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深知人们精神之强韧。
大卫是一个健康帅气的年轻人，住在一个以蓝领工人为主的小镇上，这里家家户户世代相熟，邻里之间往来密切。大卫是一个有天赋的运动员，才思敏捷，温和亲切，仅是跟他共处一室都会让人感觉很好。父母宠爱他，老师们尊重他，朋友们佩服他，所以大卫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自我安全感也很好。
1970年大卫离开家乡去上大学时，他梦想着此生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以回报这个一直以来都如此善待他的世界。只是，他对学业从来都没有感兴趣过，很快就烦透了上课，几个月之后便离开了学校。他就在老家的街道上闲逛，寻找着谋生之路，人变得很低落，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很害怕这是在拿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开玩笑。看到父母表情里的担心时，他也为自己感到羞愧。
没有大学文凭的他能做些什么呢？他的父亲虽然没有大学文凭，却也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很好。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二战英雄，是特遣队的一员，这个特遣队曾经直接利用降落伞空降到敌人战线的后方，组织游击队，最终对推翻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起到重要作用。大卫希望参军也能拯救自己，所以，他自愿报名去越南参战。他琢磨着，至少这也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是一种可以向家人——可能更重要的是自己——来证明他并不缺少勇气或积极性的生活方式。
没人能看见我的真实脆弱
不过大卫并没能获得去越南的机会。因为大学生们抗议战争，国会议员开始把部队召回国，大卫只在新泽西州的迪克斯港（Fort Dix，美军的军事基地）待了两年，又在马萨诸塞州的军方实验室里待了一年，志愿做一些药理学实验。被遣散之后，大卫回到老家，又跟一些从高中和大学辍学的酗酒嗑药的人混在一起。他开始酗酒，抽大麻，还尝试使用LSD（麦角酸二乙酰胺，一种致幻剂）。最终，他吸上了海洛因。
他的父母手忙脚乱地帮他戒毒。他父亲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还在地下室里搭凑成的健身器械上陪他练重量托举，一练就是几个小时；他的母亲经常跟他长谈，拉着他的手向他保证说，她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任何事情来帮他减轻痛苦。大卫承认自己染上了毒瘾，也同意去看医生。医生诊断他是慢性抑郁症，给他开了安定药和抗抑郁药。大卫也拜访了教区的神父，神父建议他每天去教堂祷告。他还服用超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花时间阅读各种自助书籍。然而，他还是会吸毒。这让那些过于简单化的建议显得那么的可笑。
大卫的家人恳求他去参加一个帮助戒毒的项目，但他坚持说自己能够戒掉这个恶习。有一次他尝试着不用药，因为他停用海洛因会发抖出汗，他妈妈就在家护理了他整整3天。那次的尝试让他坚持了两个月，但后来又吸上了。
1974年10月的一个下午，大卫在附近的酒吧里喝啤酒，而且也刚吸过海洛因。几个熟人过来坐在他旁边，忽悠他负责给当晚抢劫结束后的逃离保驾护航。“这钱来得很容易的，”他们说，“不用武器，也没人会受伤，你需要做的就只是开车而已。”看起来确实很简单，所以大卫就同意了。事情也确实都按计划进行了，只是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情——遭抢劫之后，商店老板突发心脏病死了。
参与抢劫的一个人当晚就被警察抓住了，关进监狱里不得保释。据说他会被终身监禁。大卫很害怕坐牢，逃出国去，跟其他几个从美国潜逃出去的人一起流落到阿姆斯特丹一个脏乱的小旅馆里。
有一天大卫接到他哥哥打来的电话，求他回家去。他哥哥告诉他，他的父母已经聘请了一位刑事律师。律师承诺，因为大卫并没有参与谋划和实施抢劫，他坐牢不会超过五到七年。
“我今天会把回来机票的钱打给你。”他哥哥说。
“如果我要坐牢的话，我会杀了我自己的。”大卫说。
“大卫，求你了，你想想啊，”他哥哥恳求他，“你不能下半辈子都待在欧洲啊。你总要回家的。大卫，妈和爸都很想你，没有你，他们也没法活了。他们让我告诉你，你回来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会支持你的。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让我想一想啊。”大卫说着，轻声地哭了。一阵长长的沉默过后，他说：“我爱你。告诉妈和爸，我也爱他们。”
