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或许已经找到破解寻妻难题的办法了。科学发展突破不断，回头想想，答案其实就在眼前。但若不是因为一连串计划外的事件，我恐怕还未能参透个中的玄妙。
这一切都缘起于吉恩。吉恩坚持要我去做一场有关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讲座，而这本该是他自己的任务。讲座的时间极为恼人。虽说准备工作可以趁着午餐时间边吃边做，但讲座的当晚我已经为自己安排了总长为94分钟的浴室清洁活动。现在我有三个选择，哪个都无法让人满意。
1.讲座结束之后清洁浴室，但要牺牲睡眠，忍受随之而来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退化。
2.将清洁活动推迟到下周二，但要忍受为期八天的不洁浴室和极高的染病风险。
3.推掉讲座，牺牲与吉恩的友谊。
我把我的困境摆给吉恩看，他像往常一样给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唐，我会雇个人给你打扫浴室的。”
我向吉恩解释——再一次解释——所有的清洁工都会出岔子，只有那个穿短裙的匈牙利女人可能是个例外。那个穿短裙的女人曾是吉恩家的清洁工，与吉恩和克劳迪娅闹了矛盾，一走了之了。
“我会把伊娃的手机号给你，别提我就是了。”
“她要是问起来怎么办？我怎么可能不提到你？”
“你就说找她是因为她是家政界唯一的好手。如果她提到我，就什么也别说。”
这结果倒是相当不错，它展示了吉恩解决社交问题的高超技能。伊娃会很受用对自己工作的肯定，也许还能因此成为我的固定清洁工，这样我的时间规划中就可以平均每周腾出316分钟了。
吉恩推掉讲座是因为得到了一次与在墨尔本参会的智利学者上床的机会。吉恩有个宏伟的计划，要与不同国籍的女性上床，国别越多越好。作为心理学教授，他对人类性吸引力问题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认为基因是决定吸引力的主要因素。
这倒是与吉恩遗传学的学术背景相符。在雇我成为博士后研究员68天后，吉恩被提拔为心理学系的系主任。这一任命颇有些争议，学校希望借此跻身进化心理学研究的领军行列，增强社会影响力。
我们同在遗传学系工作期间，有过无数次很有意思的讨论，这些讨论在他升迁之后也没有中断。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对我们的关系感到满意。吉恩还邀请我到他家吃饭，履行其他交友礼仪，终于在我们之间正式建立起了社交关系。他的妻子，临床心理学家克劳迪娅也成了我的朋友。这样我就有了一对好友。
吉恩和克劳迪娅曾一度试图帮我解决寻妻难题。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方法仍基于传统的约会范式。我早已抛弃了这一范式，因为成功概率之低远不足以抵消付出的辛苦和不堪的经历。我39岁，高大，健壮又聪明。作为一名副教授，我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不错的收入水平。从逻辑上看，我应该对绝大部分女人来说都挺有吸引力的。在动物王国，我一定能够成功繁衍。
但是，我的某些特质根本无法吸引女性。结交朋友对我来说绝非易事，而造成这一现象的缺陷似乎也影响了我建立恋爱关系的进程。杏味雪糕之灾就是个好例子。
克劳迪娅朋友众多，她将我介绍给了其中一位。伊丽莎白是位高智商的计算机科学家，视力不大好，鼻上架着一副眼镜。我提到眼镜是因为克劳迪娅给了我一张她的照片，问我是否能接受她的眼镜。一个多么荒谬的问题啊！还出自心理学家之口！评估伊丽莎白是否适合做我的潜在伴侣——那个激发智力、共同活动，甚至可能共同繁衍后代的人——克劳迪娅考虑的首要问题竟然是我对她的眼镜框的反应，况且这镜框可能根本不是她自己挑选的，完全是验光师的主意。这就是我生活的世界。接着，克劳迪娅告诉我：“她有点顽固。”好像这是个问题一样。
“基于实证的顽固？”
“应该是吧。”克劳迪娅答道。
太完美了。她其实也可以这么形容我。
我们在一家泰国餐厅见了面。餐厅是社交无能者的雷区，来到这种场合，我一如既往地紧张起来。开头却十分顺利，我们都按计划于晚上7点准时抵达餐厅。同步性的缺乏会造成时间上的巨大浪费。
我们熬过了晚餐的考验，她没有指出我任何社交上的错误。一边对话，一边注意着把目光停留在正确的身体部位可真是件苦差事。我一直把目光锁定在她隔着镜片的双眼上，吉恩建议我这么做。这使我在进食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精确度上的误差，但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相反，我们在席间就仿真算法进行了成果颇丰的讨论。她太有意思了！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建立永久关系的可能性。
侍者送上了甜点菜单，伊丽莎白说：“我不喜欢亚洲式甜点。”
这种基于有限经验做出的概论基本上是不会牢靠的，或许我本应将其视为一种警示信号。但我还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提出创意点子的机会。
“我们可以去路对面吃雪糕。”
“好主意，有杏味的就行。”
至此，我认为自己表现得挺不错，丝毫没有意识到对杏子的偏好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我错了。雪糕店里选择众多，杏味的雪糕却卖光了。我点了一份辣味巧克力加甘草的双球雪糕，并邀请伊丽莎白选择她第二喜欢的口味。
“没有杏味的，我就不吃了。”
这简直难以置信。要知道，在味蕾受冷刺激之后，所有的雪糕尝起来都是差不多的，特别是水果味的雪糕。我推荐了果口味。
“不用了，谢谢。”
我向她详细阐述了味蕾受冷收缩后的生理机能，并且预言她绝对无法分辨出果雪糕和蜜桃雪糕。延伸到杏味雪糕，情况也是一样。
