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是1955年的9月中旬，赵翔背着、提着行李在长江北岸的江津火车站挤上火车。这是一次不平常的旅行，三天前他收到期待中的四川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现在他登上火车奔向大学生活，奔向未来。
看到黑压压的旅客早已把车厢挤得满满的，还有人站在过道里。他的目光四处搜寻一通，终于发现有个座位上只放了个小提包，没人坐。他走过去问坐在一旁的年轻人：
“请问，这里有人坐吗？”
年轻人扭过头去看着窗外，不回答他，好像根本没有听到赵翔的话。但坐在对面的一个女孩却出声说：
“没人。你坐吧。”
她的声音很甜美。赵翔转向她笑了笑，说声“谢谢”。坐在对面的年轻人满不高兴地瞪了女孩一眼，慢吞吞地把自己用来占着空位的小提包挪开，一脸的不情愿。等赵翔把行李放好后坐下来，才注意到那个温婉秀丽的少女约十六七岁，捧着一本展开的书，皮肤白净，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长长的睫毛下面闪着一对和别人不一样的眼睛；她打扮得很得体：乌亮的头发梳着小辫，裙子是黑色的，白底现绿色条纹的衬衣外罩着鹅黄色的薄毛衣，把她上身优美的曲线展示得恰到好处。
她用探询的眼光看了赵翔一眼，问：“到成都吗？”
“是。”他感谢地点点头。
“上学吧？”
“是的。”
女孩微笑着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低头继续看她的书。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火车站，不断有旅客上上下下，车厢里的情景在不断地变化。在资阳站，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小伙子下车了，把座位空了出来。一个刚上车的年轻的农妇没有见到，还在四处找座位。她吃力地提着一大包东西，背上的背篼里还晃动着一个一两岁的小男孩。赵翔忙招呼她过来坐下，还帮着她卸下背篼，对面那个看书的女孩立即起身把小男孩从背篼里抱出来，还轻轻拍了拍他的小脸蛋。那个农妇忙接过孩子，连声称谢：
“难为[3]叔叔孃孃[4]。他一身兮脏，把你们的衣服弄脏了。”
那个小男孩不哭也不笑，莫名其妙地转着小脑袋东看西瞧，脸蛋胖乎乎，红彤彤的，模样有趣极了。看书的女孩笑着从身边的小包里取出几颗糖，把其中的一颗剥去糖纸放到小男孩口边：
“糖糖，要不要？”她逗弄着问他。小男孩高兴地叫着，似乎懂得她的话，张大了嘴把糖一口含到口里。女孩反被他逗笑了，她又摸了一下他的小脸蛋，把手里其余的糖递给他妈妈。
小男孩高兴得向她舞着自己的小手。
他妈妈不好意思地接过糖，动情地瞪了小男孩一眼。“就是好吃！又不会给孃孃道谢。”
她只坐了两站就在一个小站下了车，下车前又不住地向看书的女孩和赵翔道谢。
车刚开过龙潭寺，一些急性子的旅客就站起身收拾自己的行李，车厢里忙乱起来。对面的女孩也收起自己的书，把它放进随身的旅行袋。这时赵翔看到了书的封面，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这部小说赵翔读过两遍，熟悉它就像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5]等一样。又过了一会儿，车速越来越慢，火车缓缓开进了成都站，最后喘了口大气停下了。站上灯火辉煌，旅客们纷纷往车门拥去。赵翔主动帮对面的女孩把行李从架上一一取下，然后再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这时站台上有一个四处观望的中年人已经发现她，向她举着自己的手。她忙着招呼，和走到车窗下的他说了几句话，然后从窗口把行李传递给他。赵翔对她轻声说了“再见”，也不知道她听见没有，就提上行李匆匆下车出站。
很快，他和后出站的那位姑娘各自淹没在旅客的洪流中……
刚走出站口，一阵惬意的清凉就扑面而来，旅途的疲惫顿时一扫而光。他兴奋地打量着四周。不知何故，他没在火车站出口处见到他期待的新生接待站、横招。踌躇了一会儿，他只好背上背包，提上旅行袋随着人流往前走，并透过橙色的灯光不住往四处搜寻，仍然没见到他想象中的四川大学迎接新生的校车。“也许，因为天色已晚。”他想。幸好，他事前已经向人打听过如何从成都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去川大。大约花了四五十分钟，转了两次车，穿过行人渐少的市区，他终于到了锦江边上的川大校门。和他的想象完全不同，没有人进出，安静得不可思议，这令赵翔感到几分不安。校门口的灯光下站着几个面无表情的门卫，他们老远就用警惕的眼光盯着他了，好像他有什么地方可疑。他不知道自己哪里显得不对劲，但还是鼓足勇气走了过去；等他刚一走近，门卫中的一个就走过来盘问。看过他的录取通知书，又看看他随身的行李，那人变得和气了一些，还把他领进门，指着路前方右侧不远处一座闪着灯光的平房，说那是“蚕桑馆”，中文系新生接待站就设在那里。按惯例，他们本应在9月初入学报到，但因为学校正在开展肃反运动，新生入学报到的时间就相应推迟了。
走近一看，“蚕桑馆”是一座青砖青瓦的老式平房，室内室外都没有什么可以和“蚕桑”二字联系起来。“可能是旧名吧。”赵翔想。门口的路边停有三辆“架架车”，显然是搬运新生行李用的。他刚一出现在门口，就有人热情地迎了上来。
几盏冷色的日光灯下，接待站的人正在忙碌，一看他们的年龄举止就可认定他们是本系的老同学。几个新生在忙着办理报到手续，手续很简单，就是取出录取通知书，让接待人员和新生名单核对，填写一个内容不多的简表，也不用缴费什么的，赵翔很快就办理完了。这时，有个戴眼镜、长得胖胖的老同学一边走过来招呼他，一边帮着他把行李搁在门口的架架车上。几个在他之前已经办完报到手续的同学已经把他们的行李堆上车，站在一边等他。
“走吧，送你们去住的地方。”他说，话不多，但很友好。他把着车杠，几个互不相识的同学在两边簇拥着，穿过灯光昏暗的林荫道，绕过一大片似乎覆满荷叶的水池，把车拉向校园深处。
2
可能是处在肃反运动期间吧，校园里很少见人走动。有几次，他们看到有持手电筒的人在巡逻，他们不时照射、查看四周，连道路两边的树丛也不放过。同学们不安地把说话声放得很低，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压抑；后来，还是拉车的老同学的话让大家紧绷的心慢慢松弛过来。他自我介绍说他姓汪，叫汪海涛，是二年级的。他随意向新同学们介绍走过的地方，又说他们要去的地方叫新绿杨村，那是刚完工不久的教师宿舍区，教师还没入住。“本来，运动还没有结束，毕业班没离校，学生宿舍腾不出来，但你们入校不能再推迟了，学校只好把你们安排在那里暂住几周，等毕业生离校后再搬往学生宿舍。你们运气好，一入学就享受教师待遇，还是新房子。”他的话改变了先前的气氛，把大家逗笑了。他又谈起中文系的一些情况，最后，颇为自豪地提到系里的一些名声远播的教授，说到他们，他更是谈笑风生。
“胡文端教授还好吗？”赵翔问。
汪海涛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
