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我自言自语道，“这梦真特别。”我僵硬地坐起身来，我的黄色虎斑猫阿斯兰蜷在我身边，眼睛半睁着，轻轻叫唤。阿斯兰取自刘易斯写的《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和魔衣橱》中那只狮子的名字，这本书非常好，尤其吸引喜欢儿童奇幻故事的人。每次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系列一出版新书，我就会马上读起来，到现在为止，这个系列的所有书我起码看过六遍了。
环顾我的房间，窗户光秃秃的，窗帘都取下来了，木窗架上还贴着胶带。房间里的家具只剩下我的床和床头柜——昨天刷油漆之前，我和弗里达把衣柜和嫁妆箱都搬到客厅里了，为了腾出点空间，也防止油漆溅在上面。房间里充斥着油漆味，但是颜色很漂亮，和明媚的日子里阳光的颜色一样，这正是我想要的颜色。我满意地笑了，起身穿上浴袍，踩上铺满报纸的地面。
我准备去厨房泡咖啡，中途不忘打开收音机。客厅里排列着几个旧货市场淘来的旧书架，塞满了各种书和杂志，收音机就放在书架上。我调节旋钮，调大音量，换到了KIMN台。他们在放四季乐队的《雪莉》，这周收音机上一直在放这首歌，我敢打赌这首歌一定会登上本周末Billboard排行榜的榜首。
我把渗滤式咖啡壶放在厨房水龙头下接满水，从上面的橱柜里拿出一罐八点咖啡，倒进咖啡壶顶端的不锈钢咖啡篮里。
“雪莉，今晚出来……”我跟着音乐轻轻哼唱，收音机里的旋律渐渐消失。
“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老歌。”电台节目主持人说，“有听众朋友还记得这首歌吗？”
随着下一首歌响起，我的手瞬间定住了，手指轻捏着咖啡勺，在咖啡壶上方定住了。罗丝玛丽·克鲁尼的声音在小小的公寓中响起。
“这就很可怕了。”我对阿斯兰说。它漫步到厨房，查看它早餐要喝的牛奶是不是在地板上摆好了。我倒好了咖啡，把咖啡壶打到“开”。
那首歌——我现在想起来了，叫《你好啊》，是七八年前的老歌了。我不记得它是在哪一年流行的了，但我记得那会儿我常常哼。我好几年没有想起这首歌了，直到昨晚，在梦里，它又在我的脑海中响起。
我还记得我梦中情人的眼睛，深邃、湛蓝，像明信片上印的异国湖水。记得在梦里，我告诉自己应该害怕，但我害怕不起来。我看着他的时候眼睛里有星星吗？我猜是吧。
我怎么忍得住呢？他那般凝视着我的眼睛。他看着我，好像我是他的一切，好像我是他的全世界。
那对我来说，无疑是特别的。从来没有人曾像那样看着我，连凯文也没有过。
还有拉尔斯说话的方式！“凯瑟琳，亲爱的，醒醒。”“你一定是睡得太沉了，亲爱的。”“你总是知道该怎么做，凯瑟琳。”
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人会对我说这样的话。当然，也没有人叫我凯瑟琳。
多年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开玩笑似的叫自己凯瑟琳。那时候我和弗里达刚开了我们的书店，开始新的职业；我又刚过完三十岁生日，开启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年。我觉得是时候来一个大变化了。尽管我不太喜欢凯瑟琳这个拗口的名字，但除了改名字，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引起性格的重大改变了。我揣摩着，或许，我只需要习惯这个名字就好了。
于是我那么做了。我在个人信笺上印了“凯瑟琳·米勒”。我让弗里达和朋友们叫我凯瑟琳；我向顾客们介绍自己的时候，向珍珠街上刚认识的其他店主介绍自己的时候，都说我叫凯瑟琳。我甚至要求我的父母叫这个名字，他们也按我说的做了，尽管有些勉强。他们对我总是过于宽容。
说服弗里达最不容易。“凯蒂很适合你。”她说，“为什么要改？”
我耸耸肩说，或许是时候要长大了。
甚至向可能的对象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也用了那个名字。我感觉很好，像是全新的开始，有机会做一个不同的人，一个更精明、阅历更丰富的人。
不过，和那几个人没有擦出任何火花——都是见了一面，就没有后续发展了。显然，与我希望的不同，改名字并不能自动改变我的形象。
几个月后，我把剩下的印着“凯瑟琳·米勒”的信笺扔到垃圾桶里，默默改回了凯蒂这个名字，没有人做任何评价。