“我们会把事情解决的，”他哥哥跟他保证，“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来把计划定下来。”
接完电话之后，大卫就去了阿姆斯特丹的中国城，买了一袋高纯的海洛因。回到旅馆后，他跟朋友们聊了一会儿，道了别，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锁好门，给自己注射了致死剂量的海洛因。几个小时后，他的尸体被发现，针头还留在他的胳膊上。
大卫就是我弟弟，他是我唯一的同胞兄弟。他死的时候，我27岁，当时已经拿到了咨询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正在马萨诸塞大学完成博士学位的最后课程。
现在回头看那一天和随后的日子时，我仍然很痛苦。那些记忆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跟大卫打电话求他回家后的第二天，父亲和我出去吃晚饭时，先到我奶奶家，我在那儿计划给在阿姆斯特丹的大卫打电话以安排他回家的行程。当我打电话说找他的时候，前台女服务员告诉我等一会儿，然后旅馆经理接了电话。她告诉我大卫死了，死于海洛因过量注射。我看向父亲，他坐在奶奶家的沙发里，用混杂着希望和恐惧的眼神盯着我。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在那一瞬间，他就明白了。那天他并没有哭，就像是放弃了，败下阵来。我们开车回到家，发现母亲在起居室里呆坐在黑暗中。我只说了一声“妈”。她站起身来，从壁炉架上一把抓住大卫高中时的照片抱在胸前，哭着问：“他走了，是吗？”
我也记得我让葬礼司仪在运送大卫遗体的飞机到达后给我打电话。我不想让父母看到大卫的遗体——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大卫是自杀的，因为我深知他们承受不了这个消息。一天深夜，葬礼司仪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凌晨2点要去波士顿洛根机场领遗体。凌晨4点30分，我悄悄地溜出父母的家，走过8个街区到了葬礼司仪的家，猛敲门，叫醒了这个可怜的人和他老婆。他还半睡半醒着，带我看了楼上房间里的棺木，又下楼到了地下室后面角落里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那里的防腐剂味道让我直反胃。
我看到了遗体，只穿着内衣，脸部严重肿胀，我都没认出来这是我弟弟。“那不是大卫。”我说。
这位了解也深爱着我们家的葬礼司仪轻拍了一下我的胳膊。“亚瑟，你必须要确定，”他说，“你可不能弄错了。你准备好之后再看一下。”然后，我看到了大卫手臂上的刺青图案。我看到他剪到耳朵上方的头发。“爸觉得你回家之前应该理个发，他觉得这样在法庭上会看起来好一些。”这是我在电话里跟大卫说的最后一番话，就在他自杀前的几个小时。
我一直没告诉父母大卫是自杀的。我也没告诉他们我看了阿姆斯特丹警方的报告，报告里详细总结了所有证据；我还看了官方验尸官的总结，里面也清楚地给出了大卫是自杀的结论。我说服了葬礼司仪把死因从海洛因过量改为心脏衰竭。我们当地的报纸编辑对此很怀疑，但最终还是同意按我的说法印刷。
在大卫的葬礼上，我看着父亲茫然地来回走动，向前来致哀的人们空洞地微笑着，在葬礼的花台前久久地站立着，脸上神情专注。我记得我还在想，他是在找什么呢？在下葬的过程中，我一直拉着母亲的手，但突然间她挣脱出来，自己扑倒在棺木上，控制不住地抽泣。我努力去安抚她，但是没用。我不得不把她的手从棺木上掰开，把她搀扶回父亲的身边，而父亲也是双手无力地垂在身边，悲痛扭曲了他的脸。
整个葬礼中我都没有哭。我一直在想这意味着什么。我为什么哭不出来呢？我尝试不进食，以为当我感觉到饿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情绪，但还是哭不出来。我还猜测我所感受到的是不是一种解脱，然后就在想那得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自己弟弟死的时候感觉到解脱。又或者因为知道是他毁了我父母的生活，也明白他们的余生都会在哀伤中度过，我们谁都无法再找回我们失去的东西了，所以我是在生大卫的气？
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是被爱着的
我至今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哭。我经常在想我是不是太害怕了，以至于都不会哭了——太害怕去直面死亡，太害怕看到我那强壮的父亲崩溃，太害怕知道我母亲甚至想跟着大卫去死。
