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中，1921年5月25日生于江苏省沛县王店乡郭靛池村。
王光中出生的1921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年份，一面红旗在疾风暴雨中撑起，一支火炬在沉睡的大地上点燃。这一年，中华大地上到处涌动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这一年，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者酝酿并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这一年的7月，领导中国革命并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
王光中出生的江苏省沛县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和毗邻的丰县都是有名的米粮仓。正如其名字：水沛粮丰。千百年来，中原大地流传着“丰沛收，养九州”的美谚。意思是说，丰县沛县丰收了，打下的粮食足可以供养九州的人口。
沛县亦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名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历时几百年的封建王朝的创立者汉高祖刘邦出生在丰县，起事在沛县。沛县今属徐州市，徐州史称彭城。沛县距徐州市区约50公里。沛县与丰县及徐州市构成的这一区域处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理位置十分特殊。这里不仅是中华民族多个朝代衍生繁盛之地，更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远古的帝尧、夏禹到近代的淮海战役，这里演绎着一部从未间断的、完整的中国史。
王光中出生的郭靛池村，当年是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落。据传，这村名来源于古时候的一个郭姓印染大户。这村子小，小到庄稼起来的时候，很难被人察觉。加上离大路较远，这个小村庄往往很少被世上的兵荒马乱所波及，因而这里的人们往往能过着自给自足的宁静生活。
这个小村子除了郭姓印染店外，世世代代的人家都是以种地为生，王光中家也不例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光中家在村里是一个大户人家。说是大户，是说其家人口兴旺而众多，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弟弟妹妹十多口人生活在一起。
王光中家姓胡，其祖父、父亲、叔叔都是地道的庄稼人，都从事田间劳动，没有什么文化。祖母、母亲、婶婶也都忙活着养猪、养鸡、纺线织布一类农家院的活计。王光中的祖父是个勤快人，年轻时，靠着家里已有的二十几亩地，辛勤劳作，节俭持家，使家境逐渐殷实起来。到王光中的父辈长大从事劳动后，家里劳力增加，生活更是日渐富裕。特别是王光中母亲结婚入门时，从富裕的娘家带来不少钱财嫁妆，胡家又新购置了一些土地。到王光中懂事后，家里已有地80多亩。地多人手少，父辈们忙不过来，便雇了一个长工，还有一户佃农做帮手。这长工和佃户都是比邻而居的本家亲戚。
王光中原本不叫王光中。王光中这名字是他参加革命后因一次变故而改起的。这之前，王光中曾经有过两个名字。最初的名字叫胡明珠，是他刚一出生时，家里给他起的乳名。王光中出生时，正是麦子灌浆的时候。庄稼地里，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田洒满阳光，胡家的堂屋里，一个胖小子呱呱降生，这给一大家子人带来了无限的喜悦。父亲的长子，爷爷的长孙，自然也是全家的掌上明珠。于是家里人给他取了个名字：“胡明珠”。
在王光中的记忆中，小时候，他确实是全家的“掌上明珠”，即使是后来又有了妹妹、弟弟，他也是全家最受疼爱的孩子。但是，这种疼爱并不是娇生惯养。王光中从小就很乖，很懂事。全家寄希望于这个懂事的孩子，所以更注重对这个“掌上明珠”品格的培养和学业的教育。
应该说王光中的童年没有体验过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痛苦，但是他却深深地受到父辈们勤奋劳作、节俭生活好习惯、好家风的影响。所以，他很小就懂得节俭，懂得要努力做好每一件应该做好的事情。
王光中5岁多的时候，家里决定送他去读书。祖父、父亲没有文化，但他们一心要让“明珠”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
读书，对于当时的农村孩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贫穷笼罩着的农村，广大的农民没有能力送自己的孩子去读书。王光中家相对富裕，才有这个能力和可能实现送孩子读书的愿望。
20世纪20年代中叶，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农村教育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因为沿袭了两千多年的科举制的废除，曾经兴旺的私塾迅速萎缩，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民间兴办的新型学校。这类新型学校不再教“四书五经”，而改教算术、自然、地理、国文、历史、体育、美术一类的新课程。学校很新，但数量很少，大部分办在县城或较大的村镇，在一般的农村，方圆几十里也难有一所这样的小学。
王光中还小，不能去太远的学堂读书。好在私塾教育并没有完全消失，一些为五六岁小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的私塾还零星存在。王光中家所在的郭靛池村，村小，人少，没有私塾。但在距郭靛池村仅3里路的胡楼村有一家私塾。5岁的王光中就被家里送到这里接受启蒙教育。
胡楼村比郭靛池村大一些，私塾设在胡家祠堂。这是一个再简易不过的私塾了：一间老房子，一个老先生，几个小孩子，几本《三字经》或《百家姓》。
但是，这个不起眼的乡间私塾却给了王光中一个新的名字。
那是秋末一天的一大早，父母带着王光中来到胡家祠堂。正襟危坐的老先生拿着毛笔问孩子叫什么名字，父亲说：“胡明珠”。听到这个名字，刚要落笔的老先生突然停住手中的笔，抬起眼看了看满脸稚气但很文静的王光中。显然，老先生对“明珠”这个名字不以为然，看了一会儿，便慢条斯理地说：“读书要干啥？要有出息，要光宗耀祖，我看就叫胡光耀吧。”
父母虽没有文化，但对“光宗耀祖”却心有灵犀。刘邦是沛县的骄傲，他起事打天下，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故事家喻户晓。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像刘邦那样“功成名就而衣锦还乡”呢？父母自然觉得老先生给孩子起的名好，这也正是他们对孩子的期盼，就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从此，王光中有了学名：胡光耀。
事实上，王光中在胡楼私塾读书的时间很短，算是上正规小学的一个过渡，学的什么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但是，老先生的严格管教，特别是老先生给起的那个名字，让他终生难忘。也为他日后形成刻苦读书、不懈追求的习惯奠定了基础。
1927年，王光中到徐楼村上小学。一年后，家里又把他转到丰县大史楼村外祖母家的小学就读，并在那里读完初小。不论在哪里，王光中都十分乖巧听话，不多言多语，加上勤奋努力，11岁的时候，也就是1932年，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沛县实验小学读高小。
沛县实验小学是一所新式学校，也是当时全县最好的一所小学。学校管理严格，老师教学有方。王光中在这所学校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到县城读书，王光中住在同族伯父家。这么小的年龄就远离父母，使他更加懂事，更加努力学习，加上他的天资聪明、记忆力超群，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34年，王光中高小毕业参加全县会考，考出了全县第三名的好成绩。这个成绩给家人带来了荣耀，也为王光中赢得了免试进入沛县城内唯一的中学——沛县中学读书的机会。
在沛中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和熏陶
