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天旋地转。就好像掉进了某个空间，飘浮着，悬挂着，看着自己，看着整个事件展开，但是自己却身在其外，因为一切都不真实。我的耳边一阵鸣响，是一种奇怪细小的声音。
我没想到他会承认。我用这些话，用最坏的情形指责他，本想他会承认一些比较轻的问题。“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人，”他也许会说，“但是我发誓，薇薇，我没有为他们工作。”
或是彻底地愤怒：“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根本没想到他会直接承认。
二十二年。我抓住这个数字不放，因为它是有形的，实在的。三十七减去二十二。当时他也才十五岁，在西雅图上高中。
这根本讲不通。
十五岁的时候他还在校际联赛里打棒球，在学校乐队里吹小号，课余时间给邻居修草坪赚零花钱。
我想不明白。
二十二年。
我用指尖揉着太阳穴。脑里一直嗡嗡作响。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它是某种意识。这太可怕，以至于我的头脑无法消化，我不敢相信是真的，因为一旦承认，我的整个世界都会崩塌。
二十二年。
我的算法本应引导我找到在美国管理潜伏间谍的俄罗斯特工。
二十二年。
这时我想起以前读过的一篇内部报告中有一段。一个了解这个项目的对外情报局特工说的。他们会招募十五岁的孩子。
我闭上双眼，更用力地按压着太阳穴。
马特并不是自己嘴里说的那个人。
我的丈夫是潜伏得很深的俄罗斯特工。
上天注定的姻缘。我总这样想我们的相遇，就好像只能出现在电影里的桥段。
一个七月的星期一早晨，我搬到华盛顿。清晨我从夏洛茨维尔开车启程，把所有的家当都塞进了本田雅阁车子里。我打着双闪把车并排停到别人的车旁，眼前是一座砖砌的旧楼，逃生梯摇摇晃晃，国家动物园就在附近，甚至可以闻到那里的味道。这就是我的新公寓。我已经开车搬了三趟东西，彼时正抱着一个大纸箱穿过人行道，突然撞到了什么。
马特。他穿着牛仔裤，浅蓝色的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处，我这一撞让他洒了一身咖啡。
“噢，我的天啊。”我说着，匆忙把箱子放到人行道上。他一手拿着湿淋淋的咖啡杯，塑料的杯盖落在他的脚旁。他甩着另一只手，液滴在空中乱飞。他表情狰狞，似乎有些痛苦，衬衫的正面印了几大片棕色的污渍。“真是太抱歉了。”
我站在那里，很无助，双手伸向他，好像能有什么作用似的。
他又甩了几下手臂，然后抬起头看着我。他微笑着，使人完全放下了戒心，当时我的心真的融化了。那整齐无瑕的白色牙齿，深邃的棕色眼睛好似在闪光。“别放在心上。”
“我给你拿几张纸巾。就在这个箱子的某处……”
“没事。”
“或者一件新衬衫？我这里或许有你穿得下的T恤衫……”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衬衫，静了一会儿，好像在思考什么。“没事，真的。不过还是谢谢了。”他又冲我笑了笑，就走开了。我站在人行道中间，看着他离开，等着看他是否会转身改变主意，整个过程里我都极度失落，强烈渴望再和他多聊一会儿。
后来我说，那就是一见钟情。
那天早上余下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惦记着他。那双眼睛，那抹微笑。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把东西都安全地搬进了公寓，便打算在周边走走，却又碰见了他。他在一家小书店门口的摊位上看书。同一个人，新衬衫——这次是一件白色的。他完全沉浸在那些书中。很难描述我当时的情绪——兴奋和激动，夹杂着一种难言的慰藉感。我又有了一次机会，于是我深吸一口气，走过去，站到他身旁。
“嘿。”我微笑着对他说。
他抬头看着我，最开始一脸茫然，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他也朝我笑了笑，露出那完美无瑕的洁白牙齿。“嗯，你好。”
“这次没搬箱子。”我说道，又感到一丝难堪。就只能想出这样一句话茬儿？
