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也是个伯乐
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奉天海城人，早年投身绿林，1902年被官府收编。武昌起义后，仍效忠清廷，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打击革命力量，后被袁世凯任命为第二十七师师长，由此跻身政界。袁世凯称帝后，张作霖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世凯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奉系首领。1926年被15省区推举为“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被推戴为“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成为中华民国国家元首。
张作霖从一个绿林好汉爬上国家元首的宝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迹。翻翻他的档案：三个月私塾的学历，学过木匠，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做过兽医，加入绿林前的最高职务是清军哨长，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最后被“逼上梁山”，当了土匪。从办八角台（现台安）“保险队”开始，逐渐发迹，后未受清政府的招安，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提携之下，仅十几年时间，就成为奉系军阀首领。
“乱世出英雄”，但何以这英雄就非张作霖莫属？综观其一生，作为没落阶级的代表，有其腐败、残暴的一面，但不可否认，思想敏锐、坚韧不拔、知人善任、纳谏如流，这一系列的政治家的素质，也是张作霖成功的重要因素。
重用知识分子
在《张作霖二三事》一书中，王化一这样描述他：“张作霖出身草莽，不识之尤尤，而能叱咤风云，统一东北，经略蒙疆，进而问鼎中原，自有其成功之道理。法国福煦元帅到沈阳见到他，说过：‘张作霖两只狐眼，机警过人。’”不可否认，张作霖心胸大度、不听谗言、知人善任、尊重人才这些用人之道，是他权谋天下成功的秘诀之一。
自古以来，无论是占据一方的绿林豪杰，成就霸业的诸侯大吏，还是君临天下的皇帝老子，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帮助，都需要谋士、师爷、顾问来筹划韬略，出谋划策。凡是成功者，身边总有一批远见卓识的战略家。而他们自己总是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纳谏如流。
汉高祖刘邦依靠张良、萧何、韩信取得天下；诸葛亮是谋略、智慧的化身，帮助刘备三分天下；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儒生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挫败群雄、取得天下；就是水泊梁山，还有一个智多星吴用做军师。
张作霖也深知这一点，因而非常注意重用知识人才，对王永江的起用就很典型。
王永江，字岷源，1872年生于奉天省金县，很有才干，曾为辽阳警务学堂教员兼监学，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赏识，署理奉天民政司使。
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兼省长后，深谙人才之重要。他对亲信说：“吾此位得自马上，然不可以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我弃，当不辞卑辞厚币以招之。”（金毓黻《张作霖别传》）
他早闻王永江声冠辽沈，就千方百计地笼络至自己麾下。《王永江别传》中还记述了张王见面的过程。袁金铠向张作霖推荐王永江：“永江天下才，幕下诸君无出其右者，将军宜释小嫌以就大业。”张作霖笑着说：“吾岂不愿用永江哉，特思永江不屑来就耳。”袁说他愿做说客，代表张作霖去向王永江表示诚意。
当时王永江正充任辽康税捐局长。王永江说：“张公门前戈戟森列，吾侪小吏至门，拒不得通，将奈何？”张作霖听到回话后说：“勿虑此，吾已预戒门者矣。”当王永江来会见张作霖时，门口早已有人迎接，进入中门，张已站在台阶下说：“公来何迟？”两人热情地握手，密语良久。
张作霖先于1916年11月15日任命王永江为全省医务处长，11月20日又任其为奉天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1917年5月，任命王永江为财政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委以整理东三省财政重任。1922年5月东三省“联省自治”后，又代理奉天省长。
王永江提出：“凡省内大小官吏，悉由己任命，不许雨公（张作霖字）作干预。”张作霖当面应允，要他大胆工作。为此，得罪了干哥们儿汤玉麟。汤处处给王永江难堪，张作霖愤怒地指责汤：“我用定这个姓王的啦，谁反对就辞职，谁不辞职入他奶奶！”汤玉麟负气出走广宁。
王永江也不负众望，帮助张作霖把奉天治理得井井有条。直到多年以后，一些老人还怀念当时奉天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情景。
张作霖发脾气时令人生畏，连患难与共的干弟兄也敢骂，但他对知识分子却十分敬重，从不施粗。
有人记载：“张作霖起自草莽，性本粗豪，颇闻军人入见，稍不当，竟辄遭辱骂，然能优客文吏，对王永江尤礼重。永江任省长日，帅府有事情请省长王永江至。坐稍久，作霖尚未自内宅出，王永江即起谓副官曰：‘我还有事。’掉臂竟去。作霖闻之向不以为怪。帅府人员有用为县知事、税捐局长者入谢时，作霖恒告诫曰：‘王岷源脾气不好，很难伺候，你要小心好好做。’”（黄曾元《张作霖统治东北时代奉天政治丛谈》）
尽管张作霖脾气暴烈，但对才华出众、刚烈不阿的王永江却尊敬如宾。其他的如杨宇霆、袁金铠，以至于“辽中名士”张子云等，凡是有才能的人都厚爱有加。
大肚能容不计前嫌
心胸大度，不计前嫌，唯才是用，也是张作霖用人之道。总参议杨宇霆绰号“小诸葛”，所有一切军政大计，都由他代张作霖主持和签署，张对他非常信任。但杨傲气十足，背着张与段祺瑞操纵的安福系首领徐树铮勾结，用奉饷招募新军，被张发现后免职。没多久，张作霖深感继任者不称意，又召回杨宇霆，任用如初。
汤玉麟因反对王永江负气走，被张作霖免去旅长职务，后来回到沈阳，仍被张作霖任用，由军署高等顾问、旅长、师长，升至热河都统。
郭松龄起事失败后，其军长刘伟、刘振东、范浦江任用如初。张作霖还下令将奉天省城搜得的官吏与郭松龄互通的书信全部烧掉，使许多与郭松龄有联系的人解除心中余悸，稳定了奉省及东北的大局。
张作霖在新民府时，私招不少军队。因军需不足，就向商会借用，欠债很多。在他离开新民之际，新民商会会长姜雨田在大街上拦住他的马，扯住缰绳向他索债，给他很大的难堪。后来张作霖当了奉天督军兼省长，通过王永江整顿奉票，维持金融秩序，将投机倒把的兴业银行经理杀了。这时，他将姜雨田由新民找到沈阳，叫他接任兴业银行经理，说：“你大胆地干，我给你做主，不要害怕，你把在新民大街上拉我马缰绳的勇气拿出来。”后来，他一直任用姜雨田作兴业银行经理。
张作霖年轻时代，常与人打架斗殴。家乡二道沟村李老恒曾将他告到广宁县衙，说他通匪，被捕去坐牢。张作霖当了督军以后，有一次回到了二道沟村，李老恒怕张作霖翻起旧账，深感自危，就带着老伴到张的行营请罪，张一笑置之，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恨，你虽然告过我，但并未把我怎样，反而使我奋发向上，才有今天。”于是，给李老恒200元钱，并说：“你老两口不要害怕，好好回家过日子吧！”
不分派系不讲门第
张作霖招揽人才不计门第、不分畛域，只要是人才，唯才是用。他对在直奉战争中俘获的直系师长胡毓坤说：“你既是师长，现在就先给我当师长吧！你们都是有正式出身的，前途无量！以后可要好好干，可不要再三心二意地乱跟人家跑。我他妈做家长的，还能亏待你们吗？”
当时在北洋军阀中，一般都讲门第，喜欢用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张作霖却不同，专门任用学生出身的人来带兵。他任用的师长、旅长，多半是学生兵。尤其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总结经验，认识到“乌合不教之兵，不堪作战，而无学识之将校，尤不足任指挥。”在奉军中的留学生，不分省籍，不分派系，都得到重用。
同时还扩大讲武堂，创办东北大学，明文规定“全军的师旅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副，全数改由军校出身的人充任。”正是他重用知识分子治军，使奉军素质超过其他军阀部队。这也是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
不听谗言不徇私情
有一次，吴俊升来给张作霖拜年，磕过头后，对张作霖的儿女说：“过年了，给你们每人1000元压岁钱。”张作霖在一旁生气地说：“扯他妈拉巴子这个干什么？有这个精神头，把黑龙江的事情好好办办，就比什么都强！”吴俊升是黑龙江督军，张作霖的干哥们儿，听后很不好意思地说：“大帅别生气，我一定照大帅说的办。”说完乖乖退了出去。
常荫槐原为张作霖的军警执法处长，后兼任京奉铁路局局长。有一次，张作霖五夫人寿夫人的一个厨师，乘火车时坐头等包厢而未买车票。常荫槐发现后，命令执法队推其下车。该厨师依仗权势不听，常荫槐命令执法队将其拉到站台上揍了一顿。
厨师回府后向寿夫人哭诉，寿夫人报告了张作霖，说常荫槐目中无人。张作霖却高兴地说：“乃有这等事？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乎？这小子，真有种，我正需要这种铁面无私的角色呢！”此后常荫槐屡屡升迁。1926年10月，张作霖委任常荫槐为京汉、津浦、京奉、京绥四铁路运输总司令，第二年又升任交通部代部长。
三夫人戴氏有一个胞弟，曾在帅府充当卫队武士。有一天晚上，他上街游荡，竟以随身短枪射击街上路灯为戏，打坏了许多路灯。电灯厂报告张作霖后，张大怒，立即命令卫队长将这个妻弟枪毙。
卫队长认为是张作霖的亲戚，就暂时关押起来，想待张作霖消气之后再请求从宽发落。张知道后极为震怒，对卫队长说：“你不服从命令，实在可恨，如果你不立即枪毙他，就把你枪毙了。”卫队长只好执行命令。
事后，张作霖对三夫人说：“我杀你弟弟，真是万不得已，我不能私亲戚以负父老。我身为首长，纵容亲戚犯法，又有何脸面去治天下呢？”
张作霖家事
张作霖由一个草莽枭雄成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登上中华民国国家元首的宝座。老百姓对张作霖的了解，多数限于其作为“东北王”称霸东北、问鼎中原，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等，对其家事却很少知道。翻开档案史料就会发现，张作霖不仅打天下有其独到的雄才大略，即使是治家，也有不同常人之处。
张作霖祖上其实姓李
张作霖的祖上并不姓张，而是姓李，是李家男孩过继给张家后改为张姓的。
对于这一点，张学良在回答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唐德刚采访追溯张家渊源时，说得非常明确：“我们家本来姓李，不姓张。我们是大城人，原籍河北省大城县。”后来怎么姓张了呢？张学良解释说：“是张家姑娘嫁到了李家，可是姓张的家里没有男孩子了，怎么办呢，就把我们李姓的男孩子抱了一个给张家，就这样姓了张。”“我们祖辈是挑着担子由河北闯关东的。”
“后来，我把我们李姓的祖宗都找到了。我曾跟我父亲说，现在我们李家已经没有人了，你干脆把我再过继过去吧，我父亲听后还连连说‘好’，可实际上也没有再去做。”
据张氏族谱记载，张始祖继业于明永乐五年（1407）由山西洪洞县迁到河北大城县堤北村，五世祖禄宗迁冯庄，十三世祖天达、永贵闯关东，落户海城，传两辈到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张有财有三子二女：前妻邵氏所生的一个女儿；继妻王氏由李家带来一个男孩，名张作泰；同王氏所生的两子一女，即二子张作孚，老三也是最小的儿子就是张作霖，张作霖身下还有一个女儿。
张作霖小时候家境贫寒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奉天省海城县城西的北小洼村，小名叫张老疙瘩。后来发迹，人们尊称为“老将”、“大帅”、“雨帅”。
张作霖小时候，家里很贫困。13岁时还上不起学，经常在一家私塾馆窗外偷听杨景镇先生给学生讲书，有一次被杨发现叫进屋里，张进屋后说：“我叫张霖（后加作字），我想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就常在这里偷听。”杨觉得这个孩子很有求知欲望，就说：“我不收你学费，还给你纸笔，你明天上学来好了。”就这样，在杨先生的关照下，张作霖开始读书。
张学良回忆父亲时说：“我父亲小时候很聪明。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们有一个姓姜的同乡，我们都管他叫姜爷爷，是他讲给我听的。这姜爷爷跟我父亲的老师认识，他们常一起待在书房里。他告诉我说，你爸爸小时候念书时，有一天他的先生指着‘祸福由之’这个词，教你父亲念‘祸’。在教第二个字的时候，你父亲不认识这个字，我就在旁插了一句，启示他说，就是‘祸’的反面，你爸爸接着就念‘福’。我当时很惊奇：你爸爸那时才是个小孩子，但脑子反应却这么快。”
由于家庭贫困，张作霖仅念了三个月的私塾就辍学了。尤其是父亲死后，家境更为艰难，母亲便带着他投奔到黑山县的外祖父家，靠给人浆洗维持生活。
有一天，母亲对小作霖说：“我们生活这么艰难，欠邻居的钱也还不上，怎么办？”小作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第二天，他故意把邻居的肥猪赶入水池中，猪受惊狂叫，他也大喊大嚷：“猪落水了！”村里人闻声赶来，当众人束手无策时，小张老疙瘩立即跳下水池把猪拖上来。邻居见猪得救，对他大加夸奖，并对他母亲说：“多亏作霖救了猪，我们免受了损失，你们欠的钱就不要还了，就算对你们的谢意。”
小事一桩，可反映了张作霖儿时的聪明和机智。
母亲为生活所迫，不久便带着孩子改嫁村中的张兽医。从此，小张老疙瘩对马产生了兴趣，很快便跟继父学会了相马和治马的本领。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招对他后来的发迹还发挥了作用。
大太太赵氏是张作霖起家的贤内助
元配夫人赵氏，是黑山县赵家庙赵占元的二女儿，夫妻同岁，是张作霖的木匠师傅高老惠做的媒，21岁结婚。赵氏性情刚烈，通情达理，能说会道，善解人意，在张作霖起家时期，一直跟随在张的左右，照料张的生活，为张排忧解难。
张作霖脾气不好，常和部下发火，与把兄弟也常发生龃龉，有时弄得很僵。每当这时，都是赵氏出来打圆场调解，给挨了骂的部下和把兄弟顺气：“他那个熊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好兄弟，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三天不理他就好了。”与张作霖最好的把兄弟张作相评价赵氏说：“大帅能成就大业，多亏我那老嫂子。”几次与张作霖闹崩的把兄弟汤玉麟也说：“老嫂子多么贤惠，雨亭兄多少大事，都多亏了她啊！”