“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她说，“如果你尝不出果和桃子，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现在我们之间有了一个简单而客观的分歧，完全可以通过实验来解决。两种口味我各点了一小份，但就在店员备餐，我转身邀请伊丽莎白闭上眼睛参与实验的当口儿，她走掉了。好一个“基于实证”的计算机“科学家”！
事后，克劳迪娅建议我应该在伊丽莎白离开之前就放弃那个实验。显然如此。但在什么时候？信号在哪里？我没有注意到这些细微之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想要成为某人的伴侣，对雪糕口味的模糊暗示保持高度敏感是一个先决条件。我想会有女人不要求这一点的，这假设合情合理，但找到她们的进程异常低效。杏味雪糕之灾赔上了我整个晚上，有关仿真算法的信息成了唯一的补偿。
两顿午饭的时间足够让我完成对阿斯伯格综合征讲座的研究和准备，还不用牺牲我的营养摄入，这完全要感谢医学图书馆的咖啡厅覆盖了无线网络。孤独症谱系障碍并非我的专业领域，所以我知之甚少。但这个课题本身十分有趣。我认为应该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综合征的遗传方面，这可能并非听众们熟悉的内容。大部分疾病都或多或少地与我们的DNA有关，尽管很多时候我们尚未认清这种关联。我自己的研究重点为肝硬化的遗传倾向，所以我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花在千方百计灌醉小白鼠上了。
许多专著和研究论文都讨论了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症状，我也由此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大部分症状都只能算是人类大脑功能的变异，仅仅因为不符合社会规范——人为构建的社会规范——就要接受医学治疗是不合理的。这些规范只反映了最为普遍的人类思维模式，绝非全部。
讲座定于晚上7点在一所近郊的学校举行。骑自行车过去大约要12分钟，还得要3分钟来启动电脑，连接投影仪。
我按照计划于6点57分抵达学校，27分钟前让伊娃，就是那个穿短裙的清洁女工，进了家门。教室门口和靠前的地方大约有25个人在转来转去，我一眼就认出了朱莉。她是讲座的召集人，如吉恩所说，是个“金发大胸妹”。但实际上，对比她的体重，她的胸部尺寸超过标准值不足1.5个标准差，所以胸部本不应被看作她显著的识别要素。而这要得益于她恰当的服装选择，将她的胸脯托高，露在外面，对于炎热的一月晚上来说特别适用。
我可能花了太长时间来确认她的身份，她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你一定是朱莉吧。”我说。
“有什么可以帮您？”
很好，是个讲求实效的人。“是的，把视频连接线递给我。请递给我。”
“哦，”她说，“您一定是蒂尔曼教授吧。您能过来我太高兴了。”
她向我伸出了手，我挥手谢绝了她握手的要求。“请给我视频线，已经6点58分了。”
“放松，”她说，“我们从来都是在7点15分以后才开始。您要喝点咖啡吗？”
人们为什么总是对别人的时间如此漫不经心？现在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一番寒暄了。我本可以花上15分钟在家练习合气道的。
我的关注点一直集中在朱莉和教室前方的屏幕上。现在我环顾四周，发现还有19个人有待观察。这些人都是孩子，绝大部分是男孩，正坐在桌子旁边。他们应该都是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几乎所有的文献研究对象都是儿童。
尽管饱受病症的折磨，他们还是能比自己的父母更好地利用时间。家长们都在漫无目的地闲聊，而大部分孩子都在使用便携式的电脑设备。我猜他们大都在8～13岁之间。我希望他们认真上过科学课，因为我今天讲座的内容需要有一定的有机化学和DNA结构的基础知识。
我突然意识到还没有对有关咖啡的问题做出回应。
“不。”
遗憾的是，由于我的延迟回应，朱莉已经忘记了这个问题。“不要咖啡，”我解释道，“我从不在下午3点48分以后喝咖啡。这会影响睡眠。咖啡因的半衰期有3～4个小时，在晚上7点钟供应咖啡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做法，除非谁想要一直保持清醒，午夜之后才能入睡。这对任何从事常规工作的人来说，都会造成睡眠不足的。”我一直试图利用这段等待的时间提出一些实用的建议，但朱莉似乎对琐事更感兴趣。
“吉恩还好吧？”她问道。这显然是最常见的客套话“你好吗？”的一种变体。
“他很好，谢谢。”我答道。这是把最常规的答语转化为第三人称的答法。
“噢，我以为他病了呢。”
“除了体重超标六公斤，吉恩的身体十分健康。我们今早还一起跑步。他今晚还有个约会，要是生病了，就不可能去赴约了。”
朱莉反应淡漠，可回顾了我们之间的互动之后，我猛然意识到吉恩一定在为什么不能来做讲座一事上对她说了谎。这种谎言是为了照顾朱莉的感受，不让她觉得自己的讲座对吉恩来说无关紧要，也解释了为什么吉恩要委派一个不那么出名的演讲者来代替他。想要在别人等待你给出问题答案的短短时间内，既要厘清一个包含了欺诈与他人情感回应假定的复杂情形，又要给出一个看似合理可信的解释，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恰恰就是人们希望你能做到的事情。
我终于设置好了我的电脑，讲座正式开始，晚了整整18分钟。若想在晚上8点钟准时结束，我需要把语速提升43%——这是一个完全无法达成的绩效目标。我们要延迟结束了，我整个晚上的计划都要泡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