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的钟声敲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主任并执教的李大钊说了上面这些话。正是在这个时候，期待着希望的中国人感受到了理想的召唤，看到了曙光，开始觉醒了。
带来曙光，让中国觉醒的就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历史的惊雷炸响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而它的引线，却是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牵出来的。从1917年开始，这个杂志很快成了北京大学新派人物发表意见的一个园地。聚集在《新青年》麾下的新派人物，迅速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引入新学问、新方法和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说到底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它启发了人们的科学意识、民主意识和民族意识。那时候，新派人物手里拿的批判武器，是从西方学来的两件法宝，一件叫“德先生”，就是民主（Democracy），一件叫“赛先生”，就是科学（Science）。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在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喜悦。没有派一兵一卒的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挤入战胜国的一方。于是，在故宫的太和殿，北洋政府举行了盛大阅兵式。从天安门广场到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到处是游行、集会和欢庆的民众。夜幕降临了，老百姓们还纷纷提着灯笼游行。
但喜悦之情未尽，中国人就开始了从大喜到大悲的心路转折。1919年1月，从巴黎和会传来消息：中国代表连续向会议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提案，都遭到了拒绝，连收回战败国德国从前占据的山东的期望，也化为泡影。中国代表两手空空，空得了一个“战胜国”的头衔。
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再度蒙受沉重的耻辱。对巴黎和会抱着极大期望的中国人，仿佛坠入了绝望的深渊。于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事件开始在青年学生中孕育了。
参加这个事件策划活动的一个北京大学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开始考虑表达对政府不满的办法。最后决定，唯一能立刻做到的，是召集北京的学生举行一次大游行。在大家的情绪十分激动的时候，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猛地站起来，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用血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在这种悲壮气氛的感染下，所有到会的人都肃然起敬。
1919年的5月4日是个星期天。下午1点，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游行队伍中，人们高举着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用血写的“还我青岛”的衣襟。北京大学的示威学生还专门佩戴着一个布条，上面写着甲乙丙丁的编号。他们沿途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呼吁：“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学生们最痛恨的是早些年代表袁世凯同日本人签订割让山东主权密约的曹汝霖。当游行队伍走到东交民巷的时候，不知是谁说了声“找曹贼去”，学生们便朝着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家拥去。曹汝霖的家是一个西式院落，这时已经大门紧闭，还有几十个军警看守。学生们就朝窗户和院墙里面扔石头和白旗帜，要求曹汝霖亲自出来解释为什么同日本签订密约。曹汝霖当然不敢出来。有五个手脚麻利的学生没费多少周折就翻进了院墙，打开了大门，大队学生一拥而入，但没有找到曹汝霖。
其实，曹汝霖就躲在一间像箱子一样的小屋子里。
没有找到曹汝霖，有个叫匡互生的学生干脆放了一把火。多少年后，人们提起五四运动，印象里就是这把火。正是这把火，把整个中国都引爆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各地纷纷响应。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情绪在这时候来了一次总的爆发。到6月28日，以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为标志，五四运动告一段落。
对寻找出路和理想的中国来说，这仅仅是一出雄壮史剧的序幕。
这个序幕是如此的精彩。一个年轻的群体，为了自己国家的未来掀起一场爱国运动，从而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改造进程。这大概是五四运动给后人留下的最可思索的话题。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后来大部分都成了现代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后人提起五四运动，它便成为了一种象征，一个旧时代终结，新时代开始的象征。
传播理想的种子
1975年，山东广饶县的刘集村，第一次发现了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由于排印疏忽，封面上的“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正是这个排错的书名，成为辨别是不是最初版本的一个标志。初版的《共产党宣言》一共印了1000本，如今留存世上被发现的有8本。而在这每本书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动人的历史，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山东广饶县刘集村发现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主人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济南中共党组织负责青年工作的张保臣。有一个来自广饶县刘集村的青年女教师，叫刘雨辉，经常参加他组织的学习小组。不久，他把这本《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刘雨辉。1926年，刘雨辉回到家乡过春节，送给刘集村党支部的礼物，就是这本《共产党宣言》。
