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是怎么回事及其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为什么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正当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准备集中精力，整治旧中国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争取用三年左右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美国当局将一场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共中央被迫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作战，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同以美国为首的侵朝“联合国军”进行了长达两年零九个月的较量，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这场战争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南北双方在如何实现统一和统一于谁的问题上的长期斗争，终于演变成为一场大规模内战，朝鲜战争爆发了。
然而，美国当局从其称霸全球和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需要出发，立即派出部队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支援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作战。同时，派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其空军第二十航空队进占台湾基地，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6月27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了上述侵略行动。美国还在联合国积极活动，乘具有否决权的苏联代表为抗议美国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缺席和中国的合法代表权被台湾蒋介石集团占据之机，于7月7日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组成侵朝“联合国军”的决议。“联合国军”以美国军队为主，由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共16个国家和地区部队组成，由美国任命其驻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从而，把美国对朝鲜的侵略行动披上“联合国”的外衣。由此，使本来是为解决统一问题的朝鲜内战，变成了侵略和反侵略的一场国际性战争。7月中旬，李承晚集团也将南朝鲜军交“联合国军”指挥。
对于美国的侵略行为，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于6月28日分别发表讲话和声明，予以严厉抗议和谴责。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也高瞻远瞩，敏锐地估计到，尽管朝鲜人民军作战发展顺利，但由于美国大规模介入，使朝鲜战事复杂化，朝鲜战争可能长期化，美国甚至直接威胁中国大陆安全或直接侵犯中国东北地区，中国人民不能不有所防范。
此时，中共中央刚刚在6月初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并于6月中旬的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部署。鉴于除尚需解放台湾等少数沿海岛屿和大陆的西藏外，全国规模的战争已结束，为保证国民经济恢复，确定将已达到550万的人民解放军复员150万人，参加经济建设，其余除以必要力量准备解放台湾、西藏和担负新解放区剿匪作战任务外，也全部担负了恢复国家建设的生产任务。然而，为应付时局变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不得不将原来的部署进行调整。于7月上半月，抽调原部署在中原地区作为国防机动部队的第十三兵团（辖三个军，其中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主力已投入农业生产建设，另各一个师担负剿匪任务，第四十军于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在广东休整，正准备北上中原）和已集体转业在东北齐齐哈尔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第四十二军及三个炮兵师等部队共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集结东北南部地区集中整训，以保卫东北边防和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抗侵略作战。8月中旬以后，朝鲜战争已在洛东江一线形成僵局。鉴于朝鲜战局形势已不可乐观，8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解除华东第九兵团攻台准备任务，指定该兵团和西北第十九兵团（各辖三个军）为东北边防军二线部队，置于关内机动地区。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要求从朝鲜和台湾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然而美国当局不但对此不屑一顾，而且继续扩大战争。从8月27日起，其侵略朝鲜的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轰炸扫射中国边境城镇乡村，美国侵略朝鲜的海军军舰并无理盘查中国商船。美国为挽救在战场上的败局，调集军队于9月15日在朝鲜西海岸仁川实施大规模登陆，截断了朝鲜人民军后路，并大举向三八线推进。中国领导人的判断得到了验证，朝鲜战局发生逆转。9月27日，美国当局指令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进攻，武装占领整个朝鲜。29日，美军地面部队全线进抵三八线。
在这种情况下，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美国当局发出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转达，再次警告美国：“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