赵翔又重复了一遍：“胡文端教授，教现代文学的……”
“你认识他？”赵翔感觉到汪海涛异样的眼光落到自己脸上。
“还不认识。我几年前读过他写的一些诗，高二时又读到他新出版的评论集，很受启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哦……”
“他就住在学校里吧？过些时候，我想去拜访他。”
他们正好走到了一盏路灯下，借着暗淡的灯光，赵翔看清了汪海涛惊诧不安的眼睛。
“哦……你……以后再说吧。”
汪海涛的暧昧、含糊，令赵翔困惑不解，他还想发问，但这时他们已经到了一片全是青砖砌成的宿舍区，汪海涛说这就是新绿杨村。他们到了一栋四层楼的楼下，见楼上多数房间都亮着灯，有歌声，还有二胡声、手风琴声。汪海涛放下架架车，轻轻喘了口气，说：“到了！你们住二楼二号。不是很方便，要睡地铺，暂时克服一下困难吧。那边就是男生宿舍。”他指着西面的一片灯光，“等运动结束以后，毕业生离校了，你们就可以搬过去。”
他领着同学们将他们的行李往楼上搬。二楼两个套间的门都正开着，右边的套间是二室加一个三四平方米大的小屋子，已住满了先到的同学。他们有的躺在地铺上看书，有的在闲聊，有的在拉手风琴，刚才听到的琴声就是从那里传出的。左边的套间是三室一小厅，有一间已住了两个人，另两间还空着。
“你们暂时住在这里，只要有空位就可以住，哪一间都行。”汪海涛指了指他左边的套间说。
他们一再谢谢汪海涛，各自把行李搬进屋。没有床也没有任何家具，得打开自己的被盖卷席地而卧，行李也只能靠墙堆放在地上，这又是赵翔和其他同学没有料到的。但大家并不介意，他们还处在入学的兴奋中，这些小事不会使他们不快。
赵翔把行李搬进已有两个同学入住的那间十来平方米的屋子，有个同学刚拿着一个面盆、一条湿毛巾走进来，另一个正蹲在地上整理行李。见他来了都连忙放下手里的东西，热情招呼他，还动手帮忙。蹲在地上的那个同学有一对男同学少有的大而明亮的眼睛，他向赵翔自我介绍说他叫李劲，是新都中学毕业的，下午刚入学；刚从盥洗间回来的那位叫伍昌华，年纪较大些，看来有二十好几了，上身还穿着半新旧的军装，他说他半年多前还在部队当文化教员。他的口音是北方话和川北方言的混合，有时候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赵翔来自离重庆一百多里、长江南岸的江津。他从小就喜爱文学，母亲看到解放后一些作家批评家不断受到批判，反对他学文学，要他学理工科，不是流行一句话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她最后还是被他说服了。
三个年轻人很快就克服了初识的隔膜，热乎起来。赵翔发现李劲话不多，别人交谈时他总是静静地听着；而伍昌华则很健谈。当天晚上，他们从天南谈到海北，从自己谈到眼前这个川大，入睡时已不知是什么时候。
虽然前一天劳累了一整天，又很晚才入睡，第二天赵翔还是像往常一样天没大亮就醒来了。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才悄悄起身，为了不弄出响声，脸也不洗就踮着脚轻轻下了楼。他要看看早上的校园。
他刚走下楼就迎上一股凉风，残存的一点睡意顿时被驱赶得无踪无影。启眼一望，东边暗灰色的天空边沿已经泛出了一片清冷的鱼肚白；道路两旁的路灯半明半暗，加上初秋淡淡的薄雾，四周的景象朦朦胧胧。此时的校园安静极了，他甚至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不一会，有几个人低声说着话从前面不远处走过，其中还有人不时用手电筒照射树丛、竹林、水沟、墙脚。他们走到了灯光下，赵翔看清楚他们都穿着这季节里御寒的风衣。他们一定和昨晚在路上见到的那些人一样，是巡夜的。看来整夜都有人在校园里巡逻。赵翔这才想起肃反运动还没结束。“有那么多暗藏的敌人？形势这么严重？如果他们见到我这个时候一个人站在这里，会不会怀疑我图谋不轨？”他想。他犹豫起来，想折回楼上。但他最终没有转身，仍站在原地浴着晨风。大约几分钟以后，他隐隐听到远处传来了跑步声，由远及近，他还慢慢听到了与脚步合着节拍的粗短、急促的呼吸声。那一定是早早起床锻炼的人。是两个人，跑步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清脆，是向他这个方向跑来的。“这么早就有人起床锻炼了。”他想。这使他又一次兴奋起来。他想起刚刚告别的中学生活，那时，不论盛夏还是严冬，他总是在还没敲起床钟时就早早起床跑步；多数时候是在学校的操场上，有时也和别的同学在还没有人影的街道上跑，一跑就是几千米。他们的脚步声惊醒了睡眼蒙眬的街道，此时他在川大校园里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他们也这样换气，呼吸。这时，紧挨着，一前一后从北面跑来的两个人在他前面不远处拐了弯，再顺着新绿杨村前的林荫道向西面跑去，赵翔记得那正是昨晚汪海涛告诉他们的男生宿舍的方向。
他又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杂乱的跑步声，不再是一两个人。赵翔仔细记住自己所在的新绿杨村周边的建筑，想了想昨晚汪海涛是如何领他们走到这里来的，干脆跨出单元门往前走。
这时，赵翔见到天边那片鱼肚色已经漫开了，不知不觉中这个世界加快明亮起来。没等多久，这鱼肚色又神奇地变成了柠檬色，再变成玫瑰色，似乎在它的后面有人点燃了一个火球。玫瑰色展开了，仿佛是谁把这样的色彩泼往天穹的一角，它慢慢往四周浸开去。它越来越辉煌、耀眼。那是朝霞！离它不远处，不久前还一片黑沉沉而现在似乎透着蔚蓝色的天幕上，他看见浮现出一些云团，有乳白色的，有橙黄色的，像一个个岛屿、一片片海滩散布在浩瀚无涯的海洋中。一些云团在悄悄地变化，有的慢慢消失了，另一些在互相靠近，连成了一个更大的“岛屿”。这时，靠近天边的云团已经被映得绯红。太阳，它不像在熊熊燃烧，而是如此安详地从护拥着它的朝霞里慢慢探出头来，没多久，人们就看到了它的整个面容。它是这样清澈明净。它使人联想到的不是一整天炙热的煎熬，而是温馨，置身在暖融融的空气之中的惬意。
他发现校园里有好些小树林。在柔和透明的晨晖中，它们也快活起来，树枝脱去了一夜的困倦，轻轻地舒展着自己的臂膀。鸟儿叽叽喳喳的悦耳的声音就是从它们那里传过来的。他还看到了树林下黑油油的沃土。这时，湿漉漉的，先前在夜色中沉寂无语的草地也开始显现出它的勃勃生机。他能看到一些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叶片欢快地轻舞着。赵翔呼吸到的空气清新得像是从草原上吹过来的；有时，轻风拂过，他居然还能嗅到似有若无的、只有在田野中才能呼吸到的泥土和庄稼的诱人的气息，这使他更加心旷神怡。
