票），如果照陈夔龙的方案收回开平矿，清政府的经济负担岂不太重了？相比于载泽和盛宣怀把“收开”包袱甩给一个股份制企业的办法，陈夔龙让国家担保发行债票的方案就算是再完美也不行，也不会让朝廷满意。所以，这个一心一意为国家“收开”的直隶总督陈夔龙，后来是有苦难言，他“收开”理想的翅膀注定是展不开了。
皇帝批准让滦州煤矿自己来“收开”办法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因为陷于赔钱竞争窘境的滦矿已经到处告贷无门而前景濒危，哪里还拿得出钱去赎买对方产业。载、盛二人最初提出这个方案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内外交困的清政府此时决定，按照载、盛的主张把“收开”的包袱甩给了滦州煤矿，这种做“甩手掌柜”的办法对朝廷来说是最佳选择。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朝廷根据载、盛二人的建议点名让张翼去清查开平煤矿的账目。考虑到英国人可能在交还矿产时贪得无厌多要钱，所以指示张翼等人要坚持定见。总之，朝廷从始至终都信任和依赖张翼这个“皇亲国戚”。皇帝还幼稚地认为开平矿被占后，张翼去英国打官司打赢了，英国公堂很公道，英国人早晚会把开平矿交还给清政府。
滦矿支持陈夔龙并策划群体行动消极应对朝廷圣旨无奈借水推舟
那么当事者滦州煤矿持什么态度，他们又是怎么做得呢？
宣统二年十月初四日至初六日（1910.11.5～7），滦州煤矿召开了第一次股东特别会议，商讨了有关“收开”的办法。七日，该矿总经理周学熙和协理孙多森给直隶总督陈夔龙写信，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信中说股东们认为陈夔龙提出的由清政府担保发行债票“收开”的方案切实可行，毫无妨碍。股东们的意思是“开平收回之后，归并滦州合办之法，大致谓如将两矿合为二事，统归商办，由本矿股东添集资本，担任接办，则产额可酌盈剂（济）虚，价格可整齐划一，直以本矿全力补助开平，确有把握。若使独立一局与滦矿并峙，难免种种竞争，是合之则两益，分之则两难。”总之滦州煤矿要求将开平煤矿收回来以后跟滦州煤矿合在一起，由滦州煤矿在国家担保债券的基础上再添集资本接办。可以看得出，滦矿股东们的表态，是百分之百配合和支持陈夔龙“收开”方案的。
这个汇报的内容还就英国资本家索价178.2万英镑，长年7厘利息，30年后赎回的问题进行了预算：英人占据开平矿9年，其历年年报中记载年均盈利19万英镑，近几年每年多至24万英镑。按赎回索价和利息核计，每年付利息12.5万英镑，又应摊筹债本2.6万英镑，此项另存5厘生息，每年共付款15.1万英镑；而开平矿的年盈利就达24万英镑，足可抵消债票本息，还有余利。总之，用发行国家担保的债票来赎回开平，是很合算的。
滦州煤矿为支持陈夔龙由清政府担保发行债票“收开”的方案，并反击张翼的鼓噪、消除张翼给朝廷三上奏折造成的影响，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甚至在清廷宣布“收开”的具体办法以后，滦州煤矿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11.1.27），滦州煤矿的马家沟矿经理赵元礼，在给一位“史侍御”的信中提到，滦州煤矿的几位重量级人物进行了一次聚会，认为人们对于钦差大臣载泽和盛宣怀的另一套“收开”主张虽然不满意，虽然“对于政府多一层恶感”，但都没有多大效力。“现拟三面夹攻之法：一由京官联合具禀，继之以咨议局明正开临时会，又继之以全省绅商学界二月初间开一大会”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直隶省京官给清政府和皇帝上书、直隶省咨议局（该局是当时直隶省的最高议事机构）开临时会议、全省绅商学界召开大会，这三件事都是滦州煤矿组织发动的“三面夹攻”，至少是“现拟”定了有利于滦矿“收开”主张的群体性行动计划。这封信中还提到应该怎样写上书的内容，大家应该具体说些什么，等等。很显然，在那个历史阶段轰动一时的全省绅商学界召开大会、京官联名上书等事件，都在这个文件中留下了滦州煤矿组织策划的蛛丝马迹。