赵氏1896年为张作霖生下第一个孩子，可没有多久就夭折了。1898年又生一女，名冠英，又名首芳，成年后嫁给鲍贵卿次子育才为妻。1901年生子张学良，1904年生子张学铭。
张作霖进入官场以后，把她安置在新民县杏仁店胡同的旧居。1911年冬天，赵氏带着孩子到奉天城来看张作霖，因为学铭夜间啼哭，被张作霖打了一顿，就与张作霖吵了起来，第二天就回新民了，再也没到奉天。赵氏于1912年4月在新民病故，时年38岁。
张作霖共娶六房妻妾
张作霖有六房妻妾。
二夫人卢氏，北镇县人，名寿萱。1900年张作霖在北镇县中安堡任保险队头目时，发现村中私塾先生卢某之女漂亮，就找卢姑娘的舅舅，假意为保险队另一头目程某提亲。女舅本不同意，就找借口说：“程是外乡人，不知底细，若像你这样的人才能嫁。”女舅原想张已有妻室，只是找一推词，没想到正中张作霖下怀，于是转为自己求婚。女舅说：“你已有妻，我的甥女岂能给人做二房？”张答应家设两处，两头为大，不是二房，保证不给气受。卢家原想将女儿送往县城逃避纠缠，但当地胡匪遍地，离县城40余里，途中恐为胡匪抢去，衡量利弊，还是张好一些，于是决定嫁给张作霖。
赵氏思想也比较开通，见张决意续娶卢氏，索性出面代为料理一切。就这样，1900年秋，张作霖娶了卢氏为第二房太太。卢氏识文断字，性情温和，待人宽厚，赵氏死后扶正为大太太，张作霖很喜欢她，一直伴随在张的左右。东北沦陷后，一直住在天津，1974年5月卒。卢夫人生有二女：1907年生怀英，1911年生怀卿。
三夫人戴氏（亦有陶氏、王氏的说法），原为北镇县捕盗班头的儿媳，非常漂亮，为张作霖所垂涎，便托义父杜泮林设计说亲，并许以重金作为彩礼。班头慑于张作霖势力，只好答应。就这样将戴氏娶为己有。先在外面居住了四个月，1906年与四太太许氏同日进门。戴氏进门后与张作霖不很和谐，并因此郁郁寡欢，且性情暴躁，经常殴打使女，张作霖把她赶出家门。戴氏离开张作霖后，厌世心切，进入佛门削发为尼。戴氏一生无子女。
四夫人许氏，名澍旸，河北宛平人。幼时随母逃荒流落到新民，以给人缝补浆洗为生。张作霖在新民驻防时，一日，许姑娘正在井台打水，张见其长得俊秀，便托人介绍，遭拒绝后，张作霖利用权势强娶为四太太，1906年与三太太戴氏同日入门。许氏性情刚烈，遇事有主见。1909年生女怀，1911年生子学曾，1913年生女怀曦，1916年生子学思。九一八事变后迁居天津，后移居美国。解放以后，许夫人只身回国，1976年病逝于北京，葬于八宝山。
五夫人寿氏，名懿，也有人称张寿懿。满族旗人，世居沈阳，是黑龙江将军寿山一个王姓外室所生，故又名王雅君。寿夫人读过书，聪颖有见识，比较精明能干，也能说会道，最为张作霖宠幸，长期伴张左右。寿氏生有四子：1920年生学森，1922年生学俊，1924年生学英，1925年生学铨。九一八事变后移居天津，解放前夕去了台湾，1966年病故。
六夫人马氏，名马月清，也有人称其为马岳卿、岳姑娘。马氏出身贫苦，从小被卖到天津南市广兴里天宝班学艺。1923年18岁时被张作霖相中，经五太太寿夫人同意，从天津接到奉天，先以五夫人贴身丫鬟名义居住帅府，以消除议论。不久，由寿夫人张罗，圆房为妾。1924年生女怀敏。皇姑屯炸车案发生时，她与张作霖同车回沈，但仅脚趾受伤。张作霖死时她年仅二十二三岁，始终追随寿夫人，1948年同去台湾，1975年病逝。
张作霖家居奉天城大帅府，对于各房太太都以排行称之，即大、二、三、四、五、六太太，自张作霖入主中南海，当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后，由寿夫人倡言，统以娘家姓氏加夫人称呼，即卢夫人、许夫人、寿夫人、马夫人。
不听妻妾枕边风
张作霖有一条家规，就是不准妻妾干政，不许他们包庇亲友。如果发生干政谋私的事情，张作霖是不给她们面子的。
1910年，张作霖追击蒙古叛匪胜利后，曾派所部巡防营文案总理陶历卿先回巡防营驻所洮南料理一切。其时张作霖的三太太戴氏随侍在营。
戴氏年轻貌美，但性情骄横，因对沙漠食宿不称心，便找陶前来当面训斥。可她刚一发火，陶也火了，当即把一碗茶向戴氏泼去。戴氏本想摆摆威风，结果陶历卿反给她以难堪，戴氏咽不下这口恶气，待张作霖回营后，就向张连哭带喊地闹，要张作霖为她出气，张不答应便寻死觅活。
陶历卿见此情景，即主动见张作霖，表示自己的脾气不好，不便在这里再干下去。张作霖不但毫无责备之意，反而安慰陶说：“你把我张作霖当成什么人了？她年轻，不懂事，闹就闹吧！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事情要紧。”对陶重用如初，陶也十分感动，对张更加忠心不二了。
对子女要求严格
张作霖自己生活俭朴，对子女家教很严，他本人读书不多，却很懂得读书的重要，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
张作霖共有八子六女。八子是：长子学良、次子学铭、三子学曾、四子学思、五子学森、六子学俊、七子学英、八子学铨。六女是：长女冠英（首芳）、次女怀英、三女怀、四女怀卿、五女怀曦、六女怀敏。当长女冠英和长子学良七八岁到了读书年龄时，张作霖正在新民任巡防五营统领，就请台安县举人崔骏声设塾开蒙。当了二十七师师长和奉天督军进入奉天城后，又在家中设私塾馆，先后请名儒杨景镇、白永贞、宋文林、张梦生、金梁等人做塾师，讲授四书五经。张冠英、张学良、张学铭、张学成（张作孚之子，张作霖侄）及赵德兴（赵夫人侄）等同时就读。其他子女到了入学年龄，都入塾学习。1916年，又请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为张学良教授英文。
张作霖要求子女是很严格的。在帅府里，孩子们可以上学读书，可以在府内庭院里玩耍，但不许他们出入茶楼、酒馆、戏院，更不许任何人在外面仗势欺人，惹是生非。次女怀英回忆说：“我父亲思想封建保守，在家里有很多禁令。特别是对女儿们管教更严，他要求我们文静，不许出大门，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发。”张学铭回忆：他小时候，父亲和他们兄弟几个人在一张桌上吃饭，平时经常吃高粱米和咸菜，逢年过节才能吃酸菜白肉等好饭菜。有一次吃高粱米，张学良不爱吃，父亲挥手就打了他一筷头子。
张作霖小时候吃过许多苦，发迹以后，虽然有权有势了，但平时生活还是很俭朴的，尤其是在吃穿方面，仍是平平常常，不怎么讲究，经常吃高粱米，抽旱烟袋，穿一般衣料的长袍马褂。孙科回忆同张作霖共进早餐时说，张作霖“吃的是小米粥，生活非常俭朴”。张作霖的言行，也为子女们树立了榜样。
儿女婚事多为政治交易联姻
张作霖子女婚事大多是由他一手包办的，且多为政治交易的牺牲品，虽然也有感情融洽的，但多数子女婚姻成为悲剧。
1908年初，张作霖率部到郑家屯一带追剿蒙古叛匪，指挥部设在梨树县商会会长于文斗的粮栈中，军饷接济不上时，就靠于文斗筹措，于的商号也靠张作霖维护。在来往中两人相处甚得，成为朋友。一天，于请算命先生为子女算命，为张作霖赶上，得知于凤至属于“凤命”，认为“将门虎子”配“凤命千金”是天造良缘，便托人为长子张学良提亲。
“就这样，我们两家订了亲。我太太比我大三岁，那时我根本不知她长得什么样儿。由于算是包办婚姻，我跟我的原配太太不是那么太合得来。”张学良这样回忆他和于凤至的婚姻。
其实那时张学良才六七岁，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于凤至比张学良大三岁，张学良一直以大姐称呼。二人1916年4月结婚，婚后相敬如宾，感情日益融洽，张作霖对这个大儿媳也是宠爱有加。
1922年1月，张学思年仅6岁，张作霖为了与直系军阀搞联盟，就为学思与直系首领曹锟（曾任中华民国总统）的一个7岁女儿订婚，搞政治联姻。后来奉直闹崩，才解除这桩娃娃婚约。
长女冠英，许配给鲍贵卿（曾任黑龙江、吉林督军）次子鲍育才为妻。九一八事变后居天津，后迁西安，全国解放前居北京。
张作霖率部驻防洮南追剿蒙古叛匪时，为巴结蒙古达尔罕王，把年仅两岁的次女怀英许配给王爷之子为妻。男方是先天性智障，生活都不能自理。这桩婚姻给二女儿造成极大的痛苦，以致无法正常生活，婚后不久，就回娘家居住，直到张作霖被炸身亡后，才得以离婚，后嫁陈友涛，寓居上海。
三女怀，由张作霖包办许配给赵尔巽（曾两度任东三省总督）之子赵天赐。张作霖开始发迹时，在很大程度上仰仗赵尔巽的提携，算是张作霖的恩人。张以子女婚配，结为亲家，作为报答。夫妻婚后感情还算融洽。在六个女儿中，这对婚姻是唯一幸福的婚姻。二人七七事变后迁居美国。
四女怀卿，由张作霖包办嫁给张勋（民国初年搞过复辟的安徽督军）之子张梦潮。张梦潮患有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婚后给怀卿带来极大的痛苦。九一八事变后离婚。
五女怀曦，由张作霖包办许配给靳云鹏（曾任北洋政府总理）之子，双方既不了解，亦无感情。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后，解除婚约。七七事变后，随母赴美侨居。
六女怀敏，毕业于辅仁大学，与翟文选（曾任辽宁省省长）之孙翟元坤结婚，1948年随母去台湾。
封建迷信思想严重
张作霖出身草莽，性情粗豪，“妈拉个巴子”挂在嘴边，处事机敏，却又很迷信。
张作霖为长子张学良包办的婚姻，就是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说于凤至是“凤命”。张学良到老年了还回忆这件事，说其父当时就认为：“凤命，乃吉人之命。凤至，凤至，直到皇后为止。那么和她结合的人一定就是皇帝了。”并在张学良十六七岁时就为他订下这门亲事。
在大太太赵氏生二子学铭时，看门人老薛午睡做梦，见一个小喇嘛直入院内，薛被惊醒，就向里追，恰好与张作霖相遇。张问薛：“跑什么？”薛说：“有一个小喇嘛进院里去了。”张骂薛：“胡说，你做梦吧！”此时赵氏正好生下学铭。张骂：“这小子找我算账来了。”原来，张作霖在保险队时曾枪杀过一个小喇嘛。因此，不甚喜欢学铭。
1912年4月，赵氏病故于新民。张请阴阳先生杨某查看风水。杨认为位于锦县东北的驿马坊风水好，张看后也很满意。在挖掘地基时，掘出一块青石板，杨说：“这块青石板不寻常，是个上上吉兆。”张听后大喜，遂将赵氏葬于此。因为此地风水好，1913年，母亲王太夫人病逝之后，也葬在这里，并立为主坟。
按照东北的风俗，应将父母亲的灵榇一起合葬，但张作霖却只将母亲葬于此地，给父亲只设“虚主”（假坟）。原来，张作霖的父亲被仇人打死以后，葬在乱坟岗中，一场洪水将棺木冲出，漂流到叶家铺河边的高粱地里，张家无力再选其他坟茔地，就地埋在了那里。张作霖发迹之后，官运亨通，认为与其父坟地风水有重要关系，后来在驿马坊建造张氏陵园时，只给他父亲设假坟，不迁其父之墓。其迷信程度可见一斑。
沈阳有一个算命先生，叫包秀峰，又称包瞎子，据说算卦非常灵验，张作霖对他也是深信不疑。每次有大的军事行动、重大决策，都请包瞎子算一卦，遇有疑难问题或怀疑之事，也请包瞎子问卦后决策。后来干脆将其请到帅府，专门为张家人算卦，每月给薪200元，人称“包顾问”。
张作霖迟到九年的安葬
1937年6月3日，是个满天阴云的日子。上午10时，在奉天珠林寺通往奉山铁路奉天总站的马路上，长长的送葬队伍簇拥着一辆灵车，缓缓地向车站行进，路两旁站满了人群，目送灵车驶去。灵车上载的就是一代枭雄张作霖，准备由火车运往锦县驿马坊安葬，再过一天，就是张作霖九周年忌日。
在日本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被炸成重伤，死于非命。从1928年6月4日被炸身亡到1937年6月3日入土驿马坊，经历了9年的时间。9年时间里，张作霖遗体安葬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为什么张作霖死后九年才安葬呢？话还得从头说起。
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
绿林好汉张作霖，1902年被清朝地方政府招抚，任清军游击马队管带，其官衔充其量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营长。可善于钻营的他，16年以后的1918年就当上了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其后不断干预北洋政权，两次发动奉直战争，逐鹿中原，问鼎中央政权，直至1927年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入主北京，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25年时间，张作霖从辽西一村办“保险队”小头目发轫崛起，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可见其能量之大，也印证了中国一名古话：“乱世出英雄。”可就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枭雄，最后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的牺牲品。在日本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成重伤，死于非命。
在北伐军强大的军事进攻下，只做了一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不得不放弃“皇位”，恋恋不舍地退出北京，乘专车于1928年6月3日启程返回奉天。随行回奉的除大元帅府官员、卫队外，还有张作霖的六夫人马月清和三公子学曾及日本顾问仪我诚也等。专车共22节，张作霖的包车在中间，是慈禧太后所坐的花车。6月4日凌晨5时23分，当专车行至奉天城西北三公里的皇姑屯奉山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桥时，被日本关东军事先安置好的炸药炸翻，张作霖乘坐的包厢被炸得粉碎，从奉天专程赶到山海关迎接张作霖的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当即气绝毙命，张作霖被炸得血肉模糊，昏倒在血泊中，被抬到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汽车上，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在车中，运回大帅府。当把张作霖从车上抬下来的时候，张虽然身负重伤，但思维清醒，还能讲话，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遂立即召集重要人员口授遗嘱：“此系日本人阴谋无疑，我的生命已难救。惟宜严守秘密，不使外人得知，一面力持镇静，维持秩序。召小六子回奉主持政事。希望诸人辅助小六子，亦犹辅助我一样。”说完不久就死了。时间是6月4日上午9时30分，终年五十四岁。
为稳局势封锁死亡消息
张作霖死后，按照他的遗嘱，奉天当局对外严密封锁死亡消息，一方面加速奉军北撤，一方面密不发丧，极力维持奉天社会秩序。
6月6日，奉天省长公署发表通电：“主座由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道，桥梁发生爆炸，伤数人，主座亦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除通电外，每日厨房照常开张作霖的饭，杜医官天天来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和处方，费这么大的事，制造假象，都是为了瞒过日本人的窥视。
就连给张学良发去的密电中，虽然让张学良马上回奉天，但也没有透露大帅身亡的事：“大元帅受伤较重，但不要紧。”
当时，张学良任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正在邯郸以北的临名关车站指挥与晋军商震部作战，军团部设在保定。因商震部正在向保定推进，形势十分紧急。张学良虽得到噩耗，但也没能马上启程回奉天奔丧。
张学良为父治丧