王光中进入中学读书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和扩大对华侵略，全中国抗日救亡热潮日益高涨的年代。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一系列侵略华北的事件，疯狂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和内蒙古“独立”。到王光中入学后的第二年，即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侵占了河北北部（热河）、东北部（冀东二十二县）的大片土地，从北平经天津、唐山，直到山海关，沿铁路线全都驻扎了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在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下，被占领土地上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但不积极地带领全国军民奋起抗击，相反却采取了步步退让和不抵抗的政策。对于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五三”惨案和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就指示部队“不准抵抗”。特别是1932年日军武装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民奋起抗战时，蒋介石非但不支持抗战，还密谋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王光中进入中学后的第二年，即1935年，日军进攻华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仍然不进行积极的抵抗，而且又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拱手让出平津和河北的大片土地。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此妥协，在国内却实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抗日民众和共产党极尽镇压和“剿灭”之能事。从1931年到1936年，对日本侵略者不放一枪的蒋介石，却先后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进行了5次武装“围剿”；对日本侵略者不断“示好”，表示“友善”的国民政府，却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抗日民众实行残酷的、无休止的抓捕和杀戮。
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蒋介石政府的消极退让妥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广大爱国志士奔走呼号，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就在王光中进入中学第二年年底的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并引发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学潮及全国民众的抗日救亡浪潮。
面对国民党的抓捕、杀戮和“围剿”，中国共产党坚持带领和推动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东北组织抗日游击战，在全国号召并组织民众武装起来和日本侵略者斗争，特别是冲破了蒋介石的重重封锁和堵截，领导和带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长征和北上抗日的壮举对全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应该说，王光中进入中学读书的年代，是中华民族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最重要的年代，这样的年代对于处在世界观形成期的王光中，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
王光中入读的沛县中学成立于1923年，是沛县县城内的最高“学府”，这里聚集着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沛县开展活动的重要地点。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疯狂地抓捕和杀害共产党人。迫于形势，一些沛县籍的共产党员，带着组织交给的任务，从外地返回原籍沛县，在家乡的土地上撒播革命火种，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暑假后，回乡共产党员孟昭佩从青墩寺小学调入沛县中学任校长。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和推荐，孟昭佩聘请了朱菊池等4名外地的中共党员来他所在的沛县中学任教。之后，他们几个人在学校秘密建立起党支部。
因为沛县党员骨干力量都在沛县中学，不久，中共徐州市委作出决定，在这所中学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沛县委员会，县委书记由孟昭佩担任。这样，沛县中学就成了当时沛县党的领导机构的所在地，也成了党在沛县开展革命工作的地下指挥部。孟昭佩的公开身份是校长，秘密身份是党的县委书记。而县委的全体成员也都在该校任教。他们以合法身份做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开展学生运动。党组织的建立使沛县的革命斗争有了方向，有了组织，而受益最大的就是沛县中学。
由于党组织的成立，沛县中学的进步氛围日益浓厚。学校在孟昭佩的主持下，摒弃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代之以新的、革命的、培养人才的办学目的；还一度废除国民党教育部颁发的《国文》课本，代之以培养学生革命思想的革命文学。
事实上，仅仅半年的时间里，党在学校中开展的革命宣传和教育工作就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这段时间里，在这所学校里任教的共产党员老师给学校带来了《新青年》、《创造月刊》、《语丝》、《拓荒者》等进步刊物，向学生们推荐像郭沫若、蒋光慈等进步作家的译著。革命思想在青年学生中很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校党支部在学生中先后发展了20多名党员，学校的工人也成立了党小组，学校里党的活动十分活跃。
当时，在白色恐怖中，党组织的活动都是在秘密中进行，党员之间也多是单线联系。但是，学校的进步气氛和做法还是惊动了国民党沛县政府。1929年底，国民党县政府的许县长以检查学校学生考试的名义来到学校，名为检查考试，实则是奔着“学校有共产党活动”而来的。他气势汹汹，宣布要抓人，白色恐怖一时笼罩着整个校园。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党的组织，家在外地的党员教师在学生考试后撤离了学校。县委书记孟昭佩以校长的名义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激烈抗争，之后，为表示抗议，亦愤然辞职，离开学校。在国民党政府的逼迫下，大部分革命教师和党的骨干离开学校，这对学校的革命斗争无疑是个大损失。虽然仅仅是半年的时间，但这些共产党员教师们传播的争取民主、反抗专制的革命思想和理念，却给这所学校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对广大师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这之后，学校里的师生们要求民主、反抗专制的斗争从未间断。那些共产党员教师们带来的革命火种一直在学校师生们的心中燃烧。1932年，离开学校转到陕西的校长孟昭佩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学校师生还曾派代表前往孟家吊唁。
王光中入读的就是这样一所有革命基础又有进步思想影响的初级中学。应该说他是幸运的，而更幸运的是，在他入学时，学校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共产党员孟昭佩校长和教师们被迫离开学校后的几年里，沛县中学一直由国民党县政府派来的人把持。王光中入校前，学校的校长朱少三就是个国民党党棍。这个国民党校长不务正业，贪污，吸毒，赌博，无恶不作。他在任期间，沛中的管理日渐混乱，校舍破烂不堪，教具残缺不全，学额严重不足，学校被搞得一塌糊涂，全校师生对此极为不满。在一些进步学生的带领下，全校学生发动了“驱朱”运动。虽然朱少三负隅顽抗，以不给初三应届学生颁发毕业证书作为报复，但终因他的恶行太不得人心而被辞退。
王光中入学的1934年秋，是学校的新学年。新学年一开始，学校聘任了新的校长和教务主任。校长苗敬一是一位进步人士，而教务主任郭影秋则是一位革命青年。学校里新聘的教师不少还是中共地下党员。
由于有了这些办学新人，学校一下子恢复了勃勃生机。首先是扩大了学校的办学规模。新的学校领导班子以三个班的经费办四个班，将初一新生的一个班扩大为两个班。王光中就是这一年入学的初一新生。
中学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成长至关重要，特别是初中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的身体发生重要变化，从童年进入青春期，个子迅速长高，声音变得浑厚。而人的心理在这个时期的变化更大，好奇心增强，愿意接受新生事物，判断和思考的能力明显提高。这一阶段的孩子最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正是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中，这一阶段的孩子逐步地产生并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对王光中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样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是时任学校教导主任的郭影秋老师。
1934年夏，王光中进入沛县中学初一年级学习，课程是新确定的崭新的内容，有语文、数学、生物、历史、地理、英语、公民、体育、音乐、劳作、图画、童子军等。教务主任郭影秋是初一年级历史和公民课的老师。
郭影秋，1909年9月出生在江苏省铜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就勤奋好学，靠师友的周济和借贷，接受了中等和高等师范教育。