我端着咖啡坐到桌子旁，桌子正对着客厅的两扇窗。我拉开窗帘坐下，透过窗户，我能看到华盛顿大街。外面是明媚、温暖的9月天。邮递员沿着街道走来，把信件放进我和汉森一家的信箱，我朝他招了招手。汉森一家是我的房东，住在公寓的另一层。邮递员走了之后，我出去取了我的信和《落基山新闻早报》。
拉尔斯、拉尔斯……这个名字还是一遍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拉尔斯姓什么呢？
我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呢？
我进屋，瞟了一眼报纸头条。肯尼迪总统昨天在莱斯大学发表了演讲，承诺在1970年之前送宇航员上月球。等我亲眼见到我才会相信。我把报纸扔在餐桌上，准备吃早餐的时候继续看。
我的信件很少。只有几张账单，一张广告，广告上面附赠了一张免费洗车券，但我要这没用——我根本就没有车。里面还有一张我妈妈寄来的明信片。
早上好，宝贝！
你那边天气可好？这边将近30℃了，潮湿得很，但还是很舒服。我敢说地球上没有比这儿更舒服的地方了。
提醒你我们回来的日子哦。10月31号，我们会乘坐夜间航班，在洛杉矶转机，11月1号到丹佛，也就是星期四到家。
我们在这边玩得很开心，但我们想赶快回家，看看家里的秋景，当然还要回来看你！
爱你的妈妈
附：我也很期待回医院！我特别想念宝宝们，谁知道我们走了之后有多少宝宝出生了呢？
看到这儿，我笑了。我爸妈在檀香山待三个星期了，他们还要在那儿住五个星期。这次对他们来说是一次伟大的旅行，也是他们离开丹佛最久的一次。6月他们过了结婚40周年纪念日，这次旅行就是为了庆祝结婚纪念日的。我的叔叔斯坦利是海军基地的海军总士官，这次我父母去檀香山，就和斯坦利叔叔还有梅姨住在一起，住在他们基地外的房子里。
这次旅行对他们来说十分美妙，也会成为他们一辈子的美好经历，但我也知道，他们两个，尤其是我妈妈，不愿意离家超过两个月。我妈妈在丹佛医院的婴儿病房工作，她对工作非常投入，自我有记忆起，她就在那儿做志愿工作。她常常高兴地说自己是“地球上最老的志愿护士助理”。我爸爸以前在科罗拉多公共服务公司工作，负责组装家庭电表，去年60岁的时候提前退休了。他喜欢在家附近闲逛、读读书，和朋友们一起打高尔夫——每周打两次，冬天也是如此，只要地面没积雪。
我回想起昨晚那个梦，我从那个小女孩的窗户往外看时，看到外面在下雪。那个小女孩叫米茜？是这个名字吧？看样子是的，米茜房间的窗外下着雪。我居然能记住梦里的这个细节，我睡着的时候，大脑居然描绘了一幅完整的雪景来满足我的视觉享受。
想到那房间里的场景，我又笑了——那两个可爱的孩子，还有那个眼睛迷人的男人。
喝完咖啡，我把妈妈寄的明信片放在文件夹里，和她之前寄的明信片放在一起，她每周会给我寄三四张。我把文件夹放在书桌上，旁边摆着一个装有我父母照片的相框。
我起身，放水准备洗澡。梦中的生活再美好，我现在还是要继续过我自己的真实生活。
我步行去我们的书店，书店在珍珠街上，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弗里达也从她家走过去，有时候我们会在路上相遇。但今天是我一个人走过转角，走到了珍珠街上。那一刻，我停下脚步，感受着寂静与荒凉。附近一个人也没有，连过路的车也没有。药店开着门，左手边的窗户上，霓虹灯亮着。三明治店也开了，按以往的经验，整个上午，或许会有几个路人在这儿停下，进去买杯咖啡或一个黑麦香肠面包带走，但只有那么几个人。
以前不是这样的。
1954年秋天，我和弗里达开了这家好姐妹书店，当时我们觉得选址堪称完美。那会儿，百老汇线上的电车转弯经过珍珠街，电车人流会经过我们的书店。我们就在时尚电影院的下一个街区，晚上有电影上映的话，我们就开着店，吸引电影放映前后的人流。那段日子里，晚上有很多客人，人们喜欢晚上来我们书店看看，希望在书堆中邂逅一个神秘美人，或是陌生帅哥。
现在情况没那么好了。百老汇线已经停运了，所有的有轨电车线路都停运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共汽车。新的公交线路不经过珍珠街，于是我们这里不再有那么多客人了。时尚电影院还开着，但去那儿的人也没有几年前那么多了。比起过去，人们不再来我们这里购物、消遣，也不来像我们这样的小商业区了。他们钻进车里，开着车到城郊的购物中心去。
我和弗里达常常说起这件事，讨论该怎么办。我们是关门，不做这行了，还是关了这家店，去个购物中心重新开一家？这是弗里达几年前的想法，但我不同意。还是说我们应该维持现状，相信如果坚持下去的话，说不定过几年事情会有转机？我不知道怎么办，弗里达也不知道，我们每天都会谈论这个话题。
不过这些年我懂得了，我们两个都懂得了，事情永远不会像一开始看上去的那样永恒不变。