直到6月15日，张学良指挥三、四方面军撤退到滦县，将军团长的指挥权交给杨宇霆，才由滦县出发回奉天为父奔丧。为防止日本人暗算，行前将头发剃光，身着士兵服装，由卫队营长崔成义护送，乘货车赶往奉天。一路上躲过日军多次盘查，于6月18日晚10时抵奉天西边门车站，下车后直抵帅府。
为了稳定东北局势，6月17日，由奉天省长刘尚清以张作霖名义发出“铣”电：“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著派张学良代理。”6月18日奉天各法团召开会议，公推张学良为奉天督办。6月19日，张学良在军署正式就职。6月20日，张学良发表《致奉天各县父老宣言》，并通电全国：“自今以后，谨当遵大元帅佳日息争通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抱息事宁人之旨，以期贯彻初衷，自非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事。”张学良将各方面事情安排妥当之后，开始办理丧事。
6月21日，以张学良、学铭、学曾、学思、学森、学俊、学英、学铨、首芳、怀英、怀、怀卿、怀曦、怀敏14个子女的名义发表讣告，正式宣布张作霖于当日子时寿终。其实，这距张作霖去世的日子已过了18天。
同一天，奉天省政务厅也向外界宣布大元帅薨逝的消息，同时组成帅府丧礼筹办处，开始隆重的治丧活动。
遗体暂时安放张氏家庙
张作霖作为东北最高统治者，死讯传开，可以说举国震惊。整个葬仪由丧礼筹办处主持。帅府内，从辕门起就用白布黑纱缠裹，站岗士兵全副武装，左臂戴黑纱。正门横额用黑布书写四个白字：“中外同哀”。帅府院内搭灵棚，共三层，最高层缀有“星沉”二字，中间一层上书“英风宛在”，下层书有“精引四方”。帅府厅内设有灵堂，内放张作霖灵柩。张作霖的寿衣和棺椁都是临时准备的，寿衣是北京永增寿衣社原为张作霖祭庙时所做的黑色金线绣龙的袍褂，帽子是与衣服配套的前齐后圆帽。棺木是帅府早年积存阴沉木料所做，也叫“万年蒿”。时值6月，天气闷热，为了防止尸体腐烂，用布匹沾桐油缠裹棺木，外面用冰镇之。灵堂正中迎面挂着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的巨幅照片，灵柩两侧摆放着花圈，四周墙上挂满了挽联、挽幛。
奉天省政务厅议定丧礼五项：下半旗七日，出殡时下半旗一日；停止娱乐七日，停戏三日；出殡时停戏一日，学校辍课一日；文官左臂缠黑纱七日，武官兵士左臂及刀柄缠黑纱七日，出殡时缠黑纱一日；下属外县及外省各官属于奉电后择公共处所由官长率领僚属团体设案望祭一次。
张作霖的丧事是按东北地方习俗办理的，6月23日是第一个祭日，叫“接三”，也叫送三、送行。这天晡时（下午3时），鼓乐齐鸣，众僧诵经，孝子全眷捧帚引魂，谒附近神祠，戚友步从，各机关科长以上人员身着白孝袍，配青马褂，头戴没有红结的青便帽，紧随其后。在此期间，东北各地均设公祭处，各机关、团体、军队、工商、院校的官员、士绅、军人、商人、学生都举行大规模的祭奠活动。接下来是“头七”、“三七”、“五七”、“七七”，眷属和各界都举行了祭奠活动。
按照东北的习俗，“七七”过后应立即安葬，但因张作霖死得突然，墓址未选，更谈不上营造陵墓。因此，只好将其灵柩先移至张氏家庙，实际上是张作霖生前建的关帝庙，张学良请人塑了一尊张作霖着军装的泥像，同时供奉在这里，并派官差邢守庆带人看守。
从8月4日开始，进行公开的吊唁活动。意大利驻奉总领事裴来乐、日本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日本特命全权大使林权助、关东厅长官代理藤冈警务局长、朝鲜总督代理主田内务局长、关东军司令官村冈等一大批外国政要参加吊唁。
在抚顺营建元帅林半途而废
安顿好灵柩之后，选择墓地成为当务之急。此间，许多人献计献策，包括风水先生和亲友旧部。时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的彭贤，为感谢张作霖的“知遇之宏施”，也“拟以万泉河之私地，特筑大元帅之财幽宫，繁植松楸，用光桑樟。”因各种原因，均未被采纳。
1928年10月3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张作霖五夫人寿氏及其下属张景惠等一行多人，亲自考察，选中了抚顺以东离市区60华里的高丽营子村南一块向阳山冈。此地留有1300多年前唐太宗东征时的遗址，山冈依山傍水，风景十分秀丽，山上苍松翠柏，前面是浑河，河对岸与之隔水相望的是雄伟的铁背山，当年努尔哈赤曾在此处修建界凡城。按风水先生的说法：前照铁背山，后坐金龙湾，东有凤凰泊，西是金沙滩；又有铁路直通，实为风水宝地。
当年秋天，张学良就以三畲堂名义，从农户手中将土地买过来，作为张作霖修建陵墓用地。这些山地土质并不好，张学良为了体恤民情，均以耕地的从优价格购买，整个买卖经手人均为彭贤。墓地选妥后，立即派人勘测，进行总体设计，定名为元帅林。
派谁去建元帅林？张学良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选定了忠于张家两代的老部下彭贤。彭贤字香亭，也叫相亭，1887年出生，奉天省新民县人，从小读过私塾，因家境贫困到一家粮栈当学徒，其父与张作霖素有交情，因此处处得到张的照顾和提携，逐步升迁，1925年已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兼边业银行总裁。张学良也十分信任彭贤，凭着与张家两代的情分，彭贤也欣然受命。
1929年初，彭贤在奉天城大东门里自家住宅成立了大元帅葬仪筹备处，彭自任筹备处总办，郑友顺为处长，石楫五为经理，刻木质图章一枚，于本年4月1日开始启用，并即行制定陵墓建造大纲，进行总体设计，随即开始动工。
元帅林建筑耗资1400万元（大洋），主体工程于1931年完成。整个陵园坐北朝南，占地810多亩，由方城、圆城、墓室三部分组成，颇具帝王陵寝气魄。
陵寝基本完工后，奉安期定于1931年11月24日（农历十月十五日），送葬路线、途中祭奠等均已安排就绪。正在进行收尾工程中，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了奉天和抚顺。9月19日，石楫五急速派人直到奉天请示，即停止营建。原预计在老龙头立的三角石碑，碑文已拟好，尚未刻上，已成无字碑，散落的各种建筑石料尚未清理。这时的张氏帅府也被关东军占领，成了管区司令部。一直安放在帅府关帝庙的张作霖灵柩被移到小东边门外的珠林寺。
此后张学良的亲信、部下通过各种关系，一直在争取张作霖遗体的安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却以此要挟张学良，如果张学良妥协，日本将代为安葬于元帅林，遭到张学良的严词拒绝。就这样，张作霖灵柩不得入土，一放就是六年。
九年后安葬锦县驿马坊
这期间，尽管人们纷纷逃离东北沦陷区，彭贤却一再拒绝家人的催促，没有离开沈阳，时时牢记张学良的重托，看守着张作霖的灵柩。为了安葬张作霖，彭贤到处奔走，最后找到了张作霖的把兄弟、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
因日本当局不同意将张作霖安葬在元帅林，张景惠提议葬在张作霖的故里海城。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认为，海城是张作霖的发迹之地，葬在那里的影响不逊于元帅林，此时海城各界正上书请求这件事，更促使植田断然否决。
不久，张景惠又提出葬在锦县驿马坊，这是张氏家族的早期墓地，张学良的生母赵氏就葬在这里。张作霖发现这里风水好，又将他的生母王太夫人移葬到此，立为主坟。张作霖升任督军兼省长后，对墓地进行过修葺和扩建。在坟地四周建了花墙，墓门前立了牌坊和石柱，石柱上饰有石狮，墓前立有石碑。墓地外面盖些房子，供看坟人居住。
植田为了尽力消除张作霖的影响，又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勉强同意将张作霖葬在这里，但提出条件，必须以“协和会”名义组织安葬仪式。为了使沦落在外长达九年的张作霖遗体早日入土，张作霖家属和旧部只好同意。这样，按照日本当局的意图，由“协和会”组织了张作霖遗体代行埋葬委员会，1937年6月2日举行了“超度式”。
6月3日，张作霖九周年忌日的前一天，由张作霖旧部出面，在珠林寺行“慰灵祭”后，一辆专车载着灵柩从珠林寺直抵奉山铁路奉天总站，张作霖的遗骨将从这里由火车运往锦县石山车站。在通往奉天总站的路上，日本官兵数十人跟随灵车左右，送葬的行列排有一里多长，挽联、花圈、万民伞、万民旗等一应俱全。当灵柩从奉天总站起运时，僧侣诵经，鼓乐齐鸣，场面也颇为壮观。
下葬仪式非常简单，在其妻赵氏墓南侧，事先已打好墓穴，墓穴三面已用砖石砌好，灵柩安放后，再以水泥封口，上面培土，与其妻共同培成一个大坟。从此，这里就成了张作霖墓园。
张作霖活着时可谓轰轰烈烈，死后秘不发丧，18天后宣布薨逝，祭奠隆重异常，因日本侵略者的要挟和干扰，遗体九年不能入土，最后草率安葬驿马坊。这样的结局虽然是张家的一件憾事，但总算入土为安，张作霖魂有归处。
中国四大军校之一的东北讲武堂
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在广东创办的黄埔军校，可你知道吗，在东北也有一所这样的学校，比广东黄埔军校还要早，它就是东北讲武堂。
东北讲武堂初称东三省讲武堂，张作霖主政时期改名为东北讲武堂。作为奉系军阀的军官学校，奉系军队的高、中级军官基本都经过它的培训。它在提高奉军的战斗力，促进奉系军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军校史上也非常著名，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及后来的黄埔军官学校并列为当时中国的四大军官学校。
东三省讲武堂筹设于1906年
东北讲武堂的前身，是清末在奉天设置的东三省讲武堂。1906年由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筹设，190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遵照清政府兵部奏定“各省应在省垣设立讲武堂，作为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遂借用奉天陆军小学堂房舍最终设立东三省讲武堂，后移至奉天省城小东边门外，校名始为东三省讲武堂普通科，继又改为陆军讲武堂，选拔巡防营优秀军官入堂培训，学期一年。
讲武堂设立之时，即颁行《东三省讲武堂暂行章程》，规定“本堂为三省各营现带兵官长研究武学之所”，“全堂设总办一员、监督一员、分科教练官四员、总教习一员、分科教习四员、分科助教习二十员、执事官一员”，俱以陆军学堂毕业学生出身人员充当，同时聘请各部队长官来堂讲习。培训对象分为两科，第一科为新编陆军军官，第二科为巡防、捕盗各营军官。每期名额，第一科100名，学期半年；第二科200名，学期一年。学员均由各镇（师）、协（旅）、标（团）、营摊派选送。教学内容“分为学科、术科两类：学科为战术、军制、兵器、地形、筑垒、交通、卫生、马学、服务纲要、军用文牍等项；术科为各兵科操练、野操、体操、剑术、射击等项”。
1908年10月始，开设陆军、巡防两个班，学期6个月，共举办三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东三省讲武堂停办。1912年，巡防营改为陆军师，为整顿军队，又继续开办。此后时停时办，直到1915年再次停办。
张作霖接手东三省讲武堂
1918年末，张作霖就任东三省巡阅使，为在东北进一步称霸，大肆扩军。为了解决军官不足问题，1919年3月，在原东三省讲武堂原址重新开办讲武堂，校名定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隶属东三省巡阅使署，先后举办八期。讲武堂改总办为堂长，由张作霖兼任，委任熙洽为教育长、孙旭昌为总队长，本部设教育、庶务、军需、军医、兽医、书记各官，学员编为四个区队。
1919年5月，第一期学员由奉军各部队选送，共有222名在职而无正式出身之军官入堂学习，授以初级军事理论知识，1920年4月毕业。5月续招第二期，毕业学员352名。1921年5月招收第三期，毕业学员391名。
1922年10月举办第四期，并调整机构，堂长之下设监督一人，由张学良兼任，肖其煊为教育长，增设步、骑、炮、工、辎术科担任官各一名，由队长或教官兼任，改区队为中队，设置步、骑、炮、工、辎五科，培训对象主要是奉军各部队在职初级军官，每期400名，学期一年。学习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部分。学科有两项：一为六大教程（战术、兵器、地形、筑城、交通、军制），二为典范令（各兵科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通信教范、内务规则、陆军惩罚令等），以及马学、卫生学等。术科包括操场教练、野外演习、技术体操、劈刺、马术等。教官由国内各军官学校和留日回国军官担任。
第四期学员共有335名，除招收现役军官外，同时招考青年学生约占三分之一，学习期限为一年，但青年学生毕业后须见习三个月方准补用。1923年10月本期学员毕业。
1924年1月复招第五期学员324名，改术科担任官为科长。9月曾因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学员临时解散各回原职。翌年4月复又召集入校，于10月毕业。1926年6月改称东北陆军讲武堂，8月招收第六期学员，委任朱继先为教育长，增设各科主任教官，由各兵科教官兼任之。
张学良毕业于东三省讲武堂
张学良原准备报考保定军官学校，后在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长张作相鼓动下，决定进入东三省讲武堂学习。张学良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我去东三省讲武堂，是给我父亲激的。我跟我父亲一说，父亲大吃一惊，他说：‘什么？你要上讲武堂？你别给我丢人了，你去不了几天干不了，又出来了，那不是给我丢人吗？’我一被激，就说：‘人家能，我也能，他们干得了，我为什么就干不了？’我父亲说：‘好，你若能在讲武堂毕业的话，你出来我就给你个团长当当。’”就这样，张学良进入东三省讲武堂炮兵科学习，成为讲武堂炮兵第一期学员。
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习是非常刻苦的，自觉遵守校规，尊敬教官，团结同学，刻苦训练，从不搞特殊，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张学良晚年曾回忆：“我头一个月就考了个第一，第二月又考了个第一。……当时学校里闹点学潮，忽然传闻考试有人作弊，就让我们调换位子。那时我们有两个教育班，差不多有100多人。有一天老师出了四个题目，结果，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答完全，就我一个人全答对了。我也从不作弊。本来，别人并不太注意我，可这样一来，同学和教官都注意我了，这时郭松龄也看中我了，我就跟郭松龄变成了好朋友。当然，讲武堂考第一，并不是我有多大的能力，实在是讲武堂的学员那时候都是行伍的人，再加上我在讲武堂也是很努力的。”张学良学习训练确是很刻苦的。有一次野外战斗演习，学员要全副武装，背负着几十斤重的装备，进行跑、跳、跨越障碍，对19岁的“公子哥”张学良来说，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演习完进攻、防御、追击、退却等科目后，还要进行野外露营及“阵地彻夜”。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别说是露营，就是操练，手、脚和脸上也像猫咬一般。张学良硬是咬牙坚持下来。待到天明，指挥部又命令跑步向省城“转移兵力”，落伍者甚多，张学良不但没有掉队，还帮助其他学员完成演习。