我回到学校去完成我毕业论文需要的实验工作，但是我做什么事情都无法集中精力。我无法思考，无法做出反应，也感觉不到什么。我记得我的朋友们叫我一起出去喝啤酒。我就看着他们，不知所措。出去？喝啤酒？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些啊？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我彻底迷失了。我的日日夜夜都被一个问题所纠缠：我当初能做些什么来挽救他呢？我一遍又一遍地回顾着我跟他的最后对话，我记得其中的每一个字，也仿佛能听到他的声音，就像在我的脑海里播放录音带一样。“我爱你。”大卫跟我说。大卫很少跟我说他爱我的——这是一个我应该抓住的线索吗？相反，当我弟弟最需要我的时候，当他需要听到这句“我也爱你”的时候，我却僵住了。当时大卫是在向我祈求一线生机，而我却把他晾在一边，没有说出那句很有可能挽救他的话。他想知道他是被爱着的，而我正处于气愤和不信任之中，因为以前听过他太多次不算数的保证，因为大卫的毒瘾已经把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都搅得一团糟，因为我为这种长久的痛心而深感厌倦，所以没能跟他说出他最需要的那句话。我没能让我自己跟他说：“我也爱你。”
当大卫说这句“我要是坐牢的话，我会杀了我自己的”，我记得我当时还在想，他一直都这么自私幼稚。我已经对他失去了耐心，我觉得他应该为他的行为负责任。他感受到我声音中的怒火了吗？他感觉到连自己唯一的兄弟、最好的朋友都转身站到自己的对立面了吗？他说他会杀了自己的，我却直接把它忽略了，只是告诉他要考虑到父母，告诉他全家都会支持他，向他保证事情都会解决掉的。在他流血将死的时候，我却只给了他一个创可贴。我无视他的情绪，让他自己承受痛苦，只因为我无法处理我自己的情绪冲突。为什么我没能像任何一个优秀的临床医生都会做的那样去处理自杀威胁呢？因为当时我在生他的气。我不想再被他操控了，因为这种恐惧，我没能正确解读他说要自杀的话。如果我当时真正倾听了，真正深入地倾听了他的话，听到了字面以外的意思，能突破自己的气愤和恐惧，直抵他绝望的深处，那又会怎么样呢？那又会发生些什么呢？我能把他救回来吗？
我从我看的每一本书、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我的每一次谈话中去寻找，该如何理解我弟弟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渴望知道是什么摧毁了他的灵魂和活下去的意愿。我退回到书本和文章的世界里，我的小公寓里堆满了各种文档和手写的笔记。我跟我看的书对话，问它们一些我无法向人们提出的问题。大卫为什么会吸上毒？为什么停不下来？为什么他会切断生活中所有有意义的连接？哪些话语可能会安抚到他？哪种建议可能会真正对他有用？我可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才有可能让他感觉到自己被理解、被接纳、被爱着？
共情是通往爱和宽恕的道路
所有关于丧失和悲伤的心理学理论，以及我在研究生期间学到的工具和技术，都无法驱散我的痛苦。我对这些表层的解释深感沮丧，于是强迫自己问出了那些真正难以回答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会自我破坏呢？大卫本来拥有很多东西的，怎么就全都失去了呢？那样回应他的我是个什么人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一个心理学家呢？是真的有可能帮助他人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向吗？如何才能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壁垒，实现心与心的沟通呢？
我的这些问题立刻就有了一个答案——我知道我不想去做传统的精神分析、沟通分析、格式塔治疗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标准的心理治疗方法。我不想去遵照一个固定的行动方案把我对人类本性的理解简化为一个理论模型。因为在大卫死后的几个月里，我意识到我其实一无所知。在课堂上，在和其他教授和同学的互动中，我总是很惊奇地发现，很少会有人谈论关心、理解、聆听的艺术，甚至是最简单的人之善。大多数的教授和研究生一直都在讨论着心理结构、认知类型和抵抗防御之类的概念，然后就是——当今甚至更为严重——给病人的症状分门别类，下个诊断，再贴个标签。而标签（“妄想型”“边缘型”“躁郁型”“强迫型”）又自动决定了要用哪种治疗方法或药物来缓解症状，直至恢复正常。
正常。这个词困扰着我。什么才是正常的呢？大卫年轻时不管怎么说都是正常的。他帅气，有魅力，举止得当，他是个有天赋的运动健将，有爱心的儿子、忠诚的兄弟、关心人的朋友，总体来看大卫是一个典型的身心健康的年轻人。在离开学校并开始过量饮酒之后，他变得越来越消沉沮丧。吸上海洛因之后，他就变得抑郁、焦虑和恐惧。跟其他有毒瘾的年轻人混在一起时，他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在违反了法律逃到另一个国家之后，他失去了希望。哪种标签、哪种诊断分类能够囊括我弟弟的全部情况呢？
