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大舅姥爷，我妈妈的大舅，不久前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他的一生，就像一个标本，每一小节，都密密麻麻地烙着时代的印记。
他去世的前几天我去看他，他刚结束了半个月的昏迷，可以喂下点流质的食物，但双眼紧闭，面如枯槁——这两个字造得好，都是木字旁，从被子里露出的那张脸，确实有一种枯木的质地和色泽，纵横的纹理，仿佛是木雕大师的别具匠心。只是在我们告辞时，他眼角滚出的一滴泪，证明他还活着。
人活到最后，只剩下活着，但有人是将富贵贫贱幸福磨难都经过，我的大舅姥爷呢，他这一生，幸福占比太小，他受的磨难，似乎比他这一生都长。
大舅姥爷年轻时有个外号叫“细腰”，一个男人叫这么个外号挺奇怪，村里人就叫我看：“你看你舅姥爷腰多细。”我坐得远远的，透亮看正挑着水桶走过来的舅姥爷，他肩膀宽宽，线条凌厉地直下，正是如今所言的“倒三角”，农村人不谈审美，只说他一看就是个庄稼把式。他干起农活的确又灵巧又舍得出力，还会得一手好厨艺，谁家办红白喜事都请他去做饭。这么个人，却打了一辈子光棍，在当时倒也不稀奇，一个破落地主出身，能抵消掉他全部的好处。
他祖上有些田地，到他父亲手上，据说还有几十亩，但都是些薄田，好点的都被他父亲赌博输光了。他母亲去世得早，父亲总是在年前把那点地租输掉，年后青黄不接时候，就带着两个儿子去逃荒要饭。
小舅姥爷说他那时只有五六岁，最怕他父亲让他坐到筐里去，另一只筐里已经装了锅碗和棉被，扁担一挑，就可以上路。他总哭着不肯上去，但最后，还是坐在筐里，跟着父亲和哥哥，一路要饭，来到六安一个叫徐集的村镇，驻扎在那里，到割麦时节才离开。
十多岁时他们变成地主羔子，田地被没收，唯一的一张太师椅，也被工作队扛走，但比起邻村被处决的那对“恶霸地主”，已经应该念佛。大舅姥爷说他小时候去亲戚家喝喜酒，曾见那对父子，都戴着金丝眼镜，是人人见了都要屏息禁言的体面人，说枪毙也就枪毙了。
两个舅姥爷的婚事因此被耽误下，媒婆见了他们家人都躲着走，据说也曾有一家人，只有个独生女儿，那年修房子，大舅姥爷去帮他们打土坯，他们看中他的好人才，希望他能入赘，跟前跟后地跟他商量，大舅姥爷不说话，干完活就走了，失去这辈子唯一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可能。
二
大舅姥爷一辈子就吃亏在心高气傲，他的出身让他不得不低头，他要在别的地方找补回来。不管他怎么勤扒苦做，家境也很难改变，不请自来的，是无数中国人谈之色变的1960年。
最先饿死的，是舅姥爷他奶奶，也是我姥姥的奶奶，我妈喊她太奶奶。这个太奶奶，是我妈荒芜的童年记忆里的一抹暖色。家里有点啥好吃的，太奶奶都会给我妈留着，还时不时叫大舅姥爷跑上几十里地，送去从附近沟渠里挖的藕，钓的鱼虾，捞出来的鸡头米，加上树上结的枣子等等，满满一筐好吃的。
饥荒年月一开始，太奶奶就不肯吃饭了，从公社食堂里打回来的那点稀汤端到面前，她掉过脸去，硬饿。两个舅姥爷求她吃，她说：“傻孩子，我吃了，你们吃啥？我是死得着的人了，你们年轻轻的，还没活成个人呢。”大舅姥爷说，直到最后，她牙关都咬得铁紧。
隔了那么多年，大舅姥爷的口气很平静，我听了却有些异样的感觉，看着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我想，他原来也是被人全力爱过的啊，他的奶奶，知道这个大孙子后来再没被人那样爱过吗？
大舅姥爷的父亲紧随其后，先是浮肿，然后觉得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跑到县城去看病，还去了他女儿也就是我姥姥家。我姥姥不大待见他，要他回去，他回去不久就死了。我妈说，哪是什么病啊，就是饿的。
我觉得我姥姥未免凉薄，我妈说，也是怪他一辈子不正混。再说，那时候，给他吃了，我们就得饿死。你不知道那大饥荒啊，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树上的叶子全部被捋光，冒个芽就被摘掉，榆树什么的就不用说了，地上长的剔剔牙又苦又涩还有刺，也被人薅回去煮汤。就那样后来还照旧能长出来，那是老天养人。种子要在粪便里泡过才能种下去，不然人家就扒出来吃掉，就这么着，点下的花生，照样有人扒出来，回家使劲烀了再吃。有一次，我眼尖在地上看见一粒绿豆，捡起来嚼了，比现在吃开心果什么的都香。