当时上讲武堂学习的学员，都是选调的下级军官。张学良是用卫队旅营长的名义入学的。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还没毕业，就提前当上了卫队旅第二团团长。这里除了优越的出身和自己的努力外，主要是老帅部将们的提携，起主要作用的是张作相。张学良多次讲：“我知道，张作相存心要提拔我。”“我从军中起来，完全是张作相一手把我提拔起来的。”
在北京黄寺设立讲武堂分校
当时的讲武堂毕竟规模有限，每期只能招收400余名学员，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而雄心勃勃的张作霖认为：要想雄霸天下，必须要有雄厚的兵力。为此，他在整军经武、大肆扩军的同时，深感军事人才匮乏，1926年3月，决定在北京黄寺成立讲武堂分校。
北京讲武堂分校首期拟招收青年学生千余名，先定名为东北陆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候补军官入伍生队，学期六个月，成绩优良者进入讲武堂北京分校继续深造。8月，在北京、沈阳两地招生，经过考试录取1000名学员。1927年3月末，入伍生队学员经过考核全部通过，正式进入讲武堂北京分校学习，称为第七期。
1928年3月，随着奉系控制区域扩大，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又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东三省”三个字取消，就称陆军讲武堂。
张学良将校名改为东北讲武堂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改校名为东北讲武堂。堂长一职取消，张学良仍为监督，鲍文樾为教育长。为了统一东北军事教育机构，所有东北军事教育机构统归讲武堂监督管辖，东北讲武堂改名为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又先后在黑龙江、热河增设分校。
1928年6月，第七期学员由北京移入本校，至8月毕业，共968名。第八期学员曾于1928年4月解散，调入关内听候分发，至8月复召集入校学习。第八期学员原为四队，1928年秋并入金陵军官学校未毕业学生一队，共计学员559名，于11月毕业。
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着手整顿缩编奉军，将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编余军官2000名送入讲武堂培训，编为第一总队。另招收各教导队、模范队学员2000名入校学习，编为第二总队。第一总队下设步兵十二个队，骑、炮兵各一个队，工兵、辎重一个队，吴玉琳为总队长。第二总队下设步兵十二个队，骑兵一个队，炮、工兵各二个队，其辎重兵科因人数过少归附于工兵第二队内，王静轩为总队长。此外，总队长之下设四个大队长以分辖各队。1928年冬，所有学员均招集入校，因原来校址狭小不敷应用，遂迁至东大营，于次年2月开始授课。
1929年9月，第二总队经过选拔，淘汰学员百余名，遂将步兵队裁并为十一个队。1930年1月，教育长鲍文樾奉令调出，由周濂代理。4月，第一总队学员1999名提前毕业，即为第九期。第二总队学员属于第十期，于同年9月毕业，共有1871名。
讲武堂增设陆海空专门班
自第十期学员毕业后，当即续办第十一期，并将讲武堂监督管辖的其他军事教育机构，如高等军事研究班、步兵研究班、炮兵研究班和步炮兵教导队以及新成立的技术班，全部迁至东大营。在原校址设立讲武堂本部，统一负责各军事教育机构的一切行政事务，监督仍为张学良，监督之下另设副监督主持工作，由周濂担任，同时设置教务、训练、事务三个处，王瑞华出任辽宁本校教育长。
10月所有堂本部及辽宁本校与新设立之各研究班等均已先后组织成立。同以前相比，此时的东北讲武堂学科更全，规模更大，学员更多，并设立了各种专科教育班、研究班，还设有陆海空专门班。
1931年1月，招收各军队无正式出身之军官及优秀之军士共约2300名入堂学习，按学员素质分为甲、乙、丙三级。甲级即按本校原来教育计划教学，乙、丙两级则各增加一个学期，补充基础知识。九一八事变时，第十一期学员尚未毕业，到10月下旬，陆续转移到北平。11月上旬，校方宣布：因困难当头，开学无期，东北讲武堂停办，学员提前毕业，回原部队任职。
东北讲武堂从第一期至第十一期，除第七期在北京学习外，其他各期均在沈阳学习，总共毕业学员近万名，另有各种专科班、研究班毕业学员1000余人。
东北最早的银行——东三省官银号
东三省官银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民国二十一年（1932）停业，是东北地区最早创办的近代银行，它不仅垄断着东北金融业，还控制着许多工商企业，成为当时东北社会经济发展的杠杆，也在与日俄两帝国主义金融侵略抗衡中起了重要作用。
东三省官银号前身是华盛官钱局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财政拮据，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七日（1853年5月5日），清政府决定在北京设立官钱总局，各省设立官钱局。光绪二十年（1894），盛京将军裕禄奏准，在奉天设了华丰官贴局；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二十七日，由盛京将军依克唐纳奏准设立华盛官钱局，也称华盛官钱银号，以缓解奉省财政支出。1900年庚子之乱，俄军占领奉天城，户部银库及官钱银号被洗劫一空。当时俄国的“羌贴”、日本的军票流行各地，货币十分混乱。
光绪二十九年（1903）官钱银号复业后，发行银钱钞券，分为奉钱票、银两票、大龙元票三种纸币。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及日俄战争的影响，奉省财政仍较其他省份困难。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七日，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感到：“奉省自经兵燹，商业萧条，银根甚紧，以致市面周转不灵，若不设法维持，恐有江河日下之势。”遂于当年十一月一日奏准，将官银钱号改为奉天官银号，资本金由省库拨30万两沈平银，另有一小部分商股约几万两，称官商合办，地址在盛京城内钟楼南路东原德兴永门市房。第一任总办为马桂恩。
徐世昌将奉天官银号改制为东三省官银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二十日，东北实行行省制。五月十九日，新任钦差大臣、陆军部尚书衔都察院都御史、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徐世昌，与钦命副
都统衔兼军部侍郎衔都察院副都御史、奉天巡抚部院唐绍仪联名，给奉天官银号批：“呈悉该号现经发行东三省大银圆，自应将奉天官银号字样改为东三省官银号，以符名实，应俟随后奏咨立案。至该号资本金先后发银六十万两暂仍其旧，俟将来再行扩充，仰即遵照缴。”后于九月奏准，把奉天官银号推向吉、黑两省。
宣统元年（1909）四月二十一日，正式将奉天官银号更名为东三省官银号，同时发还商股，改为官营，兼理东三省金库事宜。总办为周克昌。民国元年（1912）行省制撤销后，东三省官银号由钟楼南迁至北大门里公议商局旧址。1915年至1916年，官银号一度比较兴旺，后因为政府垫款，票量发行过多，奉票逐渐贬值。
张作霖接手东三省官银号
1916年张作霖刚升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时，面临的是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奉天财政除负外债1000万元之外，每年尚亏累二三百万元；纸币复杂，钱法紊乱，挤兑风潮迭起；外国银行进一步实行金融侵略，使奉天的财政乱上加乱，金融危机雪上加霜。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张作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首先，将财政厅长张厚璟撤职，任命曾在奉天清理财政局和度支司任过要职的王树翰为财政厅长，任命刘尚清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责成他们办理奉天财政。并废止张厚璟所设立的财政研究所，召集有关部门成立财政研究会，谋求整理之法。
其次，由奉天省财政厅出面，两次向日本朝鲜银行借款共300万元，作为东三省官银号货币周转金，并多次与日人交涉，以应付兑现风潮。
第三，严厉打击参与挤兑风潮的首犯。张作霖派人暗中查访，发现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有同日人勾结兑换现洋的行为。刘鸣岐和兴业银行稽查员阎廷瑞私动庆畲祥（张作霖私人的钱号）的库款倒把兑现，使庆畲祥破产。张作霖找来经理杨玉泉究询庆畲祥赔累原因，杨供出刘盗用库款，兑现牟利所致，只刘自己就得了十几万元的好处，又查出刘经常向兴业银行挂借二三万元纸币，随借随还，并与瑞昌恒钱庄有共同作弊行为。张作霖为杀一儆百，稳定奉天金融形式，于11月10日，将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瑞昌恒金店执事黄献廷、瑞昌恒钱庄执事吕兴瑞、贩运现洋的蓬莱洋行执事齐瑞及管库解中道共5人，绑出西大门外执行枪决，判阎廷瑞徒刑九年。这是张作霖维持金融秩序的一次非常手段。
此外，张作霖还下令改行大银元本位，募集本省公债，改设稽查员，整顿税制、田赋及官产，清查各县商铺纸币，裁减各机关经费等。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的施行，奉天的财政金融局面有所扭转，趋于稳定。
1918年，银两本位变为银元本位，按市价沈平银60万两合现银元81万余元，奉天省财政厅追加19万元，总资本计为现大洋100万元。1919年1月，增加至140万元。
在此期间，东三省官银号的奉大洋币值稳定，实力充沛，成为全东北地区金融枢纽，发行的货币不仅流通于东北三省，还延伸至热河、河北、上海等省市。张作霖执政期间，东三省官银号分号一度增至99处，但由于业务不多或管理不善等原因，先后撤销了21处。剩余78处分号按业务量大小分为四等，其中一等3处，二等9处，三等21处，四等45处。
张作霖通过大量发行奉票来支持奉直战争
1922年秋，张作霖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退出关外。这次战争，奉军损失惨重，死2万余人，伤及逃亡者1万余人，被缴械4万余人，军费消耗达3000万元。张作霖为雪战败之耻，决心整军经武，整顿财政。在整顿军队中，表面上是缩编，实际各师、旅、团、营都在积极充实兵额，较之从前几乎增加一倍。军备方面，一面扩充兵工厂，加紧制造枪炮弹药，一面向外商批购大炮，这些庞大的军费开支，主要由东三省官银号筹济。至1923年4月，东三省官银号增加资本为500万元。
为了统一东北币制，进一步控制金融，张作霖决定将东三省银行、兴业银行并入东三省官银号，增资为奉大洋2000万元，正式合并时间为1924年7月1日。此时东北经济一度相当繁荣。直至第二次直奉战起（1924年9月），需款浩繁，由于点金乏术，只好多发纸币，于是东三省官银号大量增发之纸币，为军阀发动内战提供原动力。第二次直奉战中，奉大洋虽支出巨大，官银号已经亏损，但由于奉军战胜直军，因而票值未显出巨大变化。
直至郭松龄反奉（1925年11月）之后，奉大洋开始贬值，官银号底子已空。1927年，张作霖复大举入关，驱逐冯玉祥军队于京津，此时官银号发行奉大洋已达5.52亿元。实际在关外流通者不过3600万元，其余5亿多元均在关内作为军需、军械之用。嗣又南联孙传芳与蒋介石北伐军作战，奉票早已无能为补助之力。1928年初张作霖仍令官银号筹款5000万元。官银号立刻以大量不兑换的奉票向北满购买大豆，再以现物出口兑换现金，农民到手的纸币不久便开始贬值。显而易见，军阀当局以奉票为手段从农民手中榨取5000万元的实物。
官银号账上各属户欠款就可以看出，官银号的主要支出即为支付给军事机关和财政厅，如1926年奉票发行额为2亿元，军政欠款为2.7亿元；1927年发行额为3.2亿元，他们的欠款为4.2亿元；1928年发行额为14.7亿元，他们的欠款为11亿元；1929年发行额为15.3亿元，他们的欠款为14.8亿元。可见发行量的增加是因军用浩繁所致。
东三省官银号运用其庞大的发行权和附属企业，形成一个大托拉斯，垄断着东北金融和经济，取利于民，充作军阀黩武之后盾，实在失去其纯银行之性质。
王永江整顿金融稳定东三省官银号
王永江是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应袁金铠之邀担任辽阳警务学堂监督和警务所长开始走上仕途的。他办理辽阳警务5年，“成绩极优”，充分发挥了其治警理财的特长，并得到东三省总督锡良的表奖，被誉为“奉省办警政的第一人”。之后王永江官运亨通，历任铁岭知县，奉天民政使，兴凤道尹，辽康、牛海、省城税捐局局长，以及全省官地清丈局局长兼军署公署顾问等职。1916年11月，张作霖任命其为奉天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之初，曾任命王树翰为财政厅长，由于王主张“藏富于民”，与张“剖克聚敛”的主张背道而驰，不久便去职他就。此时，正值王永江因“张汤交恶”事件（张作霖与汤玉麟因军警冲突而闹矛盾）坚辞警务处长职务之时，于是，张作霖转而委任王永江为财政厅长。以治警理财著称的王永江如鱼得水，开始为张作霖当家理财。
王永江上任后，“即着手调查过去财政紊乱的实情，研究积弊之所在”。并查明当时奉省外债共计现大洋1195余万元。为此，王永江上书张作霖，提出了以不加重人民负担，不妨碍政务活动为前提的“开源节流”整理财政计划，对奉省财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首先，整顿赋税。王永江严格督饬下属，重新厘定各种税章、税则，仅用3个月时间，制定出统税章程二十九条、烟酒税章程十五条、木税章程十二条、牲畜税章程十五条等等，以使税收人员有章可循。同时，王永江还严格要求税收人员依章办事，严查贪官污吏。
其次，整顿金融。王永江认为，奉省纸币充斥，受兑现之挤，不是资金不足，而是官银号发行的奉票难于久推外地。于是，采用凡商民向省城或外城贷款，不论多寡，均予以汇兑，不取汇费，只取手续费的办法，这样，商民花费不多，还免去了途中携带现款的危险，并省去了往返的时间和路费。此举使商民向官银号贷款的数量大幅增加，东三省官银号一度恢复了往日繁荣兴旺的局面。与此同时，王永江采取坚决措施取缔私帖，又通令全省，严禁中、交两行所发吉、黑小银元在奉省流通，以便统一货币。
第三，压缩经费，节减开支。在财政支出上，王永江本着“款归实用，勿稍虚糜”的原则，努力做到“用一款得一款之效”。为此，他建议由政务厅召集各机关会议，要求该归并的机关要归并，该裁减的人员要裁减，该节省的经费要节省，不该用的款必须停止，不合理的支出一律取缔。此外，王永江在其他各款支出上也是本着节俭的原则，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王永江的做法招致各机关的不满，“谤尤丛集”。但因他聚财有方，张作霖却对他大加赞赏。