开书店之前，我是一个小学五年级教师，那是我为之疯狂的一份工作。“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工作。”每天早上去学校的路上我都会对自己默念这句话，那时候我还和父母住在一起，每天骑自行车去上班，离学校只有几英里的距离。
我怎么会不爱这份工作呢？我常常这样问自己。毕竟，我喜欢孩子，也喜欢阅读和学习。似乎我也应该顺理成章地喜欢教书育人，如果我喜欢那些事情，却不喜欢教书，那我成什么人了？
但是，站在黑板前，面对着一个班的10岁孩子，我觉得特别紧张，像是一个新手演奏家，走后门到了一个座无虚席的音乐厅表演。这位新手演奏家渺小而又孤独，坐在华丽的钢琴前，笼罩在聚光灯下，才意识到一旦开始演奏，她谁也糊弄不了，可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当时，站在教室里的我就是这样的感受。我手心冒汗，声音急促，音调也变高，常常会有学生要我再说一遍。“米勒老师，我没听清楚。”一个学生会站出来说，然后他们全都开始说，“我也没听清楚。”“我也是，米勒老师。”“你刚刚说什么，米勒老师？”我觉得他们在笑话我，即便我并不觉得好笑。
每年都会有几个成绩突出的学生，我对他们十分感激。他们能在任何环境中学习，他们聪明、适应能力强，即使我给到的帮助不多，他们也能够很快地自己掌握重要概念。但这样的学生实在太少了。
还有那些家长——家长才是最让人头疼的。
我的教育生涯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糟糕的早上，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班上有个叫希拉的学生，期中考试历史不及格，她的妈妈文森特太太在早课铃声响起之前冲进了教室，气急败坏地朝我挥舞着希拉的成绩单，希拉跟在她妈妈身后。
“米勒老师，这成绩什么意思？”文森特太太质问道，“希拉跟我说你上课的时候根本没教历史！”
“当然教了历史。”我回答，尽力保持声音不颤抖。我生气地咬着嘴唇，我为什么要为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辩护？“我们整个学期都在教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南北战争？一个小姑娘，学南北战争这种老掉牙的东西有什么用？”
她的问题太荒谬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希拉站在她妈妈身边，沾沾自喜，黑眼珠里带着挑衅的神色。我当时就想扇她一耳光。我知道我不能，但我特别想扇她，不得不紧紧握着拳头控制自己。
“课程表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说，“学校就是这样要求我的，女士。”铃声响起，我走到教室门口，准备迎接其他学生，“我要按课程安排来。”
文森特太太冷笑道：“那可真是有创意啊！不是吗？”还没等我回答，她转个身就走了。
这次事情让我特别受伤。老实说，我花了好几周时间才走出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责怪自己。确实，我只是尽我应尽的职责。但如果我的学生学不好，或者不愿意学，那么我也有责任。多年来，学习对我来说一直是件易事，于是我默认教书育人也会容易，当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的时候，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那几年，弗里达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她是我高中以来最好的闺密。她的工作很具有挑战性，但光鲜亮丽，而且她做得很好。他们公司的客户大多来自本地的企业，很多都是大型公司的人。那段时间，她常常参加各种聚会和盛大的开幕式，穿着华丽的晚礼服。她总会事先穿给我看一下，问我的意见，我每次都觉得那些晚礼服很漂亮。
表面上看，弗里达那时候似乎过得很好。但到了周末，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穿着毛衣、宽松的牛仔裤，踩着平底鞋，她会跟我说工作如何辛苦，她一直都在强装。她说，这份工作让她觉得好像在演戏。“偶尔演一次还挺好玩的。”她说，“但整天演、天天演就很辛苦了。”
那段时间我们常常谈论各自的情况，她会说多么厌恶工作中的虚假，我会聊多么害怕自己会在唯一擅长的事情上失败。
