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问题，辩论一定会很激烈，正反双方都能说出一大堆理由。
有些人会说，艺术可以开阔民族的视野，提升民族的精神文化，并使民族的心灵富有诗意，为此，国家应该扶持艺术产业。这些人还说，艺术可以将本民族从物欲的沉迷中解救出来，让本民族追求那些优美的东西，这样也可以对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的习俗、我们的道德甚至还有我们的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他们会问，如果没有意大利剧院（Theatre Italien）和音乐学院，那么，法国的音乐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法兰西戏剧院（Theatre Franais），法国的戏剧艺术会是什么样？如果没有众多的画廊和博物馆，我们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会是什么样？人们甚至可能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对高雅艺术的集中管理（centralization）和补贴政策，还是否能够发展出这种高雅的艺术？高雅艺术——这是法国人的耗尽心血、并奉献给整个世界的高贵的成就。对这么高尚的成就，竟然不做补贴，难道不是最轻率的行为吗？再说这种补贴分摊到每个公民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负担，而我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却可以让我们在整个欧洲觉得自豪和光荣。
对于这种种理由，我得承认当然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给出很多同样有说服力的驳斥。首先，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分配性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问题。立法者的权力是否大到可以使他研究艺术家的工资水平问题，进而对艺术家给予补贴？拉马丁[8]曾说过：“如果你要取消对剧院的补贴，那么，接下来你还想取消什么？按你的逻辑，你是不是也要关闭大学各个科系，关闭博物馆、研究所和图书馆？”对此，人们可以这样回应：让我们换个思路，如果你想补贴所有高雅而有用的事业，那补贴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按你的逻辑，是不是也应该为农业、为工业、为商业、为教育同样拨出王室专款？而且，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补贴就一定有利于艺术的进步？这是一个根本没有答案的问题，而我们也会发现，生意繁荣的剧院恰恰是那些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存的剧院。最后，如果我们从更深层次进行考虑，就会看到需求和欲望是此消彼长的，在让全国的财富满足这些需求和欲望时，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必然是越高级的欲望，占的比例就越小。因此政府决不能多管闲事干预这一过程，因为不管现在全国的财富有多少，通过税收来刺激奢侈品产业，都不可能不伤害基础产业。这一系列事件也必然会逆转自然的文明进程。人们也会指出，人为地干扰需求、趣味、劳动和人口之间的相应比例，将把国家置于一种不稳定而危险的境地，使之丧失稳固的基础。
这是反对国家干预某种秩序的人士提出的一些意见。在自然的秩序中，民众相信他们应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因而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行动。老实地说，我也认为选择和刺激应该来自下层而不是上层，来自民众而不是立法者。如果将之颠倒过来，在我看来，就将导致自由和尊严的毁灭。
然而，你知道现在人们是怎么只看错误而不公正地责骂经济学家的吗？如果我们反对补贴艺术，人们就会指责我们反对要进行补贴的这一艺术活动本身，于是我们便被看成所有这些艺术活动的敌人，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让这些艺术活动成为人们的自愿活动，参加者去寻找恰当的报酬。以此类推，当我们要求国家不要用税款补贴宗教事务时，我们就被人看成是该下地狱的无神论者；如果我们要求国家不要用税款补贴教育，那么我们就被人看成是憎恨知识启蒙者；如果我们说国家不应该利用税款人为地虚增某块土地或某个工业部门的价值，我们就成为财产权和劳工的敌人；如果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补贴艺术家，在某些人眼里，我们就成了觉得艺术无用的未开化野人。
当然，我坚决不赞同上面的这些推测。我们决不会荒唐到想取消宗教、教育、财产权、劳工和艺术的地步，只不过我们认为，我们应当要求国家保障所有这些人的自由发展，但不应当用别人的钱来供养他们；恰恰相反，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社会活动都应该在自由的气氛中和谐地发展，不管是哪一类活动，都不应该成为麻烦、弊端、暴政和混乱的根源，而这种状况今天恰恰正在发生。
我们的论敌认为，对于一项活动，国家如果既不给予补贴也不加以节制，就等于取缔该活动。我们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他们所信任的是立法者而不是普通人，而我们信任的则是普通人而不是立法者。
于是，拉马丁先生又开口了：“如果按这项原则来办，我们恐怕就不得不取消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财富和荣誉的公共博览会。”
对拉马丁先生的指责，我的回答是：按照你的观点，不予以补贴就是取缔，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你是从下面的前提出发的：除非依靠国家，否则，任何东西都不能存在，据此你得出结论——如果不用税款来支撑，任何事情都办不成。但是我会就你举的例证再举一个恰恰相反的例子，我要告诉你，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最壮观的博览会，就是现在伦敦正在筹备的博览会[9]。这个博览会是建立在最自由、也最普遍的概念基础上的，我想把“人道主义”这个词用在这里也并不算夸张，而这样一个盛大的博览会，政府一点都没有插手，也没有一点税款补贴。