由于王永江突出的理财能力，奉省财政逐渐好转，使张作霖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后盾，随之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也日益膨胀。自1920年起，连连发兵入关，导致军费增加，致使财政不得充实，民政不得实行，再次造成金融紊乱，奉票等于废纸。王永江力劝张作霖，缩减兵工厂，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节用爱民，平衡收支，挽救金融。其意见受阻于张作霖的军事总参议杨宇霆，而未被采纳。王永江见已无力回天，于1926年愤然辞职。
张学良重振东三省官银号
1928年下半年，张学良主持东三省政务后，励精图治，以裁减军费、整顿金融为首要措施。于当年11月开始缩编军队，由40万人缩减为15万人。
1929年6月，张学良亲自主持召集东三省财经负责人召开东三省财政金融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人员有辽、吉、黑三省财政厅长张振鹭、荣厚、庞镇襄，官银号总办鲁穆庭，会办荆有岩、吴恩培，边业银行总裁彭贤、副总裁杜惠霖、总稽核宁恩承。张学良因事外出，由东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王树翰主持。会议主要内容是：一、财政要于军费裁减下自给自足，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财政不能累及金融，财政厅计算收入以定支出；二、官银号核算库存现金及有价证券，财政余存款项，以与奉票发行额相衡的折核标准。此外，会议还决定以东三省官银号为主体，联合东北边业银行和中、交两行的奉天分行，成立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当月17日开业。准备库规定奉票固定价格，这是对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奉票的整顿。
经过整顿后的东北金融一时趋于稳定，收入平衡，工商繁荣。东三省官银号对东北的金融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东三省官银号资本为日本关东军掠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就派兵占领了东三省官银号，将该号库存财物洗劫一空并停止其营业。同年10月10日，经当地各银行、机关、满铁会社、商会等组织金融税研究会议决该行号开业，并订立该行号之管理办法，决定监理官制，10月15日，东三省官银号在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下重新开业，关东军派遣监理官根据管理办法对经营活动进行监理。12月16日，关东军设统治部，该号改归该部直接管辖。
1932年3月，伪满政府宣布创办伪满中央银行。同时，派关东军统治部财务课长五十岚保司为创立委员会长，其他日籍银行职员为创立委员。同年6月15日，伪满政府将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钱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及边业银行合并，成立伪满洲中央银行，于7月1日正式营业。至此，东三省官银号最终停业。
张作霖募捐赈济宁夏海原地震灾民
1920年末，宁夏海原发生8.5级特大地震后，张作霖两次发出训令，出面募集捐助，赈济甘肃灾民，成为辽宁历史上官方出面赈济外省地震灾民的第一次。
海原地震震惊寰宇
1920年12月16日20时5分，中国西北的宁夏海原发生8.5级特大地震，震中烈度为12度。这次地震，不仅使震中海原损失惨重，也给周边地区造成重大损失，震感范围超过大半个中国。据档案记载，距震中200公里的兰州“倒塌房屋十分之三”；距震中400公里的西安“门窗暴响，房摇墙塌，被毁房屋约有百户”；距震中700公里的太原“房屋间有倒塌，人民微伤”；距震中1000公里的北京“电灯摇动，令人头晕目眩”；更远的上海“时钟停摆，悬灯摇晃”；汕头“客轮荡动”；香港“大多数人感觉地震”；甚至在越南海防附近的观象台上也有“时钟停摆”的现象。
由于海原地震释放的能量特别巨大，而且强烈的震动持续了十几分钟，兰州白塔山公园的庙碑上用“环球大震”四个字来形容这次大地震。世界上有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次地震。
此次地震的余震持续七八十天之久，共造成30余万人死亡，损毁房屋14万余间。在震区范围内，出现了普遍而强烈的构造变形带和各种各样规模巨大的地表变形现象。银川以北接近蒙古沙漠的长城被地震切割，黄土高原地貌全改，高原断成沟地，连山裂开巨口，平地出现了湖泊。地震造成自甘肃景泰兴泉堡至宁夏固原县硝口长达215公里的巨大破裂带，至今仍清晰可辨。
甘肃省发出募捐通电
甘肃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震灾发生后，甘肃省长公署即提出公款，急办衣被，分发仓粮，并饬重灾各县截留应解款项立即办理急赈，设立筹赈公所，倡议捐募。同时，率先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电，通报灾情，请求发起义赈，救助灾民。电文称：地震约持续六七分钟，屋毁人亡，之后余震不断。天水、通渭、会宁、靖远、武都等县先后报称此次地震非常剧烈，有的地方地震持续10余分钟，有的则持续20余分钟，城墙垮塌，房屋倒塌，死伤无数。天水县城楼倒下压埋200余人，城外马跑泉、天水交等镇几乎被荡平，山崩地裂涌出黑水。会宁县全城倾塌，压死人民约十分之四。静宁县山飞川溢，村庄下陷，人民死伤过半。通渭、靖远房屋倒塌净尽，死伤无数。靖远竟有一处干河可以行筏。甘肃省多山，其交通要路如车道岭、清靖山、齐家山等处均因山体崩塌道路阻塞，电路中断，交通断绝，实在是自古以来之大灾。回教首领马元章居住在隆德县的西积滩，地震时急忙祈祷，因山崩塌，全家60余口尽被淹没，邻近教徒死亡五六百名，其余回汉人民死伤数万。镇戎县之同心城地方夷为平地，渭原县城半城塌陷，各县村镇毁失净尽的非常多。甘肃政务停止，派员分路彻查，约计灾情自省城以西较轻，东路及东南北毗连各县最重，且连日各地余震不断，人心惶恐，如同世界末日将至。
1921年1月1日，旅京甘肃同乡会成立了甘肃震灾救济会，会址定于北京宣武门外大街165号，以筹赈甘肃地震灾民为宗旨，为扩大募捐面，各省政要均被聘为会员。
北洋政府救灾不力灾民悲惨
由于地震发生在交通闭塞，几乎与世隔绝的六盘山山区，当时军阀混战、兵荒马乱，面对如此惨重的灾情，北洋政府并无大的救灾动作，而是热衷于争夺地盘，地方官员们虽然也想尽力去救灾、减灾，但迫于当时财政窘迫和救援手段落后，他们更多的是“与官吏绅民相对惨沮徬徨”。由于没有及时采取有力的救灾措施，致使灾情进一步加重。
时逢冬令，天寒地冻，难民们在屋毁人亡的情况得不到救助，只好流离失所，忍饥挨饿，许多人没有死在地震之中，而是震后被饿死、冻死，或死于瘟疫及震后其他次生灾害。当时甘肃旅京人员抨击北洋政府说：“甘肃为国家征出租税之地方，甘肃人民即为国家负担之分子，今遭此亘古以来未有之浩劫，竟不能兼顾之余惠，既拂舆情，亦非人道。”
张作霖两次训令为灾民募捐
地震过后，灾民状况异常悲惨。“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见，耳不忍闻。甘肃人多倚火坑取暖，衣被素薄，一旦失此，复值严寒大风，忍冻忍饥瑟缩露宿，匍匐扶携，哭声遍野，不为饿殍，亦将冻毙。牲畜伤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噬人”。甘肃省长公署在电文中通报的灾民悲惨状况无不让人动容。
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兼奉天省长的张作霖闻讯后非常重视，于1921年1月31日向东三省各机关发出训令，大力劝募。“查甘省地震灾情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应勉力劝募以资拯救”。张作霖以他在东三省的威望，大力倡导募集捐款，赈济灾区。
张作霖认为国家发生大灾之时，理应尽一份力量，于是在训令中及各种场合说明灾情的严重，并印发宣传手册，以便进行募捐。一时间，各县、省城各机关、工、矿、商业及银行等部门纷纷汇来捐款。
张作霖先后两次出面募集捐款汇往灾区。第一次从各县及省城各机关共募到奉大洋195.32元，奉小洋4473.85元，折合大洋3220.45元。第二次募集小洋2596.6元，折合大洋1909.26元，两次募捐共计大洋5129.71元。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许多人自己都难以糊口的情况下，能募集到此数额的捐款已是相当不易。自1921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甘肃救济会为灾民所募捐款共计大洋30932.1元，张作霖所募捐款占六分之一。
至今辽宁省档案馆还保存着一份收到募捐款的回照：“传字第七十六号，奉天省长公署传达室今收到小洋13.5元正，铁岭地方审判检察厅文一件，中华民国十年三月廿六日。”这个回照就是当时铁岭地方审判厅向奉天省长公署汇解捐款后所收到的收款回执。
全国各地的捐款陆续汇到甘肃灾区，仍远远不够救济灾区，灾情还严重影响春耕。“各省官商未尝不感念灾情举办急募赈款大会，无如灾深，春耕无望，集款虽多，犹难普济”。为了募到更多钱款以资助甘肃，张作霖于1921年5月14日再次发出训令，令各机关购买由华北急赈纪念奖券事务所发行的急赈纪念奖券。此奖券设2万张，每张售大洋50元，奉天省各机构共认购150张。
张作霖查抄天合盛
1926年8月19日，张作霖在奉天省城召集各银钱号业主训话，当场宣布将奉天天合盛执事人李墨轩等5人，以违令倒把，扰乱金融为名予以枪决，并逮捕各地钱商近287人。这就是民国史上东北轰动一时的查抄天合盛案。张作霖缘何查抄天合盛？这起金融大案的查处，对当时东北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滥发纸币引发奉省金融危机
张作霖主政东北后，在财政厅长王永江的建议下，关起门来搞建设，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东北相对于关内而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稳定。
但好景不长，羽翼渐丰的张作霖，自1920年起，连年发兵入关，参与全国政权角逐，消耗了大量财力和人力，造成东北地区经济危机，金融秩序混乱。然而张作霖不思教训，不听王永江的劝阻，继续扩军备战。到1924年奉系已有步、炮、骑兵25万人，飞机近300架，大小舰只21艘，还在加紧进行军火生产，并向外国购买各类军械武器，军费开支骤增。为筹措军费，东北地方当局大量发行奉票。1926年，由于战争的刺激和奉票发行量过大，奉票兑现洋的比价剧跌，至3月份，已由战前的1.5元跌至3.1元。
就在这时，奉天金融市场又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许多以金为本位的欧洲国家，竞相到一些以银为本位的国家抢购货物，以金易银，出现了金贱银贵的现象，奉天金融市场也受其影响，出现了挤兑和高价抢购银元的风潮，因此，奉天金融陷入进一步的混乱。
内外勾结奸商渔利
奉票是奉天省乃至东北地区广为流通的占主导地位的纸币。多年以来，“奉省圆法败坏，各银行小银元、纸币充斥市面”，当时在市场上流通的纸币有奉天的小洋票，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大洋票，吉林、黑龙江的官贴，吉林的小洋钱，哈尔滨的哈大洋，日本的金票、银券、军用票，帝俄的羌帖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几种货币同时在东三省流通，“几有满坑满谷之概”。
现货缺乏，周转不灵，日人遂利用时机，低隙蹈瑕，相率以挤兑为事，暗中唆使满铁附属地内的钱钞取引所（即交易所），勾结中国少数钱商集巨资轮流到官银号兑现，从中渔利。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乃一人取引所中，随意买卖，手中虽不鸣一钱，而其买与卖之数动辄以万计，或数十万百万千万不止。”无形中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变相赌博场。“惯作投机生意的奸商群赴日站取引所买空卖空，大事捣把”，造成银钞之间差价悬殊。
张作霖出利剑整顿金融
日本人的推波助澜，致使奉票价格一跌再跌，由此导致了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生日蹙的恶果，奉省金融陷入严重危机之中，百姓苦不堪言。1926年3月2日，奉天制麻公司600名工人因奉票猛跌，要求增薪，举行罢工。3月6日《盛京时报》载：因奉票跌价，奉天陷在罢工风潮中。3月初，罢工的工厂有本溪湖煤铁公司、满蒙毛织公司、大连机械制作所、奉天工厂等。5月31日，奉天省驻西丰骑兵旅因以奉票发饷哗变，在城内焚烧劫掠……
面对省库亏空，奉票暴跌，奸商从中渔利，社会不稳，张作霖忧心忡忡，如履薄冰，极思整顿。他在1926年初给杨宇霆的信中写道：“昨宵所算之数，亦不过亏千万为止，何竟不足半年，已至三千万之巨，将来不待外力来侵，已成自杀之策，其危险，视外力来迫相等，此岂图存之道？恐不过一年后，即自索于枯多鱼市矣！不希图挽救，窃以为危险即在目前。”
1926年2月20日，张作霖又召集吴俊升、张作相及各军民长官开金融会议，决定张作相、吴俊升各出洋100万元，购买金票，现洋减价出售，以维钱法。4月25日，张作霖召集莫德惠、张惠林、彭贤及各银行行长到奉天省长公署开会，讨论整顿金融。会议决定，由省长公署向日本银行借款500万日元，并筹现洋500万元，以稳定金融。5月6日，张作霖在东三省发行整理金融公债现大洋5000万元，强令各地认购，并限令官银号于两星期内将放款尽数收回。6月3日，张作霖下令对此次募集省债及各银行号贷款收回之奉票尽数封存，不再向外流通。8月12日，张作霖在奉天省城召开整顿金融善后会议，制定了整顿金融条例，规定：禁止银行存储现洋、金票及买空卖空，携带现洋出境以50元为限，严禁贩运现洋、金票等。
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未能遏制奉票暴跌，物价飞涨，张作霖下决心从重打击投机倒把的不法钱商，从查抄天合盛入手，试图杀一儆百，挽救奉省金融。
查抄天合盛杀一儆百
张作霖根据密报得知，天合盛商号倒卖奉票获利最多，情节严重。该商号依仗日本人为后台，资金雄厚，无视奉省当局规定，大肆投机金融生意，其分号在东三省有13处之多，在关内也有分号多处。天合盛及其各分号，因倒把共赚银元120余万元、奉票300余万元。
1926年8月19日，张作霖在奉天省城召集各银钱号业主训话，当场宣布将在满铁附属地钱钞交易所倒卖金票的天合盛奉天执事人李墨轩、长春执事刘善庆、哈尔滨执事冯浚川和奉天会元公钱铺经理李翼臣、执事人杨相廷5人，以违令倒把，扰乱金融为名予以枪决。将天合盛奉天司账范菹奇、营口住客李福壁、长春司账王慕东、安达分号执事许佩实逮捕交军法处押候另行核办，并广发布告，以儆效尤。
布告指出：“据天合盛哈尔滨号执事人冯浚川、长春号执事人刘善庆、奉天号执事人李墨轩等供违令捣把属实，并自认各号统计，因捣把共赚钞票银元120余万圆、奉票300余万元。又据会元公钱铺经理李翼臣、执事人杨相廷等供违令捣把不讳，且查有侵蚀资本情事，综合各该犯捣把之所为，实属扰乱三省金融命脉，影响之钜，贻祸之甚，有不得不从严惩儆之势，当将以上各犯立予枪毙，以昭炯戒。”此份布告至今仍完整地保存于辽宁省档案馆。
对日方抗议张作霖没有手软