“换一种生活方式会怎么样呢？”有一天她问我。那是1953年的3月，一个周日的下午，我们在我新家附近散步。在那之前一个月，我刚从父母家里搬出来，毕竟快三十岁了，我觉得是时候该独自生活了，于是在普拉特公园附近租了个公寓。新家离我上班的学校不远，走到弗里达两年前买的小屋子也只要几分钟。那是个普通的丹佛春日——像往年一样，3月的风雪最多。和大多数年份一样，风雪过后，我们迎来了几天温暖明媚的日子。冰雪消融，形成一个个小水滩，嫩绿的新草从泥泞的庭院里钻出头来。前一天还下着季末常有的小雪，但那个周日，我和弗里达去散步的时候，天气明媚、干净，气温也有十几摄氏度。
弗里达看着附近屋顶上的积雪消融，化成水滴重重落下。她突然开口问我：“如果我们做个令人高兴的工作，事情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不用每天以泪洗面呢？”考虑到了这个可能性，我一下子觉得豁然开朗，整个人都活过来了。
弗里达轻轻点了点头，“是啊，好姐妹。”她说，“就是啊。”
最后我们终于下定决心，不能再继续做梦了，要把我们的梦想变成现实。我们拿出所有积蓄，找父母借钱，还申请了贷款。由于我们俩都是单身女性，必须找一个男人为我们的贷款作保。幸运的是，弗里达的爸爸欣然答应了。于是好姐妹书店就这样诞生了。
我还记得，刚开店的时候我们兴奋不已。我们终于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了。我们俩有了自己的生意，我们的生意会蒸蒸日上，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从现在开始，没有人有资格决定我和弗里达会成为怎样的人，父母、老板都没有资格，更不用提一帮总爱和我作对的10岁孩子和他们的妈妈。没有人能决定我们的人生，我们也不再需要父母的接济。
过了二十几岁的年纪，我们两个没有结婚，高中和大学班上的女同学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但我们两个都没有因为单身而焦躁。以前那个嫁给凯文的目标，早已离我远去了。那是一个年轻女人，或者说是一个女孩的愿望。可我已经不是那个女孩了。
这些年来，我意识到，单身生活让我和弗里达比同龄女人多了一丝自由和个性。我们就像是百货商店里摆在珠宝柜台上的奇特项链，串起一串随机组合的五彩串珠，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而不像那些单调普通的珍珠项链。
“谁需要男人？”我和弗里达老说，“谁需要孩子？”每次看到同龄女人开个大车接送孩子，我们都在旁边偷笑，庆幸自己没掉入那个陷阱。
我们俩谁都不想过那样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
我们的日子很难熬。一上午只有两个顾客，一人买了一本布雷德伯里新出的小说，那本书在我们的小店里很受欢迎。下午几个人进来随便看了看，好几个人问我们有没有蕾切尔·卡逊写的《寂静的春天》，这本书主要讲了杀虫剂的危害，前段时间作为系列文章刊登在《纽约客》上，不久又会做成文集出版。本地文学界人士预见到了《寂静的春天》会大火，但不幸的是，我们要到9月的最后一周才能从经销商手上拿到这本书。
弗里达整天都很急躁、易怒，她朝我发脾气，而我老是手抖，尽管那天只喝了两杯咖啡。可能是因为那个梦吧，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要出去透透气。”4点半的时候，弗里达对我说，“这一天我受够了。你待会儿关下门吧！”
我默默点头，看着她离开。出了店门，她生气地点燃一支烟，在大街上气得跺脚。
“好姐妹，对不起。”我默念着，尽管她早走了，听不见我说的话，“对不起，我们现在过成了这样。”
我关好前门，收起收银台上少得可怜的现金，拿到后面的保险箱里。就在那一瞬间，我想起来了。
我知道我在哪儿听过那个名字——拉尔斯。
思绪回到了大约八年前，那时候我刚改名为凯瑟琳，就在我和弗里达开好姐妹书店之前。那时候我很喜欢看《丹佛邮报》上的征友广告栏目，有一天终于决定自己也发个征友广告。我想，这件事值得做，也是件勇敢的事情。或许我的新工作、新名字也能让自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不少人回复了我的征友广告，拉尔斯就是其中一个。实际上，现在想来，他就是“那个人”。
我的意思是说，给我写信的二十几个男人里，有八到十个我印象不错，通过电话联系了，其中几个我见了面（都只见了一面，后来没联系了，但我并不觉得失望）……在这所有人里面，拉尔斯是唯一一个我真正觉得有可能发展的。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给我写了封信，主要是介绍自己。但他的信和我收到的其他信不一样，不是随便找张纸，潦草地写几行字，塞进信封，并不期待结果。单从他写的东西中，我就能看出来，拉尔斯在这封信上花了很多时间，考虑得很周到。