郭影秋在1934年到沛县中学任职时，是个进步青年，在沛县中学任教的第二年，1935年秋，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郭影秋在青年时代，得以接触到进步教师和同学，得以阅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并开始了对社会现实症结的思考和人生道路的探索，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强烈的追求欲望。加入党的组织后，他找到了实现理想的道路，更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在学校里，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教育活动；在县里，他勇敢地同腐朽的统治者作斗争。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后的郭影秋，经受过艰苦斗争的不断磨炼。在沛县中学，他曾被捕入狱，出狱后，他接受党的指示到抗日根据地领导和开展抗日斗争，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出色的领导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云南省省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要职，成为党的一位优秀的高级干部。
郭影秋到沛县中学任职，从一个靠近党组织的青年教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坚定的革命者。他追求进步、追随革命、笃信革命理想和勇敢的斗争精神以及他的学识、他的品格都在沛县中学初中孩子们的心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光中正是在刚刚踏进中学校门，开始如饥似渴学习的时候遇到了让他一生都难以忘记也不能忘记的人。郭影秋是王光中一生中第一个最崇拜、最崇敬的老师，这位师长，不但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而且对他的革命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光中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课堂上见到郭影秋老师，聆听他的讲课，领略他的风度，感受他的魅力，那一幕幕难忘的情景。
那是一堂历史课。上课了，同学们刚一看到郭影秋老师那魁梧矫健的身影，刚一听到他那洪亮而又厚实的问好声，便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住了。那堂课讲的是学习历史的意义。郭影秋老师概括地讲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他告诉大家，今天人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明天的历史。他特别善于通过分析事物来说明道理，还借古喻今，启迪学生们要憎恨邪恶，追求光明。这一堂课他给同学们留的作业是：一个人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历史？一个民族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历史？
整堂课教室里都是静悄悄的。高大的身材、方正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目光、微微展开的嘴角，青春博学、充满活力的老师形象以及生动的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同学们感到是那么新鲜，那么震撼，真似醍醐灌顶。
自那堂课之后，郭影秋老师的课成了同学们最爱听的课。郭影秋老师讲课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联系实际。他把他所上的公民课改成了时事政治课，在课上，他用通俗的方法给同学们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讲国内国际形势，教给同学们认识世界的基本道理。他经常以生动的事例揭露批判国民党的腐败和卖国行径，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鼓励同学们振奋民族精神，勇往直前。
郭影秋老师还给同学们上国语课。给同学们讲高尔基的《海燕》、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郭沫若的《女神》、《三个叛逆的女性》，讲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等。通过学生们喜欢接受的文学形式来陶冶、锻造他们还很稚嫩的精神世界。
郭影秋老师给王光中和同学们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更体现在课外活动中。郭影秋老师才华横溢，能编剧，能导演，还能当演员。他演说能力强，组织能力更强。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同学们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感受到他的魅力。
当时，全国的抗日运动正风起云涌，尤其是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更是声势浩大。但这些运动主要发生在大城市或重要的城镇。沛县是地处四省交界的小县城，怎样融入全国大的形势中去？怎样营造全县的抗日声势？郭影秋和学校的进步老师们付出了不少心血。他们经常组织学生们大唱救亡歌曲，王光中和全班同学就多次参加过这样的演唱活动。在学校，郭影秋老师还和几个进步教师一起组织成立读书会、话剧团、京剧社，通过举行读书报告会、师生共演抗日救亡剧等活动激发学生们的抗日民族热情。很多同学参加了剧团，王光中因在低年级没有参加，但他却是剧团演出的忠实观众。当年他看过学校剧团演出的许多戏剧节目，至今记忆犹新。
他看过郭影秋老师导演并担任主要演员的反封建主义的话剧《冬烘先生》、抗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人民抗日活动的话剧《牺牲》等。郭影秋老师组织演出的这些进步戏剧，对王光中和同学们产生了极大的教育作用。这些演出，在学校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成为沛中师生同反动派斗争的有力工具。
那是一天晚上，沛中话剧团在县政府礼堂演出话剧《牺牲》。这部剧的剧情表现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一支队伍在艰苦的情况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在一次战斗中，许多战士受伤，他们的排长被俘，并英勇就义。在剧中，郭影秋老师饰演排长。当演到排长临牺牲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台下的许多观众都被他的英勇气概所感动，有的握紧了拳头，有的潸然泪下。而在座的几个国民党政府官员和特务看到这里时，却跳了起来，声嘶力竭地吼叫：“这是共产党宣传！这是共产党宣传！”一些特务还窜到后台，强令停止演出。郭影秋当即率领演职员和他们据理力争：“为什么宣传抗日就是共产党宣传，难道全东北的人民都是共产党吗？！”这时，愤怒的群众把理屈词穷的国民党特务轰了出去。郭影秋老师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行为深深地感染了同学们，王光中和同学们都觉得郭老师是好汉、是英雄。从此，同学们对郭影秋老师更加钦佩、更加崇拜，也更加信任。
那时候，沛中成了整个沛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本营，师生们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极端恐慌和仇视，他们经常寻衅挑刺，对学校借口发难。
沛县有个簧学广场。当时，国民党沛县当局为了显示他们整治沛县的力度，几乎每周都要在这个广场举行“周会”。包括沛中师生在内的县直各单位职工都要参加，而每次周会国民党沛县县长苏民都要在会上训话。每次训话，这位县长都要背诵一通“总理遗嘱”，而其实，背诵之后的全部讲话却是完全和孙文主义背道而驰。沛中的师生虽然每次照例参加“周会”，但是，对苏民的训话，以郭影秋为核心的进步教师每次回校都要进行“消毒”。苏民知道这一情况后，对沛中的进步老师一直耿耿于怀。
1935年10月2日下午，国民党县政府突然通知沛中到县簧学广场（南门外广场）参加纪念孔子诞辰大会。沛中接到通知时，离开会时间已不到10分钟。全体师生迅速集合，并跑步赶往会场。但因学校距会场有相当一段距离，所以，无论师生们如何抓紧，仍然迟到了。这下，可让那个国民党沛县县长苏民找到了对师生们大发淫威的机会。大会开始，苏民便大发雷霆，指责沛中“对抗政府，蔑视圣哲”，要求学校“必须好好整顿”。这位苏大县长借题发挥，目的是想打灭师生的革命激情。