他依旧保持着微笑。我清了清嗓子，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我向着旁边咖啡店的方向点了点头。“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我想我应该欠你一杯。”
他看了看咖啡店的遮阳棚，转而又看了看我。脸上有些戒备的神色。“噢，天啊，他有女朋友。”我心想。“我真不该问。多尴尬啊。”
“或者一件衬衫？我应该也欠你一件。”我微笑着，语气尽量轻松愉悦。好想法，薇薇。你给了他台阶下。正好可以一笑置之，不接受邀请。
令我惊讶的是，他抬起头又说了一句话，打消了我的疑虑，也给了我希望。他说：“喝杯咖啡不错。”
我们坐到咖啡店里面的一个角落里，一直到暮色降临。我们聊得很尽兴，没有一刻冷场。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是独生子，都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但并不信教，身处政治中心却都不关心政治，我们都独自穷游过欧洲，母亲都是老师，小时候都养过金毛犬。两个人的相似之处多得有些诡异。好像命运安排我们相见。他风趣又迷人，聪明又礼貌——而且超级帅。
我们的咖啡早就喝光了，咖啡馆的店员已经开始擦我们周围的桌子。这时他抬头看着我，明显有些紧张，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吃晚饭。
我们去了街角的一家意大利馆子，点了大份私房意面和一瓶红酒。到最后虽然已经吃饱，但还是点了一份甜点，想借此多待一会儿。我们一直都说个不停。
我们一直聊到饭馆打烊，之后他陪我走回了家，拉住了我的手，我从未感到如此温暖，如此轻松，如此幸福。在我公寓外的人行道上，就在我撞到他的那个地方，他吻了我，向我说晚安。那天晚上迷迷糊糊睡去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遇到了要嫁的男人。
“薇薇。”
我眨了眨眼，记忆就这样溜走。我听到家庭娱乐房中怪兽卡车节目的主题曲，咿呀学语的声音，玩具碰撞的声音和塑料之间的碰撞声。
“薇薇，看着我。”
这时我看到了恐惧。他不再是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他皱起了眉头，他慌张的时候额头就会堆起皱纹，此时那皱纹比以前都要深。
他向前靠过来，越过饭桌，一只手放到我手上。我躲开他，双手紧紧抓住大腿。他看起来非常害怕。“我爱你。”
此刻我不敢看他，因无法承受他眼中的深情。我低头看着饭桌，那里有一个红色的印记，只一点点。我盯着那个红点看，它已经渗进木头里，这是很久之前做某个艺术项目时留下的疤痕。为什么我会注意到它？
“这并不会改变我对你的感情。我向上天发誓，薇薇。你和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孩子。天啊，还有孩子。我该怎么跟他们讲？我抬起头，看向家庭娱乐房，虽然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他们。我听到双胞胎玩耍的声音。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很安静，一定是在专心看节目。
“你是谁？”我低声问道，如同耳语。我本不想低声耳语，但不知怎的地就这样说出了话，就好像声带不听使唤。
“是我，薇薇。我发誓，这就是你了解的那个我。”
“你是谁？”我又问了一遍，这次嗓音有些破裂。
他看着我，瞪大了眼睛，眉头紧皱。我盯着他，试图读懂他的眼神，但不能确定能否读得懂。不，我有读懂过吗？
“我出生在苏联的伏尔加格勒，”他轻声说。他的神色平静，“我叫亚历山大·连科夫。”
亚历山大·连科夫。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个梦，是电影，是小说，而不是我的生活。我又盯着饭桌，桌上有一小簇凹痕，是孩子用叉子敲出来的。
“我的父母是米哈伊尔和纳塔利娅。”
米哈伊尔和纳塔利娅。不是加里和巴布。我的公公婆婆，我孩子叫爷爷奶奶的人。我盯着饭桌上的凹痕，它们像一个个小小的火山口。
“我十三岁时，他们车祸丧生。我没有其他亲人，被安置在国有福利院里，几个月后我搬到莫斯科。我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已经被安排到对外情报局的一个项目里了。”