然而美国当局认为，周恩来的警告只不过是对联合国的恫吓，中国不会插手解决朝鲜问题，不敢同组织有序的美国三军进行较量。于是，美国当局一意孤行，在南朝鲜军于10月1日越过三八线以后，美国于10月7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所谓“统一朝鲜”的决议。同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北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中国大陆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0月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和外相朴宪永联名致函毛泽东主席：请求中国人民给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越过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人民作战。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特别是与朝鲜一江之隔的东北地区的人民，纷纷要求志愿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10月上旬和中旬，毛泽东主席多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形势，充分研究了出兵参战问题。当时，新中国成立仅仅一年时间，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困难相当严重，尤其军队武器装备严重落后，同现代化的美军作战困难更大。中央政治局成员中，一种意见主张暂不出兵，另一种意见积极主张出兵。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邻居失火不能不救。毛泽东指出：我们可以提出几十条、几百条，甚至几千条困难，但是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不给以回击。如果“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我们采取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中央政治局经过慎重分析研究，认识达到一致，为了挽救朝鲜危局，保卫中国安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战略决策，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作战，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指出：“（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据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和高岗的主持下，紧急展开了出国作战的动员和准备。
中共中央为争取战争胜利作出了哪些战略部署和措施
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是美国当局将战争逼到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没有别的选择，不得已而为之。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在其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中说：“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作出相反的结论。”然而，志愿军出兵到朝鲜同美军作战，也确实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
首先，中美两国经济力量对比悬殊。美国已有175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工业发达，技术先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跃居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1950年，其钢产量为8772万吨，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由于近代以来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因此工业发展极为缓慢，技术水平严重落后，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经济力量十分薄弱。1950年，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仅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144，工农业生产总值为574亿元人民币，以人民币与美元2.5∶1的比值计算，尚不足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2。
其次，军队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美军武器装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具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并从干涉朝鲜内战一开始就将其投入作战，已投入到战场上的飞机达1200架，海军各种舰、船、艇300艘。而志愿军此时既无空军也无海军。美军一个陆军师装备有坦克140余辆、装甲车35辆、各种炮950余门，并且质量好、口径大、射程远、弹药充足，均由汽车牵引或由吉普车载运，部队全部机械化和摩托化，装备各种汽车3800余辆。而志愿军没有坦克和装甲车，一个军装备的各种炮才520余门，并且质量老旧、型号杂、口径小、射程近、弹药不足，均由骡马驮载或由人员携行，部队没有机械化和摩托化装备，只临时配备运输汽车100辆。美军步兵使用的枪支多为自动、半自动枪，而志愿军使用的枪支都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缴获品，所谓“万国”牌的，很少有自动枪、半自动枪。美军一个师装备有线和无线通信机2500多部，而志愿军一个军仅有同类通信工具400余部。
这种情况，对志愿军作战极为不利。中共中央在决策出兵时，也对志愿军参战后战局形势可能出现的变化作了几种估计，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种可能：
第一，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队。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但这种形势的出现，是建立在苏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并出动空军直接支援志愿军作战基础上的。在7月中央军委组建东北边防军时，斯大林曾通知苏联驻中国大使转告周恩来，在美军越过三八线时，中国东北边防军以志愿军名义出动作战，苏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第二，尽管中国军队是以非官方的志愿军名义参战，但美国仍可能对中国公开宣战，或至少以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以其海军攻击中国沿海地带，并且由于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不但不能大量歼灭美军，而且可能打成僵局，甚至被迫撤回，不但不能解决朝鲜问题，而且影响中国整个恢复和建设计划，引起国内许多人不满。这是最不利的结果。