面对苏民的训斥，沛中师生表现出了极大的义愤，会场也因此骚动起来。面对这种情形，郭影秋老师感到有必要将事实澄清。于是，他以学校教导主任的身份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一方面摆出事实，说明迟到的原因，一方面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为。他非常沉着地说：“贵政府通知一点半开会，可我们接到通知时离开会时间只有10分钟。我们全校师生立即集合跑步赶到会场。请苏县长计算一下，从沛中跑到会场需要多长时间？如果说我们稍微迟到了一点，那完全是政府通知得太迟造成的，过失不在我们学校。在这国难当头、大敌压境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把力量使到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却对学校百般刁难？！”当众被驳斥得哑口无言的县长苏民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张口便给郭影秋老师扣上了“诋毁政府，进行共产党宣传”的大帽子，指挥军警当场实施逮捕。这时，4支盒子枪对准了郭影秋，只见郭影秋老师更显得从容不迫，无所畏惧。面对这种场面，在场的沛中200多名同学被激怒了，他们手持童子军棍，将主席台团团围住，高喊：“不准抓人！放开郭老师！”一时间，会场气氛剑拔弩张。面对学生和民众的愤怒，又经教派人物的出面调解，县长苏民不得不当场释放郭影秋。
这场斗争沛中师生胜利了。王光中和同学们亲身参加了同反动官僚斗争的行动，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蛮横。郭影秋老师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爱国主义精神让他们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抗日反蒋的念头在他心中开始真正萌生。经过这场斗争，加上平时郭影秋等进步教师的精心培育和影响，沛县中学出现了一批进步学生，除了王光中，还有李文（郝中牟）、王林岗（郝心昌）、罗伯行、葛步海、孟广彬、张含广、张世珠、朱伯芳、马振华、冯镜桥等，后来这些进步学生都成了革命队伍中的骨干。
也正是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郭影秋老师便成了国民党沛县政府“若芒刺在背”，又恨又怕的人物。从此对他开始给予特别的警惕和“关照”。为了搜集证据，国民党政府经常派特务监视郭影秋老师的行动，并且偷听他的讲课。
在监视郭影秋老师的同时，国民党县当局也隐约地感觉到，整个沛县共产党还存在着完整的组织系统，正进行着有组织的活动。
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一方面坚定的共产党人在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一方面革命队伍也不断地出现告密者和叛徒，敌我双方在进行着殊死的较量。1936年6月，沛县党的组织处决了叛徒姜友吉，这件事情震惊了敌人。国民党徐州特务室主任庄世荣和特务傅谦之来到沛县，侦破姜友吉案件。他们从叛徒、沛中总务主任杨桂云（此人当时已密任国民党沛县特务室特务）那里得到了我党活动的一些情况，便密谋一网打尽沛县共产党。
6月11日深夜，国民党徐州保安队派一个团的兵力，配合国民党沛县警备队，对沛县共产党实施大搜捕。逮捕了包括中共沛县县委主要领导在内的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及进步群众。在沛中，他们逮捕了共产党员郭影秋、进步教师范烟村和校长苗敬一。
第二天，沛中学生得到消息，数百学生举行罢课，游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非法捕人的法西斯暴行。游行队伍高呼“营救郭老师！誓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口号，直奔徐沛公路卧路拦车。但是，狡猾的敌人已于头天深夜把抓捕的“共产党重大嫌疑犯”押解徐州关押，同学们的营救行动没有成功。但是，这次营救行动震惊苏北地区。这场斗争显示了团结的力量，更使学生们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丰富了斗争经验。
为了彻底破坏沛县党组织，敌人对被捕的同志软硬兼施，进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残酷摧残，敌人在这次行动中对叛徒杨桂云进行了假逮捕，将其同其他被捕的革命同志同时押往徐州，关在一起，企图再通过叛徒进一步打探苏鲁特委及沛县县委的情况。叛徒用尽了欺骗、诱惑、恫吓、求情的伎俩，但是他得到的除了唾骂、痛打，什么东西也没得到。这一招不灵，敌人便用上了火燎、轧杠子、打板子、打杪子、睡老虎凳、灌辣椒面等种种酷刑。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叛徒的无耻诱惑，沛县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个个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特别是郭影秋老师还写下了“誓把铁锥敲筋骨，锋锋犹自有金声”、“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的诗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后来，由于党组织的营救，被捕的同志先后被释放出狱。郭影秋老师是1936年9月出狱的。出狱后，他没有再回沛中，而是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到新的岗位，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那时候，由于年龄还小，也由于党开展的是秘密工作，所以，王光中和同学们并不知道郭影秋老师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已经深深地感觉到郭老师在传播着一种好的、正确的思想，是在引导他们走正义之路。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在中华民族濒临危亡的时候，年仅十四五岁的王光中和他的同学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结识了像郭影秋这样的师长，并在他们的影响和教育下成长。
除了良师，王光中在学生时代还结交了不少同龄的朋友，这些都是他的同窗、同学。他和他们一同学习，一同经受斗争的洗礼。
那时，王光中有一位最要好的同学，名叫裴盛德。这位同学品学兼优，思想进步，积极抗日。王光中非常喜欢他，特别愿意和他交往。但是，裴盛德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在学校住宿连伙食费都交不起。王光中便和孟广恩、张守俭、马世谦等几位同学商量，带着裴盛德同学共同租一间房子，一起办伙食。他们几个从家里多拿点米面和钱，裴盛德跟着一起吃，就不用为伙食费犯愁了。他们还请同学孟广恩的奶奶给大家做饭，伙食办得非常好，孟奶奶也成了大家共同的奶奶。
他们几位同学团结友爱，互相勉励，在学校努力学习，在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中共同成长。后来，他们虽然分手了，但几个人都先后参加了革命。比如裴盛德，沛县沦陷后去延安上了抗日大学，学习后被组织派到徐州做地下工作。后来，徐州党组织遭日伪军破坏，裴盛德被捕，后被送到东北煤矿挖煤，受尽折磨。1945年，他从日伪虎口中逃脱，回到沛县老家探望父母。国民党反动伪区长张开岳知道消息后，派人抓捕裴盛德和他的父亲，并将他和他的父亲一同活埋。裴盛德是一个英勇不屈的、坚定的革命者，也是王光中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同学和知己。
在徐州中学参加抗日爱国救亡活动
新中国成立前沛县一直没有高中。为了便于将来能顺利读上高中，1935年，王光中和阎振华等几名同学报考了能够直升高中的省立徐州中学初中部。那是在沛县簧学广场沛中学生保卫进步教师的斗争之后。
来到徐州中学的王光中和初进沛县中学时的王光中已经大不一样。虽然他仍旧用功于学习，但是，他已经完全不属于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传统型学生。在走进徐中的那一天，他的心里便涌动着一种期待，他期待着在新的集体里结识新的伙伴，期待着融入时代的洪流中去。
受郭影秋老师影响已经有了进步思想倾向的王光中，很快便通过和自己要好的同学苗启正认识了初中部高年级同学蓝名述。蓝名述是一位有着坚定抗日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他热情健谈，有亲和力和鼓动力，在徐中初中部的同学中很有影响。他和一些进步学生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主要是吸引有进步倾向的学生通过学习进步书刊交流思想，提高觉悟。和他接触后，王光中便被介绍加入了“读书会”。在“读书会”，王光中得以接触并阅读到大量的进步书刊。
王光中进入徐中读书不久便赶上了伟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从真正意义上讲，王光中自觉地投入和参加了革命活动，也正是从这时起，王光中真正地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35年12月初，北平传出国民党政府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所谓“华北特殊化”的消息。这一消息震惊了每一位爱国者。眼看华北各省将继东北四省之后沦入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眼看整个华北将名实俱亡！在这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反对《何梅协定》、“华北自治”等卖国行径的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这一抗日救国运动的爆发，体现了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气节，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为挽救垂危的祖国，奋起抗争的坚强意志和决心。这一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引发了全国范围更大规模的爱国运动浪潮。