我想到马特还是个恐慌的男孩的样子，内心涌起一股同情。但很快这股同情就被强烈的背叛感所压制。我的手抓得更紧了。
“那是一个全封闭式的英语语言学习项目。十五岁时我被正式招募，从此有了新身份。”
“成了马特·米勒。”我又像是在耳语。
他点了点头，身体又靠向前来，满目情深。“我别无选择，薇薇。”
我低头看了看左手上的戒指，回想起两人最初的对话，以为彼此有那么多的共同点。这看起来多么真实，但却都是编造的。他编造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童年。
突然之间一切都成了谎言。我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
“我的身份是假的，但其他一切都是真的，”他好像能读懂我的心思，“我的感情是真的。我发誓。”
左手的那枚戒指上，钻石反射出一缕光。我看着切面，一个一个地看过。我隐约听到家庭娱乐房里传出一些声音。新的声音，比之前的声音要大。卢克和埃拉在争吵。我把目光从戒指上挪开，抬起头，看到马特正盯着我，但头微微侧着，我知道他在听孩子们在吵什么。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他喊了一声，但目光还是没有离开我。
我们看着对方，都听着孩子的声音。争吵越来越激烈，马特离开桌前，走进屋里去调解。我断断续续听到几句对话，两个孩子都向马特说自己的理，马特劝他们和解。我的头有些晕，或许是因为喝了红酒。
马特抱着凯莱布回到饭桌前，坐下来。凯莱布朝我咧着嘴笑，可爱的小拳头塞在嘴里，沾满了口水。我根本笑不出来，只能转头看着马特。
“真正的马特·米勒在哪儿？”我问。我想到压在防火保险柜底层的出生证明，还有社保卡和护照。
“我不知道。”
“那巴布和加里呢？”我问。我想着他们的模样，那个沉稳的家庭主妇，她色彩柔和的上衣总能使我想起我奶奶以前的装束。那个男人，啤酒肚鼓鼓的，撑开了腰带，衬衫总是塞进裤子里，袜子总是白色的。
“也和我一样。”他说。
蔡斯哭了起来，这扰人分神的事情在此刻却如救命稻草。我从饭桌前站起身，走进家庭娱乐房。他在卢克和埃拉的沙发旁，趴在地上，我能看到沙发底下有个蓝色球的轮廓。我伸手拿起球，又抱起蔡斯，把他放在我的大腿上。他现在安静了一些，只轻声呜咽着，一手紧紧地抓着那只球。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我怎么这么容易上当？特别是巴布和加里那样的。他们一看就是敌营的人。我直到婚礼才见到了他们。我们去过西雅图一次，他们也没有见我们。当然他们有理由。当时看起来合情合理，但现在回想起来根本站不住脚。巴布不敢坐飞机，我们的假期不够，我们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谁愿意抱着大哭的孩子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呢？
我曾因为这件事感到很内疚。因为我们经常看望我的父母，但却几乎没有看望过他的父母。我甚至还因此道过歉。“生活无奈，习惯就好。”他笑着说。他当时的笑容确实有些失落，但这件事似乎并没有令他感到烦恼。我提议过视频聊天，但是他们不喜欢用高科技的东西，就喜欢隔几个周用电话聊聊。马特似乎也不是很在意。
我从不强求。我不强求是因为我暗自欢喜吗？欢喜我们不用轮流在两家过圣诞节，不用因全家人定期飞越美国前去探亲而花光积蓄。也不用和专横的公公婆婆打交道。甚至高兴马特不用分散感情，而全身心地关爱孩子和我。
我走回厨房，坐到饭桌前，蔡斯坐在我的腿上。“我们婚礼上的那些人都是哪里来的？”婚礼上至少有几十个亲戚。叔舅姑姨，堂表兄弟姐妹。
“一样的。”
不可能。我摇了摇头，好像这样就能将这些糟乱的事情捋出头绪。能够讲得通道理。我见过超过二十五个潜伏间谍。俄罗斯人到底安插了多少间谍？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双面间谍德米特雷。突然之间我脑中全是他。他说在美国有数十个潜伏间谍组。他跟我们讲了很多不合情理的事，让我们相信他就是双面间谍。他说潜伏间谍的身份一直由间谍管理者独自掌管，但我们了解这些信息是以电子形式储存的。他说解密密码并非我们从其他渠道得到的那个。还有那离谱的言论。他说潜伏间谍已经渗透到政府里，并逐步爬到了高层。他说在美国隐藏着数十个潜伏间谍组，而我们认为只有几个。