可以看出，载泽、盛宣怀的“收开”办法被朝廷批准后，滦矿对待泽、盛二人及其主张的态度远没有像对待陈夔龙那样积极热情。滦矿召开股东会，勉强制定了二十二条招股章程和息借外款的办法，“公推九人为接收开平之筹办人”，上报给了直隶总督。实际上，这都是表面文章，不得不做，后来这些章程办法无一落实。他们表面上不得不执行皇帝让滦矿集股或借款“收开”的命令，具体操作上却提出让张翼按皇帝要求先核算出开平矿产价值几何，再决定“收开”的价格。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实际上却是借水推舟把皮球踢给了张翼和清政府，因为张翼是抵制“收开”的，他一直是拖着不办，这等于是滦矿利用张翼这道屏障，无可奈何地执行一个不愿意执行且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滦矿还要求从直隶新募公债里每年发给40万两白银以应对开平矿的降价竞争，这个要求也是难以被政府批准的，它差不多成为滦矿出给清政府的难题。
滦矿说：“本公司上念主权之重要，内顾营业之困难，公司密议决定：所能联合者，仅以营业为范围，藉保股东之血本。至于产业之享有、矿界之规定，应仍自为主体，不得稍有侵越。并坚持应遵守中国矿章，派员驻矿督办，以维主权。复明订十年后滦矿有收回开平之权，冀符初志。”实际上在当时政府软弱国家贫穷的大局面前，这些“收开”的办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直隶官绅再次联合上书“收开”滦矿暗地布置上书内容和步骤
直隶京官上书有两次。第一次是在陈夔龙制定“收开”方案的时候，当时张翼三上密折的消息已经传开，张翼与那森私拟两矿归并合同的事情也为众人所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周学熙和滦矿股东以及整个直隶官绅阶层的极力反对。1910年10月，刘若曾、恽毓鼎、李士珍等48个在京城做官的直隶人，联合起来上书给清外务部、北洋大臣，以及度支部尚书载泽、交通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参奏张翼回护前失，揭示了张翼丢失矿山的错误，驳斥他的“以责认《副约》为有利，而以给款收回为受害”的论调。同时，论述了“赎开”的必要性和对“收开”的迫切愿望。这件事，在煤矿历史上称为“京官上书”。
这些上书的京官，有的本身就是滦州煤矿的大股东，双重身份决定他们在“收开”的大是大非面前不可能袖手旁观。这次上书是对陈夔龙“收开”的有力配合，皇帝在让载泽、盛宣怀查办开平矿案的同时，还将刘若曾上书的抄件批回给他俩，这说明京官第一次上书给清廷的影响很大。
第二次上书，是在皇帝针对开平矿案发出谕旨同意泽、盛二人的方案之后。
“京官上书”事件的前期即第一次是不是滦州煤矿策划的，笔者没有发现有关文件，不敢妄作猜测，但载、盛奉旨承办开平矿案后，京官们的第二次上书很明显与滦矿的幕后运作有关。京官们第二次上书的内容是在有人组织统一口径的情况下写的，而这个组织者就在滦州煤矿。为什么这样判定呢？第一是因为第二次上书的多份底稿，居然都出现在滦矿的历史档案里，这可以作为滦矿统一组织的佐证；第二是在滦矿历史档案里留下了滦州煤矿操纵的信件。即滦州煤矿原天津办事处经理赵元礼在《致史侍御康矦书》中，谈到了对京官上书内容的限定——“其呈禀宗旨大约系认定此次上谕由外务部与北洋妥筹实行以滦‘收开’办法，加以推崇之语，中间历叙，但勿如从前潞河之所说中外合办之大权，操自外人，实非合办也。又叙那森所拟之合同（中文小注：即一百万镑五十年收回未发表之合同）名曰中国收回，其实不能收回也。[75]”赵元礼在这里将上书的开头部分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层次和内容的具体安排都说明了。写完开头部分，接下来要求写张翼是受了幻诈多端的外国人的笼络，所以张翼的办法实不可行。另外还要求讲明“果如此次上谕所云筹议以滦收开办法，于国家疆土主权既可恢复，而全省之财产又复不失，岂非绝大幸事！”告诉朝廷我们就盼着政府始终认定此次谕旨办法，“饬外务部与北洋大臣认真筹办”哩。
赵元礼跟史康矦侍御说，如果上书按照上面我们商定的内容写，“既可预破前途之各种诡计，亦与此次谕旨不背，既属得体，且觉有效同乡京官之折本此大意，明正开会筹出实行收回办法，再由全省绅商学界踵递一呈[76]，以为后援。”赵元礼们的这些策划，是很周密的，后来京官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特别是他们后来所写的上书内容真的与“呈禀宗旨”如出一辙。