此次严惩行动，张作霖先后逮捕各地钱商287人，并闯入满铁附属地，连续几次逮捕日店中国籍店员，交军法处严讯。为此，日驻奉总领事接连向张作霖提出抗议。8月23日，日驻奉总领事吉田茂在致张作霖的照会中说：“贵国官宪以防止奉票暴落名义，在奉天附属地内外压迫贵我两国钱钞营业者，且藉口扰乱金融，命巡警强行检阅其账簿，并屡屡捕逮日商之使用人。”“对于贵官宪此等暴举，攻击甚力，致惹起两国邦交严重之事态。”为以正视听，同日，张作霖在给各官署训令中严正指出，此次奉票毛荒，是日方“侦得我方省库空虚，乃设定破坏东省钱法之阴谋”，因此，面对日方蛮横无理，张作霖进行解释，但并没有手软。
1926年9月6日，张作霖下令查封天合盛商号财产，并将其财产清理充公。张作霖致电东三省各省长：“天合盛倒把一事，已将该号经理惩办并没收财产。惟该号历年倒把所得积存财产甚巨，自被封闭该号在各处隐匿极多；所有欠内欠外各款，亟应由该号所在地方商会赶紧清理。”随后下令查封所有天合盛在各地分号。
这起查抄天合盛案曾轰动一时，但张作霖的这一镇压措施，并没有将奉票挤兑和投机倒把之风刹住。“严禁倒把而倒把依然，平抑物价而物价更涨，枪毙投机之人无补于奉票之跌落。”
王永江助张大帅治理奉天
张作霖以草莽起家之时，到另一绿林首领金寿山家做客，金寿山听信他人谗言，半夜里突然发难，大开杀戒，汤玉麟挺身而出，于危难之时解救了张作霖身怀六甲的夫人赵氏。赵氏受到惊吓，早产生下了张学良。张作霖因此视汤玉麟为张家的大恩人，与他结为生死与共的把兄弟，委以重任。后来，张作霖却为了一个叫王永江的人与患难兄弟剑拔弩张反目成仇。王永江到底是何许人也？
被张作霖看中任警察厅长
王永江，字岷源，号铁龛，大连金州人。1872生于小商人家庭，10岁入私塾，17岁应县试名列榜首，书法精湛，与其弟分别考中乙酉科优贡和丁酉科岁贡，被金州人喻为“二陆双丁”，在金州小有名气。为谋生他开过药铺，但因日俄战争破产；当过日本学校的汉文教员，但因反对日本奴化教育方式，愤然辞职；曾钻研日本的警务制度，深得其旨。
1907年，由同窗好友袁金铠引荐任辽阳警务学堂监督，从此踏上仕途。任职期间，亲自制定并编写警政法规、章程、制度等讲义教材10余种，办学成效显著，其确定的“专责任，明赏罚，慎用人”的原则，在当时的警界广为流传，被东三省总督锡良誉为“奉省办警政第一人”。1911年改任南路巡防管带。
1913年，王永江先后出任牛庄、海城、营口及省城税捐局长兼土地清丈局局长、屯垦局局长等职。1916年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后，任他为督军署高等顾问，后被委任为奉天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他就职后，界定警章，严明警政。张作霖的患难兄弟汤玉麟部下仗势恣行，他果断下令依法拘捕滋事者。汤玉麟先是说情，后施恐吓，逼其放人。王不惧权势，秉公执法。张作霖为此面斥汤玉麟，汤为此大怒，率部离去，与张反目成仇。
为奉张理财成为能手
1917年5月，张作霖任命王永江为财政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王永江在理财方面的卓越才能得以体现，他上任后奉天财政面貌焕然一新。
王永江上任后，调查以往财政紊乱的根源，研究积弊之所在。他认为政府官员腐败，浑水摸鱼，以求中饱，到处以权谋私，这是财政日趋穷困的根本原因。
针对这一“病征”，王永江以“秋霜烈日”之措施，首先从各级政府官员清理着手，将有不良行为的税捐局长全部撤换，财政官员无不望而生畏，手脚收敛了不少。
当时奉天省政局混乱，税收法较多，且相互矛盾。王永江仅用三个月时间就迅速拟定出统一税收章程二十条；烟酒税章程十五条；木税章程十二条；畜牧章程十五条等等。使税收有统一的章法可循，并严令各方面执行。为防止税务官员的舞弊，他还亲自督导，实行相应的奖惩制度，管理税官。用王永江的话讲就是：“赏不过时罚不后事。”
王永江还实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整顿地方财政方针，废止没有收益希望的官营事业，将省内收益最好的矿山开采权收为官有。同时奖励移民开垦荒地，积累财富。在他任财政厅长期间，奉天省很快出现“仓廪足，治安宁”的兴盛景象。
王永江锐意刷新，仅三四年间，即还清大笔积债，且节余千余万元，被誉为“理财能手”，令张作霖十分器重。但由于其极尽搜刮之能事，百姓也以其谐音骂之为“万民恐”。
提倡振兴实业发展民族经济
1920年6月，王永江任奉天省代理省长兼财政厅长，1922年任代理省长。1924年10月，徐世昌任民国总统时，任命他为内务部总长，王未就，继续担任省长之职。
在王永江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引导下，奉天省实业生机勃勃，肇新窑业公司、东兴染织公司、惠临火柴厂、八王寺啤酒汽水有限公司、东三省兵工厂、东大工厂、京奉铁路奉天工厂、奉天纺纱厂等民族实业相继建厂投产。这些民族资本家纷纷表示，要以实业救国。王永江立即下令保护地方企业，保护民族经济。
扶植保护政策使工商业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如，1924年7月，民族资本家张惠霖以日金18万元收购日本东亚磷寸会社，在奉天皇寺后身设立惠临火柴厂。经过一番与日本火柴的较量夺回了市场份额；奉天纺纱厂所生产的“双福”牌棉布、棉纱质优价廉销量巨大，带动了当时的农业生产，促进了农民生产棉花的积极性，实现了工业和农业的双赢局面。
王永江还允许奉天肇新窑业公司在生产的瓷器上标写“爱我中华，用我国货”字样，以唤起当时人们的爱国热忱，购买国货，促进国货的竞争力。此举引起日本人注意，感叹道，奉省当局爱国宣传做得比我们好，我们在这方面很落后，应该利用亲日之人，大力宣传“大东亚共荣政策”以图发展。
实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使奉天省税收不断攀升。据《奉天通志》记载：1925年征收矿区税为3.5万余元，抚顺、烟台两煤矿出井煤税为52.9万余元，烟税、酒税为354.2万元。农业税收也因为王永江的力主清丈，取得丰收。
为尽力摆脱日本限制，王永江受命与满铁交涉由奉省自己投资铺筑奉海铁路。经过两年的斡旋，终于在1925年达成协议。为减缓财政压力，在建设过程中，王永江建议采取官民合资的股份制形式修筑铁路，以防止外人控股掌控路权，还在招股简章中强性规定：严禁私自将股权卖给外国人，一经发现股本作废，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才能和坚定的民族立场。
鉴于王永江的政绩，新闻界纷纷向王永江索要玉照加以宣传。从当时奉天省长公署档案记载中可见其威望：“知而勇文而武，或为牧民官，或为警务司，应财政，充银局，行处而无不功绩，非有兼人之材者，安能若是乎？”张作霖更为器重王永江，对其格外尊敬，从大帅府中甚至传出“王永江进门，高人一等”的口头禅。
重视教育建议创办东北大学
民国时期，东北百姓的文化水平相当落后，教育界人士在报上惊呼：“按照中国全国人数统计，没有受过教育者，总占百分之八十。详细地说，就是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万二千万不识字。这不仅是人民的缺憾，也是国家之耻辱！”
王永江深深赞同这种国家落后源于教育落后的观点，并付诸行动，逐年增加对教育的投入，1919年占全省财政收入的3.77%，1920年为4.05%，1921年为5.04%。在当时奉天省财政收入近70%用于军费的情况下，拿出5%用于教育，实为创举。
为引起人们对教育的普遍重视，他还把对教育的普及情况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必需条件。
在王永江的努力下，截至1926年，全省学校数9576所，与1916年相比增加了4250所，学生人数为623028，与1916年相比增加了397126人。王永江还责令每县每年选送派一名优秀学生公派留学，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期满回国后，向他们发放贷款，让他们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依靠先进的技术夺回了日商垄断的市场。
王永江及当时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东北应该有自己的大学，培养自己的人才，尤其是理工人才。于是，他与教育部门一起向张作霖建议，成立一所综合性大学，提高教育层次，得到张作霖认可。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王永江亲自兼任校长，并亲笔题写了“知行合一”的校训，拟定了《东北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设立文科、理科、工科、农科、商科、法科六科，每科又设若干系。还重金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教授任教。例如，曾任外交总长的罗文干，文字学家黄侃，著名学者梁漱溟，文法学家章士钊，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学者林徽因，俄文学者曹靖华，清华校长刘仙洲等。东北大学向社会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为东北的经济、政治、实业等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
与满铁交涉为张作霖运兵
1925年，郭松龄反奉，逼使张作霖近乎疯狂，失去了理智。几次向王永江表示自己想下野。王永江不忍看张作霖的基业因此被毁，为张作霖策划借日本人之刀灭掉郭松龄的办法。
他先以奉张一定会支持日本在东北的利益为诱饵，极力说服了日本顾问野春。1925年11月29日，野春向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发电：“王省长就下记之事恳托社长援助，以此，请予以关照……拟紧急运输黑龙江步兵一个旅。如东支铁道允诺运输，则两天内抵达长春，届时要径直换乘满铁线列车运往奉天，请予关照。”满铁立即回急电：“关于运送黑龙江军之来电已悉。本社为满足中国当局愿望，排除万难，进行了安排……将我方允诺之旨意转达王省长……”在王永江的交涉下，奉系军队主力迅速回奉，为张作霖打败郭松龄抢占了有利条件。
劝张大帅罢战遭拒愤然辞职
经过王永江的努力，奉天省经济出现富足。在权力的蛊惑下，素有孤注一掷品行的张作霖极欲发动直奉大战，入主中原。王永江再三劝阻道，“修文偃武”，“发展民治，缩小军备，导中国裁兵先声，固中国长治久安之计”。“以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为荣，败者不足为辱；且适足以贻笑列国”。但张作霖不顾王永江的百般劝阻，先后两次发动奉直大战，将他辛辛苦苦聚敛的财富挥霍一空。
王永江一气之下向张作霖递交了辞呈：“签为才弱事纷，留职无益，请开去本兼各职事……今观将军之心竟在彼而不在此……今金融为军事牵动，竟出常轨之外，而战事又无时可息，则数年所期望之诸大政必无资以进行可知也。使在职不过于脑满肠肥之一大官而已，无益于桑梓人民并委俾于将军也。如其进而违心求合，不如退而藏拙蓬门……”张作霖此后几次派人去金州请王永江，他都以年老体衰拒绝了。
隐居故里的王永江已是一个左目失明、心脏漏血的垂暮老人，他不无伤感地感叹：“城市苦多暑，郊原生细凉。河移沙岸阅，风静水纹长。桥影吞斜日，塔阴倒夕阳。林英自开落，知否几沧桑？”在静谧的涛声里，王永江执笔研墨著有《读易偶得》、《铁龛诗草》二集、《医学辑要》、《六书选粹》等书籍。1927年农历十月初八，带着对故土的遗憾辞世。
奉海铁路填东北国有铁路空白
奉海（沈海）铁路是奉系军阀用本国资金和技术建成的官商合办的铁路，是奉天省长公署与商民合作投资，由奉海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和管理的省有铁路。该铁路建成前，东北没有一条是由中国人利用自己的资金和技术建设、管理，并完全国有的铁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奉海铁路填补了东北国有铁路的空白。奉海铁路干支线营业里程总长337.1公里，干线自奉天省城经海龙县至朝阳镇，长263.5公里；支线自梅河口至西安县城（今辽源）及煤矿，长73.6公里。1925年7月开工，1927年12月干支线基本完工。1929年4月随着省城改名沈阳而改称沈海铁路。九一八事变后，沈海铁路被日本掠夺，又改称奉海铁路。日本投降后回复为沈海铁路之名。
奉海铁路建设是为夺回铁路权
1904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在中国国土上发动了一场不义战争，是为日俄战争。战争的结果，使日本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取代俄国，并攫取了东清铁路支线长春至大连的铁路及附属地，改称南满铁路。1906年，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代替日本政府“管理”在东北的“权益”。
满铁通过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掠夺东北资源，对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当时，长春以南的铁路运输全部被满铁控制，即使是奉军使用铁路，除了交付运费之外，还提出了各种附加条件，比如：奉军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和关东军司令部批准之后才能乘车，必须临时解除一切武装，枪支弹药另行托运，关东军和铁路守备队有权监督；奉军的军事物资，必须得到关东军司令部批准才给运输；日本方面随时可以拒绝奉军运输。
张作霖主政东北后，为了摆脱日本的控制，就筹划在南满铁路东侧铺设奉天至海龙的铁路，以便使铁路运输摆脱满铁的控制，争取更多的资源流动和军事运输的自主权。可见，这条铁路的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了从日本手中争夺回权利，首先是铁路建设权，其次是经济权，再次就是军事运输权。
张作霖的“东北铁路大计划”
从1922年开始，张作霖就听从总参议杨宇霆和代省长王永江等人的意见，制订了修建纵贯东三省的铁路东、西干线计划，即在南满铁路之外另开一番天地，与日本人抗衡。计划的西干线，是由打虎山起，经通辽、洮南、白城子，到齐齐哈尔，连接奉黑两省；计划的东干线，是由奉天省城起，经海龙、吉林，到呼兰，连接奉吉黑三省。
1922年下半年，杨宇霆建议首先铺设东干线南段的奉海路。王永江积极支持和筹备这条铁路的修筑。可是，奉海路干支线全被日本不平等条约限制，张作霖就责成王永江与日本交涉，收回修筑权。
王永江自1923年1月开始与满铁交涉谈判，希望日本方面放弃借款权。经过两年交涉，最后奉天省用向日方借款修筑洮昂铁路（洮南至昂昂溪）作为妥协条件，取得了奉海铁路的修筑权。
1925年春，王永江在省城八王寺设立奉海铁路建设筹备处。5月14日成立奉海铁路公司，以奉天省政务厅厅长王镜寰为公司总理，原四（平）洮（南）铁路总务处长、技师陈树棠为技术长。
奉海铁路完全用中国自己的资金建设
奉海铁路是东北第一条官商合办的铁路。但由于当时奉天省兴建项目较多，如东三省兵工厂、奉天纺纱厂、东北大学及其工厂等建设项目都在筹建或已开工，财政不充裕，代省长王永江决定招募商股以补充官方资金不足。暂定奉海铁路由本国投入资金奉大洋2000万元，官商各投资一半。官股由奉天省财政厅投资，由东三省官银号支出。商股在省城各大银行、各地银行和各商民个人中募集。商股不足额或整个投资不足部分，由省财政厅随时垫支，保证了筑路资金来源。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入股者以本国籍人民为限”，公司股票为记名式有价证券，股票可在中国人之间转让，“不准转让或抵押给外国人”。