他这时才发现，在各条林荫道上已经满是跑步的人。人群中还有不少姑娘，她们的脸都是红红的，不知道她们本来就是这样，还是因为运动，或者是玫瑰色的晨光特别关爱她们。赵翔几乎不由自主跟在一群人后面奔跑，他成了这朝气蓬勃的队伍中的一员。不几分钟，两幢庞大的建筑出现在林荫道的一侧，都是大屋顶的三层建筑，两幢楼之间还亮出一片宽敞的草坪。跑步的男同学们在这里纷纷放慢了脚步，停下了；有的走到草坪上做另外的活动，有的走进建筑物。这时，赵翔才意识到自己不是从他们暂住的新绿杨村前面，而是沿着另一条路，跑到了男生宿舍。“以后我们会住在这里吧！”他想。沿着宿舍旁的林荫道，赵翔又开始慢慢往前走，漫无目标地拐弯、向前……他看到了一个网球场，显然是新建不久的，已经有人在打网球，看样子是老师。他发现它居然紧邻自己昨晚报到的“蚕桑馆”，也就是说，他现在又到了离大校门不远的地方。他看到校门像昨晚一样戒备森严，门卫见他靠近，立刻向他摇手，示意他不能走过来。他只好折转身，沿着一段被法国梧桐掩映着的林荫道，没多久就见到了昨晚走过的荷花池。虽然这时节荷花早已凋谢，但它仍然被满池繁茂的荷叶装点得一片碧绿。他绕池漫步了一周，最后在池边的一张石条椅上坐了下来。在不远处的另一张石条椅上有一个姑娘，她在读外语，不是英语，那一定是俄语吧，他想。他很快发现，整个荷花池四周的条椅上都有人在读外语。他觉得很奇妙：一边是还没结束的肃反运动，毕业生还不能离校，新入学的学生也不能外出，处处防范，戒备森严；一边是校园生活依旧如常——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赵翔难以想象，这两者是怎么协调起来的。大学生活似乎复杂得叫这个昨天的中学生难以理解。
薄薄的雾气早已消失，掩映在茫茫绿色里的几幢古典风格的大楼清晰地显露出它们庞大的身躯。大屋顶的四角向着蓝天微微翘起，而承载着它们的是坚实、厚重的底座，使这些建筑——图书馆、教学楼，显现出飞升与稳固的平衡。同样是古典风格，标示着“物理馆”“化学馆”字样的几座大楼也散布在这片小小水域的周围，在赵翔看来，它们超凡脱俗，象征着久远的传统和厚重的知识，面对它们，一种神圣感、敬畏感油然而生。
赵翔深深地吸着这清新醉人的空气，慢慢往回走，他整个身心都无比舒畅和振奋。他一时还无法想象未来四年的大学生活会有多少风，多少雨，但他相信，他们是朝霞，他们的未来是万里晴空；他们是棵棵小苗，而这里，正是培育他的沃土；即将开始的大学岁月一定会像这个玫瑰色的早晨。
3
几天后的星期四上午，中文系55级新同学和教师的见面会在文科楼二楼阶梯教室举行。赵翔早饭后就到了开会地点，坐在靠前的位置。他很兴奋，想看看老师们，听听他们讲话。他特别想见到胡文端老师。
同学们已经安顿下来，初步熟悉了环境，这几天都忙于上课前的各种准备。他们纷纷向高年级的同学打听系里教师的阵容、大学四年中要开哪些课，他们尤其关心第一学期要开出的课程和任课老师，打听他们的情况，想象着他们的风采。这群刚刚跨进大学校园，沉浸在美好梦想中的年轻人，一个个兴奋、激动得近乎亢奋，他们幻想着即将展开的人生的新的一页。
老师们到得都很准时，他们成了同学们注意的焦点。不知道哪位是胡老师。赵翔想。
主持见面会的是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施振华，他看上去三十多岁，个子高高的，但气色欠佳，似乎身体不太好。许多同学已经认识他了，因为他到新同学的住地看过大家几次，热情、平和，对同学们都称“小赵”“小伍”。有同学还打听到他原是川大地下党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差一点就被国民党政府抓走，如果不是及时得到消息逃往大邑县乡下，现在他早就静静地躺在十二桥烈士公墓里了。他代表党总支向新同学们表示欢迎，之后向大家一一介绍坐在前排的系主任王默生教授和到会的各位老师。他们的名字大家都听说过了。同学们充满敬意的目光聚集在他们身上。他们有的显得很庄重，不苟言笑，有的则十分和蔼可亲，有个三十多岁、教现代汉语的女教授刚才还回过头来和坐在后面的同学交谈。施书记每介绍一个老师都引发出同学们热情的掌声。他们中竟没有胡老师。赵翔多少有一点失望，但他的情绪立刻就被下面风趣的一幕吸引住了。他见到施书记要王主任先讲话，而王主任又一再谦让，还不住地作揖，非要施书记先讲不可。这时，施书记只好说：看到这么多朝气蓬勃的新同学，特别高兴，以后和大家见面谈心的时候很多，今天就把宝贵的时间留给王主任和其他老师吧。
王先生面容约五十来岁，但一头白发，连浓浓的眉毛也其白如雪。他脖子略有些左斜。同学们已经知道他是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专家，有同学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他刚出版的《先秦诸子新论》，在一部分同学中传阅，虽然很多同学不尽理解，但仅是书中对古代文献的广征博引就已使大家敬佩不已。
王先生声音洪亮，一口山东口音，他风趣地欢迎大家今天“升堂入室”，说：“‘堂’；讲堂，‘室’，教室也。”引起一阵欢笑。接着，他向大家介绍了中文系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情况，希望新同学们从一开始就热爱自己的专业，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并且从眼前做起，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的要求学好每一门课程，一步一步地向这个目标前进。他举了一些青年时代就大有建树的大学者的例子，鼓励大家要为伟大的祖国勤奋学习。
见面会上还有几位老师讲话，他们的讲话都简短、亲切、风趣，会场里时时欢声四起，笑语回荡。最后是新生代表何芸生发言。
何芸生是系里指定的年级临时召集人。他是全年级唯一的党员，入学前是云南省文化厅的干部。他个子修长，面部轮廓分明，鼻梁高高的，很英俊，衣着也比刚从中学来的同学讲究。有个和他一同来自云南的同学常当着其他同学的面和他开玩笑，说他是“我们云南的美男子”。每当这时，他总是笑笑，轻描淡写地说：“我都算美男子？你不要挖苦云南人了。”和他同寝室的同学都看到，尽管一样是地铺，他仍每天把被盖、书籍、衣物打理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他像老大哥那样对“小同学们”很关照，仿佛他自己并非新同学中的一员。
他只讲了两三分钟，很有礼貌，很得体。他说：
“……我们已经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对此，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十分珍惜，我们决不辜负施书记、王主任和各位老师的教导，一定努力学习，让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栋梁之材。”
施书记宣布散会后，何芸生立即起身请全体同学鼓掌欢送到会的老师们先离开。等到老师们全部退场之后，他又带头和几个同学把教室里的桌椅摆好。
同学们在欢笑声中走出文科楼。赵翔和李劲刚走下台阶，就听到身后有位女同学的声音：
“郑小琳，你等着我！”
走在赵翔和李劲前面的另一个女同学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对着叫她的同学微笑，笑容很甜。这时，赵翔刚好走到她身边。他和她几乎同时注意到对方，又几乎同时叫了起来：
“是你！”
4