“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徐州，徐州的高中和初中学校的进步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响应、支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各校原有的“学生自治会”、“级联会”迅速串联，并于12月20日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徐州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成立大会推举徐州中学高中部的学生刘剑为“学联”负责人，会上还决定22日举行游行示威，支援北平爱国学生。
会后各校分头筹备。20日晚上，徐中举办了一次特殊的“读书会”，请北京来的一位大学生讲时事国情。
这位大学生向同学们详细地介绍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原因和经过。他告诉徐中的同学们：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占领了河北大部分，现在又要占领华北了。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行径，国民党政府却和侵略者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如今的北平已处于日寇和汉奸武装的包围之中。华北日益危急，平津的学生再也不能安心读书，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说：国民党妥协投降，共产党却坚决主张抗战。“一二·九”运动完全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广大群众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以请愿的方式组织的一次抗日救国运动，却遭到了反动军警的镇压。
演讲中，这位同学拿出一封从北京带来的信，这是一封为躲避反动派检查，用化学药品写出的秘密信件。经过处理后，这位同学情绪激动地宣读起来：“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的狂热的运动已经在血的恐怖里复活了……我们伤了三十多位青年……我们是在敌人指挥下的军警面前用肉体去抵挡枪弹……援助我们……”
听着这封渗透着鲜血的来信，“读书会”会场的气氛凝结了。在这沉默中，突然一个同学高声喊道：“北平学生在行动，全国各地的学生在行动，我们徐州的学生应该怎么办？”全体同学如梦初醒，同声高喊：“坚决援助北平同学！”这时，有同学站起来说：“有血气的诸位同学！我们没有忘记敌人给我们兽性的杀戮、野蛮的劫掠。我们没有忘记北方危城里的同学，我们要组织起来，用团体的力量来战斗！”这时，会场上的学生们热血沸腾，纷纷表示，要立即行动起来，举行声援游行。
王光中参加了这次“读书会”。“读书会”会场的氛围给了他的思想和灵魂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同学们是那样的团结，也觉得自己的精神充满了力量。他暗下决心要和进步同学一起投入到山雨欲来的抗日救亡活动之中。
在筹备拟在22日举行声援游行的工作中，王光中和同学苗启正的任务是负责在本班、本年级串联，动员更多的同学参加游行。那时，班里有抗日情绪、对政府的做法不满的学生是大多数。但是，要到大街上去示威游行，有些同学还是心有顾虑甚至胆怯。一方面也担心影响读书生涯，一方面听说北京游行的学生有的被打，有的被抓。王光中毕竟有沛中的斗争经历，所以，对于同学们的种种想法，他和苗启正都努力地开导说服。特别是听了“读书会”的演讲，同学们普遍热血沸腾，他们借势宣传祖国的危急、政府的妥协、北平学生的英勇，启发大家勇敢地参加斗争，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经过努力，王光中和苗启正在本年级说服了二十多名同学一起参加游行。
12月21日的夜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很多学校的同学都通宵未眠，为第二天的示威游行做各种准备工作。王光中也和同学们一起做小旗，写标语……
22日清晨，徐州中学高中部和初中部的同学们纷纷向预定地点—徐州中学初中部（即二院）汇集。三四百名同学很快聚集到一起。在刘剑的组织下，大家结队出发，走出校门，走上大街，开始了声援北平学生的游行。
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王光中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战士，正奔赴捍卫国土、迎击敌人的战场，场面气壮山河，人人斗志高昂。参加游行的同学来自各个学校，大都互不相识，但是他们用目光、用手势相互激励。游行的路上，又有铜山师范、徐州女师、鼎铭中学等学校的学生队伍加入进来，游行的队伍不断壮大。满腔愤怒、满怀激情的同学们从心底里发出“释放北平被捕学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的吼声。这吼声喊出了广大民众胸中多年的积闷，喊出了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沿街的市民争相观看，为同学们的行为叫好。
游行队伍来到国民党专员公署请愿，迫使国民党专员邵汉元接见。刘剑同学慷慨陈词，代表全市学生无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抗议对北平学生爱国行动的镇压。
游行队伍边呼口号，边高唱抗日歌曲，沿途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凛冽的寒风中，同学们整整奔波了一天，他们被爱国的激情燃烧着，忘记了饥饿和疲劳。
这次声势浩大的学生游行，是徐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次爱国行动打破徐州几年来的沉闷，掀起了徐州抗日宣传的高潮。
这次爱国游行，是以徐州中学的学生为主力。这次游行是在徐州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王光中第一次主动积极地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但被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勇敢、团结的精神所感染，而且深深地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救国斗争伟大思想的教育和鼓舞。这次游行点燃了包括王光中在内的许多爱国青年心中的烈火，唤醒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从课堂走向街头，从学校走进社会，从埋头读书走上抗日救亡的征途，王光中的思想和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锤炼。而这一年他还不足15岁。
后人总结“一二·九”运动时，曾经指出：“一二·九”运动不只是一场唤醒群众的运动，而且是为我党培养了大批抗日战争骨干的预备学校。同样，徐州学生声援“一二·九”运动的大游行也为党培养了抗日的骨干。这次游行后，徐州学生的抗日活动更加高涨。
1935年12月26日，河南焦作工学院学生赴南京请愿途经徐州，被铁路当局及徐州警备司令部拦阻。请愿学生和徐州“学联”联系，请求支援。徐州“学联”立即开会，决定予以坚决支持，同时决定于12月30日再次组织大规模的抗日游行，用实际行动配合河南的请愿学生。
得知这一消息，徐州专员邵汉元立刻召开各校校长、学生代表会议，企图阻止学生游行。这次活动的总负责人刘剑在会上与邵汉元进行激烈辩论，邵汉元理屈词穷，悍然宣布禁止游行，并以镇压恫吓学生。各校的学生不顾邵汉元的禁令，于30日晨，按计划集合队伍。然而，邵汉元提早派军警包围了学校，致使学生不能出校。这次游行示威还没出发就被国民党当局用高压、分化的办法破坏了。
1936年1月，学校放假。国民党反动当局借机逮捕了徐州中学高中部的刘剑、铜山师范的权启仁等“学联”负责人。刚刚成立起来的徐州“学联”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强令解散。学校开学以后，反动当局又进一步加强法西斯措施，在各学校秘密组织“复兴社”，大搞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等对日妥协政策的欺骗宣传，以“读书便是救国”的口号驱使同学埋头读死书，严厉监视限制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
“学联”被强行解散后，徐州中学的“读书会”不能组织大的读书报告会，转而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活动。王光中和“读书会”的同学们经常利用晚上或星期日以小组形式秘密集合，一直没有间断地组织和参加隐蔽情况下的“读书会”活动。“学联”被解散，游行被阻止，正是在这种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参加“读书会”活动，王光中对国家的政治时局有了更多、更深一步的思考。他在想，国民党政府不是自诩为民众做好事吗？学生爱国行动明明是大好的事情，政府为什么反而进行镇压呢？