第三，在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作战的情况下，志愿军实施灵活作战指挥，充分发挥自己在作战上的战术特长，能够在朝鲜坚持作战，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那么，有可能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条件是美军必须撤出朝鲜，首先是撤至三八线以南。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国领导人，对这三种可能的态度是，力争第一种可能，力避第二种可能，接受第三种可能。尽管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出兵决策时，许多政治局成员对出兵抗美援朝有顾虑，主张不出兵或缓出兵，但经过讨论达成一致，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人民政府均把抗美援朝作为党、政府和军队的中心任务，摆在了全国各项工作的首位，并为争取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了全面部署和准备。
第一，调整军事战略和部署。将军事斗争重点由准备解放台湾转为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将军队建设重点由加强海军、空军建设转为加强空军和炮兵、装甲兵建设，原定从苏联贷款购买海军装备的费用大部改用于购买空军飞机和陆军武器装备，以保证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需要；将国防部署重点由上海、天津、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转为东北地区，并决定从全国各战略区为志愿军抽调后续部队；解除野战军担负的生产任务，调整从1951年1月开始全军以提高文化为主的整训计划，转为军事整训；调整复员计划，减少复员数量；为防止美国和蒋介石联合登陆进犯，毛泽东电令中南军区和华东军区，在广东方向必须使用5～7个军，在福建方向使用4个军，以保证战胜可能进犯之敌。
第二，部署沿海防御和城市防空。周恩来责成海军司令部制定了从上海开始，北到长山列岛、营口、安东海岸的布雷计划，共布水雷4500枚。军委将当时空军仅有的一支航空兵作战部队——第四混成旅部署于上海担负防空任务，此后陆续组建的歼击机航空兵师，除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外，也分别部署于广州、青岛、天津、北京、唐山等城市担任防空。还商请苏联出动歼击机航空兵，协助中国担任东北南部主要城市及唐山、青岛、广州等城市的防空。将国内仅有的高射炮兵置于沿海各大中城市。并由周恩来负责组成全国防空筹委会，筹划和部署全国主要城市和工业基地防空问题。
第三，制定军兵种发展规划，请求苏联援助装备和出动空军支援作战。8月下旬，周恩来即主持召开由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参加的国防会议，研究部署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等制定三年发展规划和需在1950年完成的参战准备计划，并决定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决策出兵后，毛泽东立即派周恩来和准备到苏联养病的林彪前往苏联，请求苏联援助武器装备和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作战。苏方除说苏联空军未准备好暂时不能出动外（后来又改为即使准备好也不能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其他均得应允。中国军兵种发展建设规划和预定1950年完成的参战准备计划，也均得到落实。
第四，确定以东北行政区为抗美援朝战争总后方基地。10月8日，毛泽东签署的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即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和各总部，对总后方基地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11月5日，周恩来指出：“对于东北全部支援部队工作，我们已想见其繁重。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凡为东北已决定者，我们定做你们后盾，支持你们贯彻下去。有些事情职权属于中央，但你们仍可便宜行事，只要通知一声，当由中央追认。凡能统一于东北者，我们无不赞成统一于东北。”
第五，调整财政方针，一切服从战争。为保证国民经济恢复，中央人民政府原来制定1951年财政预算时，考虑将财经工作的基点放在国民经济恢复上，即将1950年财政预算军费占40%左右，降至1951年的30%左右，而以财政预算总支出的70%左右用于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一方面增加了1950年的军费支出，实际达到财政总支出的43.2%；一方面调整了1951年的财政方针，将基点放在抗美援朝战争上，财政预算支出以战争第一，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调整后，中共中央批准的1951年财政预算，国防费支出占总支出的48.85%。
第六，加速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步伐。为有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也为恢复国内建设提供稳固的社会基础，中共中央在作出出兵决策后，把抗美援朝战争作为全国中心任务的同时，也把新解放区剿匪、土地改革和在全国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作为与抗美援朝战争相联的中心工作，限期剿灭股匪，调整土改计划，加快土改步伐，加大镇压反革命的力度，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工作。
第七，开展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10月下旬成立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抗美援朝总分会和分会。由抗美援朝总会和各分会负责组织，按中共中央指示，首先在全国普遍深入地开展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消除国内一部分人民中存在的恐美、亲美、崇美心理。尔后则将这一运动引向深入，以做好本职岗位工作和以其他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所采取的这些部署和措施，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迫使美国调整朝战政策的五次战役是如何实施的