今天在滦州煤矿的历史档案里，多份上书的底稿不是出自一个人、不是一种口气，是上书之前几位上书人分别写的，也有的注明是代拟的上书稿。这些文章层次一样，诉求一样，态度相同，都是在开篇对皇帝的谕旨“感佩莫名”，然后明确指出张翼的错误，委婉地提出用发行国家担保债票去赎开的必要和好处。其实这些谏言都是滦州煤矿的主张。浏览这些文件，知其大意都符合赵元礼在信中的写法要求。现将其中一份的大意简述如下：
这份底稿歌颂了一番皇帝“收开”决策英明正确后，说开平矿产“关系主权疆土，若能收回自办，即数千万之巨资不宜吝惜。况有该矿之蕴藏无尽，足可取偿，决无损失。”所以我们祈盼圣上力排众议实行收回。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具折详陈利害，并由本省咨议局全体议员及官绅在资政院呈递说贴，请为代禀；又在都察院递呈请禀。”听说这些禀单都交给查办大臣载泽等查核，昨天又听说圣上旨意“仍著外务部、北洋大臣及张翼，按照载泽等所禀各节妥筹办法。”按说开平矿案有部臣、疆臣办理，我们何敢屡次上书，只因这事“毫厘千里，贻误非轻，有不得不为我皇上痛切陈之者。”以前招商局轮船在局面混乱时是《卖约》与《收回约》一起签订，所以事定后得以收回，但是开平矿只立了《卖约》和《移交约》，没有立收回的字据，所以开平矿案不能“援招商局以为比例”，没办法收回。“张翼谬称订立《副约》以为补救”，可是为什么不拿《移交约》一块呈送给皇上，却以“中外合办之名欺蒙入告”？还有秦皇岛地亩延长的30余里，虽然张翼手里有地契，但十年来却由英国人凭《移交约》收租，这说明100张地契也不敌一张《移交约》呀。这又是谁的过错呢？我们这些大臣跟张翼私交都很好，但这涉及到了国家的利益，我们不得不说。朝廷宽宥张翼，就算是既往不咎吧，可外人欺凌我们，那可全是以张翼的《移交约》为说法的。
这份底稿中说，现在除了以国家名义收回开平矿，再没有别的办法。由国家担保发给债票，然后让滦矿加招商股，开、滦两矿归并办理，方为名正言顺。如果国家不给担保，而让滦矿公司自行筹款收回，滦矿便无从招集股本。若是举开、滦两矿之产业抵押而担保，英国人势必干涉两矿营业“挟持而左右之”，这样就怕是不但开平矿收不回来，连本是独立自主的滦州煤矿也会成为外国人的，“国家之疆土主权从此更难挽复”。
这份底稿还说，开平煤矿英人总经理那森私自拟定的合同，“名为合办，实则将《移交约》中所说的矿权利益全数坐实……其委办之名，且在中国国家之上”，这是不能容忍的。
其他底稿的中心意思亦大致如上，有的甚至言辞更激烈。京官们上书的最终是哪一份，笔者未能从现有的馆存资料中判定，也没有发现上书的定稿或正式的奏折。
总之从这些代拟上书底稿的内容看，载泽和盛宣怀奉旨承办开平矿案以后，京官们对载泽和盛宣怀的主张并不赞成，他们对皇帝的“收开”办法委婉地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坚持说还是希望由国家担保发行债票，那样才切合实际。这层意思正是滦州煤矿的真实主张。
第二次上书的内容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皇帝在谕旨中让张翼查开平账目的话，吁请张翼立刻查账，然后按皇帝旨意“收开”。表面上看这是按照皇帝的谕旨办，实际上是借力打力给抵制“赎开”的张翼施加了压力，这一招够厉害。
第二次给皇帝上书的时候，已经是清朝灭亡前夕，皇权政治的威严已经大不如前，所以京官们敢于在皇帝金口玉言说定了让滦矿自己“收开”以后，依然异口同声地表达不同意见，而滦矿上层居然也有人敢于策划和组织这样的上书活动。
滦州煤矿的历史老档案里这些京官第二次的上书，是否在清朝灭亡之前递交到了皇帝手中，递交以后反响如何，这些都未得其详。
笔者综述
第二次“收开”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结局却是最悲惨的，因为第二次“收开”的结果是开、滦联合，实际上是洋人操控的开平矿吞并中国人新开的滦州矿，中国人又失去了330方里煤田的控制权，比当年开平矿被骗占的损失还大10倍。
开滦矿务总局的英人总经理那森说：“我总认为华商公司，英人实自认为英国公司，中外合办之称实属有名无实《移交约》中所言矿权利益全数坐实。洋总理大权在握，华总理不能参与营业事宜”。那森这是说的实话，这本是英国资本家开始就设计的蓝图，中国人当时认为英国人在作白日梦，不成想后来全部可悲地成为事实。虽然联合以后挖出的煤炭绝大部分在中国销售，对国家的建设有利，但大部分产品利润、白花花的银子装进了英国人的腰包，煤炭产量和销售的控制权基本上都操于英国人手中，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