我喜欢保存东西。我家里有个巨大的文件橱，里面放着所有和我相关的文件，包括信件、收据、旅行日程、杂志文章，只要能想到的，我都有。
于是毫不意外，我从书店跑回家，翻找我的文件时，找到了一个牛皮纸文件夹，上面简单地标记着“广告回复”。文件夹里有寥寥几封信件、信纸，上面潦草地写着名字和电话号码。里面还有我当时的征友广告，这是以前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纸张已经泛黄：
单身女性，30岁，现居丹佛。积极乐观，重情顾家，有能力。诚实、正直、忠诚。欲觅有趣、不笨、爱好广泛（户外运动、听音乐、看书等）的男性。希望您愿意组建家庭，过安定的家庭生活，也享受冒险，喜欢旅行，会找乐子。欢迎符合条件者来信。
看到这封广告，看到当时的我如何向全世界介绍自己，我感触良多。再回首，我意识到，这些年的岁月已然改变了我。那个时候，我还期待着婚姻。凯文已经在我的生命中消失了好几年，但我对此还抱着希望，期待找到对的人，安定下来，组建一个家庭。显然，1954年的时候，这个想法对我还十分有吸引力。
而我现在的生活——经营一家书店，做一名独立的单身职业女性……唉……以前我确实想和弗里达一起创业，在经历教师生涯的惨痛失败之后，我就想整天泡在书堆里，用余生来接受惩罚。
但是，我并没有预料到，这些年会这样过去。
我在剩下的文件里翻找，找到了拉尔斯的那封信：
小姐：
您好！
我知道我们还不认识，也知道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结交朋友的方式很愚蠢。我也听说过，这种方法从来都没有用。很大程度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很少看到有人成功。但当我看到你的广告（实际上，我已经看了十几次了），通过你的描述，我觉得我可能是你合适的人选。
你说你想找一个有趣、不笨的人，我可以说说我的爱好。我喜欢去看我的侄子、侄女，和他们一起在马路上踢足球。我们用的足球很软，还没有打破过谁家车的挡风玻璃；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8岁，完全能躲避过往的车辆，所以不用担心。我还喜欢做些东西。在我侄子、侄女小的时候，我给我姐姐家后院做了个秋千。我还给朋友家的狗做了个小屋，让它晚上有个地方避避风。可能我做的这些事情不够有趣吧，但能让身边的人高兴，也会让我自己忍不住微笑。
你在广告中提到了旅行。我喜欢旅行，但没机会常常去旅行。我十几岁的时候，和家人一起从瑞典移民到了美国，所以我必须努力工作，才能在这个国家站稳脚。现在情况好多了，我也能过更舒适的生活了。我希望以后能多去旅行，国内也好，国外也好。你去过欧洲吗？来美国之后，我还没有回去过，但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回去看看，如果旅行途中能有位欣赏“旧世界”的美和历史的人作陪，就更好了。
我还有个爱好，这是你在广告中没有提到的——我喜欢美国运动，尤其是棒球。你可能对这个不感兴趣，但我希望，如果我们能见面、互相了解的话，你能宽容我这个嗜好。人们常说棒球是美国特有的消遣方式，如今我也是个美国人了，我发现棒球也成了我的消遣方式。
你写到，希望找一个愿意组建家庭的人，我很高兴你敢于表明这个想法。如今很多女性似乎不敢承认这一点，好像有这个想法会让男人们不那么喜欢她们似的。我猜她们也有她们的理由，因为很多男人（尤其是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对孩子往往持中立态度，有的甚至坚决反对要孩子。但我不那么认为，我一直想要有个家庭，希望还不算太晚！（我现在才34岁，所以我觉得还有时间。）
写到这里，你大概能看出来，为什么我会对你的广告感兴趣。期待你的回信，希望能与你相识。
此致
敬礼！
拉尔斯
我坐着，又读了一遍这封信，盯着他附在信里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又一遍一遍地读着他的信。确实，他不是莎士比亚那样的大文豪。但是我想联系他的原因很明显，他的信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我得承认，仅仅是这几页文字，就让我觉得我和他之间有了某种联系。
晚些时候，我开始准备晚餐，切菜的时候给弗里达打了个电话。尽管担心她还在闹脾气，我还是得跟她聊聊。我想或许只要我打过去，她就会高兴地跑来接电话，一扫之前的阴霾。