回头再来看看高雅艺术吧。我想重申一遍，人们可以提出很充分的理由来赞成或反对补贴制度。而为了与本文的写作目的保持一致，我就不再赘述这些理由，或者在两种立场中间进行选择。
但是对于拉马丁先生提出的一个论据，我却不能假装没有看到、坐视不理，因为他的论证刚好就在我的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他说：“剧院的经济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那就是就业。这种职业的性质我就不用多说了，它跟别的任何行业一样，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也是很有潜力、很有效用的。你们都知道，剧院的工资支撑着至少8000名各式各样的人的生活——美工、砖瓦匠、装潢、服装道具、建筑师等等，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他们产业的总产值占我们的首都总产值的1/4强，他们应该有资格获得你们的同情！”
你们的同情？这句话说得有点隐晦，而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你们的补贴。
拉马丁先生还不止说了这些呢：“巴黎的戏剧同时也为外省各部门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消费品，富人的奢侈是整个共和国靠复杂的剧院经济为生的20万各行各业工人的面包之所在，这些工人都是通过这些高雅的活动获得报酬。也就是说，这些高雅的活动一方面使得法国的形象光辉灿烂，另一方面又使得工人得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并给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提供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你们拨付的这6万法郎，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太精彩了！太精彩了！热烈地鼓掌。）
而从我的角度看，我不得不说：糟透了！糟透了！当然，我的这一说法仅仅是针对拉马丁先生的经济观点。
没错，我们现在讨论的这6万法郎至少有一部分会到达剧院员工的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也有不少会在半路上就被人截留。仔细研究一下我们甚至可能会发现，这笔补贴的大部分都落入了不相干的人手中。如果最后竟然还能有一些碎渣留给员工们，那他们就实在太有福气了！不过现在我倒愿意假设，全部的补贴都能送到美工、装潢、服装道具、发型师等人士的手中。这些是看得见的。
然而，这些补贴款是从哪儿来的？这又是硬币的另一面了，考察这一面跟考察它的正面一样重要。说明白点，这6万法郎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假如某次议会投票没有抢先一步让这笔钱从市政厅跑到塞纳河左岸[10]，那么这笔钱会流向什么地方？这则是看不见的。
没有人会说，议会的投票活动能让这笔钱从投票箱中自己孵出来；也没有人敢说这笔钱是对国民财富的一个净增加；更没有人敢说，如果没有这奇迹般的投票，这6万法郎就仍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恐怕我们必须得承认，议会投票时的多数派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决定从某个地方拿出这笔钱，然后把它发到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笔钱只有从一个地方先转移出来才能被接着送到其他的地方去。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纳税人一旦交出了一个法郎后，就跟这一法郎彻底说再见了；事情很明白，他被剥夺了那一个法郎所能带来的享受，而本来准备满足他这一个法郎的享受的工人，不管他是谁，当然也就得不到这一个法郎的收入了。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抱有那种天真幼稚的幻想，以为5月16日的投票真的凭空增加了国民财富和大把的就业机会。它只不过是重新分配了财富，重新分配了工资，如此而已。
也许有人会说，政府所补贴的那种事务或者那种行业，是一种更需资金、更道德或者更合理的东西或职业？对这样的看法我无法评论。我要说的是：你凭白拿走纳税人的6万法郎，提高了歌唱家、发型师、装潢工和服装师的收入，那么，庄稼汉、挖渠工、木匠和铁匠的收入就相应地减少了相同数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前一个阶层就比别的阶层更高贵、更重要，甚至连拉马丁先生也并没有这样说。用他自己的话说，跟其他行业相比，剧院的工作是一样地有效率，一样地有价值，而不是更多。这样一来这种说法就值得怀疑了，因为剧院行业没有比别的行业更有效率的最好的证据就是它竟然呼吁别的行业抽出资金来补贴它！
不过，对不同职业内在价值和优点的这种比较，并不是本文的写作目的所在。我在这里竭力要证明的只是，拉马丁先生及那些为他的说法鼓过掌的大人们，如果已经看到了那些向演员们提供必需品的商人们所获得的收益，那么，他们也应该看到另一面——那些供应纳税人必需品的人们所蒙受的收入上的损失。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怪不了被人讥笑为把某种重新分配错当成了某种净收益。如果他们的理论讲究逻辑性，那么，他们就应该要求对所有行当给予补贴；因为在1个法郎或6万法郎身上都很灵验的东西，放在10亿法郎的项目上，也不应该失灵吧。
先生们，在涉及税款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某些论据来证明它是有用的，但千万不要使用下面这种拙劣的说法：“公共支出能使劳动阶级维持生存。”这种说法的错误之处在于它掩盖了一个我们必须彻底了解的事实：即公共支出无非是私人投资的替代品而已，这种做法或许会很有力地支持一位工人替代另一位工人，但却不会让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总体收人增加哪怕一丁点。所以我们已经得出结论了：你们的看法很时髦，但十分荒唐无稽，因为你们的推理过程是不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