美国当局轻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在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谈时，均赞同麦克阿瑟的分析，认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他们乐观地估计，在11月感恩节前即可结束朝鲜战争。尔后，麦克阿瑟即分兵多路，以团或营为单位放胆向鸭绿江和图们江长驱直入。然而，他们错了。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开始入朝。10月25日，即在战场上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较量。
从10月25日到1951年6月中旬，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即运动战阶段。这一阶段，志愿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帮助朝鲜人民军立即转入战略反攻，连续进行五次较大规模的战役，迅速打出了有利战争的局面，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迫使美国接受停战谈判。这期间的作战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有间歇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情况变化急剧，每个战役都具有战略的性质，关系战争全局，影响战争的进程。
第一次战役，从10月25日开始至11月5日结束。主要战场在西线清川江以北地区。志愿军利用美军的判断错误，敌进我进，在开进中与敌遭遇，予敌突然打击。初次与美军相遇即重创其“王牌”部队骑兵第一师，歼灭其1个团大部，并歼南朝鲜军第六师大部，东西两线共歼敌1.5万余人，将“联合国军”西线部队打退至清川江一线以南，初步改变了西线战场的态势。
第二次战役，从11月6日开始至12月24日结束。分东西两个战场，西线战场在清川江南北地区，东线战场在长津湖东西及以南地区。“联合国军”遭到志愿军第一次战役打击后，虽然不情愿地承认中国志愿军已入朝作战，但从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到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都搞不清中国志愿军在朝鲜究竟有多少部队，也搞不清中国志愿军的目标是什么。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志愿军部队最大的建制单位是师级，最多不过4万至6万人，最大的可能是象征性出兵，并且设想只有南朝鲜军队到达了边界地区，中方才敢于作战的。于是，美国当局批准，决定继续发动攻势，直指鸭绿江边，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将计就计，示弱诱敌，东西两线均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敌诱至预定地区后，突然反击歼击之。麦克阿瑟真的上钩了，命令其东西两线部队向鸭绿江边进攻，东线美第七师1个团于11月21日进占鸭绿江边惠山镇。志愿军实现诱敌目的后，西线部队于25日晚首先在南朝鲜军进攻地段打开缺口，尔后实施双层战役迂回，将美军2个师和土耳其旅全部三面包围在价川南北的清川江畔地区；东线部队于27日晚将美军一个多师分割包围于长津湖地区。战至12月初，东西两线予美军4个师（包括美军另一“王牌”部队陆战第一师在内）和土耳其旅以歼灭性打击，并歼南朝鲜军两个师大部，共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联合国军”全线撤退，西线撤至三八线一线以南，东线在海军接应下从海上撤至大邱、釜山地区。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收复除襄阳外的三八线以北全部国土，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这一仗，劣势装备的志愿军，将美国当局和麦克阿瑟打蒙了，将麦克阿瑟打怕了，极大地震动了全世界。美国军政当局承认，11月和12月的60天是他们最忧郁的日子，五角大楼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遭到了美军历史上丢脸的可耻失败。
第三次战役，从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结束。此时，“联合国军”已被志愿军吓破了胆，成了惊弓之鸟，望风而逃。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敌1.9万余人，将战线前推80～110公里，进至三七线附近。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25日开始至4月21日结束。这时，美军战场指挥官马修·李奇微发现志愿军没有后续部队，并且补给不足，利用志愿军和人民军刚刚转入休整的时机，发起全线反扑。志愿军和人民军被迫停止休整，采取西顶东反的部署转入防御作战，在东线横城地区全歼反扑的南朝鲜军第八师3个团，并予美第二师1个团以重创。尔后部署三道防御阵地，全线转入运动防御，逐山逐水节节抗击。整个战役共歼敌7.8万余人，掩护第二番作战部队完成了开进集结。
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至6月10日结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双方动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志愿军是以第二番作战部队为主进行的，进行两个阶段的进攻作战。第一阶段重点在西线，以打美英军为主，予英第二十九旅以重创，予美第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以沉重打击，突破“联合国军”两道防线，从三八线推进到汉城东西一线的汉江沿岸地区，共歼敌2.3万余人，保持了战场上的主动态势，但未达到预定歼敌5个师（其中3个美军师）2个旅的目的。第二阶段重点在东线，以打南朝鲜军为主，按预想实现了歼灭南朝鲜军3个师大部的目的，又歼敌2.3万余人。至此，第五次战役已结束，但在部署部队向后转移休整时，对“联合国军”反扑估计不足，造成转移中的被动，有的部队被隔断，第180师因处置失当等原因而遭受严重损失，全线被迫转入阻击，至6月10日，将“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此次战役共歼敌8.2万余人，至此战争形成了相持局面。