赵翔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在火车上的那位姑娘，他们居然是同学！她这天穿一件浅天蓝色、很合身的布拉吉[6]，露出光洁白皙的手臂，仍梳着小辫，时近中午，暖融融的阳光让她清纯的面庞容光焕发。与火车上见到的她相比，此时的她更是一派青春气息。女生没住绿杨村，到今天全年级同学才第一次集会。赵翔想：“真巧。刚才怎么没在会场里看到她呢？”这时，刚才呼唤郑小琳的那个女生已经走到他们身边。
“你们以前就认识？”她一对惊讶的眼睛把郑小琳和和赵翔看了又看，最后把目光停留在赵翔身上：站在她们面前的小伙子个子中等偏高，高高的前额下那对聪明的眼睛叫人看一眼就再也不会忘记；刚才她走上来时，她见到他正惊喜地看着她新结识的朋友。
李劲也在猜测：他们曾经是同学吧？哦，不会。
“我们来成都的时候在火车上见过；认识，又不认识。”赵翔回答，他说“认识，又不认识”把大家逗笑了。可能因为没想到在这里见到郑小琳，他的惊讶还没从脸上消尽。他先是看着那个刚从后面走过来的女生，然后把目光重新转向那个名叫郑小琳的女孩。
他向她们介绍自己：“我叫赵翔。”
“我叫薛菲菲。”
郑小琳一直好奇地注视着赵翔。在他诚挚的脸上，从嘴唇到眼睛之间始终浮着微笑，好像在回忆。
“我叫郑小琳。”她说，刚说罢她立刻就意识到这话是多余的：刚才薛菲菲不就叫了她的名字吗？
“薛菲菲已经告诉我们了。”赵翔笑着说。
几个人又笑了。
郑小琳和薛菲菲这时才注意到站在赵翔旁边的李劲。他约一米七高，穿一件灰色西服，这在同学中很少见；西服没有扣纽扣，衬衣领也随意地敞开着，一派潇洒。他站在赵翔身旁，只是微笑着，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
“我叫李劲。”他终于对两个姑娘说。
“这个名字很好听。安静的静吗？”薛菲菲问。
“不。”李劲笑了笑，“是强劲的劲。”
“强劲有力！”赵翔补充说。
“强劲有力！好啊！”郑小琳笑着打量李劲，然后转向赵翔：“那天我表哥来接我，我把行李递下车，回头看你已经下车了。”
“你忙着往车下传递行李，没听到我跟你告别——你表哥在成都？”
“他是记者，在新华社四川记者站工作。”
四人一边说话一边穿过文科楼旁的一片小树林。和煦的阳光下有几个人坐在树林里安静地看书，连他们谈笑着走过这里也没人抬起头来看他们一眼。“这真是看书的好地方。”赵翔想。
薛菲菲突然停下脚步：
“桂花香！”
“哪来桂树呀？也不到桂花开的时候。”
“你们闻！”
是的，他们果然闻到一阵桂花淡雅的清香，但抬起头却不见桂花，树林里没有桂树。后来是郑小琳发现近处的另一片林子里有几株。薛菲菲头一个蹦蹦跳跳地跑过去。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些金红色的、白色的小花藏在绿叶里。
5
中学时代是少男少女们做梦的岁月，在那些稚嫩的日子里，一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会让李白成为他们心中的偶像；那本几乎人手一册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中那两个年纪和他们相仿的苏联英雄姐弟，会让他们把自己设想为视死如归的游击队员和战斗英雄；一个个女同学悄悄地把自己规划为未来的女科学家则起源于她们读到的居里夫人的故事。已经进入川大中文系的这些昨日的“少男少女”们还记忆犹新：被选进了高中语文课本的一篇小说竟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做起了作家梦，那就是刘绍棠的《青枝绿叶》。它写得很清新，作者家乡的人物、风光、生活情趣描写传神、动人。捧着课本，多少人都在想：“刘绍棠是1936年出生的，我为什么不可以像他一样呢？”他们好多人都用类似的问题问过自己。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农学家、作家和艺术家……怀着五彩缤纷的美梦，他们进入了大学。
但是，虽然刚刚进入大学的他们与少男少女的时代仅相去咫尺，大学时光却有如植物快速生长的季节，在不多的日子里，他们一个个显然就跨上了人生的另一个台阶。对已成为“大学生”的他们来说，似乎就在前方向他们招手的“理想”正在代替往日那些迷人的“梦”。他们成了为理想而学习、生活的人。通向理想的路就在他们脚下，他们要为理想而拼搏。
中文系55级有近九十个同学，分为三个小班，赵翔、李劲、郑小琳、薛菲菲碰巧都分在乙班，何芸生在甲班。
刚入校的一段时间因为肃反运动还没结束，学校规定所有师生暂时都不能出校。直到国庆后一周才解禁。当然，这时候毕业生已分配工作离校，新生们也就随之搬进了学生宿舍。中文系的男生住在学生二舍一楼。二舍和它前面的、理科生住的学生一舍都是“大屋顶”式的建筑。赵翔、李劲、伍昌华同室。同室的还有个调干同学，叫蒋时雨。他入学前是重庆一个区政府的秘书，阅历丰富，很善交往，对人坦诚。他是全年级中最后一个入学的。他解释说，差一点他就来不了川大，虽说报考时是经过领导批准的，但临到头他们处长却又不想放他走了，说是工作离不开，要他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他急了，找了好多领导，极力争取，到最后一刻处长才不大情愿地给他开了绿灯。入校后一两天蒋时雨就和同寝室的同学混熟了，大家对他也很有好感。二年级的男同学也住在二舍，就在赵翔他们楼上。赵翔去过汪海涛的寝室，他们谈得颇投机，但奇怪的是，只要他谈到胡文端老师，汪海涛的态度就总是含含糊糊，令人费解。全校的女生都住女生院，在校园的另一角，离男生宿舍较远。
师生见面会后的下一周就正式上课了。同学们很快就投入紧张而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这里的清晨青春飞扬。当第一缕晨光照到它绿油油的草地，沉睡了一夜的平静的校园立刻睁开它清凉的眼睛，看着小伙子们、姑娘们尽兴展现他们的青春活力，显现生命的动感。以寝室为单位组成的一个个“劳卫制”锻炼小组活跃在林荫道上，运动场上。“劳卫制”是“劳动卫国制”的简称，来自苏联，是一种群众广泛参与的体育锻炼制度。半点钟以后，运动场上的人影慢慢稀疏下来，也就是这时，校园四处升起了一片琅琅的读书声。早餐后最动人的景象是从学生宿舍通向图书馆、教学楼的密集的人流，这是涌向知识圣殿的青春河流，它，流进了图书馆、实验室和各个教室，之后，整个校园很快就出奇地安静下来。八时左右，如果有对大学生活好奇的人走进图书馆，他看到的一定是黑压压一片埋头字里行间的年轻人，各个阅览室座无虚席。除了翻书的沙沙声，别无声响。大学生，这是一群充满梦想、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人，从世俗的观点来看，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一无所有，他们清贫，乃至寒酸，更说不上权力和地位，但他们有理想，有旺盛的奔向未来的劲头，他们懂得知识的庄严与圣洁，时时在享受身处知识海洋中的愉悦。
下午五点左右，是力量、速度、健美、艺术的展示。年轻的大学生们在跑道、球场、体操棚里，在学生合唱团、乐队、舞蹈队、话剧团里，把年轻人的活力演绎得美不胜收。