响铃第三声之后，电话接通。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她的语气很温和。“想我了吗？”她问，“我知道你已经两小时没看到我了。”
我笑了，“当然想你了！”我说，“但是我找你还有别的事。”我突然转换了话题，“你记得那个叫拉尔斯的吗，征友广告认识的那个拉尔斯？”她没回答，我就又问了一遍。
“我在想呢。”她说，“你的还是我的？”
那次发征友广告，收到的第一批信件里，我看着扔了几封。那时候我意识到，并不是所有回信的人都符合我的条件。“我人很好，给我打电话吧！”有封信里只写了这么一句话，十分直白。而且可惜的是，这样的信并不是个例。
而另外的一些，尽管他们能编出完整的句子，但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原因很多——太高了、太健谈了、太圆滑了，等等。
某天晚上弗里达来我家，我们一封一封地拆信，把它们分成三堆——“凯蒂的”“弗里达的”“不要的”。我感兴趣的都放在“凯蒂的”那一堆。“毕竟是我登的广告嘛！”我笑着对她说，“我有优先权。”我第一印象不深刻的就放在“弗里达的”那堆，她从中选了几个打了电话。“有什么不行呢？”她理论道，“反正他们也要来这儿的。”然后朝“不要的”那堆信挥了挥手。
讽刺的是，和那些来信的人联系之后，她的运气反而比我好。她去约会了几次，而且和其中一个人在一起了好几个月。当时我还以为他们是认真的，可事实并非如此。有一天，她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跟我说他们分手了。“他配不上我。”她说，“他还不如你重视我。”
弗里达这个名字，听上去可能以为是个有着红棕色自然卷的自负小姑娘，就像《花生漫画》里那个弗里达一样。事实并不是这样，尽管她也有自负的时候，但她一点也不像漫画里那个小女孩。况且，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负的时候，不是吗？她身材高挑，留着一头黑色的直发，可以说形象是和我完全相反的。她擅长运动，身体强壮，会打垒球，高中的时候还是学校游泳队的，到现在她每个星期还要游几次泳。她和什么人都聊得来，无论是时尚电影院的售票小妹，还是偶入我们书店的问路人。我们那片的其他店主说她是“会做生意的那个”，而我是“只会看书的那个”。
“拉尔斯是我的。”我告诉她，“我知道你不记得我的了。”
她笑了：“我连上个星期的事情都不记得了，你还想要我记得你八年前约会过的人？”
我从冰箱里挑了个胡萝卜，开始削皮：“我希望你会记得嘛。”
“怎么了？你又碰到他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我心想。但我没说出来，因为我觉得跟她说都很奇怪。
“你又投了一个征友广告吗？”
“没有，不是那样。”我把胡萝卜切了片，“嘿，我要挂了，我要开始做饭了，明天见吧。”
挂了电话，我又读了一遍拉尔斯的信和我的征友广告。今天回家之后我已经读了一遍又一遍了。
我想起来了。我们说过话，在电话里说的。
不过只是通过一次话而已。我给他打了电话，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情况下给他打电话是个明智的举动，这是弗里达跟我说的。她说：“这样的话，就算他们听上去像是刚从疯人院跑出来的一样，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他们没有你的号码，不能给你打回来。”
于是，那天晚上读了好几遍他的信之后，我深吸了一口气，拿起电话，拨通了他给的那个号码。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我是……凯瑟琳。”我调整语气，试着说出这个名字，感觉清新而舒服，像嘴里含着一颗薄荷糖，“报纸广告那个凯瑟琳。”
“凯瑟琳！”他叫出我的名字，听上去奇妙而独特，“我就知道是你。”
我被这句话吓到了。“你怎么知道的？”我紧张地问。
他笑了，笑声很好听：“我就是知道。”
我调小广播的声音，为了更清楚地听他说话。哦，我的天哪——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罗丝玛丽·克鲁尼那首歌什么时候登上榜首了。
就是那天晚上，我和他通话的那天晚上，广播里就放着这首歌。
眼睛里有星星，是真的啊……
寒暄几句之后，拉尔斯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其实我最近在待业。”我说。然后我告诉他，我准备开个书店，几个星期之后就会开业。