在运动战阶段，志愿军依靠劣势武器装备，以一军（陆军，实际基本是步兵在少量炮兵支援下作战）对三军（“联合国军”的陆、海、空三军），以地面作战对“联合国军”的全方位立体作战，很快解决了能不能打的问题。主要经验是灵活运用谋略和战法。一是尽量隐蔽战役企图，利用突然性打敌不预。二是抓住和利用美军弱点予以打击。美军掌握制空权，但其飞机在夜间不能像昼间那样大规模出动，志愿军就充分利用夜间行动。美军机械化和摩托化装备利于战场机动，但对后方和道路依赖性大，怕切断后路，志愿军则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切断其后路，只要美军后路被切断，其整个战役布势便发生动摇。美军装备精良，火力强，但步兵战斗精神差，对空中和地面火力依赖性大，志愿军则尽量在进攻当夜完成包围，使美空军不便支援；与其近战，使其火炮和坦克不便发挥作用；隔离其步兵与坦克的联系，集中力量打其步兵和派出小分队直捣其团营指挥所及炮兵阵地，瘫痪其作用。三是根据自身的装备特点和作战能力确定打法。志愿军火力弱，虽一次可包围美军几个师，但包围后很难啃动，很难全歼，因此采取战役上迂回包围和战术上分割包围相结合的战法，将被围之敌切割成若干小块，以便集中兵力火力全歼；志愿军没有机械化、摩托化装备，实行战役追击困难，在美军突围逃跑后，则只实行相机追击，不徒行疲劳。这一阶段的作战大部分达到了理想的效果。
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的较量，美国当局已看到，尽管美军在装备上占有巨大优势，但遇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样的对手，也很难再打到鸭绿江边实现占领全朝鲜的目标。加之，在朝鲜长期打下去与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严重矛盾，并且美国人民和士兵强烈反战厌战，英法等国也不愿拴在美国的战车上继续打下去了，于是美国决策当局不得不于1951年5月中旬调整了朝战政策，放弃了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而谋求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停战。
以打促谈是如何实现的
从1951年6月中旬至1953年7月27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即阵地战阶段。这一阶段，中共中央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并具体为志愿军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和作战“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的作战方针，还根据运动战阶段的作战情况，确定对美英军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逐渐向打大歼灭战过渡的作战原则。阵地战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志愿军创造性地解决了物资运输补给和坚守防御问题，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同朝鲜人民军一起，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边打边谈，终于迫使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签订停战协定，胜利实现朝鲜停战。这期间的作战特点是：打谈结合，战线稳定，依托阵地进行攻防，作战规模由小到大，小规模的战术性作战较多，志愿军比较充分地发挥了炮兵的作用，步兵、炮兵、坦克协同作战，空军参加了掩护后方的作战。
1951年6月中旬以后，战争双方都有一段时间进行战略调整，战场也显得较为沉寂。经过双方联络协商，于7月10日开始了停战谈判。
美国虽然在战争中遭到了失败，被迫谋求和谈，但仍表现出侵略者狂傲的姿态，使谈判十分艰难。停战谈判开始后，美方代表团蛮横无理、横生枝节。朝中代表团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为表示诚意，作出了某些让步。历经半个月舌战，才以朝中代表团所提方案为基础达成关于谈判议程协议。谈判议程包括：1. 通过议程；2. 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3. 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4. 关于俘虏的安排；5. 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从7月26日开始，双方进入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实质性的谈判。美方代表不但坚决拒绝朝中方面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建议，而且狂妄地炫耀其海军空军“优势”，无理要求这种优势要在军事分界线的确定上得到“补偿”。美方代表团还标定了一份他们所要求的军事分界线地图，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人民军战线后方数十公里的地区。按照他们所划的军事分界线，志愿军和人民军将从当时双方实际接触线退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为达到这种企图，美方代表百般狡赖，并提出荒唐可笑的理由支持他们的主张。美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严词驳斥后，理屈词穷，便于8月中旬开始至10月下旬，连续发动了夏季和秋季局部攻势，企图迫使人民军和志愿军方面接受他们的无理要求。志愿军和人民军经过夏秋季防御作战，共歼敌15余万人。“联合国军”付出如此重大的伤亡代价，只占去640余平方公里阵地，这种得不偿失的进攻，遭到美国国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责。美方代表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并且收敛了其骄横狂傲的态度，不得不放弃其无理要求，接受朝中方面提出的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后撤2公里作为非军事区的建议。至11 月27日，谈判双方达成了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并转入其他议程的谈判。
在此前后，美军为在谈判中对志愿军和人民军施加压力，于1951年8月和1952年初先后以其空军发动了以瘫痪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的“绞杀战”和不顾国际公法，以在朝鲜普遍造成疫区、削弱中朝军事力量为目的的细菌战。为粉碎美军的“绞杀战”，中央军委命令年幼的志愿军空军以师为单位出动轮番作战；志愿军总部将在朝鲜的高炮部队的70%兵力部署在朝鲜北方铁路沿线地区，与空军共同打击美军飞机；同时集中铁道兵团4个师又1个团全力抢修铁路；以铁路运输部队利用美军轰炸的间隙突击抢运物资。在公路线上则较普遍地设置了防空哨，为运输车辆防空报警；动员在后方的部队普遍加修加固公路，沿途修有汽车待蔽所，供汽车昼间隐蔽；组织汽车运输部队以班组为单位行车，以减少遭空袭时的损失。经过后方各军兵种部队的密切协作，共同奋战，至1952年6月，粉碎了美军历时10个月的“绞杀战”，建成了以防空、抢修、抢运相结合，铁路运输与公路运输相结合的交通运输体系，即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从而基本解决了志愿军参战以来运输一直困难的重大战略问题。战后，美国军方在总结这场战争的教训时，曾指出，虽然美国空军控制了整个朝鲜战场，空军对联合国军取得胜利创造了不可忽视的业绩，但并“无法依靠空中轰炸来孤立战场或切断对方的增援和补给”。“空军并不能创造这种奇迹。”“轰炸之后，在短短几天之内，敌人的铁路和桥梁就可修复并重新投入使用，渗透路线也未被切断。”经过中国国内和战场上的密切配合，采取政治上揭露控诉和具体防疫措施，至1952年冬，美军实施的细菌战，不但未能达到军事上的目的，而且在政治上、道义上遭到了可耻失败。