傍晚，青春和绚丽荡漾在林荫道上，草地上，池边，姑娘们，小伙子们的身影会令你诗情满怀，手风琴奏着浪漫、理想和爱情，歌声飞翔，让人陶醉。
6
一天晚饭后汪海涛来到赵翔的寝室把他叫了出来，刚走出宿舍，就看到一群人在不远处的林荫道上议论纷纷，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顾不上打听。两人在宿舍前的草坪上找了个角落席地坐下。
“你到校的那天晚上好几次向我打听胡文端……”
“是呀。”赵翔感到汪海涛的眼神有些诡异，就猜测他下面要说什么。
“当时我不便说，但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他在运动中出事了。”他所说的运动显然是指刚告一段落的肃反运动。
“出事？”赵翔吓了一跳，一刹那间，他感到自己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
“运动一开始他就被隔离审查。”汪海涛似乎猜出了正袭过赵翔心里的惊愕，“不过，今天下午我远远地看到了他，他比过去瘦多了。我注意到他身后没人跟着，看样子是放出来了。只是不知道是什么结论，如何处理的。”
“放出来了？”不只是全身的肌肉，赵翔的脑子也一直紧绷着。他似乎不能理解汪海涛的话。
“你没有听懂我的话吗？我说的是：他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了，也可以说是被抓起来了。只是不是公安部门抓的，是学校抓的，不过，现在放出来了。”
“他，他，出了什么问题？”赵翔终于慢慢明白了。
“上面没做解释，刚听说这回事我就壮着胆子悄悄问过王主任——他虽然是个大学者，却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对学生特别好。他说施书记告诉他胡文端问题很严重，不过施书记也没说是什么问题。他很想知道，但是既然党组织没告诉他，他就不便问，也不能问。我相信那时他真是不知道，这类事，不是系主任能管的。其他人当然更不敢打听，怕惹上麻烦，后来才慢慢听说是校肃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把他从家里直接带走的。至于是什么原因，说法就多了，有人说他有重大历史问题，又有人说他是胡风分子，但都是猜想、传说。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在课堂上几次引用过胡风的话。”
“就因为他引用过胡风的话吗？那……”赵翔想，如果仅仅是这个原因，那就太可怕了。他知道这次肃反运动就是由清理“胡风反革命集团”发展出来的，他在报上看过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和批语，问题非常严重。但胡风的问题是这次才查出来的，过去大家只知道他是进步作家，谁又知道他是反革命？
“我说的是猜想、传说，我想不会这么简单。但后来我真听到一点消息：上面从他多次引用胡风的话查起，发现他以前还真和胡风有过联系，通过信。他还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几首诗。以前我不便告诉你，入学那天晚上，你还当着几个同学说你给他写过信。当时把我吓出了一身汗。如果上面知道了，你还能进大学？就是进了学校，也会马上叫你背上被盖卷滚蛋。滚蛋不说，一封材料还会立即寄给你家乡的公安部门……”
赵翔记得那天晚上在从蚕桑馆去新绿杨村路上的情景，又想了想自己那封信的内容，它跟什么“集团”“反革命”根本不沾边，他辩解说：
“我只是在信中请教几个有关现代文学的问题，我读了他那本书，很受启发，但一些问题还是没弄清楚，想……”
“老弟呀，你脑子怎么还不开窍！你知不知道这次运动是干什么的？”
“我的信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呀！和这次运动有什么关系？”赵翔还想继续辩解。
“算了，算了。老弟，到此为止！你千万不要再对别的同学说这件事，就等于从来没有写过那封信，除非你发了疯，想毁了自己。”汪海涛压低声音止住他，说话时还不住看周围有没有别的人。
直到这时，赵翔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差一点闯下大祸。他被自己先前的行为、吓坏了。他想，如果查出他的信，那封本来没有任何问题的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时刻，先把他和胡文端挂上，再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挂上，他说得清吗？如果那天晚上，听到他的话的同学把他说的向上面报告……天哪！这时他又想起，在那封信中，他还写过，说很敬佩胡文端老师和他当年的那些诗歌，那些话，是可以做各种解释的呀！如果胡文端没事，他那些话也就没事，如果胡文端是反革命，他那些话就变成了“很敬佩反革命”！他不寒而栗！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毕业班有个同学，读了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以后，给路翎写过一封信，这是他一年级时候的事。这次运动中，有人把这事向上面揭发了，结果把他审查了一个多月，他写了好多交代都没法过关，后来实在查不出什么大问题，才没继续追查，也没处分他，但他的毕业分配肯定受了影响。他分去了青海。我想，当然是猜想，揭发材料很可能会装进他的档案袋，从此以后……唉，要没这回事，他十之八九会留校的。那是个人才啊！很能思考，看的书又多。他发表过好几篇论文，学报上有篇他的论文，校外有人读了还以为是哪个教授写的。”
“为什么会有人揭发？”
“老弟，我真拿你没有办法！也难怪，你太年轻，经历的事太少。我再重复一遍，你要在学校里，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就要懂得什么是运动，什么是阶级斗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知道我们这一辈子要经过多少运动。你得多动脑筋，要学会保护自己。有的人，满脑子都是阶级斗争，你无心，别人可随时在注意‘风吹草动’；再说，人心叵测。别看都是年轻人，没有利害关系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一有利害关系，就对不起了……我在毕业班有个好朋友，他说他们年级许多同学都猜得出揭发者是谁。那人嫉妒他呀。”
“那……胡文端在课堂上引用胡风的话，也会有学生揭发吗？”
“这倒没听说。”
“那么，上面又是怎么知道的？”
“你这个笨蛋！他们不会审查学生记的笔记吗？”
“审查笔记？”赵翔十分惊愕，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以后听课要不要记笔记？如果记笔记，那是不是会给老师们留下无穷后患？
汪海涛愤愤地点点头。