从此，这本《共产党宣言》成为了刘集村党支部经常学习的材料。党支部书记刘良才经常给人们讲书中的道理。不识字的人就问：这些道理俺以前没有听说过，到底是谁讲的呀。刘良才就指着书上的马克思头像说，就是这个“大胡子”说的。这样，当地老百姓就把《共产党宣言》改了个叫法，说是“大胡子的书”。正是这本“大胡子的书”，教育了刘集村几代共产党员，刘集村为革命献出了28名烈士，先后有190人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年，刘良才被党组织调到其他地方工作，临行前，他把这本《共产党宣言》交到了第二任党支部书记刘考文手中。1932年刘考文被捕前，又将这本《共产党宣言》交给了老共产党员刘世厚保存。为了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查，几经转藏，刘世厚曾把《共产党宣言》埋进锅灶下面，后又转到粮囤下，以至塞进房屋山墙的鸟窝里。1941年4月18日伪军“扫荡”刘集村，全村着了大火，已经跑出村外的刘世厚，傍晚时分又偷偷返回家里，从着火的房子里抢出了《共产党宣言》。新中国成立后，他用棉线把这本快散页的书重新缝好，在扉页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用油纸和老蓝布层层包好，放进一个小漆匣里。1975年，85岁高龄的刘世厚老人把这本书献给了国家。
最初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是怎样翻译出版的呢？
1920年1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乔装打扮成一个商人，坐着李大钊赶的一辆骡车，悄悄地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在他的行李中，有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准备带到上海物色合适的人选翻译成中文。
五四运动照亮了一个民族希望的天空，但要在天空中点燃理想的太阳，却需要另外的火种。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引人注意，从而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形势的迫切需要，使陈独秀觉得，有必要翻译出版一本完整的《共产党宣言》。
与此同时，在上海附近的浙江义乌县分水塘，一位叫陈望道的青年正在夜以继日地开始做一件大事——翻译《共产党宣言》。不过他依据的是一种日文版。刚到上海的陈独秀正在筹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听说此事后，大喜过望，立刻把自己带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托人带给了陈望道，供他翻译时参考。
陈望道译完这本书，托人把译稿转给了陈独秀。陈独秀仔细翻阅了译稿，十分满意，还动笔校改了一遍。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署名是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译。
这本小书的发行，终于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通过一个个方块字，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响。书中的翻译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仅仅是“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这样的词句，就会使许多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进步人群，获得难以估计的力量。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在阅读了这本书以后开始确立自己的信仰的。毛泽东后来就说：1920年，我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以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
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出版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途中。晚年谈起青年时代的往事，他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创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1920年，刘少奇、任弼时等都是这里的学员。那时，每个学员都发一册《共产党宣言》，由陈望道给他们讲授。刘少奇曾回忆：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人的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
朱德在1922年出国前没有读到《共产党宣言》。他后来说：我当时还毫无所知，手里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文献，连一份《共产党宣言》也没有。他当时读《共产党宣言》的心情非常急迫。1922年在欧洲经周恩来介绍入党后，才第一次看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周恩来送给他的。由此看来，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至少在1922年就流传到海外了。
“红船”起航记
1921年6月29日傍晚，湖南青年毛泽东和已是中年的何叔衡，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们走得很突然，也没有亲友送行。只有何叔衡的同事谢觉哉知道他们的行踪，但也不敢声张，只是在日记里简单地记下了一笔：“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毛泽东），赴全国之招。”对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何叔衡“应共产主义者之招”到上海，是要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揭开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成立中国共产党。
尽快建立共产党组织，当时已成为一些先进分子的普遍共识和愿望。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欧、旅日的中国青年已先后成立了党的组织。这些组织，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而上海则干脆叫“中国共产党”。以后，把这些早期的党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不到20岁的青年学生。他们不约而同地奔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面，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于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已经水到渠成。
1921年7月23日晚上，毛泽东等13位代表齐聚到了属于法国租界的上海望志路106号和108号，也就是今天的兴业路76号。这些人从莫斯科，从日本，从中国的北方、南方赶来。另外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或说德语，或说俄语，更多的是操着中国各地的方言。有穿长衫或对襟纺绸白上衣的，有着西式衬衫还结着领带的。他们或留着八字胡，或满脸络腮胡子，或一副教授派头，或一派学生模样。初次的会议很随便，并不讲究座次的排列顺序。和在座的许多人比较起来，穿长衫的毛泽东还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和从日本赶来的周佛海一同担任记录。