在谈判达成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后，劣势装备的志愿军如何坚守防御，守住战线，已经成为能否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重大战略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志愿军创造了坑道工事，从1951年底至1952年8月，同人民军一起在正面横贯东西海岸的战线上，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并创造了坑道战术。依托这样的阵地，加上炮兵火力有所加强和有充分的给养保证，于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采取“零敲牛皮糖”战术，进行了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攻击77次（含人民军对3个阵地攻击3次），几乎是攻无不克，攻则必歼。10月14日至11月25日，又在上甘岭创造了坚守防御的典范。“联合国军”在志愿军防守的仅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上，投掷炸弹5000余枚，发射炮弹190余万发，动用近200辆坦克和3个师6万余人的兵力，先后攻击40余天，付出2.5万余人的伤亡，未能攻克志愿军阵地。至此，“联合国军”已完全失去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
抗美援朝战争发展到这时，正如毛泽东所讲的：“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谈判桌上的谈判，经过朝中代表团的极大努力，至1952年5月，五项议程已有四项达成了协议，仅剩一项战俘问题，因美方代表团违反有美国签署的《日内瓦战俘公约》，无理提出并顽固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企图强迫扣留志愿军和人民军被俘人员，而使谈判陷入僵局。10月8日，美方又片面地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到1952年底，美国在战场上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随着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第34届总统，美国朝野和人民对迅速结束这场令人厌倦了的战争，呼声越来越高。然而美国当局并不想就此罢手。各种迹象表明，美国企图以正面进攻配合大规模侧后登陆进行最后的军事冒险，以达到所谓“体面”停战的目的。鉴于此，志愿军和人民军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反登陆作战准备，构筑了海岸坚固防御体系，并加强了海岸防御兵力，根本解决了海岸防御比较薄弱的问题。美国的冒险计划，只好胎死腹中，转而于1953年4月26日恢复了由其单方面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
为早日实现朝鲜停战，志愿军决定以打促谈。志愿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采取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方针，从5月13日开始发起了夏季反击战役。根据美国和南朝鲜对谈判态度的不同变化，确定和调整重点打击目标，作战规模由小到大，至6月15日，进行两个阶段作战，共歼敌4.5万余人，有力地促进了谈判的进展，6月8日，谈判双方达成了关于战俘遣返问题协议，至15日，签署停战协定的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然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公然破坏刚刚达成的战俘遣返协议，于6月17日夜至19日，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为惩罚李承晚集团的破坏行为，保证实现有效停战，志愿军于7月13日至27日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战——金城战役，在25公里正面上一举突破，歼灭南朝鲜军4个师大部，突进纵深最远达18公里，连同整个战线的配合作战，共歼敌7.8万余人，推进阵地192.6平方公里。在志愿军的打击下，美国当局被迫向李承晚当局施加了压力，李承晚当局也不得不表示同意停战。
1953年7月27日，谈判双方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中国人民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至此胜利结束。
此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参加了维护朝鲜停战协定的斗争和帮助朝鲜人民恢复家园的工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对中国有什么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一场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依靠极端劣势的武器装备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迫使美国签字停战，取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从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期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109万余人（美国和韩国官方公布的各自作战减员之和即为113万余人）。其中志愿军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毙伤俘敌71万余人，自身作战减员36.6万余人，共击毁和缴获飞机4268架、坦克1492辆、装甲车92辆、汽车7949辆，缴获（不含击毁）各种炮4037门、各种枪73263支。志愿军损失飞机231架、坦克9辆、汽车6060辆，各种炮4371门（含被击毁）、各种枪37557支（含被击毁）。