偷窃成为必需的生存技能，即便大队派了专人看管，仍然有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窥视着土地上那些不允许收割的粮食，就像白蛇准备偷盗救命的仙草。
饥饿中，一向疼爱我妈的舅姥爷们也变了，我妈原本是在他们肩膀上长大的，现在，再回去，他们都是严阵以待的一脸寒霜。许多年后我妈说起这些，并没有怪责之意，饥饿让细枝末节都变成生死取舍，他们担心我妈吃他们那点口粮，也是人之常情。
那是最为可怕的三年，之后也没好到哪里去，能吃顿饱饭还是在1978年之后，舅姥爷的地主帽子也被摘掉。他感谢政府，有天，有人要饭到他门口，舅姥爷进锅屋舀了一勺稀饭，随口问，现在年景这么好，你咋还出来要饭呢？要饭的顺嘴叹道，这不都怪现在的政策不好？舅姥爷“咣当”把勺子掷回锅里，骂道：“你这个懒汉，你还怪上别个了！”要饭的无趣地走了。
三
年景好了，地不够种了，大舅姥爷踅摸着还能干点啥，他当年逃荒要饭一度还给人扛过长工，去过些地方，知道货郎挑子很受欢迎，他眼皮子活络脑子够使，这活儿，他干得了。
他托我爸买了辆凤凰自行车，在城里批发了些针头线脑布匹糖果，又弄了个拨浪鼓，走乡串户地吆喝上了。生意挺好，他不断骑行数十里进城，在我家歇脚，有空时帮着我妈搭把手带下我弟弟，我爸现在还记得，他用个脏得看不出本色的扎腰带系在我弟弟身上，我弟弟像个小狗似的，朝前挣着爬楼梯，对于我和弟弟，大舅姥爷都是最为亲近的长辈。
靠着这小买卖，大舅姥爷成了村里的冒尖户，走起路来腰杆直直的，眼睛看到天上，我小时候去他家，就听隔壁女邻居捂嘴窃笑：“你看你大舅姥爷傲的，果真钱是人的胆。”也有人来给他说亲了，那时他也不过四十多岁，村里跟他情况差不多的，都想方设法找了女人，有外村的寡妇，还有人从贵州或是四川“带”回来的女人，大舅姥爷一概拒绝。我姥姥最了解这个兄弟，说，他是怕人家来家吃他的。你大舅姥爷啊，最“尖”了。
吾乡，这个“尖”，指的是吝啬。大舅姥爷的“尖”也是出了名的，都说他“手头票子不少”，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村里人都住上瓦房了，他还是那几间茅草房，快塌了，才勉为其难地盖了两间小房，人和牲畜一个屋，晚上，人们听着广播拉着呱，总能听见那头大黄牛不甘寂寞地哗啦啦尿起来。
大舅姥爷最大的爱好是数钱，闲来没事儿，他就坐那儿数钱，或是朝床上一歪，或是往树下一靠，掏出口袋里那叠钞票数啊数的，每一次点数，似乎都有一种“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喜悦。
正是这个爱好，断送了他的货郎营生。那回，他一大早出门进货，午饭时候也没回，下午，他脸色灰灰地回来了。我妈问他咋了，他拿出一个酒瓶底大的茶色玻璃，朝桌上一放，不说话，问之再三，才知道，他这大半天，都在等那个把这块茶色玻璃“抵押”在他这里的人。
是那种老骗局，一个人卖所谓祖传宝贝，另一个人想买，没带钱，转脸看见大舅姥爷，求他把钱先垫付一下，以这宝贝再加一块手表做抵押，自己回去取钱去，马上就回来，还有重谢。
大舅姥爷垫付了三百块，然后等啊等，等到旁边开小店的人都不忍落了，提醒他说，这人是个骗子。大舅姥爷方才明白上当，失魂落魄地转回家来。
我妈很无语，问他怎么就能信了，他说，那人将头发绕在玻璃上烧，烧不着，要么你再试试？我妈啪嗒就把那块玻璃打在地上，碎成两半，旁观了整个过程的我倒好一阵担心，万一那真是个宝贝怎么办？万一人家找上门来要怎么办？这当然是多余的，此事的唯一后果是，我大舅姥爷再也不愿意进城进货了。
他沉默地结束了货郎生涯，又去想别的致富门道。村里修水渠时，他在村口卖过“胡辣汤”，我还去喝过几大碗，至今仍记得那种彩旗飞扬锣鼓喧天的欢实劲儿。施工队撤了之后，他试着种西瓜香瓜等经济作物，还养过一种安哥拉长毛兔，卖兔毛，等到这个营生也逐渐衰落，他去帮村里的窑厂看砖窑，这个活最后被窑主亲戚顶掉了，他就到城里来找我爸，让我爸给他找点事干。
我爸当过多年记者，这点人脉是有的，就把他安排到附近的一个单位看大门。这个工作对于大舅姥爷，真是得其所哉，他上了年纪，睡眠少，帮上下夜班的人一再开关门也毫无怨言，他话少，生得威严，那个单位，从领导到普通员工，对他很有些尊重，过年的福利也分给他一份。闲暇时候，他学会了修鞋的手艺，经常帮员工们义务修个鞋什么的，只收个成本费，很受欢迎。
四