赵翔听了汪海涛的这番谈话心惊肉跳，这是不谙世事的他过去无法想到的，真无异于数九寒天里有人把一桶冰水突然泼在他的头上。他越想越后怕。他甚至在脑子里把入学那天晚上同路的同学一个个分析了一通：他们中会不会有人很阴险，记下了他说的话，又在一个重要时刻将他捅了出来？不会吧？他脑子里浮现出的他们都有一张张真诚的面孔，再说，他们中谁又会记住他说他给胡文端写过信这个平平常常的事？他们未必那么有心眼。不过，他真的得感谢汪海涛的提醒，他甚至感谢他几次骂自己是“笨蛋”，要够朋友的人才会这么好心地骂他。
赵翔满怀心事回到宿舍，刚跨进寝室门就听到同学们都在谈论伍昌华，他听了一会儿才弄清楚：伍昌华刚才骑自行车撞伤了杨倩，送她到医院去了，还不知道她伤有多重。赵翔这才想起刚才和汪海涛看到林荫道上那群正在议论纷纷的人，原来是这么回事！
自行车是稀有之物，不要说学生，就是教师，有自行车的也很少，但学校附近的九眼桥和后校门外都有租车店，有的同学常带上学生证去租车。租金还算合理，一小时两角钱。伍昌华享受调干助学金，是同学中的殷实户，是租车店的老顾客。但他是进川大后才开始学的骑自行车，车技并不好，同学们常提醒他不要闯祸，他总是说“不会！不会”，这回真闯祸了，而且闯了大祸。
7
怎么受伤的偏偏是那个可怜的杨倩！
肃反运动告一段落后，师生们，校外的人，又像往常一样可以随便进出学校了。这之后不久，大家就发现有个举止反常的姑娘常出现在校园里，如果不见到她那对呆滞、木讷的眼睛，谁也会为她罕见的美貌惊叹：身材苗条，胸部的曲线波浪般优美，容貌清秀靓丽，一头黑玉般乌亮的秀发衬着白净的皮肤和整齐、雪白的牙齿。她总是默不作声地在图书馆、教学楼前四处张望。有时她还走进学生食堂，把呆滞的目光落在进进出出的同学身上，直到食堂内人影渐稀才悻悻然离去。有一次碰上下雨，她被淋得一身湿透，但她却浑然不知，仍然久久地站在食堂外的树下直盯着走出食堂的人群。她的身影，她的面容，她的期盼而又失望的神情以及她的无助，引起了很多同学的好奇、同情和怜惜。同学们急于知道她是谁，她有什么遭遇，四处向老同学们打听，这才得知这位姑娘原是离川大不远的一所小学的音乐教师，叫杨倩，因为长得秀美出众，又多才多艺，被同事们誉为“成都小教一枝花”。当初追她的人很多，其中最狂热的是川大理科的一个同学秦大明。秦大明是他们系的才子，高大，英俊，还是校篮球队的队长。许多女同学暗中恋着他，但他眼里就只有杨倩。他们真还好上了。有一段时间，每当黄昏，校园里总可以见到他们俩相亲相爱的身影。秦大明的父母亲都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而姑娘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中校军医，是历史反革命，被判了刑，在劳改中病死的。他们坚决反对两人相好。最初，父母的反对并没能影响秦大明，他就是要和她好，甚至当着父母的面说出气话：如果硬要他和杨倩分手，他就去峨眉山出家。但父母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绝不同意两人相爱。秦大明慢慢有些犹豫了。1954年夏天，秦大明毕业后分配到外地一个国防科研机构，他父母又通过他们的战友找到那个单位的主要领导，要他做秦大明的工作。单位主要领导亲自出面要他服从革命利益，“慎重考虑”他和杨倩的关系，还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如果他继续和杨倩好，就要把他调离这所科研机构。于是，他最后狠心甩了她。杨倩承受不了这残酷的打击而精神失常。她不相信她的男友会背弃她，她认为他还在学校里，在学校里等她，她几乎每天都到学校里来找他……
知道杨倩的遭遇以后，同学们都被她的不幸深深打动了，特别是心地善良的伍昌华。一个形象终日盘旋在他的心头：一个受到伤害的姑娘，日复一日地期待，日复一日地失望，又日复一日地在校园中继续寻找……他希望自己能给她一些帮助。有一次他见到她头发凌乱，胡乱套着的上衣纽扣完全错位，呆呆地站在图书馆前面打量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伍昌华从她面前走过时，她的目光停在他脸上，双唇抖动了一下，随即露出失望的神情。此后，伍昌华一想到她的神情，就在心里不住叹息。他说他以后一定要以这个姑娘的命运为题材写一部小说。最初同学们以为他是开玩笑，但很快就发现他真是那样想的。
杨倩的悲剧成了同学们常常议论的话题。有人认为秦大明太无情无义，太自私，是个不可饶恕的负心汉，建议伍昌华在未来的小说中让他受到道德的谴责，甚至最后从悬崖上跌下深谷，摔得粉身碎骨；有人还主张让他的父母也现出丑恶的原形。但伍昌华听了却总是摇头，他阴沉着脸，认真地说：
“那样写就未免太肤浅了。不要把秦大明想象成薄情寡义的放荡子弟，不会是那样的；他内心一定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后服从了组织的意见，换一个角度看他还是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好同志呢。他的父母既是为自己的儿子负责，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这样的故事每天都有，它们是从我们时代的大故事中掉落下来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在组织上看来，个体生命的价值，他们的感情、幸福，较之革命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像杨倩那样的姑娘的命运用不着那么在乎。悲剧性就在这里，这才是最值得发掘的。”
“如果这样写就‘险’了，有可能出版吗？即使出版了，还不会被当成大毒草？”蒋时雨说。
赵翔懂得蒋时雨的意思。他很同意伍昌华的看法，但伍昌华听了蒋时雨的话却沉默下来，他在自己的床沿上坐下，好像在想什么，好一阵都一言不发，面孔慢慢变得像成都冬天里灰蒙蒙的天空。
那天晚饭后发生的事是这样的：在宿舍旁的林荫道上，伍昌华骑着自行车从校外回来，正要往宿舍拐弯，见有两个小孩在路上跑着嬉戏，他忙着避开他们，却不小心撞上了另一个人。一看，不是别人，偏偏就是那个可怜的杨倩！伍昌华急坏了。
杨倩倒在地上，没哭泣，也没喊叫，只是仰着头呆呆地望着把她撞倒的伍昌华。她手臂上有两个伤口，还在淌血，她不断把血从手臂上擦到脸上，又从脸上擦到手上。伍昌华被这情景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个同学从旁边的篮球场上急跑过来。那人也是中文系55级的，在丙班，平时不大和同学们交往，入学几十天了，伍昌华甚至没机会和他说过话，只知道他叫魏峰。
“赶快去医院！”魏峰大声提醒伍昌华。
伍昌华立刻反应过来。他急忙和魏峰一起把姑娘扶上自行车，他在前面推车，魏峰则扶着杨倩，直奔离学校不远、在致民路上的工人医院。
直到晚上八点过伍昌华才回到寝室。大家争相打听杨倩伤势如何。
“伤倒是不重，但把她吓蒙了，也把我吓蒙了。伤口缝了几针，医生说问题不大，但我还是要他注射了一针破伤风抗毒素。”
“后来呢？”
“我们把她送回家——幸好，她还能说出她家在什么地方。”伍昌华重重叹了口气。