全体会议开了5次。与会者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个个都有主见，又多是意气风发的青年人，讨论起来的热烈气氛可想而知，不料在7月30日那天晚上，一个陌生人的闯入，打断了代表们的争论。当天晚上，代表们商定，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
在浙江嘉兴南湖上面，代表们扮成游客，租了一条称作“单夹弄”的红色画舫，在上面继续开会。这种画舫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绝迹了，如今供人们参观的船，是20世纪50年代仿造的。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会议最终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并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的书记。中国共产党在它的第一个纲领中，主要阐述了革命军队、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等重要问题。在今天看来，当时的主张主要从书本里得来，难免抽象，对中国的现实国情还缺乏具体深切的了解。但这毕竟成为了一个象征，一个将改变中国社会的政党，在一条小船上起锚远航了。
红色的游船，红色的起点，红色的旅程，红色的故事，就这样成为了通向未来的一个坐标。
中共一大的13个参加者，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平均28岁，正好是毛泽东的年龄。而当时在全国才只有50多位成员。这些年轻人以改天换地的气概，一心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创立一个崭新的合理的社会。这个组织在日后发展得如此迅猛，大概连当初的13个参加者自己都是没有预料到的。
历史总是严格地挑选着那些能够把握历史脉搏的群体，同时也选择着那些始终不渝地为理想奋斗的人们。90年光阴似箭，13个中共一大代表都已作古。时代的骄子，风云际会，他们曾在黑夜沉沉的时刻相聚一起，为中国的历史悄悄地点了一把非同寻常的烈火；在这以后，却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有的中途消沉退隐；有的曾轰轰烈烈，但后来却背叛了革命；有的甚至当了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汉奸；但更多的人却始终挺立在革命的潮头，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浪淘沙，岁月无情。他们曾经站在同一条政治的起跑线上，而结局却如此大相径庭，看来，值得深思的不光是历史，还有每个人都时刻面临的人生道路。
不再做牛马的人们
1922年元旦那天，一张小小的贺年卡，分别送到了上海一些与共产党组织有联系的人士手里。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共产主义的幽灵飘到了上海！”
其实，这张贺年卡上只写了一句当时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最后一句话：“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共产党人这一特殊的亮相，明确传达出他们走出了什么样的第一步。
应该从哪里入手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在婴儿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事情似乎很简单。既然它属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应该到工人中去，唤醒他们的觉悟，为争取工人的利益而斗争。
事实上，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李大钊就派邓中夏、张太雷等人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创办工人夜校。他们讲课的方法也形象生动。人们常说上天是最大最高的，他们就把“工人”二字摞在一起，说这就是一个“天”字，工人阶级就是天，自然要当家做主。
湖南的毛泽东，也是在“工人”两个字上做文章。他从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回到湖南不久，就背着一把雨伞到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做工作。他在工人夜校里对工人们说：“工人”的“工”字，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工人就是中间的一竖，站直了，就是顶天立地。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画了一幅家喻户晓的油画，题为《毛主席去安源》。画面上，身着长袍，右手拿着雨伞的毛泽东，头顶一望无际的沉沉乌云，脚踏旷野的野草鲜花。后来有的西方人看到这幅画，说毛泽东就好像是一个传教士，要给受苦受难的人们传播上帝的福音。其实，如果他真的给工人带去了“上帝的福音”的话，这个上帝，就是工人自己；那个声音，就是不再当牛做马。
毛泽东在安源播下了火种。不久，党又先后派刘少奇、李立三去安源。许多人都看过一部叫《燎原》的电影，这部电影就是根据刘少奇在安源领导工人罢工的故事改编的。当时，李立三是罢工总指挥，刘少奇是工人全权代表。罢工从1922年9月14日那天开始，工人们提出的宣传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经过刘少奇和安源路矿当局的谈判，罢工取得了胜利，从而成为共产党人早期从事工人运动的一个成功范例。
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出现了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如果翻阅那时的报纸，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工人罢工的消息。为了争得做人的权利，中国的工人成长起来了。但不能忘记的是，成长的路途，总是上演着一幕幕壮烈的悲剧。
1922年1月17日凌晨4点，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的两个25岁青年黄爱、庞人铨，被军阀赵恒惕押赴长沙浏阳门外的刑场，那个夜晚很静，很黑。庞人铨被一刀砍成两截。黄爱被砍三刀，突然大吼了三声：“大牺牲，大成功。”当时正在长沙郊外的毛泽东闻讯后，立即愤慨地进了城，派人将他们的遗体抢运到南门外入殓安葬。远在北京的李大钊得到消息，说黄爱和庞人铨“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国的社会运动开创一个新纪元”。