美国战费开支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中国战费开支62.5亿元人民币，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东方，乃至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场战争中国人民达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挽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保卫了中国大陆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也不怕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着长期战争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着各方面极为严重的困难，在朝鲜处境危急、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敢于出兵同不可一世的美国在朝鲜较量，这充分表明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保卫国家安全的决心，表明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高尚品格，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这一举动本身就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武器装备那样落后、作战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竟然打败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军队，整个世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在国际上的威望，打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的耻辱，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了。可以说，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了不起的正气篇。
第三，严厉地教训了美国，消除了国内外一些人的“恐美病”，极大地提高了人们敢于同国际霸权主义势力作斗争的信心。同时，对于亚洲和世界人民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也是极大地鼓舞。
第四，抗美援朝战争使改编为志愿军的人民解放军经受了现代战争的锻炼和考验，特别是取得了依靠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优势装备之敌的宝贵经验。先后共有27个军、空军10个师另3个大队、炮兵10个师又18个团、高炮5个师10余个团和60多个独立营、装甲兵8个团、铁道兵10个师又1个团、工兵10余个团等部队，经受了这场战争的锻炼。经过这场战争，人民解放军作战观念发生了许多重要转变，主要是：由单一步兵作战向现代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转变；由单纯平面作战向现代立体作战的转变；由主要实行运动战向既注重运动战，又注重阵地战的转变；由单纯前方作战向现代前后方全面作战的转变；后勤保障由“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向组织现代后勤保障的转变等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军事变革。当时的许多经验，对人民解放军后来的教育、训练和作战，一直发挥重要作用。直到研究信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指导，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第五，志愿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内人民，从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中国原计划三年的经济恢复，于1952年按时完成。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保证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进行和完成，为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长期安全和平的环境。
这场战争表明，弱国可以打败强国，依靠劣势装备也能在现代战争中打胜仗。主要经验是：一、在侵略者面前，敢打必胜，不怕输，不服输，敢于打，是取得胜利的前提。只要有这个决心和气势，对侵略者就是巨大的心理威胁。美国人在总结这场战争的教训时特别强调指出，“朝鲜战争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作出决策仅仅是建立在对中国人企图做什么上的分析，而忽视了中国人能够做什么的分析，忽视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二、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同仇敌忾，团结对敌，是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将保证战争胜利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和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普遍深入的抗美援朝运动具体证明了这一点。三、根据现代战争的新情况、新特点实施灵活的有创造性的战略战术指导，是取得作战胜利的关键。志愿军的战略战术指导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这场战争也表明，武器装备落后虽然可以打赢现代战争，但作战中的困难也是相当大的。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能力强，特别是后期，炮兵火力有所加强，志愿军越战越主动，夺取了地面战场的主动权。但志愿军没有海军参战，空军仅在后期有少量歼击机参战，因此，后方和海岸始终在美军控制之下，一直处于敌攻我防的状态，志愿军不能去攻击敌人的海军和敌军后方。这必然给志愿军作战带来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并要付出重大代价。因此，在现代战争中，特别是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中，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具备自己的“杀手锏”。而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都达不到这个程度。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