奉海铁路用中国自己的技术建设
在技术方面，奉海铁路完全用中国技术力量修建，设计和施工的一切技术问题都由中国工程师负责。王永江从四洮铁路局调来一大批技术人员，陈树棠任技术长，工程师温维湘、韦允裕、齐占一、蓝田、邹登明，见习工程师齐荫棠等负责具体设计和施工。还任命工程师张国贤为工程课长，工段长史通等人也都是中国技术人员。
奉海铁路地势险峻，工程艰巨，全线除需建设279座桥涵外，还要凿通老虎岭、西岭山两座隧道。筑路之初，日本人称之为儿戏，诽笑于旁，及至路成又咋舌惊叹。筑路者开通了490米长的隧道之后使全线提前9个月竣工。
奉海路线路工程比用日本技术修建的洮昂铁路和吉敦铁路（吉林至敦化）质量好很多，投资也比这两条铁路节省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资金。
奉海铁路干线于1925年7月开工，1927年8月奉天至海龙全线完工，1928年8月延长至朝阳镇。支线于1927年5月开工，12月完工，第二年延长至矿山。
奉海铁路的建成打破了日本对东北铁路运输的垄断
奉海铁路的经济价值无可置疑，铁路沿线土地开垦成耕地，“物产均可吸收集中省城”。其沿途经过沈阳、抚顺、清原、海龙、东丰、西安六县，还有山城镇和朝阳镇两个商业中心市场，烟麻、粮产、森林、矿产等资源丰富，以前都通过南满铁路运输，现在都可转入奉海铁路。
奉海铁路修筑期间通车的各站随时营业。试营业时期，由于机车、货车数量少而营业亏损。1929年正式营业后，收入和利润逐年增多。奉海铁路每年运出农产品90余万吨，以大豆粮食为大宗货物，占货运量70%。其次是运输西安（辽源）煤矿煤炭，以及工业品杂货，货源充足，保证营业运输获利。不到一年，奉海铁路已经成为南满铁路东部的平行竞争线。
奉海铁路的建成通车也方便了沿途商贾、旅客的出行，客运量逐年增加。1929年至1931年，铁路收入每年增长200万元现大洋，增长额相当于路产的十分之一。1931年利润最多达457.6万元，相当于筑路投资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公里收入1.5万元，是自建铁路中收入和利润最多的铁路。
奉海铁路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了外国对东北铁路的垄断，填补了东北无国有铁路的空白。铁别是奉海铁路与京奉铁路接轨以后，东北的土特产、山货毛皮从奉天省城装车入关，关内的钢铁、五金机械等物资也运入东北，加强了东北与关内的联系。
奉海铁路起点站在奉天，铁路的通车也推动了奉天城市的发展。以奉海铁路为母线的铁路支线，把兵工厂、大亨铁工厂、造币厂、迫击炮厂、粮秣厂等连成一气，在奉天省城东部形成了新的奉海工业区板块。
铁路管理因地制宜
1928年铁路建成通车后，奉天省长刘尚清聘请奉天商务会长、企业家张志良为公司总理。于2月召开股东大会，成立公司董事会。董事会由张志良、关定保、陈树棠、金恩祺等11人组成。3月20日，省长公署聘请交通部代理总长、京奉铁路局长常荫槐为奉海铁路督办。常荫槐把奉海铁路公司改称工程局，“节减开支，力求整顿”，还以交通部名义把洮昂铁路局闲置的新机车3辆和货车30辆调到奉海铁路使用，增加运输力和营业收入。
1929年3月6日，商股董事陈树棠向辽宁省政府和东北政务委员会申请恢复公司并得到批准。东北政务委员会指令奉海铁路公司“专归省署管辖”，“重视民权之至意，而免失信人民”。省政府任命张志良为公司总理，组建股份公司。随着省名改为辽宁省，省城改名为沈阳，4月奉海铁路公司改称为沈海铁路公司。5月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恢复官商合办的公司组织。
沈海铁路公司是奉天省长公署（辽宁省政府）的铁路管理机关，省长任命的公司总理掌握财政、人事和业务管理权。官方投资占资金总额三分之二，为公司经营提供种种方便和优惠政策，例如免除沈海铁路公司营业税、维护沿线治安、拨给官地等优惠。沈海铁路是省有铁路，奉天省长公署（辽宁省政府）掌握监督权和最高管理权，为鼓励官商合办企业，在公司内保证商股投资获利和业务管理权。
九一八事变后落入日本之手
九一八事变后，在关东军的策划下，一批汉奸拼凑了“沈海铁路保安维持会”，接管了沈海铁路。随后，设立了伪“东北交通委员会”，并由满铁接管沈海、吉长、吉敦、吉海、四洮、洮昂、齐克等铁路。
1933年2月9日，满铁与伪满洲国交通部签订了《满洲国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契约》、《关于满洲国铁道等借款及委托经营合并契约》、《交通总长满铁总裁间往复文书》等一系列文件，完成了满铁霸占东北地区全部中国铁路的手续。至此，沈海铁路等东北地区的全部国有铁路都落入日本之手。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沈海铁路才又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张学良成立基金会扶助辽宁教育
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捐出500万元（现大洋，下同）私产扶助辽宁省中、小学教育，为了管理这笔巨资的使用，以张学良字汉卿冠名，专门成立了“汉卿捐助辽宁省中小学教育基金会”，简称“汉卿教育基金会”。在“汉卿教育基金会”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为推动辽宁中、小学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作霖穷兵黩武使辽宁教育陷入困境
20世纪20年代，张作霖连续发动了两次直奉战争，加之日本对东北货币奉票的破坏，致使奉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奉票对现大洋的比价，1920年为1∶1，1928年降至25.1∶1，人民生活急剧下降，教育事业更陷入困境，教师薪水不能正常发放，生活难以维持。这种情况，为社会各界所焦虑，奉天省议会在1929年1月31日一致通过建议案：“本会依省议会暂行法第十六条第九项之规定，建议筹增教育经费以资维持一案，当于1月14日正式会议众议佥同，当经表决通过，相应缮具建议理由清折，咨请贵政府查照施行。”其建议清折称，立国之本，端在教育，教育推行，恃乎经费……省当局对于教育经费虽力予维持，加成增薪，从事补救，无如所增之款无多，而钱毛之度甚速，杯水车薪，其何能济。省立学校由省筹款，来源较广，教员薪俸虽不甚丰，但尚可支撑，所苦者外县耳。即以本年度论……各县小学教员月薪率在奉大洋二百六七十元之谱，核现洋十一二元。县中学教员月薪率在奉大洋七八百元，核现洋不足四十元。此外，各县教育行政费、学校购置费等项罔不拮据，维持原状尚感困难，遑论发展……总之，现在各县教育困于经费，濒于破产地位，不能不亟于维持。省议会建议奉天省长公署从地方款项中酌予补助。
张学良捐出父产扶助中小学
张学良非常重视教育，他有一个观点，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他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挨打，“其最大原因，即在教育落后”（在天津国立第二工学院讲演）。中国要强盛，“惟一希望在青年，青年之根本，在教育”（在北京大学欢迎大会上的讲演）。为此，他身体力行，提倡发展教育事业，兴办各类学校。尤其是主政东北以后，遵照其父遗嘱，“以其所有资产，悉数捐作教育经费，当时合计资产价值980余万元”（东北各省最近情形）。将其中200万元用于扩建东北大学，并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培养社会栋梁之材。为发展辽宁中等教育，他还捐款创办了奉天同泽中学、同泽女子中学、海城同泽中学。得知辽宁中、小学教育陷入困境，张学良更是做出惊人之举，慷慨捐出500万元之巨款，用于扶助辽宁中、小学教育。这笔款项相当于1929年辽宁全省教育经费的总和。
为合理使用捐款成立基金会
怎样使用这笔巨款？经奉天省教育厅长王毓桂与教育会及教育界人士协商，决定将这笔捐款作为补助辽宁省中、小学教育事业永久基金，并征得张学良同意，组织成立了“汉卿捐助奉省中小学教育基金会”（东北易帜后改为“汉卿捐助辽宁省中小学教育基金会”），会址设在故宫西华门外省教育会院内。由张学良出面邀聘了董事，于1929年2月正式成立了“汉卿捐助奉省中小学教育基金董事会”，作为保管
和处置此款的机关。其成员：董事长张学良，副董事长袁金铠，执行委员冯广民，董事袁金铠、杨宇霆、常荫槐、翟文选、王树翰、刘尚清、白永贞、彭贤、刘风竹、王毓桂、吴家象、冯广民、李静澄、王一丁等人，后又增加教育会正、副会长姬振铎和王化一，共17人组成。固定执行员为每届的教育厅长和省教育会长。1929年“杨常事件”之后，董事会成员又做了部分调整，董事长：张学良；董事：袁金铠、翟文选、王树翰、刘尚清、白永贞、彭贤、刘风竹、吴家象、李静澄、王一丁、姚灿章、姚淑文、姬振择、王化一，共15人。
成立董事会同时，制定了《汉卿捐助奉省中小学教育基金董事会章程》。章程共11条，规定了该项基金的管理、用途及董事会的产生、任期、活动等。
张学良的善举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张学良捐款扶助辽宁中、小学教育的善举，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反响。1929年1月1日，辽宁省教育会向全国发出通告，称：“戡乱用武，治世尚文，文化之兴，端自教育。慨自国事蜩螗，频年战乱，弦歌屡辍，讲座尘封，国家多失学之青年，学校乏基金之储蓄。我张总司令汉卿恻然悯之，慨捐国币五百万元，作为奉省公立中小学校教育永久基金，发商生息，即以常年息金补助教育，并组织董事会保管支配，藉示昌明文化之至意。叔季之世，货利交争，求能先公后私见利思义者，已属寥寥，至若捐私财公益牖民辅世，兴学育才，宏胞与之怀，树自强之计，尤旷世难睹。我张总司令超然远览深识，默察时势，顺应潮流，以为偃武首贵修文，投戈专资讲艺。爰解私囊辅助文化，缓带轻裘，羊叔子之流风未泯，敦诗说礼，晋中军之遗风可钦。”《辽宁教育月刊》也发表评论：“汉卿先生，进而以其私家之富，移充本省公文中小学教育永久基金者，五百万元。……捐其私资，以为首倡，吾知资富之士，必有输将恐后，望风响应者矣。”
在张学良的带动下，一些官宦、名流、富绅也纷纷解囊，支援辽宁中、小学教育。
基金对辽宁中小学教育如雪中送炭
汉卿教育基金的投入，对于辽宁中、小学教育如雪中送炭，解救了因经费困乏濒临破产的尴尬，推动了辽宁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了合理使用这项基金，汉卿教育基金会成立以后，即着手拟制详细计划、实施办法。董事会决定：500万元基金全数存储于东三省官银号生息，月息1分2厘，每月得利息6万元，全年72万元，以此利息作为资助各学校开支。支配办法，将视各县中、小学教育情形及利息金额多少而定。
基金会成立后，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给全省中、小学教师发放补助金，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了鼓励教师积极从事中、小学教育，基金会决定，对于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中、小学教师，发放数量不等的补助金。为了使补助金发放得合理，又能起到促进中、小学教师献身教育积极性的作用，基金会每年依据教师的教龄、教学成绩、个人资历等，对每一位中、小学教师进行考核，将所有教师评定为甲、乙、丙、丁四等，对于甲、乙、丙三等发放不同数额的补助金，丁等不予发放。为了使评定工作公平、透明，采取积分制的方法进行评定。对于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分教学成绩、训管情况、教务工作、教育著作和教具制作、资格、课外服务成绩、参加教育学术团体、获奖情况八个方面，制定了具体的赋分标准，达到不同的分数，自然进入相应考评档次。这一考评工作，1929年、1930年共进行了两年。
二是设立中、小学教育研究班。为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和水平，基金会于1930年3月成立了辽宁省中、小学教育研究班，隶属于省教育厅，附设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院内。参加研究班的学员由省城和各县从各中、小学教师中选送，经教育厅考试合格者方能进入研究班学习。学员除课堂授课外，还组织参观、实习。学习结业后，由教育厅和选送的县政府任命担任中、小学校长或督学、教育委员等职。至九一八事变，共举办了两期小学教育研究班，并组织学员赴京、津、沪、杭进行考察。
三是举办假期讲习班。基金会规定：凡被评为丁等的小学教师，必须在寒暑假参加由各县组织的讲习班学习。讲习班主任由县教育局长担任，讲师由基金会聘请，经费由基金会承担。到1930年暑假，已有29个县举办讲习班，参加学习的小学教师达4000余人。
此外，基金会还主持在东北大学体育学院附设体育专修科，为各县培养体育人才；筹建科学馆，建筑体育场；为各县督学发放补助金等项工作。
为使各项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基金会同省教育厅陆续制定了十余个具体办法，如：《中小学教员补助金发放办法与注意事项》，《中小学教员薪俸发给办法与注意事项》，《中小学教育研究班组织大纲》等，有些还制定了实施细则。
对于支出经费，基金会也严格把关，尽量使经费用得合理。以1929年为例，基金会预算与决算情况为：
中、小学教员薪俸补助金55万元；小学教员助学金5万元，包括假期讲习费3万元，小学教育研究会征集论文、刊行杂志丛书1万元，选送国内留学研究小学校教育或参观调查1万元；体育补助金5万元；建筑图书馆5万元；特种补助准备金1万元；董事会办公费1万元。在实施过程中，因各项调查未清，实际上大部分经费未支出，仅支出19274.9元。董事会决定，拨20万元建筑雨亭纪念图书科学馆，付小学教员助学金1万元，办公及调整经费1万元，余额并入基金。
基金会的工作无疑推动了辽宁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也是张学良将军对辽宁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基金被日军掠夺
正当汉卿教育基金会按照规划实施各项工作，张学良将军资助的各项教育事业全面展开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9日早晨，日军在占领沈阳重要机关的同时，也占领了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边业银行等所有的金融机关。在占领东三省官银号后，在金库门贴上“日本军占领，犯忌者死刑”的封条，并派兵把守。东三省官银号和各分号的存款现金、准备金及各附业资金全部被日军掠走。东三省官银号各种现金、准备金、公债等损失达4.3472亿元，张学良捐助的教育基金也包括在内。日军的强盗行径不仅使辽宁中、小学教育基金会事业遭到完全破坏，也使辽宁的各项教育事业全部落入日军魔掌。
张学良巧妙处理军阀矛盾