杨倩的家离川大不算远。离开医院以后，伍昌华魏峰一路打听，才找到他们住的那条小巷，这时天已经快黑了。还没走到她家，老远就见一家门口有个老妇站在路灯下，一见到他们，立刻大步小步地跑过来。她显然是杨倩的母亲，忙乱中，她也不问是怎么回事，抱着杨倩就哭了。幸好魏峰牢牢地扶着杨倩自行车才没倒下。
“不要急，自行车撞的，医生说伤不重。”伍昌华一边急着解释，一边把自行车推到紧闭着的门前。
杨妈妈用颤抖的手匆忙把自家的门打开，让自行车直接进入她家。伍昌华把稳车，等魏峰把杨倩轻轻扶下，他才掉过头对杨妈妈说他们是川大的学生，接着谈了杨倩被撞伤和到医院的经过。听了这些话，杨妈妈稍稍镇静了一些，这时她想起应该先给女儿洗脸，换衣服，安顿她休息。伍昌华直到这时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撞上她的。他当时根本没看到杨倩。他想：我是怎么搞的，会出这种事？撞上别人也好，怎么会把这个已经很可怜的姑娘撞伤了呢？真是罪过呀！
“你们也太不小心了，差点出大事！”她盯着魏峰，怒气未消。
伍昌华满面羞愧，他马上说是自己撞上她的，和旁边这位同学没有一点关系，他是来帮忙的。可能是见到这个年轻人如此歉疚、诚恳，杨妈妈没再责备他们。听说他们是川大学生，便估计他们已经知道她女儿的许多情况，就不回避。她一边流泪一边说：
“恋爱嘛，好不成分手就是，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她就是傻，就想不通！她太重情，要不也不会得这种病，把自己折磨得不像个人。别人都对我说，你女儿条件这么好，何必把那个姓秦的看得那么重？好端端一个姑娘，二十来岁就成了这个样子！这样下去咋个收场呢？以后我死了，哪个照料她呀？兄弟姊妹都莫得一个！”她走进另一间房子，拿出一张照片，“你们看，这是原来的她！我这个当妈的心不心痛？”
站在一边的魏峰一直没有说话，他接过照片，同情、怜惜，顿时涌上心头。他只能安慰杨妈妈说：
“她的病不重，你们家在什么地方就是她告诉我们的，她的病一定能治好。”
听了这话，杨妈妈反而号啕大哭起来。天啦！她才五十多岁！这么苍老，像六七十岁的人。伍昌华想：这个母亲受了多少折磨呀！
“照片上的杨倩确实很出众，人见人爱。”伍昌华对同学们说，“我从未见过那样明亮、聪慧的眼睛。离开她家的时候，我再三表示对不起，又请杨妈妈找出纸、笔，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说有什么事就找我。我答应过两天一定到她家去。我要留下十块钱请她给女儿买些营养品，但她硬是不收，把钱塞回我手里。唉，魏峰真是个热心人，陪着我折腾了这么久……”
从杨倩家出来，伍昌华要请魏峰吃面，魏峰连说“不用，不用”，说过就要走，但伍昌华硬是把他拉进了一家面馆。事实上，此时两人都饿极了，居然各吃了一碗抄手再加上两碗素椒杂酱面。
第三天上午一连四节课，下午，伍昌华专门去城里买了一桶平时难得一见的进口奶粉，又买了些水果，满心歉疚地到杨倩家去。越是走近她的家，他心里越是忐忑不安。不知她伤情怎样了？他敲门。他听到了缓慢的脚步声。他惴惴不安。门慢慢打开了。站在门后的居然是杨倩，她脸色不好，两眼发呆。
“杨倩！”
她好像认出了他，似乎向他点了点头。
“你好！”伍昌华还在打量她。
“你好。”她的声音很低。
这是伍昌华第二次听到她开口，第一次是两天前她被撞伤以后，她回答他们的询问，说她家住哪里。
看来她头脑还算清楚。
“伤口还痛吗？”
她看着伍昌华，没有反应。
伍昌华只得把话重复了一遍。
她这才回答说：“不痛。”
“真是对不起！”
她摇摇头，脸上还泛起一丝不易觉察到的笑容。她回过头看了一下屋子。伍昌华觉得自己懂得她的意思：请他进屋。他进了屋。
“你母亲没在家吗？”
“到学校去了。”她语速很慢，但发音还算清晰。
“到学校去了？什么学校？”赵翔在心里嘀咕。他不知道自己现在该怎么办，要不要等她母亲回来。
刚好这时候他听到了开门声。开门进来的正是杨妈妈。她手里提着的菜篮子里盛有好几种蔬菜。她惊诧地看到那个撞伤她女儿、把她送去医院又送回家的大学生，看到他和女儿在说什么，看到放在桌上的奶粉、水果，颇有些意外。她甚至有些感谢他。但在她的眉宇间仍露出些许警惕。“伍同学，你请坐。”她说。
“杨妈妈，我来看看杨倩，看她好些没有。杨倩说你到学校去了。”他很有礼貌地说，好像是在解释。
“我哪里去什么学校？我是去买点菜。”说这话时，杨妈妈皱着眉头。她用很低的声音对伍昌华说：“她脑子不大清醒。”
伍昌华心情很沉重，不知说什么好。他想：杨倩说的学校，是指川大还是她工作的小学？
“你先坐。”杨妈妈又一次对伍昌华说，她把菜篮子提进厨房。
伍昌华今天才来得及细细打量这间四川人称作“堂屋”的屋子：靠墙边是一张茶几，两张椅子，都是老式的，椅背上还嵌有贝、玉，但已油漆斑驳。屋子中间有一张四方桌和几张木凳，茶几对面的靠墙处一个半旧的竹书架上放着些书。在书架的一格上可以看到一张已经有些破旧的提琴盒。堂屋两侧各有一扇门通向另外两间屋子。是一个普通人家，不富裕但也不算很寒碜。他又仔细观察杨倩，额头上，手上还贴着纱布，但衣服整洁，情况比他想象的好。他悬着的心慢慢放下了。
“前天，我正要躲让两个在路上跑的小孩，不留神就撞倒了你。都怪我不小心，没看到你。很对不起。”伍昌华对杨倩说，他不知道她是否能听懂自己的话。
她好像有点羞涩，似乎对伍昌华的关心有些不好意思。“她听懂了。”伍昌华想。
8
伍昌华当文化教员的时候，部队驻在内蒙古，冬天的严寒，夏日的酷热，物质的匮乏，使部队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很少对同学们谈到边疆生活的这一面。他谈得最多的是大草原的壮美景色和蒙古族同胞热情豪放的生活，他还时不时动情地给大家吟唱蒙古民歌，他音色不错，又有真情实感，让从未远行的同学听得入迷。他喜欢写诗，诗作中有不少是歌颂内蒙古草原的，有一种诗歌中少见的粗犷之美。他还发表过一些有浓郁草原气息的爱情诗。伍昌华富有同情心，入学不久，同学们就发现他和每天在学生宿舍门前接衣服洗的马大娘成了熟人，马大娘常常到寝室门口叫喊：“伍昌华，把衣服拿来洗！”“伍昌华，你的铺盖包单[7]该洗了，今天天气好，快拿来！”大家都不解。后来才知道，伍昌华偶然听马大娘说到她丈夫早逝，一个人缝缝补补，给人洗衣服，挣点辛苦钱抚养两个孩子，对她颇为同情。他每个月有近三十块钱的调干助学金，就允诺每个月资助她三块钱。三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因为当时川大学生的伙食费每月也就是八块钱，伙食还满不错的。自从得到伍昌华的救助，马大娘就硬要免费给伍昌华洗衣服，她说，不这样她就心不安，晚上睡不着。
因为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汉语这些课程，伍昌华学得得心应手。许多中国古典文学名篇他都能整段整段地脱口而出，即使是新接触的古典文学作品，不用下多少工夫他也居然能背得滚瓜烂熟。这些很令同学们羡慕，但有一门课却使他伤透了脑筋，那就是俄语。