1936年上半年，整整半年的时间，王光中和“读书会”的同学们在一起读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的著作和《新青年》、《大众生活》、《救亡情报》等进步刊物，通过活动了解各地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关注全国抗日事态的发展；通过读书，结合现实实际分析形势的发展。在这期间，他和同学们还接触过党的秘密刊物《解放》。而这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党的文件《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1936年秋的一天，蓝名述找到王光中，送给他一本小册子，王光中一看是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蓝名述神秘地告诉他，这本小册子是暑假期间从在南京大学读书的一名共产党员朱家（后改名朱丹）那里得到的，要快点看，一定要注意保密。是啊，那时候，在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不但在公开刊物上见不到，就是在私下也难以见到。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王光中知道，但却没见过，今日得见，真是欣喜若狂，于是便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起来。
通过阅读，王光中和同学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也逐渐懂得了要抗日救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依靠人民群众，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通过阅读和对大量客观事实的分析，王光中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同时也初识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分析事物的方法，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更坚定了抗日反蒋的决心。
坚持秘密参加“读书会”的活动，并没有影响王光中的课堂学习。他白天认真听课，认真记笔记，认真完成作业。每次考试成绩都是优异。
压之愈深其发必烈，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反动派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终不能阻挡住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
1936年5月2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成立后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分别派人到各地推动抗日救亡活动，帮助恢复被破坏的学生抗日联合组织。“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也派人来到徐州。他们找到徐州中学高中部的刘剑，刘剑又找了徐中初中部的学生蓝名述，并在共产党员朱家家开会，商定成立“徐州学生救国会”。会后，他们分头到各校秘密联络发展会员，着手筹备工作。
1936年10月在“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中共党员朱家的帮助指导下，徐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即“秘密学联”亦称“学救会”重新宣告成立。
重新组织起来的徐州学生救国联合会，明确规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学联的下属组织，行动公开，但组织秘密，个别串联，审慎地吸收成员和进行小组活动。
在徐中高、初中两部，“秘密学联”很快发展了30多名同学入会。蓝名述仍旧担任该会徐中初中部负责人。
在王光中所在的班级里，许多同学有抗日思想、同情共产党，但多数没有参加“秘密学联”。有的是因为有所顾虑，有的是因为忙于功课，也有少数是思想保守。王光中和苗居正都是没有犹豫就参加“秘密学联”的。
“秘密学联”成立后，蓝名述等立即着手创办下属组织“青年读书会”，吸收社会进步青年参加，还找到在铜山县立图书馆工作的进步青年张凤池商定用县立铜山图书馆的名义创办“青年读书会”，再以“青年读书会”的名义办一个《读书半月刊》。
王光中和苗居正一起参加了“青年读书会”。“读书会”约有30余人，利用晚上或星期日活动。以小组形式秘密组织青年阅读进步书刊，进行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以前刚刚参加进步活动，有很多东西不明白，所以，那时参加“读书会”这样的活动，王光中主要是听，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次参加“青年读书会”，王光中却不光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发表自己的主张意见。这是因为，通过在“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和进步青年接触交流，王光中懂得的道理多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越来越坚定，他愿意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能使更多的同学关心国家危难。
1936年10月到1937年1月，王光中在学校和几十个进步同学组织了一个文艺研究会。在研究会上，他们研究鲁迅作品，把鲁迅最新的杂文集《准风月谈》、《伪自由书》等介绍给同学们；在研究会上，他们开展学习讨论，提高大家辨别是非、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个研究会还在进步老师的帮助下，组织公开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大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通过研究会，他们还组织进步同学，趁夜间到校外的街上张贴“全国学联”寄给徐州“学联”揭露蒋介石不抗日的宣传品，在社会上造成声势。
那时，在学校搞抗日宣传和联络，不能公开进行，更不能大张旗鼓，主要是通过个别交谈的方式。交谈的内容大致是：1.国难当头，不能死读书，解救民族危亡，人人有责。2.蒋介石只顾打内战，却向日寇妥协，他有时也讲几句抗日的话，那是骗人的，不要对他有幻想。3.只有建立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才有出路。4.国家存亡大事，谁的主张正确就听谁的，共产党正确，就应该听共产党的。
王光中他们组织读书会，搞宣传，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常常通过对现实斗争的了解和分析，来提高大家辨别是非的能力。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和解决的过程，对一直热切关注此事的王光中和同学们认识事物能力和思想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不满蒋介石政府对日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爱国将领东北军张学良将军和西北军杨虎城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治主张的感召下，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扣押了蒋介石，以“兵谏”逼蒋抗日。
消息一出，全国哗然，对如何处理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态度和说法。消息传到徐中，学校顿时沸腾起来，也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和行为。一种是受国民党“安内而后攘外”宣传影响很深的少数学生，认为西安事变是国家领袖不幸蒙难，扣押国家领袖是犯了大罪。他们或如丧考妣，垂头丧气；或破口大骂，甚至痛哭流涕。另一种是多数的进步同学，认为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搞卖国，镇压抗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不仅该抓，而且该关该杀。所以他们对蒋被抓，非常高兴，有的甚至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王光中的观点基本属于后一种。