张学良执政东北以后，从国家统一出发，不顾日本的破坏和杨宇霆、常荫槐等人的阻挠，断然于1928年12月29日易帜，宣布归附南京国民政府，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1930年3月，刚刚统一年余的中国，新军阀战争硝烟再起，爆发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在这场战争中，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灵活机动地处理同蒋介石、阎锡山等各路新军阀的矛盾，多次通电各方，呼吁和平，停止内战，直至出兵武装调停，拥护中央，再次维护了国家统一。张学良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军阀矛盾中，游刃有余，表现了高超的政治艺术。
巧拒蒋介石对秦华的收买
秦华，字伯秋，热河省朝阳县人。1907年升入保定陆军速成学校，1909年毕业后任陆军第二十镇七十七标排长，1911年调任东三省陆军学校任区队长。因得到张作霖的信任，1913年晋升陆军讲武堂中校教官，后被送到北京陆军参谋大学深造，1919年晋升少将参谋长。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回奉天隐居。1929年下半年被张学良派赴南京，任东北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秦华以其非凡的才干和智慧，受到张氏父子的重用，也以其正直的人格得到张氏父子的信任。
秦华在南京工作期间，作为张学良驻宁代表，经常出席国民政府重要会议，并与国民党上层进行广泛接触，从中获取了大量情报发给张学良，使张学良能及时了解南京政府和各派新军阀的动向。中原大战开始前，秦华几乎是一两天一报，把蒋、冯、阎、李的动向及时报给张学良，每个情报都准确无误，为张学良正确判断形势并作出决策提供了依据。
由于秦华的出色工作，特别是在与蒋介石的军务联系中，代表并强调东北军的利益，为张学良暗通消息，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想通过高薪收买秦华作为他的暗探，以掌握张学良的动向。1930年1月19日，蒋介石亲下手谕，给秦华月薪2000元。以秦华的职位，在东北军中月薪仅有200元。蒋介石企图以10倍的高薪收买秦华为他提供东北军的情报。对此，秦华并未为所动，当即将蒋介石手谕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十分明白蒋的意图，但从大局出发，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加以处理。
1月21日，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长王树翰的名义致电秦华：“蒋主席送弟之项，业奉长官准收，谅已达览。顷长官又云，如按月收二千，似觉太多，可否由弟向蒋公言东北薪水均薄，某不敢多领，受五六百则可，请弟酌办。”1月23日，秦华电复王树翰：“当于漾日谒蒋主席，遵兄所嘱，力为面陈，蒋云有限，不必介意，等语。弟退出后细思无良好办法，此事原因不明，故当时即刻电告，以定受却。目下可否将蒋所下之条不缴，亦不颁，敷衍下去，抑或将该条寄省请总座函谢缴还之处，请兄转陈示知，以便遵办。”
张学良接受秦华的意见，于1月24日就此事致电蒋介石：“顷接秦处长华电称，奉钧座手谕，月给该员现金二千元，盛情隆渥，感戴曷胜。惟以此间在公人员，均有定薪，且甚微薄，倘令该员受此重金恐有畸轻畸重之弊。如蒙体念勤劳，稍予施惠，则月给数百元，长者之赐，何敢固辞。”只寥寥数语，巧妙地婉辞谢绝了蒋介石对自己部下的高薪收买，既从大局出发保护了蒋介石的颜面，也在话语中暗示蒋介石，我的部下是收买不了的。反映了张学良对蒋介石所存有的戒备心理。
秦华的清廉与忠诚更加受到张学良的信任，返沈后，出任奉天督军署参谋长。
闭目应对反蒋派的拉拢
中原大战爆发前，张学良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据1929年9月统计，东北军兵员为365680人，装备精良，陆海空兵种齐全，具有较强的立体作战能力。张学良的态度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胜败，因此，双方都把赌注下到张学良身上。
中原大战之初，反蒋派就以一纸通电拥张为副司令，试图以既成事实逼张就范，加入反蒋同盟。阎锡山还把跟随自己多年、能言善辩的交际处长梁汝舟派到沈阳，组成十数人的游说班底说服张学良，还亲自致电张学良，称“彼此知交有年”，“挽救时局，端在提携”。对此，张学良对梁汝舟表示：“我很抱歉，老者们通不过，经过一再争执，决定采取善意的中立主张，就是对蒋介石中立，但对阎先生要加‘善意’二字，请转达，请阎先生多加原谅为感。”又亲自致电阎锡山阐明自己的立场，对于就任反蒋派副司令一职，则避而不谈，不予理睬。
3月1日，张学良为了表明对时局的看法，发表息争通电，沥胆陈词，呼吁和平。但双方并未就此罢休，反而加紧了战争的准备和对张学良的拉拢、收买。张学良表面上对双方说客都客气地周旋，实际上已经胸有成竹，这就是拥护南京政府，反对军阀内战，维护国家统一。在行动上，也逐渐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对蒋介石袒护、支持，对反蒋派则冷淡处之。
5月20日，张学良复南京大员徐源泉电称：“对介公（蒋介石）、雪竹（何成浚，时任蒋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相交已久，相示以诚。……在可能范围内，必当尽力赴之也。”暗示自己持拥蒋态度。6月17日复何成浚电称：“弟以身许国，既承东北父老之属望，兼感介公与兄之高义。公谊私情，不敢稍亏，苟可排除环境困难，使东北地方勿生变化，使东北父老不致因弟受累，决为国家、为介公效命。”对蒋介石代表张群“频繁出入少帅官邸，宾主你来我往，谈笑风生”。还利用海军军舰在青岛帮助蒋介石运兵。9月18日，发出“巧”电，公开表明拥护南京政府的政治态度，派兵入关进行武装调停。
对于反蒋派代表则采取不同的态度。当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向张学良转达阎、冯意见时，据薛回忆，张学良“总是闭着眼睛打瞌睡，我们看谈不下去，就辞回旅馆”。对冯、阎提出的合作办法，也是“略一过目，把原件放在茶几上，未表示可否，只谈了几句普通应酬的话”，使冯、阎代表很尴尬。从对双方说客的态度上，也反映出张学良的立场。
平息马廷福谋叛
1930年7月，在双方酣战之际，张学良对双方的立场虽然心中有数，但尚未公开表明，对各方的拉拢、诱惑亦不动声色，只密切注视战局发展，“希望由于局势的演变，能使双方息争言和，停止内战”。蒋介石见自己绞尽脑汁想出的种种办法和花偌大本钱都没有换来张学良明确的拥蒋态度，十分恼火，就使出惯用的策反手段，阴谋分裂东北军。
先是拉拢于学忠和王树常。7月7日，蒋介石派陆军大学校长刘光赴东北当说客。刘光此次北上，专门带来南京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状，目的很明显，就是用高官拉拢于、王，阴谋分化东北军。接着，蒋介石又利用临榆驻军参谋长蒋洞学和陈贯群多次送亲笔信给东北军临绥驻军司令于学忠，如能举兵向西，牵制阎锡山部，许以华北地盘归其掌管，遭到于学忠拒绝。
蒋介石见拉拢于学忠不成，又指使何成浚、陶敦礼、林树藩等收买于学忠部驻临榆的第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团长孟百孚、安福魁等人叛张投蒋。许马叛张后给现洋300万元，并事先将100万元汇到沈阳中国银行。蒋介石这一阴谋很快被于学忠发现，于劝告马廷福说：“东北系统待我们不薄，我们行事为人应以忠义为要，绝不可如此行动。”但马廷福等人不听劝告，为蒋介石的重金所诱惑，决定叛张投蒋。于学忠一面劝马廷福稍缓行动，一面将此事报告张学良。
张学良得报后，明知就里，却未动声色。他对部下说：“马廷福如真受人愚弄，有些活动，我个人的安全事小，而暴露东北军内部不团结、不一致、贻人耻笑的事大。不过蒋介石这种做法太不应当。但我仍要以国内的大团结为重，不计私怨。”8月14日，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马福廷等六人扣押，平息了蒋介石、何成浚策反的未遂兵变。
8月16日，张学良在北戴河为马廷福谋叛事通电东北军政首脑，电称：“前充三、四方面军团部顾问陶敦礼，彼时陶任寇英杰之参谋长，良以宽大待人，并无歧视。讵近日行动诡秘，往来于榆关、北戴河之间，煽惑军队，意有所图。驻临榆旅长马廷福，团长孟百孚、安福魁昧于大义，被其迷惑。现经于司令孝侯发觉，来辕密报，当于寒日会同于司令，分途在榆关及北戴河两处将陶敦礼、马福廷、孟百孚、安福魁等分别逮捕，一并看押。现正组织军法会审，严行审讯，以明陶某之背景及其金钱之来源。查东北军队向称团结，此次事变如果实现，不惟破坏军纪，且足贻笑外人。幸赖孝侯顾虑周详，处置敏捷，为东北消无形之隐患，军人增莫大之光荣。是日也，天心厌乱，大雨淅沥，不损一兵，不折一矢，而渠魁就擒，邪气顿消，尤见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也。”张学良未动一枪一弹，使蒋介石的策反阴谋彻底破产，维护了东北军的内部团结，也警告蒋介石勿做失道之事。
九世班禅在奉天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生于1883年。1888年2月，经金瓶掣签，清朝光绪皇帝批准，被确认为八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九世班禅在世期间曾两次来奉天，以他特殊的身份，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奔走呼号，给奉天各界和全省人民留下深刻印象。
首次来奉受到热烈欢迎
1926年秋，九世班禅决定来奉天。得知这一消息后，当时的奉天省长公署就开始做迎接班禅的筹备工作。1926年10月，奉天省长公署成立了招待班禅事务处，任命陈奉璋为处长，下设会计股、招待股等四个部门，编制24人，负责日后班禅在奉时的活动安排及日常生活。
1926年12月22日，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一行由北京经天津到达奉天。一到奉天大地，就受到各方面的隆重欢迎。当日，各界在京奉铁路奉天总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军界营长以上军官、官署简任以上官员、警界荐任以上的警官、商界会董以上的商人、教育界校长以上的教师到场参加欢迎仪式。班禅为答谢各界欢迎之盛情，分送各界哈达一份。
为解决九世班禅的活动经费，奉天省长公署决定：每月支付班禅自用现大洋3000元，香火费1000元，公用开支费6000元，合计每月1万元，这些费用班禅在奉时按月全数发给，不在奉时按月半数发给。还规定：班禅带同随员外出讲经时，来往所乘坐的火车由奉天省长公署随时预备。1928年9月，奉天省省长翟文选还亲临班禅驻地皇寺，谕令僧等全院移出后楼，将其做班禅生活的专用场所，还决定租用房舍作为九世班禅行辕，房租每月现大洋198元，由省长公署支付。
在东北各地唪经讲学
此后的几年间，九世班禅就一直在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佛事活动。1927年6月，班禅赴内蒙古达尔罕旗唪经讲学。1928年8月，班禅一行由内蒙古到洮南准备回奉天，新一任班禅事务处长李梦庚率人前往洮南迎接，京奉铁路局受命派出头等客车一辆、餐车一辆、铁棚车两辆、三等车一辆，由奉天总站开往洮南站迎接班禅。8月30日，班禅到达奉天，驻在奉天小南关茂林分馆。班禅大师对奉天人民的热情招待深为感动，班禅驻奉办事处在1928年8月20日致奉天省长函称：“去岁阳历六月十三起程赴蒙传经，开导蒙民，而不忘先大元帅之负托深意，及在奉蒙诸位长官、各机关并各界及诸同胞之老百姓之欢迎优隆，招待之德不忘……”
1928年底，九世班禅一行再次赴内蒙古讲经。1929年9月，辽宁（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1929年2月5日奉天省改称辽宁省，奉天省长公署改称辽宁省政府；奉天市改称沈阳市，奉天市公署改称沈阳市政府）招待班禅事务处处长李梦庚到内蒙古贝子庙迎接班禅回沈阳，驻锡皇寺后楼。此后的10个月，班禅一直驻在沈阳。1930年2月，九世班禅在沈阳度过了他47岁寿辰，辽宁政府一些官员、社会名流参加了他的寿诞活动，所花费用由省城各机关、各法团、银行分别摊任，另由省财政厅拨付现洋600元。1930年3月5日，班禅还与辽宁省招待班禅事务处职员拍照合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1930年5月，辽宁省政府特别成立了班禅护卫队，保护班禅及其行辕的安全。
所有队长、兵员、夫役均发给队号一方以资识别，队号黄底红字，上行印汉语：宣诚济世；下行用汉藏文印：班禅额尔德尼护卫，队部设在皇寺后楼。
1930年7月中旬，班禅欲赴北蒙阿鲁科尔沁等三旗传经及避暑，但因阴雨连绵，铁路不通，延期至7月29日才带领随员百余名由北宁路转赴通辽，换乘汽车先抵开鲁，再赴阿鲁科尔沁旗，在路过黑山、彰武两县车站时，因当地社会治安较乱，两县长分率公安局长到车站护送安全过境，7月31日由通辽起程赴开鲁。
班禅疾呼西藏是中国领土
1931年4月，班禅由大伯林旗郝桃庙起身经由通辽回沈阳，东北交通委员会令北宁路局备车接回班禅，11日到达沈阳。5月1日，班禅带领随员160余名离开辽宁前往南京参加国民会议，5月5日在会上致简短祝词，10日在南京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重要讲演，回顾了中藏历史发展的渊源，指出：“一、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如被帝国主义侵略，可无异于自己的门户被人拆毁，以免有唇亡齿寒之忧。二、如何使西藏与中国团结成整个的民族？要做到这两点必须先下许多工夫，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全国国民，一致努力。”表明了九世班禅对民族问题的正确立场。
九世班禅再次来辽宁
1931年7月20日，班禅及其随员从北平经天津又一次来到辽宁，仍驻锡皇寺后楼，这是班禅最后一次来辽宁。7月24日，班禅一行北赴呼伦贝尔唪经。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全东北，班禅没有机会再来辽宁。班禅在辽期间，为感谢辽宁各界的盛情款待，曾留下许多亲笔信函，当他最后一次离开辽宁后，还致函辽宁省政府主席表示感谢：“优遇招待极周……沿途军警保护非常周密，已平安到达呼伦贝尔。”
九一八事变后，无论是“辽宁地方维持会”，还是以后的伪奉天省公署，都不再支付班禅及其驻辽人员的俸费及班禅行辕住房租金，致使这些藏员生活难以维持，招待班禅事务处长李梦庚多次上报拨款未果。1932年6月，伪奉天省公署发文：“查班禅活佛赴蒙未归，现在仅有安钦佛以上少数藏员残留驻奉，现省库乏款，班佛俸费尚难照应筹发，倘再长此设处招待，续耗公款，益感支拙，应将经费以资结束，令该处能遵照办理。”不久这些藏员全部离开辽宁去了内蒙古，随之招待班禅事务处被撤销。
九世班禅大师遍游内地14年，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做了大量工作。1935年，班禅向国民政府提出回藏计划，当时西藏僧俗民众“欢迎班禅入藏声浪甚高”，国民政府即拨付经费100万，还建立了护送卫队和护送专使行署。1936年底，班禅一行到达青海玉树。这时日军大规模侵占华北，国民政府要他“暂缓返藏”。班禅发表《告西陲同胞书》，号召藏蒙人民团结抗日，并亲自主持大法会，祈祷抗战胜利。
回藏受阻，班禅心情抑郁，加之长年漂泊，身心交瘁，于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圆寂，享年5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