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不是一个大脑很复杂的人，但有时候我也会思考一下生命的真谛。
在我十五岁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该何去何从，前途就像一片荒地，寸草不生。我们班有很多巨有理想的人，特别是很多外表一片洁白内心花花肠子的女生，和她们一比，我简直就像是少年儿童般清纯可爱。可是我美丽的外表欺骗了大家，很多人都说：“蒋蓝这丫头有心计！”
天地良心，我要是有心计，我妈还会那么担心我吗？我妈对我的担心真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她除了炒股，另外一大爱好就是算命。从我十四岁起，她就不断念叨，说我十五岁会遇到贵人。
“见他妈的鬼的贵人！”我爸这样骂她。我们家人都爱说脏话，我爸和我妈都是小职员，小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差，这跟我大伯家截然不同。我大伯家产业做得很大，我们家还住六十平米的筒子楼时，他家已经盖别墅了。
第一次去他家做客时，我的脚被我妈用鞋跟狠狠地踩了一下。她对我低声喊：“进门是要脱鞋的！”
我的堂姐蒋皎穿着一双水晶拖鞋站在门口，她微笑着，伸手把我拖进屋子。
她说：“没事，进来吧。”
我怔怔地看着她的脸，发现那上面有一种让我羡慕的容光。
那时我还没想到，传说中的贵人就是她。
后来，她去了北京读大学；再后来，她不读书了，据说是要去当歌星；再再后来，她一夜成名，改了名字，变成了香港人。一切都像是在做梦。
至今，我都记得那天在她家，她把她的第一张专辑《十八岁的那颗流星》递到我手里时的情景。她只穿了一条简单的白裙子，将那张小小的CD递到我手上之后，就背对着我，在她家那架三角钢琴前弹了一首曲子。那首曲子动听无比，我的小腿居然为这美丽的音符莫名打战。那个夜晚回家后，我躲在我的小房间里反反复复地听她唱歌，经过录音棚处理的歌声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或者说，被包装过的我昔日的堂姐蒋皎今日的大歌星蒋雅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好像我们曾经一起玩耍并且抢一瓶可口可乐喝的那些日子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她的歌确实好听极了，我着魔般地学着哼唱那些歌里的旋律，一边哼一边神经质地在房间里跳来跳去。
我站在镜子前，学着她拖我进屋时的表情，伸开手，一颔首。
简直完美至极。
其实我长得真的美丽。很多人都夸我是天生的美人胚子。她都行，我有什么不行的呢？因为她的成功，一种莫名的憧憬从此在我心底扎根，蓬勃生长起来。
当一次家宴后，大妈当着我妈的面信誓旦旦地说也要帮助我进入娱乐圈的那一天起，我就再也无心上学了。妈妈也喜不自胜，她更加肯定“贵人之说”是真实的；而我，则开始觉得我和班里那些人都格格不入。我是要上天的，而他们只能平庸地呆在地上。想到这一点，我连跟他们说话的兴趣都没有。讲多错多，等我成名了，万一他们拿出其中的某一句来取笑我，我可是连悔死了的心都有。
然而，就在我乘风破浪之际，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她死了。
我的堂姐著名歌星蒋雅希死了。
她的死很离奇。仿佛只是发生在一刹那。当我知道那个消息的时候我感到天已经塌了。世界变得灰暗一片，我的前程，我的梦想，我的一切的一切，都在妈妈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统统完蛋了。那一阵子我在学校里变得很低调，不想多说一句话，连走路都低着头。
我妈气得肠子发青。她的单位破产，她是第一批下岗的。下岗之后，她积极活跃在牌桌上，同时抓牢她的股票事业，对我几乎撒手不管。我爸恶狠狠地指着我说：“你跟你妈一样，整天除了做梦啥也不知道！”兴许他是对的，但他不明白的是：我已经不再是十五岁时那个我了。
成名不得的事情让我觉得一切只是运气的问题。我一直在等待。我不服输，我不止一次地跟自己打赌：我会成功的。
谁说不是呢？让我柳暗花明的人是一个叫吴明明的女人。她是蒋雅希曾经的经纪人。我跟她见过几次面，我生平唯一一次上镜演过一回小破角色也拜她所赐。她在我完全没想到的情况下来到我家，决定要带我去北京，用她的话来讲——“完成我和雅希未完成的梦想”。
我妈挺高兴，我爸也挺高兴。妈妈高兴是因为她的梦没有白做——踏破铁鞋不费力（这话是不是这么说的？）总之她几乎没费本钱就把我赌成了大明星；我爸高兴，是因为他知道我考不上大学，何况这么多年，他也知道我就是喜欢表演，能上北京闯闯也不错。当然我自己更高兴。我成绩那么差，能有一条路走总好过将来养不活我自己。最关键的，是梦想。
梦想催人奋进！靠！多富有哲理的话！
就这样，我休了学，义无反顾地跟着吴明明来到了北京。吴明明给我安排了一个住的地方，还算不错，每天有人管我的吃喝。她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带着我见了许多的人，跟他们撒谎说我是蒋雅希的亲妹妹，说什么就冲着蒋雅希那些伤心欲绝的粉丝们，把我捧红易如反掌。酒桌上所有的人都信誓旦旦，但第二天酒醒后记得我的人实在不多。娱乐圈是一个忘性最大的地方，慢慢的，已经不再有人记得蒋雅希，而我，也一直都没有像想象中那样红起来。很快，吴明明遇到了一个特有钱的主儿，那主儿有个小老婆，唱歌的时候像蚊子在哼哼。为了那个母蚊子，吴明明当机立断地抛弃了我。她坐在她家沙发上懒洋洋地对我说：“我看，你还是先回去读书吧，考个中戏电影学院什么的，有点基础，我再带你混也不迟。”
我把她面前的茶泼到了她的身上。