俄语学习是不少同学入校后的一大苦事。因为极难找到教俄语的教师，除了很个别的中学，绝大多数中学外语课开的都是英语。但20世纪50年代初，在许多人眼中英语是“帝国主义的语言”，英语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很是尴尬，他们只求教学内容不出问题，不想在教学上多下功夫；学生也不重视这门课。后来情况有些改善，因为人们得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说过语言没有阶级性。美国、英国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员也说英语嘛。但英语教学仍不大景气。这样，好些同学虽然学了六年，英语水平却还不如原来的许多初中生。至于调干同学，他们的情况就更不妙了。参军或参加工作前，他们虽然多少学过点英语，后来到了部队、机关，就丢了个一干二净。除了二十六个字母，有人脑子里只记得少数几个单词，如：“来是come去是go，开门就是open door。”这次高考，国家对调干学生有照顾，可免试外语，不然他们一个个休想考上大学。英语基础差也影响了现在的俄语学习。入学后，俄语课尽管是“零起点”，从字母教起，但进度快，几周下来，好多同学都在叫苦。一些调干同学就更犯难了。只要第二天有俄语课，他们中有的人就愁眉不展。说也奇怪，凡是俄语讲义上印的，他们记起来就千难万难，凡是俄语的发音，他们一个个的舌头就像打了麻药般不灵活，发出的音就不成体统。好些俄语教师原来都是学英语的，只是因为“革命需要”奉命匆匆转行，经短期培训后就教起了俄语，和这些老师不同，教他们俄语的鲁明焕老师是“科班出身”，早年毕业于北京的外交部俄文专修馆。瞿秋白就曾是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鲁明焕和他是先后同学，这样的身份还不叫人对他肃然起敬吗？更重要的是，上面天天都在宣传“一边倒”，强调向苏联学习，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更增加了他的自豪感。他看上去年纪很大了，但脾气却不小。鲁老师在课堂上的名言是“学不学好俄语是政治方向问题”，同学们听了面面相觑，无话可说。学校里有两个苏联专家，一个是校长顾问，一个是物理学家。同学们看到鲁老师常和他们一起散步，有说有笑，但他私下和同学们谈起这两位苏联专家时对他们的发音并不佩服，说他们“方音太重”，“发音不标准”。他对学生要求很严，常在课堂上不客气地批评一些学得不好的同学，使他们很是狼狈。
尽管伍昌华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记忆力惊人，但只要面对俄语，他神奇的记忆力立刻全部失效。比如，他在课后对俄语的变格记了又记，还常在纸上一再“默写”，但老师一抽问到他，本来记得的东西却像滴在沙漠上的水立时蒸发了。俄语发音也难住了他，特别是俄语中的弹音使他头痛已极，他接受有的同学的建议，经常在口里含上半口水，咕噜咕噜地训练小吞头，却全不见半点成效。他读俄语时还常夹着很重的方音，成为同学们经常取笑的对象。不过，取笑归取笑，支持归支持，同学们一直很关心他。郑小琳中学时学的就是俄语，这门课她觉得轻松而愉快，在全班一路领先。她要帮助他。俄语课排在上午一、二节，后两节又没课，于是每次课后，她都和伍昌华留在教室里，把课堂上他没弄明白的地方再给他讲；听他读课文，纠正他的发音，自己再一遍一遍地读给他听。有时晚饭后她还到男生宿舍来找他，和他在校园里一边散步一边练简单的对话。
有次，系秘书召开座谈会，听取同学们对教学的意见，郑小琳对俄语教学提了好些建议。她认为俄语课应该按同学的基础重新编班，一些学习困难的调干生最好打破小班界线集中编为一个班，教学进度应当适当放慢，周学时可以适当增加；老师要有耐心，要多鼓励，不能在课堂上训斥学生，伤害他们的自尊心。系秘书很重视，说系里一定马上研究，要尽快和俄语教研室商量。但重新编班的事，因涉及很多问题，不大好办。可能系里做了工作，此后鲁老师的态度明显地有了改变，他不再动不动就在课堂上发脾气批评学生，基础差的同学只要稍有进步，他就热情鼓励；他还请伍昌华等几个同学开过会，听他们的意见，和他们谈应如何学好俄语。
过了些时候，伍昌华明显地赶上来了，好几次，鲁老师还在课堂上表扬他。见到他的进步，郑小琳特别高兴。
有一回，和伍昌华练过口语之后，她问起杨倩。
“她近来好些了吗？”
伍昌华点点头。
“她太傻了，傻到用自己的感情、想象代替了现实，就不相信秦大明会为了自己的前途抛弃她。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落到现在这个样子，太不值了！”郑小琳说。
伍昌华沉默不语。比起郑小琳这些“小同学”，伍昌华可说是见多识广了。他知道感情和现实不是一回事，有时候，现实就是这样无情，简单地责怪谁没有意义。对秦大明，他既恨他，又原谅他。秦大明是按现实的原则行事，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叫他能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他似乎只能那样。伍昌华甚至相信，决定和杨倩分手，他也是很痛苦的。杨倩和他相反，明明是现实，她却看不到，不相信，这就造成了她的悲剧，堂吉诃德这样的人多着呢。这时他听到郑小琳在对他说：
“我们开第一次班会的时候，每个人都介绍了自己。从你自己的介绍中，我们知道你刚刚离开军营，知道你在内蒙古待了几年，那时我想，你的性格一定很粗犷，没想到你这个在内蒙古大风雪里闯荡过的军人会对这个弱女子有这份侠骨柔肠。我真的很感动。”
伍昌华对这样的称赞很不好意思。不过他很喜欢“侠骨柔肠”这四个字，虽然他觉得自己远远担当不起。
“你们不了解当兵的……杨倩实在令人怜惜。那天我们用自行车把她推回家，她母亲看到她受了伤，那号啕大哭的情景，幸亏你没看见，真是太悲惨了！那个时候，我恨不得为自己的过失狠狠揍自己一顿。”
“我们一直不知道能为她做点什么，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改变一下她的生活，不让她这样过下去？现在我知道了，能帮助她的，不只是医生，我们也可以。”
伍昌华一直皱紧眉头盯着前方的草坪，隔了一会儿，目光才转向郑小琳。
“不过，我这几次去她家，觉得她并不是想象的那样总是神智昏乱。如果有人关心她，她的情绪一定会不同。她也许会慢慢好起来。”
这些日子，伍昌华读了一些有关精神病学的书籍，他还专门去过在营门口的精神病院请教医生。他遇到一个老医生，伍昌华介绍自己是刚从部队转业的，刚考入川大。老医生听了对他很热情，说他的儿子就是从川大毕业的，现在北京工作。伍昌华谈了杨倩的情况，只是把她说成是自己的亲戚。老医生告诉他，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心理治疗也很重要。伍昌华把这些情况统统告诉了郑小琳。
“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到她家里去看她，愿意吗？你们姑娘们更容易接近。”
听了伍昌华谈的情况，郑小琳对自己面前这个“当兵的”更添了几分好感。她当然乐意帮助杨倩。
“当然可以。”她想，这个不幸的姑娘太需要人们的关爱了。她很愿意成为她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