黄爱是五四时期周恩来在天津组建的觉悟社的成员，远在法国巴黎的周恩来得到消息，满怀悲愤地写了一首诗说：“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它，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发生在1923年2月初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把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推向了最悲壮的顶点。2月1日那天，从北京到武汉的铁路沿线各站工人代表，齐聚河南的郑州，举行大会，宣布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这一政治组织的成立引起当局的极大恐慌，原来标榜“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立即派军队包围了会场和代表、来宾住的旅馆，并强行要他们返回原地。于是，总工会下令京汉全线总罢工以示抗议。一时间，从北京到武汉铁路全线被工会派人控制起来了。和以往的工人罢工不同，这次罢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重点是争取合法的政治权益，鲜明地提出了“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2月7日，吴佩孚下令同时在长辛店、郑州和汉口江岸等处大肆搜捕工人领袖，枪杀了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等40多人。后来，人们把这次罢工的失败称为“二七惨案”。
烈士的血为理想之花浇下了第一滴水，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铸就了第一座沉重的纪念碑。
刚刚起锚的“红船”，不得不开始选择一个新的航道。
滚滚洪流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革命的洪流中，有两首妇孺皆知的歌曲，从珠江唱过了长江，从城市唱到了乡村。一首歌唱道：“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一首歌唱道：“工农兵，团结起来向前进……”歌声所传达的，正是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心声，正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人选择的新航道——推进国民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革命需要“本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举行的一届一中全会的签名录，仿佛告诉我们，当时最大的本钱是“国共合作”。在这之前，孙中山曾感慨地说：“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处于幼年却充满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孙中山渴望的新鲜血液。经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参与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重新解释了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使国共合作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
面对封建军阀，革命的又一“本钱”是可靠的和新型的军队。1924年6月，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办起了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因为它坐落在离广州城约20公里的珠江环抱的黄埔岛上，人们又把它叫做黄埔军校。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周恩来为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一批共产党员都是这所学校的政治教官。
那时的黄埔军校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校门上挂着“革命者来”的横匾，两边竖着“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对联。“到黄埔去！”成为了当时有志青年的崇高理想。来这里的人，都希望把自己铸造成对革命有用的好材料。
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和政治人才，仅仅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直接听过周恩来讲课的，就有后来战功赫赫的共产党将领徐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王尔琢、周士第，也有后来国民党中央军的著名将领杜聿明、范汉杰、胡宗南、宋希濂、郑洞国。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当中，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就有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林彪等人。
在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中，有一个叫蒋先云的青年共产党员。他来自湖南，毛泽东推荐他来报考，结果考了个第一名。对于学生中的“状元”，校长蒋介石自然要亲自接见一番，并对他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入校不久，蒋先云就组织了一个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很有影响的“左”派学生领袖。因为他在作战中十分勇敢，富有献身精神，还当了军校政治部的秘书。
1925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宣布军队里不能有跨党分子，凡是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共产党后才能留在军队里面。他希望政治部秘书蒋先云能够带头退出共产党。但蒋先云却表示：我是共产党员，但我不退，我退出国民党。结果，跟着蒋先云退出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250多人，退出共产党保留国民党党籍的才39人。但蒋介石看中蒋先云是个人才，仍继续留他在校部工作，又私下里动员他退出共产党，并许诺如果退出共产党，就委任他为高级军官。但把共产党的党籍看得高于一切的蒋先云不为所动。一年后，他牺牲在北伐前线，时年仅25岁。
在大革命时期，如果说黄埔军校是现代革命军队的摇篮，那么，农讲所就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摇篮。它的全称虽然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但它的创办却是中国共产党人提议的，而且在广州创办的6期的负责人全都是共产党人，其中第六期负责人是毛泽东。
广州农讲所的第一期负责人叫彭湃。他是广东海丰一家地主的儿子，也是留学日本的一个大知识分子。但老百姓却把他称作“农民的王”。因为他拿出自己家里的田契，当众烧毁了，还对那些种他们家田地的佃户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再也不用交租了。”而他和妻子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他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他在自己的家乡海丰组织了全中国第一个农会。但农民并不知道这个本来属于自己的组织到底要做些什么事，彭湃就告诉他们，农会就是“贫人党”。