鬼都知道，老娘考不上大学。她当我三岁小孩呢？！
于是乎，我离开了吴明明。不过我家里的人对这一切都不知晓，他们依然认为我在北京进行着“魔鬼训练”，尤其是我妈，不停地问我何时出第一张专辑何时开拍第一部以我为主角的电影。更让我受挫的是我的大伯。那一次他来北京出差，我去他北京的家里看他。他正打算把那套房子卖了。我问他能不能不卖借给我住。他很干脆地回答我说：“不行。”
“我在北京没地方住了，我跟吴明明闹翻了。”我说。
“那就回家。”他塞给我几百块钱说，“别想着当什么腕了，尽整这些不靠谱的。你看看你姐，就应该早点清醒。”
我捏着那几百块钱转身就走了。
后来我妈来北京找我，想求我回去，我就干脆换了电话号码，让她找不到我。我下定决心，如果不拼出个人样来，我死也不会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鬼地方的。
“大明星变坐台妹。”阿布咬着牙签，在小餐馆里看着我说，“看看你的背时样，让你回去你不回去，北京有那么好吗？有多少人死在北京你知不知道？”
“我有办法。”我说。
“拉倒吧，有办法你早想了。”阿布说，“会给人整这么惨？差点去拍三级片。要不是你昨天跑得快，我看今天你的玉体就飞满各大网站了！”
他说得一点没错。
但我大脑犯迷糊的原因很简单，我没有钱了，几乎山穷水尽。那天在娱乐新闻的版面看了朱茵的专访之后，我异想天开大脑秀逗地认为我也许可以走她的路试一试。
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呢？
哪里可以找到那种相关剧组的消息，我心里有谱。以前跟吴明明混的时候，认识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接过这种活。我打了其中一个的电话。她在网上给我发了一个地址，上面有剧组招人的广告。我按上面说的Mail传去了我的简介和照片，很快收到了回复，让我去复试并签约。这事儿简直顺利得离谱，等我按着广告上的地址终于来到应约见面的地点时，我却有点犹豫了。电梯不断往上升，我的脑子里不断变幻着去年夏天的那一幕。
那是去年暑假的一天，那天我喝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人拉到学校里。那个晚上，我被两个刚刚一起玩还几乎不认识的男人按在地上。那两个禽兽居然扒我的衣服。我死的心都快有了。很稀奇的是，那天居然是莫醒醒救了我——后来那个比谁都虚伪的女同性恋妹妹把这件事给我传了出去。所以我对她谈不上感激。
谁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但如果可以彻底忘掉它，是不是就能当作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呢？
我正在想的时候，电梯停住。我走出来，才发现这里的走廊都灰蒙蒙的，好像从来都没人来过一样。
我试探性地问：“有人吗？”
居然会传来回音。
我有些害怕，转身又要走进电梯时，却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响声。
“是来应征的？”某房间的门忽然被打开了。背着光，我看到一个拿着文件夹的女人，样子很斯文。
我的心又蠢蠢欲动。
奶奶的，豁出去了。既来之，则安之。
我走进传说中的剧组办公室。里面只有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沙发；办公桌上什么也没有，沙发上半躺着一个女人，坐着一个女人，都浓妆艳抹得看不出年龄。
我在心里靠了一千遍，千万不要把我的脸化成那样。
坐在办公桌前的一个秃顶老头对我伸出手。“我是摄影师。导演还没来。你好。”
他的鼻子塌得像块面疙瘩，满脸都是皱纹，丑得我快作呕了。我不想伸手，只好找别的话题。“要拍什么，先让我看看剧本吧。”
“剧本？”他把头往前一探说，“得让我先看看你。”
“吴明明介绍来的。”我把腰挺起来说。我才不怕他看，看就看，看得到摸不到！
“不是于佳同介绍那个？你把名字写下来。”他在我的气势下败下阵来，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薄薄的纸，又抽出一支笔，压在那张纸上。
我想了半天，正在考虑要不要写真名的时候，躺在那里的女孩忽然坐起来说话了。“你是蒋雅希的妹妹吧？我听吴明明说起过。”
我面露喜色。看不出来我还是有一定的名气的。
“是。”我赶紧说。
“你姐死得很惨啊。”那女的好奇地问，“你倒是说说看，到底咋回事？”
“不知道！”我说，“人都死了还说这些干什么。”
“你看看合约。”那个男的又打开抽屉，拿出另外的两张纸说，“要是满意，就签了它。我看嘛，你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号召力的。”
我本还想用笔点着那些字看，但一看那合同上字那么多，又那么小，实在提不起看的兴趣，于是对她说：“你就说多少钱，什么时候能拿钱？”
刚才那个被我冲的女人一听这话立刻笑了起来。“蒋家的女人原来都这么贱！”
“你说谁呢？”我把笔拍到桌上，人冲到她面前。说实话，算她命好，如果摆在高中，不管她是姓莫还是姓米，我已经毫不客气地甩了她两个嘴巴。但这是在北京——花花北京，跩人的舞台，只是还没到我蒋蓝唱戏的时候。所以我得忍着，再忍着，把恶气都咽到肚子里等它烂掉。
所以我没动手，我只是和她对视，等待她在我目光中偃旗息鼓。
可惜又可惜的是，她并没有。相反，她跳起来，飞快地刮了我一耳光。然后厉声对我说：“滚，不然有你好看！”好像动作片，随着她的尖叫声，里屋冲出来一帮彪汉，个个横眉怒目地对着我。
于是，我滚了。
于是，我把自己揍了一顿。
于是，我成了一名酒吧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