但是不久，北平和天津学联根据党的指示，向全国通电指出：“西安事变要和平解决”。而且很快西安事变确实得到了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于12月25日释放了蒋介石。这一消息传来，持前一种态度的学生欢呼雀跃，庆祝“领袖脱险”。持后一种态度的学生们则站在宿舍门口冷眼旁观那些欢呼的同学，感到茫然不解。当时，同学们还不知道放蒋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思想上产生了混乱：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好不容易把他抓了起来，为什么又放走了呢？时局如此迅速曲折地变化，王光中和很多进步同学一样，思想一下转不过弯来，心情突然变得沉闷和不安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读书会”立即组织会员认真学习“全国学救会”发来的通电，还请来共产党员朱家给大家分析形势，剖析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正确性。“读书会”上，大家经过激烈的讨论，统一了对西安事变的看法，认识到西安事变是“逼蒋抗日”；和平解决最有利。会员们领悟了党的方针，便欣然地在周围同学间展开说服、宣传工作。学联在同学中间组织了许多讨论会和座谈会，引导大家讨论“蒋介石该杀还是该放”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杀了蒋介石，徒为亲日派制造内战作借口，有利于日寇的侵略；放了蒋介石，则有利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早日实现。越讨论，大家心里越亮堂。许多同学激动地说：“几次座谈会，胜读十年书。”
王光中在多次的讨论和宣传中也越来越觉得心里豁然开朗，他更加坚信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蓝名述和王光中他们“读书会”成员的努力下，党的正确方针获得了广大同学的拥护，徐中抗日救国的热潮又进一步高涨起来。
爱国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也在日益加强。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蒋介石虽然在西安被迫表示接受八项要求，却完全没有改变其镇压人民的反动立场和政策。相反，他对这一时期全国进步力量的增长极端仇视，想方设法在全国进行新的迫害和镇压活动。
在北平，国民党当局和各校的反动分子乘蒋介石被释放的机会，组织了疯狂的反扑，镇压学生运动；在上海，“学救会”部分负责人被捕；在徐州，特务也对“学救会”大肆进行破坏。
1937年1月，寒假将至，蓝名述等部分“学救会”的骨干突然遭到逮捕，罪名是“参加危害国民的团体”，“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符的主义”，均判两年半徒刑，送到苏州反省院。刘剑去天津参加华北学联成立大会，没在徐州，因而躲过抓捕。在国民党当局的这次破坏活动中，徐州“学救会”的成员很少有人能平安无事。大部分会员或被法院传讯，或被特务找去训话。
在徐中，也有一些参与“学救会”的同学被学校开除校籍。王光中虽未被开除，但却被学校教导主任找去，“严加训斥和警告”。教导主任训斥他说，一个学习优秀生，不专注于学习，却去参加什么游行，还在同学中散布抗日救亡言论，这是严重违反校规，影响校风的，是做了违法的事；警告他，必须老老实实读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王光中对如此没有正义感的训斥和警告十分不满，但是他也深感斗争形势的严峻和危险。
寒假过后，学校为防止敌机轰炸，迁往徐州东部的乡村，王光中就此离开徐州中学，重新回到沛县中学读书，并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再回沛县中学读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徐州的学生爱国运动被镇压，徐州中学的进步学生组织遭到破坏，王光中被迫离开徐中，但他并没因此而消沉下去。他不能忘记和同学们一起战斗的日日夜夜，更不能忘记沛中的郭影秋老师、徐中的蓝名述等同学对他的引导和帮助。想起他最尊敬、崇拜的郭老师，想起曾在一起战斗的同学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他的心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下来，他觉得自己不能躲进书斋，他要继续战斗，他要把他们没有做完的事继续做下去。
1937年2月，王光中回到沛县中学。抗战前夕，沛县中学一直是沛县中共党组织开展活动的重要地点，虽屡遭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破坏，却从未终止过革命活动。王光中回到沛县中学时，郭影秋老师已经不在沛中。但这里仍是中共沛县县委的活动基地。“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之后，党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指导方针有了新的发展，即把在城市组织游行抗议活动扩展为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所以，回到沛县中学的王光中感到这里的革命气氛要比在国民党眼皮底下的徐州中学更浓。在党的秘密组织下，这里已有学生有组织地深入到乡村开展抗日宣传。
王光中一回到沛中，就积极地加入到了沛中地下党组织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和同学们一起唱革命歌曲，演抗日话剧，和同学们一起利用下午、晚上、休息日到乡下进行抗日宣传。随着抗日时局的紧张，王光中等进步学生去上课的时候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用来走村串户进行抗日宣传。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迫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压力释放在押政治犯。8月，在苏州反省院关押的蓝名述获得释放，回到徐州。但是，徐州中学他回不去了，于是，他响应党到乡下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的号召，到沛县开展救亡活动。来到沛县的蓝名述住进了沛县中学。
王光中与自己佩服的、在斗争和患难中结识并成为好友的老同学蓝名述得以再次相聚，别提有多兴奋了。两人有说不尽的话题，常常谈到深夜。他们共同回忆在徐州中学搞抗日救国宣传时的那一幕幕情景；一起谈论红军北上抗日和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当谈到当前时局和形势时，他们深感中华民族危亡在即，革命青年责任重大。蓝名述还给王光中讲述了在狱中他和同志们与国民党斗争的情况，讲述了被捕的同志们为了理想所表现出的坚贞不屈的精神。
每一次交谈，都让王光中热血沸腾。他更加尊敬这位老同学，也更加愿意像他那样去战斗。于是，在一次交谈之后，他向蓝名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愿望：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请了解他的老同学介绍他入党。
从进入沛中读书崇拜进步教师郭影秋，到进入徐州中学在进步同学引导下参加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特别是经历了“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大讨论的历练，王光中一步一步加深着对革命的理解，增强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信任。他逐渐地感到自己要取得更大的进步，要真正投入到打倒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去，必须要完成一次新的思想和行动上的飞跃——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的直接领导。
但是，蓝名述告诉他，自己还没有入党。这让王光中十分惊讶，因为在王光中的眼中、心中，蓝名述就是共产党员。蓝名述说，在徐中搞救亡运动时，根据他的表现，党组织就要吸收他入党了，但是，因为被关押，这事被耽搁了。所以，也就不能直接介绍他入党。不过蓝名述说，自己和党的组织早有联系，而且关系密切，可以把王光中的情况介绍给沛县党的组织，请沛县党组织考核。
那是王光中一生都难以忘记的日子。1937年12月12日，经蓝名述介绍，王光中如约来到沛县城北郝寨时任沛县县委书记的郝中士家中，直接见到了这位沛县党的最高负责同志。
郝中士是位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人。他热诚地接待了王光中——这个在共产党还处在艰难时期却主动要求加入党组织的初中学生。第一次见面，郝中士就与王光中进行了非常热情的长谈。他从国内国际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群众运动，讲到共产党当前领导抗日斗争的任务，讲到为取得抗日胜利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自己的武装；讲到将来党要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讲到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组织的领导，过组织生活，要做好党分配的工作，执行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等。王光中非常激动，他诚恳地向党组织表示：自己对党的政治纲领、党的理论和知识虽然知道得很少，但是对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衷心拥护，而且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一席长谈让王光中丰富了对党的了解，也更加明确了革命的方向。他感到眼前这位第一次见面的领导像老师，更像兄长。这次谈话不仅让他在思想上得到了难忘的巨大的收获，党的县委领导人郝中士对待同志的真挚和热情更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的印象，而且这种印象对王光中一生的工作和为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王光中的申请和党对他在沛中、徐中的经历和表现的了解，郝中士当即让他填写了入党申请书。谈话之后不久，党组织宣布吸收王光中为中共预备党员，候补期3个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预备党员，王光中非常兴奋，他坚定地向党表示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而这个时候，王光中只有16岁。