“前程似锦啊！”他说，“真令人钦佩，凯瑟琳。”
令人钦佩。老实说，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个词形容过我。有人说我聪明，有人说我友善，但从来没有人说过我令人钦佩。那个要求很高，我从没想过自己跟这个词儿挨得上边。
“其实我自己也准备创业。”拉尔斯说，“但是我的想法没你的那么激动人心，我只想开一个建筑公司。”
我笑了，“我觉得听上去很激动人心啊！”我问，“你怎么进这行的？”
“哦，我做这行好几年了。”他回答说，“我一直很喜欢建筑。在瑞典老家，我父亲是一名木匠，我常常给他做帮手。在我们那样的小镇上，帮别人建房子也包括设计。来了这边，我父母去世后，我开始打打零工。后来我意识到，我想学建筑。于是攒够了钱，我去念了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我1944年毕业，当时已经24岁了，算年纪比较大的了。毕业之后，我在城里的一家小公司工作，然后就慢慢到了今天。”
“1944年……”我想了一下，“你没参军吗？”我认识的所有男生，包括凯文、丹佛大学的同学、高中同学、邻居等等，1944年的时候都在服兵役。
他没说话。我柔声问道：“拉尔斯，你在听吗？”
“我不能服兵役。”他轻声说，“我身体条件不合格。”
“为什么呢？”
我听到他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呼气，才说：“我有心脏病……心律不齐……”他马上补充说道，“实际上没有听上去那么糟，但确实意味着，我的心跳不规律。”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也就是说我心脏不好。”
我没有回答他。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因为他是我认识的最爱国的人了。打仗的时候，他们工厂闹罢工，他是全厂唯一一个越过纠察线，坚持工作的人。那时候工厂已经不组装家用电表了，而是组装军用电子设备。我父亲说，只要能为前线的战士们帮上一点忙，就比多赚几块钱值当得多。我在想，如果他知道我和一个没去前线的人交往，他会怎么想？
“凯瑟琳？”
“嗯？”
“没事儿吧？因为我没服兵役？”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他：“听起来，你也没有办法改变。”我轻轻地笑了，“再讲讲建筑师的事吧。”
“我比较偏向于商业项目。”他说，“办公楼之类的。虽然没有住宅区那么光鲜亮丽，但需求更大。这年头，很多房子都是预先做好部件，然后组装，布局都是一样的。我希望有一天能设计、建造自己的房子，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家。”他轻叹了一口气，我能听出他声音里的企盼。他继续说了说他自己打算创立的建筑公司，“我知道的不比现在公司的老板少。”他解释道，“我和他们的区别只有门牌上的名字和工资单上的数额。”
“那你很棒啊。”我回答，我是真心那么认为的。就他打算自立门户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我和弗里达的亲身经历让我知道，敢于冒这样的风险很不容易。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我觉得时间太晚了。“和你聊得很开心。”拉尔斯说，“希望下次还能和你聊天。”
我犹豫了一秒，说：“我们难道不应该见面吗？一直通过电话聊天感觉挺蠢的。我们应该见见面，再看事情如何发展。”
“真的吗？”他听上去有点吃惊。
“当然是真的。”
“那么，我们约个时间见面吧。”我们约定两天之后的晚上一起喝咖啡。
“那好吧。”我们约定好时间、地点之后，他说，“该说再见了。”
“嗯。”
“凯瑟琳……”
我顿了顿，才回答：“嗯？”
他温柔地说：“没事，我只是……很期待和你见面。”
“我也很期待。”
他没回答，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听上去有些急促。“还有别的事吗？”我问。
他语速很慢，回答说：“没了……应该没有了。晚安。”
“晚安。”然后我们都挂断了电话。
我抱着那些信、文件和那个文件夹，坐在椅子上，双唇紧闭，怔怔地盯着窗外。我的胸中升起一丝怒火……
因为就那样结束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他根本没有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