大舅姥爷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好几年，七十三岁那年回到家乡，他迷信“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再则，他的身体的确也大不如前了，他希望能死在自己亲手盖的那两间小砖房里。
这一愿望没能实现。他回去不久，原先住的圩子，被开发商看上了，找了村里的干部，动员村民拆迁。大舅姥爷不答应，村里停了他的水，他就去井里打水，停了他的电，他本来就不怎么用电，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那两盏五瓦的灯泡，这下，他干脆睡到门口屋檐下，还可以防止拆迁队偷摸着拆了把他活埋里面了。
我仔细了解过开发商给出的价码，一平方米赔偿四百块，加上宅基地的补偿款也不过五六万，而开发商新建的房屋一平方米为两千元，也就是说，赔偿的那点钱，只够买个二三十平方米。我也觉得义愤，赞成大舅姥爷对抗到底，不过此时已是深秋，似乎不必睡在屋檐下。我跟大舅姥爷说，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需要的话，我可以立即赶回来。
过了好一阵子，大舅姥爷那边没有动静，我打电话问我妈，我妈说，他已经答应人家了。我惊道，这怎么行？我妈说，别人都搬走了，就他老哥俩待在那里，好像他们多难缠似的，村里人也老说他们，他们就搬了。
唉，其实我也懂，大舅姥爷爱他那房子，但更爱面子，生平最怕给人添麻烦，更受不了人指指戳戳，尽管，明摆着他是受害方。
接下那笔拆迁款之后，他和小舅姥爷一道，依傍小舅姥爷的养女生活。养女已经出嫁，和丈夫住在附近的集市上，有个上下一共两间的小楼，两个舅姥爷，就在楼下搭了两张床。那五六万补偿款，加上以前的积蓄一共十二万，他们一把交给了养女。
白天，养女夫妇出去打工，两个舅姥爷就帮他们带孩子，做家务，赶上逢集，大舅姥爷到门口支起补鞋摊子，小舅姥爷帮村委会扫垃圾，如果都健健康康的，日子倒也过得。
但大舅姥爷开始生起病来，不是什么大病，他这一生，用这身体太狠，养护得又不够，像是一辆年老失修的破车，三天两头地要进修理厂，大舅姥爷每次进医院，都会被医院下住院通知单。
大舅姥爷是五保户，按政策医药费全报，但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医院的电脑里，硬是找不到他的名字。养女去找镇政府管这事儿的，管事的叫她去找村委会，村委会则赌咒发誓说报上去了，还叫她去镇上。
再去镇上，管事的那人正在跟几个人打牌呢，眼睛盯着牌说，等我把这回打完。好容易等他打完了，那人站起来，从包里抽出个塑料袋，上集买菜去了。等他买菜回来，得到的答复还是，找你们村委会去。
不得已，我找了跑新闻的同事，同事辗转找到该镇一个分管文化卫生的女副镇长。女副镇长答应得很好，就是不解决，其间周折我也忘了，一筹莫展之际，我发了条微博，说了这件事并爱特了当地县委公号。这条微博被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朋友转发，很快，舅姥爷的养女打电话来说，镇里派人来看他们了，答应马上帮他解决，同时也抱怨他们不该捅到网上，委屈地说：“我们不就打个小牌吗？”倒说得大舅姥爷很不好意思，转脸就骂那养女不该到处讲。
大舅姥爷从此可以顺顺当当去住院了，住了几回之后，他不肯再去。说他看了那住院单子，每次都要花一两万，虽然不要他掏钱，那也是国家的，他这把年纪，不能这样糟蹋国家的钱。
舅姥爷就那样在家里躺着，以微弱的生命力，与命运硬抗。在那个春天末尾，大舅姥爷终于将生命清零，他没有留下子女，也未曾听说有什么感情瓜葛，他这一生，活得像一块石头，唯一的意义，似乎只是在石头上留下风雨的痕迹。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是带着我的孩子去的。死讯到达时，我对儿子说，你还记得前几天我们看望的那个太姥爷吗？八岁的孩子眼皮都不抬地说，他死了是吗？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当时看到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可怜？儿子说，我们将来不都得这样吗？
是的，我们将来都得这样，这也许是生命唯一的公平之处。