在说到为什么小小年纪就申请入党时，王光中在他写的《八十回眸》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自述：“为什么我能在早年入党参加革命工作？回想起来，一是形势所迫。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大举侵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青年学生只有奋起抗日救国，别无出路。二是共产党的影响。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丧权辱国，腐败无能。而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陕北，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首战平型关，取得大捷，使我思想上反蒋抗日，心向共产党。三是革命老师和进步同学的教育和影响。我找到了党，就找到了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就找到了出路。虽然我当时并不懂马列主义理论，也没有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只是一心要抗日，要挽救民族危亡，并相信共产党能够担此重任，从而拥护党的政治主张。此后，经过党的长期思想教育和革命斗争的实践锻炼，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才逐渐认识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并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王光中1937年底入党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这时，党要迅速地在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一批批有知识、经过爱国运动锻炼、满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学生成为党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的骨干力量。他们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纷纷离开学校奔赴抗战一线，或参军，或做地方群众工作。这时，沛县各区也正在开辟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的工作，非常缺乏干部。王光中既是参加过学生运动的青年学生，又是中共预备党员，郝中士就派他到沛县四区，在区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刚刚加入了党的组织，就直接接受党分配的任务，王光中极为兴奋。他立刻终止了学业，提前离开学校来到沛县四区。他带着郝中士的介绍信在四区找到区委书记鹿渠清和武装委员李公俭，并接受区委的分配，担任区青年救国团的宣传委员，做四区的青年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的总的工作原则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积极进行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上级党组织给沛县党组织提出的斗争任务是：到农村去，积极恢复和发展组织，广泛深入宣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条件，做好准备。
七七事变前，沛县党的组织屡遭国民党和各种反动势力的破坏。但是，由于党的历史基础好，在多数区还保留着党的小组，或者有一些党员、干部在活动。虽然这些年在白色恐怖下，党小组、党员的斗争活动，时而有联系，时而失掉线索，但是，这些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党员向往党的心没有变，他们相信党一定会胜利。加上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下，共产党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广大群众和各抗日阶层受到鼓舞，民众抗日热情很高。所以，七七事变后，沛县党组织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通过这些党员和党的小组在县辖各区积极地开展工作，党的基层组织很快恢复和活跃起来。
恢复工作后的沛县党组织重点抓了农民抗日救国会的建设。农民抗日救国会是在“抗日保家卫国，人人有责”的口号下，以党为领导，以贫农、佃农为骨干，团结中农和一切愿意抗日的农民阶层的组织，是最广泛、最普遍、最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国组织。农民救国会有自己的会章、规约和符号（长方形蓝底白心农民救国会五个大字的符号）。从县到区、到村都建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的一套组织，各级组织里还分为组织活动部、宣传部、武装部、农青部，有的还设有妇女部等。县农民抗日救国会会长是老共产党员苗宗藩。
党依靠农民抗日救国会深入发动群众，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扩大农村的农民统一战线队伍。在党的领导下，农民救国会成为各种群众组织的中坚，随着农民救国会的建立和发展，青年救国团、妇女救国会、儿童团、少先队也相继建立起来。
王光中到沛县四区的时候，四区的青年救国团刚刚建立，各项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王光中的主要任务是发动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组织青年救国团开展活动时，还兼顾发现青年中的积极进步人员，发展党组织。王光中在四区的工作范围主要是朱瓦屋、鹿楼、王店、程楼一带。在党的基层组织迅速恢复和广大群众抗日热情高涨的大环境下，刚刚加入党组织的王光中忘我而积极地投入工作，他所担负的发动青年抗日救国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青年救国团的宣传工作属于地方群众工作的一种。王光中所负责的村庄人居分散，村与村之间相隔少说也有六七里路，每个村子的人家也不多，多的有几十户，少的只有七八户。所以，那时候搞宣传主要是通过走村串户的个别交谈。王光中首先联络同学和亲友，因为这些人比较熟，容易说服，工作好开展，再通过同学和亲友扩大联络范围。在稍大一点的村子，也组织一些小型动员会。这样个别联络、具体指导与一般号召相结合，效果也很好。仅仅几个月，青年救国团就增加了30多人。每天奔走串联，虽然辛苦，但因为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果，所以也很高兴，很兴奋。
在青年救国团，王光中经常组织青年们就当时摆在面前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如讨论“面对日寇的威胁，是等待当亡国奴，还是自己武装起来保家卫国，勇敢光荣地战斗一场”等。通过讨论，青年们的抗日热情被激发出来，提出了要武装起来的迫切要求。这时，沛县党组织根据时局的需要，也提出并着手在全县开始武装群众和建立抗日自卫队的工作。
于是，各区迅速组建自卫队，而且不久就发展到全县。自卫队站岗放哨，发动群众，武装自卫工作开展得非常活跃。当时，自卫队刚刚组建，武器装备水平很低，只有少数步枪，多数是红缨枪。但是，每当县里开大会，各区浩浩荡荡地列队从四面八方涌来，成千上万的红缨枪遮天蔽日，“不做亡国奴，拿起红缨枪、拿起大刀和鬼子战一场”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气势相当雄壮，充分显示了广大农民抗日救国、保家卫国的决心。
在县委的领导下，经过各方的努力，到1938年初，沛县七个区都建立了抗日救亡组织的领导机构和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团、妇女救国会、自卫队等基层组织。全县参加各级组织的人数达到数万人。
活跃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为后来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期间，王光中还参加了李公俭组织的武装小分队，为准备建立抗日武装力量，进行一些军事操练和收集枪支弹药的活动。
1938年3月，在区委书记鹿渠清的主持下，王光中在沛县四区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