我听到过各种说法。根据当时最主流的心理学理论，大卫遭受的是“抑郁症”“人格障碍”“成瘾性人格”“自恋危机”或者是“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他是一个迷路的灵魂。”一位年长的亲戚觉得。“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产物。”另一位亲戚这么说。“一个药物滥用的受害者。”一个朋友这般总结。“一个从大学辍学的人，没地方可去，没事情可做。”一个邻居说。“一个冒险者和追逐快乐的人。”一个研究生宣称。“我觉得是军队毁了他。”大卫的一个朋友告诉我。
它们中的每一种可能都包含了事实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把它们都合并在一起，也无法解释是什么摧毁了大卫的灵魂，熄灭了他活下去的意愿。这些想对他做出解释和描述的努力就像昆虫学家把一只死蝴蝶钉在幕布上一样，其实都没有足够重视他这个人的情况。这些理论把他一块儿一块儿地撕扯开来，直到让他只变成一系列互不相连的部分，等着被分析、被研究，然后被装箱、分类，再储存起来。
我当时就发誓，我不会再给他人的行为贴标签，借此把个人都变成一些抽象概念。这些理论和标签可能会让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更容易把人们的行为同质化，但是它们无法阐明是什么让一个人走向一个特定的方向，而另一个人却选择一条不同的路。对于那些正在受苦，并在寻找方法来结束痛苦的独特个体，这些理论根本无法穿透表象，去展露他们的内心和灵魂。当人们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至爱的人之间断了连接时，这些理论也不能跟他们所感受到的绝望进行对话。
是什么让大卫彻底放弃了希望呢？我本可以做些什么来挽救他呢？这些是在生活和工作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想去理解遭受痛苦的感觉，也希望能学会如何减轻痛苦。我去读《圣经》，想从中找到慰藉和智慧；我去读关于印度教、佛教、苏菲派和道教的书籍；我去学习著名学者的教科书、临床医生写的晦涩难懂的文章和畅销书作家出版的自助书籍。我想起了母亲和父亲，想起他们曾经教过我：共情是通往爱和宽恕的道路。“永远不要放弃。”我父亲会说。“永远也不要放弃希望。”我母亲会补充一句。
大卫为什么就放弃了呢？我肯定大卫丧失希望是因为他感觉到跟他所爱的人失去了连接。大卫被毒品孤立在一边，与家人断了连接。他以为他的这些关系都被彻底切断而不可恢复，这对他就像一个人没有了氧气，呼吸不畅。大卫在自杀之前很久就开始慢慢凋亡了。他做的所有尝试都走向死胡同，他所有的求助哭喊都没有被听到、没有被回应。他被毒瘾逼到了一个死角，又深感羞愧、恐惧、内疚和悲痛，他觉得真的没有了出路。
我是如何走向共情之路的
很讽刺的是，大卫的死却加深了我对人与人之间需要连接的信念。回顾他的一生，我能看到所有被错过的机会和关键的节点，那时只要有一句温柔的话语或者一个伸手相助就能起到作用。出现在我弟弟生命中最后几年里的那些错误举动却指引着我去理解如何才能帮助他人做出正确决定，如何带着悲悯之心去聆听和回应，如何抵达他人的内心和灵魂深处，如何说出舒缓和安抚的话语，以及如何永远都不要放弃希望。我学会了更关注问题而不是答案，而且我也全心全意地相信了成长、改变和自我蜕变的无尽可能。
这就是共情之路。共情永不放弃。共情深知人们精神之强韧。用在善意助人上时，共情绝不会使用“败局已定”或“没有希望”之类的词语。
当然，我关注到共情，是因为我想挽救我的弟弟。我相信，如果我能在今天跟他通话，或许我能够让他重返生活。当大卫的绝望不断加深，他的毒瘾又切断了他生活中所有重要连接的时候，我们都焦虑不安，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在那长长的几个月里，我本应该有所行动的。我应该每天给他打电话，应该穿越几千英里来告诉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我相信他，我爱他，什么也不能阻止我尽我所能去帮助他。
我关注到共情，还因为我想去指导他人不要再犯我犯过的错误，让其他家庭免受我的家人所承受的痛苦。
最后，我关注到共情，是为了拯救我自己。共情治愈了我，教会了我宽恕，帮助我建立并维系了那些把希望又带进我生活的连接。每一天，共情都提醒我，生活是有意义、有目的、有方向的。
有时候病人会问我：“您真的觉得我会改变吗？我真的还有希望吗？”这种时候，我会确认我所了解到的他们的情况。我会指出他们能够继续成长的特定方向，指出在他们各自的成长史中能够理解和克服的那些方面。我告诉他们我会一直在这里倾听他们，我会尽力怀着对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尊重来回应他们，我永远都不会丧失对他们的希望，而且在他们觉得好像无法迈出下一步时，我会借给他们我的希望和信念，直到他们找回自己的力量。
说完这些话之后，我能看到他们眼神中的转变，看到希望的光亮和重燃的灵魂。我看着他们的眼睛，仿佛看到我弟弟在凝望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