这条信息并不是太离谱，对吧？此时，我又猛然想到另一件事。
“你是间谍。”我轻声说。我过分纠结于那个谎言，纠结于他并非自己所说的那个人，却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一层事实。
“我也不想。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做来自西雅图的马特·米勒，摆脱他们的控制。”
我的胸口如中重拳，几乎喘不上气。
“但是我已经被困住了。”他看起来很真诚，值得同情。他当然是困于其中。他也不可能说退出就退出。他们在他身上投入了太多。
蔡斯在我的腿上扭动，想从我身上挣脱。我把他放在地上，他就四肢并用往远处爬去，留下一串欢快的叫声。
“你欺骗了我。”
“我别无选择。别人不懂，你也应该理解——”
“你敢。”我说道，因为我知道他准备说什么。
我回想起很久以前我们在一起的画面，咖啡馆角落的一张小桌上，超大号的咖啡杯摆在我们面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问。
“我刚研究生毕业。”我说，希望这样就能敷衍过去，但心里清楚只说这些还不够。
“接下来没有工作打算？”
我点了点头，呷了一口咖啡，并不回答。
“做什么呢？”他紧跟着问。
我低头看着马克杯，从杯里飘出一些蒸汽。“咨询。一家小公司。”我说，谎言的味道有些苦涩。但他就是个陌生人，我不可能告诉陌生人自己为中情局工作。“你呢？”我问。谢天谢地话题转移到软件工程上去了。
“根本不是一回事。”此时的我说，“你有十年的时间。十年。”
“我知道。”他似在悔悟。
这时凯莱布也扭动了起来。一边扭动着一边朝我笑，他肯定在好奇为什么我没有对他笑。他向我伸出胳膊，马特抱起他，从桌子上递过来，送到我伸出的双臂里。他坐到我的腿上，安安静静。
“你也做类似的事情吗？假装别人的亲戚。”我问道，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问。有那么多疑团，为什么我会想知道这一件。
他摇了摇头。“他们不想让我冒这样的险。”
他们当然不会。他的价值更高，不是吗？因为他娶了我。而我在中情局工作。
天啊，俄罗斯人真在他身上押了很重的筹码。他们一定很兴奋。多么幸运啊，一个潜伏间谍娶了中情局反情报分析员。
想到这里，一阵寒意如电流般穿过我的身体。
我又回想起相遇几周之后我们俩坐在我的公寓里。我们面对面坐在开间一角的折叠桌前，桌上的一次性纸餐盘里放着比萨。“我没有完全对你讲实话。”我说着，揉搓着双手，忧心自己承认说谎之后他的反应，但又为可以消除误会感到如释重负。再也不用对这个男人撒谎了。“我在中情局工作。”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当时的表情，最开始毫无变化，好像一点儿也不吃惊。随后他的眼中有亮光闪烁，我当时还以为是这个信息需要一段时间消化。
但并不是这样，对吧？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的胸口有些闷。闭上眼睛，看到自己坐在研究生学校的礼堂里，中情局招聘人员正在做展示。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这一行，并以此改变世界，服务国家，为家庭带来荣光。时间飞速推进，我通过了申请流程、背景调查和一整套的评估。直到一年之后，我都已经要放弃时，我收到一封信，一封普通的政府答复函。普通的白纸，没有信头。只有入职日期、薪水和须知，还有我被安排的部门：反情报中心。
那是我搬去华盛顿前的两周。我遇见了马特。
此时我的呼吸急促。在我的脑中我回到了那间咖啡馆，坐在角落里，重温了一遍我们的对话，就是我们发现彼此有那么多共同点的那一次。他不单单是在附和我，编造出一个假身份。他从一开始就说自己出生在天主教家庭，说他的母亲是一位老师，说他养过一条金毛。他这样说是因为早就了解过我。
我伸手捂住嘴，恍惚中感觉手在颤抖。
俄罗斯人不是靠运气，他们很周密。一切都是计划好的。那根本不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我就是他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