正是这个“贫人党”的创始人，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时，提议创办了农讲所。农讲所的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在这里经受几个月的教育后，又奔赴各地，去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的自卫军。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全国各地的农会组织已经遍及17个省，会员有近千万人。农民被组织起来后，开始从政治上打击土豪劣绅，解除地主的武装，清算或质问那些欺压乡民的恶霸地主。这样一来，农会的绝对权威就树立起来了。有的地方还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农会实际上成了乡村政权机关，许多事情，如果没有农会的人到场，就处理不下去。
1927年初，毛泽东特意到湖南的5个县作了一次详细的调查，写了一篇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里面兴奋地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多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1926年春天，共产党人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向湖南挺进，拉开了武装北伐、推翻军阀政府的战争序幕。7月9日，广州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8个军，约10万人，正式出师北伐。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8个军中有4个军的党代表或副党代表由共产党员出任。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北伐军便席卷江南半壁河山，全国大多数人都能看到，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北洋军阀统治的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浴血悲歌
奔涌的洪流，总是挟泥沙俱下。在它滚滚向前荡涤一切的时候，许许多多先前不大为人注意的沉渣污泥、朽木浊物，便纷纷地被卷到了水面，世界变得不干净了，革命也渐渐被玷污了。
在北伐军凯歌行进的日子里，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到1927年春天的时候，国共之间走向了最后摊牌的行程。摊牌，自然需要筹码。而这时年轻的还不成熟的共产党手里，除了自己信奉的“主义”，竟没有一样克敌制胜的法宝。
1927年的春天，仿佛是一个没有和煦阳光的季节，大地上飘荡的似乎只有腥风血雨。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最痛苦的时刻。
4月6日那天，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在北京出动军警突然袭击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随后将他杀害于北京西交民巷的看守所里。
年仅38岁的李大钊是被敌人用绞刑架绞杀的。当时的《晨报》报道说，他“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这样从容就义的气势，仿佛一扇心灵之窗，打开来你会看到一个先驱者特有的人格品德。他在1917年就说过：“人生最高之理想，在于求达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他说：中华民族现在正走在一段崎岖的道路上，一路上，“实在也有一种奇绝壮观的景致，使我们经过这段道路的人感到一种壮美的趣味，但是，非有雄壮的精神是不能感觉的……我们应当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行进的曲调，在这悲壮的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这艰难的国运中建设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李大钊牺牲后，北京一位开棚厂的老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棺木无偿地献了出来，他说：“有李先生这样的人在，我是没有资格睡这副棺材的。”
李大钊之死，全国震惊。但这只是一个悲剧年月的开始。
4月12日那天，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在上海公开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他们甚至把被屠杀的革命志士的头颅悬挂在上海街头的电线杆子上面。接着其他省份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开始了大规模捕杀行动。国内政治格局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7月上旬，在汪精卫背叛革命已经是近在眼前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才意识到必须做最后的准备了。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
从这一天起，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结束了，也失败了。
伴随着大革命的结束，陈延年、赵世炎、向警予、罗亦农、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人相继牺牲，一共有31万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腥风血雨中倒了下去。
在敌人的刑场上，共产党人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给人们留下许许多多传奇而又相似的故事。
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广东佛山大沥镇铁村，在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叫谢伦的农会领袖。大革命失败后，谢伦和农会会员、71岁高龄的父亲谢泰珍一同被捕，被押到村边砍头示众。刽子手要先砍了谢伦，问他有什么愿望。不料谢伦只是说，希望能够比自己的父亲晚死一步。说完，他跪行到父亲面前叩头行礼说道：“请父亲大人先行一步，儿子给你送终了。”老人顿时热泪夺眶而出，望了一眼孝顺的儿子，便大义凛然地走向屠刀。谢伦在父亲的尸体前再一次叩头，然后挺起胸，随父而去。
在重庆，中共四川地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杨公在敌人的刑场上连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怕听到他的声音，残忍地割去了他的舌头。杨公便嗤之以鼻，刽子手就割去了他的鼻子。可他又怒目而视，以手指戳着刽子手们，敌人又挖去了他的眼睛，砍掉了他的双手。可他的身躯仍然还是在挣扎着，决不屈服，直到连中3枪后，这位不屈不挠的勇士，才安静地躺在使他永生的土地上。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会牢记自己降生的日子，并且年复一年地纪念这个时刻。爱惜生命，是每一个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愿望。
但是，自人类有了文明的记载，就出了许多不怕死的人，他们为了崇高的理想，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对这样的人，历史称他们为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